毛主席论社会主义十大经济规律

　　一、矛盾才是发展的动力

　　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中针对苏联的认识指出：“……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描述的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运动的发展内在模式构建经济发展的动力学说。毛主席描述出矛盾才是发展动力的具体内核。即，这个“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首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能够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其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又相矛盾”的遭遇催生着制度内的改革成为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第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成着体制内不断完善的发展动力，如，社会主义劳动组织、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和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都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加以解决;第四，更重要的是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关系：1、会造成内在的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运动;2、会造成计划比例因时因地平衡与不平衡的调整以及对错误的纠正。所以，这四种情形的矛盾不断出项又不断解决建构着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如：

　　(一)对立统一规律构建关系范畴发展学说。“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毛泽东《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对立统一的发展模式包括一系列关系范畴的供需矛盾和互动作用。如，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经济与国防、沿海与内地、积累与消费、供应与需求、精神与物质、战争与和平、技术与生产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科技与生产力、政治与经济、教育与经济、文化与经济、自主与开放、学习与创新、质与量、速度与效益、计划与市场、城乡、公私、工商、劳资等相互关系，比重问题，等等。这些对立范畴的共性就是供应与需求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推动着发展。这种发展可以解释为外在的和内在的两个方面。外在的就是对立物之间互动诱发的增长，如，即使在现有生产力制约供应的境域，国家也可以通过计划，制造需求的不断增长，使供应不断由平衡转化为不平衡，即有一个供应缺口——供应小于需求的负余额，从而形成各对立范畴中的需求拉动型发展(增长)。如，大规模农业建立后，过去小农经济不需要或不重要的机器、科技等现在需要了，提出了用机器、科技装备和改造农业的需求，这样就为工业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内在的就是事物内部的互动诱发的增长，如，农业的增长更依赖其内部生产力的条件及农林牧副鱼的关系。按照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法则，外在增长的效用的关键在于内在增长。在这样的语境，经济关系的本质是认识-实践描述的哲学话语，所以，把经济关系理解为对立统一规律也是毛主席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它将“计划”立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基础上，为计划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工具，即《矛盾论》提供的“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的宇宙发展法则：a对立统一法则;b平衡与不平衡;c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

　　（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建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毛主席指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由此，毛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如：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描述的几个问题：

　　①分权与集权。主要是中央与地方，党政与企业等关系中的分权与集权，特别是企业的独立自主。毛主席认为，企业无非是这样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的企业，工业是厂矿，农业是生产合作社;一类是流通过程的企业，就是运输业和商业。这些企业应当有点“独立王国”。即所谓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这样就要在中央-地方、中央-企业、地方-企业的职能关系建构起“机构-权力-事项”的分权与集权的运行模式，即：中央要设多少部门，它们有多大的权力，地方有哪些部门，管哪些事，有多大权力，工厂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权。

　　②所有制改革（变革）。所有制确定后仍可以通过变革对其进行动态管理，协调与生产力的关系，调动“两个积极性”，这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毛主席认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这种改革的关键是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③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分配问题。毛主席坚持在农业分配中“农民多分”的思想。即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17]。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让农民多分一点。这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调剂的。

　　④民主管理问题。a鞍钢宪法；b大庆式管理；c命令与自由。不要命令主义，也不要自由主义。命令要正确，范围不要太宽了，要有一点自由，如同我们每天都要有一点自由一样。我们反对自由主义，是反对在不应当搞自由的地方也搞了自由的那一部分，不是反对一切自由。

　　⑤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

　　（三）计划经济与商品生产矛盾理论建构，a国家市场-自由市场；b调拨机制-价格机制（生产资料是商品）的互相补偿模式。这里，毛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两个市场的问题，计划形成“国家市场”，商品生产的价值法则形成“自由市场”，这两个市场以及之间的关联自然要求加入调拨-价格模式共同成为经济发展的工具，或者说，毛主席试图既运用计划的优越性又运用价值规律所形成的计划-市场的结合来建构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机制。要特别说明的是从毛主席“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的论述看“两个市场理论”并非只指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它包涵着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因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描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一个内涵：a资源配置中计划与价格同时发挥作用;b计划中有价值，价值中有计划;c所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即国家市场和自由市场。这样，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除计划工具之外还有如下可选择：

　　①新经济政策。毛主席认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如：国家资本主义。毛主席在《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一九五三年七月)》中有一个设想：“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②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在《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毛主席指出：“……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③等价交换，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毛主席提出：“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国家调拨物资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不能按国家调拨价格作价。……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

　　（四）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期内与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不断变革的理论建构企业内部管理模式。毛主席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五）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矛盾关系构建分配理论。毛主席指出：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二、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中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可以把毛主席这一发现概括为社会制度转型时期一般规律。

　　毛泽东是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放在社会转型时期观察的，认为生产关系有三个指涉：1)与生产力的关系;2)上层建筑同生产关系的联合与生产力的关系;3)具体内涵。并从1)和2)引申出社会发展动力

　　1)与生产力的关系 (1)“适应”(平衡)与“矛盾”(不平衡)。所谓“适应”就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加速作用，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一种情况。所谓“矛盾”就是生产关系的“很不完善”如：a还有剥削; b企业还有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c 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d 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种关系中，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2)“一般规律”。a 在对资本主义历史观察后，毛泽东认为在社会制度转型中存在着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依先后的顺序构建：“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 b 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2)由于，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同样遭遇适应与矛盾的关系，这样，上层建筑就介入了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模式，所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成了共同体内的相互构成的互动关系，谁也没有“决定论”的权力。（同上）

　　毛泽东批评苏联“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观点是“说得不完全。”相反应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上)毛泽东认为“一般规律”同样适应资本主义制度转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时期。可以把毛泽东的这一发现概括为社会制度转型一般规律。

　　3)在1)2)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经济基础”消解了，显然，有一种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这三方面作为一个互动结构的意图，这种话语里，如再联系“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命题，就可以推导出更深层次的解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此互动结构中，社会发展或生产力发展主要表现为生产关系中的人与人的关，上层建筑中国家行政系统力量。因为人民内部已经没有剥削关系，阶级关系也是非对抗性，生产关系的本质已不是占有制所产生的物与人的对立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在人民内部这种关系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应当以团结的本质显现出来，以团结——批评——团结的相互理解为表现过程，这种关系就是如何调动的“一切积极因素。”由于占有制的剥削关系转化为根本利益一致的关系，所以，党和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简言之，在所有制解决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与矛盾主要表现为人与人关系的整合。同样，在国体、政体确定后，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适应与矛盾则表现为党政系统力量：路线、方针、政策;行政系统的管理权限。这两个方面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要解决的主题。哈贝马斯“社会一体化”概念更能帮助阅读和理解。“生产关系并不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关系，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因此哈贝马斯一是不同意把生产关系等同于经济基础，二是不同意把社会的基础看作仅仅是经济基础。由此，哈贝马斯否定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否定了以这对范畴说明社会发展。哈贝马斯提出社会一体化观点说明社会发展，主要不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出发的，而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的，他强调社会内部的协调一致是社会发展的前提。”

　　3)毛泽东把生产关系的具体内容表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层面。认为：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

　　(1)所有制。由于存在社会制度转型一般规律，毛泽东把变革所有制并引发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摆在优先地位，用了大量的时间在过渡时期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道路。到1961年9月《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实施，1962年9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出台，所有制的变革基本定型，进入“有底”时期。“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最低层的“队”既是初级合作社，只有26户，并规定至少30年不变，同时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这样，人民公社就只是过去的大型合作社，回到了毛泽东最初“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的构想，经营规模也以26户的队为单位。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所谓半集体就是“半公半私”。人民公社最后采取这种所有制形式及多种成分的原因是“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毛泽东给田家英并告邓小平、刘少奇、周恩来的信，手稿，1962年2月11日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年—197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P1181）人民公社的基本形态否定了一大二公，实质是坚持集体经济为主，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为辅，较快地实现了个体农业向农业社会化的转型，把农村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工业紧密联系起来，以获得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的相互支持。政社合一的体制也是政治与经济在农村的结合方式，为中国共产党极其政治体系在农村组织和动员农民提供了制度框架。为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提供了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教育农民的理性工具。塞缪尔*亨廷顿为政社合一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政党和政党制度是缩小城乡差距的制度化手段。根据赛多*考雅特的说法，一个理想的政党应该是‘把农民和城市居民熔合在一起的熔炉式的政治组织。它应使前者脱离孤立状态，治疗后者对农村的蔑视，达到民族统一并从中汲取力量。’政党是一种现代组织，但要取得成功，它就必须将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政治现代性的来源是城市，政治安定的来源则是农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国社会出版社P468）毛泽东还意图经过人民公社解决这样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年二月)最终定型的人民公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农业增产、多种经营、机械化、技术革命、文化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更具有价值的是提出了“半社会主义”、“半全民”、“半集体”等概念，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中的半公半私的资本主义因素认同为这些概念的内涵，这样就使社会主义所有制突破了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样态，形成了四种表现形式：a全民所有制;b半全民所有制，即国家资本主义经济;c集体所有制;d半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是企业的命题显现了毛泽东极有价值的设想，公社组织办工业、商业、学校、幼儿园等，发展起来就是今天的“南街村模式”，实现了“农村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的目标。毛泽东对当时党内外“确保私有制”、“在小农经济上做文章”、“四大自由”等的批判是非常有远见的，如果当初就按照这些意见搞，也许“三农”问题在几十年前就困惑中国了。

　　毛泽东还提出了“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的命题，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形成了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的四级管理体制：a中央部门直接管;b省、市、自治区管;c地区管;d县管。即所谓“两个积极性”概念，毛泽东认为这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

　　三、中国工业化道路

　　“中国工业化道路”是一个世界性的新概念，它标志着世界工业发展的新道路的开创。之前，在世界上，已存在西方式工业化道路和苏联式工业化道路。然而，西式道路的条件已尽消解，苏式道路却没有解决好轻工业和农业问题，这样，世界再次提出的新的课题，为毛主席所洞察，他开创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并取得了成功。与西式和苏式之比较，这条道路的新的性质在于，建构在辩证发展的问题域，用一组关系概念，即，“优先”、“并举”、“基础”、“主导”、“次序”、“赶超”、“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文化现代化”等描述工业化内涵。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主席在《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一文中首次对中国工业化提出了一个设想：“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957年2月27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正式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概念。这是继十大关系之后，在工业发展道路上开辟中国道路。虽然与苏联同样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但在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又根本区别于苏联。

　　中国工业化道路核心是要解决在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进而走进现代化的问题，以“基础”定位农业，以“主导”定位工业，以“并举”描述政策取向，再以农业的“国计民生”与城市关联以及“农业就是工业”的论断以及将“农业现代化”列入四个现代化等等，建立起现代工业与现代农业、农业与城市、农业与国家战略目标的辩证关系，描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叙述着不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化也不可能实现的语境。如果联系当时世界经济界关于工业与农业，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看，毛主席是用“基础”和“主导”解构了所谓“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中心”以及“农业不能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主流话语权。毛主席长期重视和研究农业发展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得以集中探索，从合作化开始到系统的农业改造理论较之于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提前了若干年。可以说毛主席第一次系统地描述了工业化中工业与农业的互为前提、互为动力、互为推手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较之于把农业看作是经济增长中的“附属部门”的“惟工业化论”更具经济发展的逻辑前瞻性。

　　首先，“中国工业化道路”所指的过程包含着农业社会化步骤与工业化相适应的并举，有一个农业就是工业的思想，在指导思想上特别强调“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也就说，在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重点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这就是“两个拳头一个屁股”。毛主席侧重解释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道理，讲了“慢”与“快”的辩证法。他说“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毛主席又提出了如何培育工业市场和农业市场的问题，或句话说，市场是农业和重工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并把农业现代化划入在农业技术改革逐步发展下实现工业化的组成部分。其次，它以解决积累矛盾和民生矛盾为己任。重工业的优先一定是在保证轻工业和农业能够解决民生和同时为重工业积累较多资金的原则下，重工业发展不能以牺牲任一方的两个原则为代价，这也是三方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一段毛主席动情的话，专讲苏联因失掉轻工业的较多积累转而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他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第三，1959年7月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正式提出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思想，这样在资金、物资和劳动力的安排上就改变了过去搬用苏联优先安排重工业再安排轻工业、农业的办法，按照先农业后轻工业再重工业安排，以保证农业轻工业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需要。第四，1962年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用“基础”和“主导”界定了农业和工业的地位，这就为计划与比例的制定提供了长期的政策支持，所以，这个方针也是对如何进行计划经济的规定。

　　按毛主席的概括，中国工业化道路就是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也就是说以史为镜，结合国情，中国要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它的理性预期是，重工业优先的同时，农业、轻工业也得到协调发展。从历史上看，工业化原始积累期，西方英法等国资本破坏农业，不顾人民生活;苏联也因挤掉农业轻工业导致其发展缓慢，人民生活主要是农民很苦。如果，中国不选择赶超战略，依靠苏联重工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或许能够较快改善人民生活，但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话说是行不通的(参见王骏《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6月第1版p43-44)。显然，在原始积累时期毛主席面临两难选择，最后他从建设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的国家战略意志层面选择了“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就是中国工业化道路。那么，这条路从处理好三者关系的境域又如何去走呢?毛主席认为关键是要找到它们之间相互支援的最佳配置，并提出了最佳配置的方案。如，1、农民自给，保证城镇人口吃饭，2、发展商品性农产品，提高商品率，为工业提供原料，3、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4、算出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的一个适当的比例，5、农产品创汇进口工业设备，6、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为工业产品提供大市场，7、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8、工业品卖给农民时缩小剪刀差，9、预算农轻重的投资比例，10、按农轻重次序安排资金等。

　　四、“独立自主地搞建设”。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毛主席从国与国关系的视域叙述了“独立自主地搞建设”的思想，核心是自主型国家和自主型经济。他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已成为历史的现在，国与国关系从主权地位上讲又如何界定呢?毛主席用“自主型”和“附庸型”加以区别。对中国而言，无论是国家和经济都是自主型的，是独立自主的大富大强，绝不能走进附庸型国家的死胡同。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他反对西方强国和苏联极力推行的“比较优势”的经济学，认为苏联提倡的“‘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主张“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因此，他一生高度重视建立起不受制于人的中国的战略性产业，如粮食、化肥、钢铁、石油、造船、汽车、机械、交通等和前沿性尖端科技如原子弹能、航空航天、计算机等，在这方面中国取得了以“两弹一星”、核潜艇、大飞机(运-10)等为代表的奇迹般成就。另一方面，他反对“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1963年9月3日在《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的文章里他宣布“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 他说：“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

　　“独立自主”概念应包括：1、自主型发展;2、学习外国先进东西;3、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4、利用外资。

　　五、“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生产力就是技术力量，这是马克思的命题。不同的是，毛主席根据历史的观点和经验观察发现了在现代化变迁中后进国家赶超最发达国家的一个规律，即“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都是”一词具有排他性，凸现出“最先进的技术”与“最先进的国家”的正比关系。因此，“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的叙述就将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命题从生产力-科学技术这种单一联系的范畴提升到国家战略语境：

　　(1)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既是生产力更是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核心手段，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具有特殊的意义;

　　(2)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才可能赶上最先进的国家;

　　(3)现代化本质就是不断“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的矛盾运动，其趋势为科学技术的地位将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愈来愈突出，所谓“落后”与“先进”的话语权就在于科学技术的优劣。

　　(4)1955年7月《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提出社会改革与技术改革的关系：“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

　　(5)一九五八年一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强调：“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在《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中号召“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正是基于这个认识的问题域，毛主席率先学习，在实践中建构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体系。

　　毛主席还从国家战略语境对科学技术途径进行了描述：

　　(1)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变革。“……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2)大跃进。“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

　　(3)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4)造就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毛主席认为：①“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②搞经济，搞新的科学技术，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要造就知识分子。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要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③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

　　（5）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自然科学方面。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

　　(6)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

　　（7）科学技术研究。（《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死光[2]，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

　　（8）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 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最近苏北发明一种挖泥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办法，应该大大提倡。

　　(9)保持一定的投资比例。毛主席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在1.28%，达到了当时意大利、西班牙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到了毛泽东时代后期，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而中国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6%-0.7%。

　　（10）加强科学技术的领导。①制定科学技术方针。②调查、研究、总结。④建立又红又专的队伍。⑤科技规划。

　　六、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一）计划的概念

　　列宁把社会主义经济表述为“计划经济”，尽管有苏联的成功，但它的历史并不长，还处于探索的成长中，同市场经济一样会有成功-失败的反复要讨论的重点是，毛主席如何借鉴国外认识-实践的范式，遵循“自己的建设路线”的大思路，对计划可以通过比例、战略、价格等手段关联需求从而实现最佳资源配置的说明。(发展(增长)内在动力斯密私利伊萨生产凯恩斯政府投资 马克思)

　　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马克思、恩格斯把“计划”与“市场”描述为两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方式。计划是“企业的”必须功能，市场是“社会的”必然工具。简言之，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范畴同时存在着“计划”与“市场”，只是其作用范围受到了限制。从原初资本主义讲，由于资本的私有属性，在私有(股份)企业关系中，由于资本具有支配权或控制权它就可以做到计划性，但当进入社会关系，私人资本就失去了支配权和控制权只保留着竞争资格，只能用商品价格形成的调节机制完成买卖活动，所以，这里的“市场”只能是自由的不可能有计划。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提供出这样的陈述：就资本主义而言，a、资本主义国家很可能不是不愿“计划” 而是不能或障碍极大;b、从私人资本在企业经济活动中运用计划排除市场的盲目和自发的事实考察，计划也是经济规律而且其优势可能大于市场，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愿承认而已。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个陈述已被近现代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不断增添“计划”因素的做法所证明，即：计划也是经济活动方式，可能更适合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在马克思、恩格斯“计划”设想和苏联计划实践的基础上，毛主席对计划作了进一步考察，认为计划还有几大战略功能。1、统筹兼顾;2、集中力量办大事;3、全国大协作;4、赶超战略。同时，认为私有资本市场同国家有两个矛盾。1、剥削的自由与共同富裕的矛盾;2、唯利是图的自由与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当然，这两个矛盾是可以限制和转化的，所以，“自由市场”和“国家市场”可以成为“成双成对”的“作对”关系而发展。

　　毛主席从哲学高度认为，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规划、计划是一回事。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率，其本质是要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反映客观经济规律。

　　从认识论角度说，计划与规律的关系属于认识-实践范畴，存在着三个关键的因果链：

　　1、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2、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3、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所以计划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4、计划应以规律为依据，否则，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其实，毛主席讲的计划反映规律的过程就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如何可能呢?毛主席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的。

　　1、建立计划的机构，形成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网络，使计划与需求一致;

　　2、规定计划的功能;

　　3、对计划进行分类;

　　4、确定计划编制程序;

　　5、把握计划的正确方法。

　　计划可分为：

　　1、行业。如：农业计划，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生育计划。

　　2、行政。如：中央计划、省(市)计划、地(市)计划、县计划、区计划、乡计划、村计划。要抓住乡、县这两个环节的计划。

　　3、时间。全国的、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全乡的分期计划。

　　（二）计划编制

　　(1)两种方式，自上而下;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自下而上。

　　(2)讨论。各类计划要经过民主协商，重要的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

　　(3)调查。制定计划的过程要贯穿调查，搞一些典型来研究，贯彻群众路线。

　　(4) 修改。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地修正规划。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长远计划，大概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

　　（5)求是。认识规律，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

　　（三）计划功能

　　1、安排经济关系的(如积累和消费)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

　　2、明确短期、中期、长期目标。长期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这种计划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还要用每一个五年计划和每一年的年度计划去加以具体化。

　　3、安排建设。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的速度、质量，规格、数量。

　　4、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

　　（四）计划内容

　　纲举目张。

　　县以上各级党委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计划有14项：

　　1.工业，2.手工业，3.农业，4.农村副业，5.林业，6.渔业，7.畜牧业，8.交通运输业，9.商业，10.财政和金融，11.劳动、工资和人口，12.科学，13.文教，14.卫生。

　　县以上各级党委的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计划有14项：

　　1.产量指标，2.产品质量，3.新产品试制，4.新技术，5.先进定额，6.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劳动组织、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成本，9.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供产销平衡，12.地质勘探，13.资源综合利用，14.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6]。

　　各级党委的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计划有14项：

　　1.产量指标，2.水利，3.肥料，4.土壤，5.种子，6.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7.病虫害，8.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精耕细作，10.畜牧，11.副业，12.绿化，13.除四害，14.治疾病讲卫生。

　　（五）计划的执行

　　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般在七月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七、平衡与不平衡发展

　　（一）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的两派争论。平衡与不平衡发展是经济活动中一般的事实。但是，在经济理论中却形成了平衡发展论与不平衡发展论相对立的两派。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就以“不平衡增长论”质疑平衡发展的观念。他认为，平衡发展理论所主张的经济各部门的协调一致，避免需求与供应的非均衡状态，应当属于“大推进理论”框架中发展是大量互相衔接，规模不等的项目均衡运动的结果的假设。这种理论不适合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因为，各经济部门齐头并进的发展要求资源的充足供应，而不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基本上不具备资源的“充足”条件。另外，外在经济“内在化”的学说也是平衡发展论的变体，在大量企业家还是保留着小生产身份的情境下，它所要求的“各种生产必须结合起来并集中计划”的设计，已超出了不发达国家的发展能力的上线，这种矛盾也是不好解决的。同时，在私人企业制度下，私人利润的计算注定要使内部不经济外化，为减轻19世纪西欧早期发展中的各种惊人的社会代价，不发达国家会强制推出多种社会保险政策限制企业内部不经济外化的行为。这样，外在经济“内在化”学说的另一个假设，即国家组织生产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只把外在经济利益内在化，一方面又能使企业活动造成的所有外在不经济和社会代价都严格保持在中央权力外部或减至可以忽略不计的限度是不可能的，简言之，政府很难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所以，对不发达国家而言，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平衡发展，把发展理解为一种不平衡的连锁演变过程。在市场经济境遇，发展是由利润-投资的动机产生的行为，所以，要使经济向前发展，发展政策的任务是保持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平衡。

　　（二）毛主席创立了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理论。赫希曼担心的平衡发展失去的条件在中国是可以创造出来的。这样，毛主席就将平衡发展与不平衡发展综合起来创立了平衡与不平衡的发展理论。毛主席认为，“平衡与不平衡”的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因为客观上普遍存在着这个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造成了供应与需求的相互拉动产生了发展。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的发展主要运用计划-投资的循环和市场供求关系所产生的平衡与不平衡来实现。在这里平衡与不平衡有三类。1、计划-投资是符合经济规律的，2、由1引发的连锁效应诱发的市场供求的紧张关系，3、由于主观安排不符合乐观情况的。第三类叫犯错误，它导致失误，对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是要注意发现和解决的。毛主席说：

　　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需要国家计划去调节。“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

　　毛主席考察了几对重要的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范畴，明确指出：

　　1、发展是“高一级”的进步，它是在平衡与不平衡的循环中通过“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来完成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

　　2、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这四大平衡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的基础;

　　3、提出了综合平衡概念，要点是通过综合比例实现供需均衡。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4、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5、区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平衡与不平衡的根本区别。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

　　6、产生平衡与不平衡发展的一个案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来人，地质勘探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努力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

　　引用赫希曼的话来印证毛主席不平衡是普遍规律的论断是非常有意义的。

　　“发展确是一个漫长过程，在这样一个无穷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我们应该瞄准什么努力?我们可以跃过哪一个中间扩张阶段呢?哪些通常连续的阶段应被合并?某些阶段的跃过或合并也许可能，但不得偏离为加速各方面发展的忠实目标。一般来说，发展政策所关心的应是如何明智地建立西托夫斯基所完美描述的各种相互关联和影响，而不是抑制它们。……要使经济向前发展，发展政策的任务是保持紧张、不成比例和不平衡。”

　　“‘导致偏离平衡’的结果恰恰是发展的理想格局。因为这一结果的每一连续发展都是由过去的不平衡引起的，并且转而引起新的不平衡，要求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发展战略》p58-59)

　　（三）大跃进式的发展。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再次对大跃进作了具体说明：“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主席指出西方经济发展也经历了几个大跃进。

　　（四）对工业部门的新划分。为在平衡与不平衡发展中，有计划按比例分阶段的加速工业化，毛主席对工业从战略角度作了新的划分，即：

　　1、自主工业。能够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路线。主要包括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2、战略工业。能够实现国家在世界大发展中领先未来的路线，主要包括尖端科技(航空、核能、计算机、生物)、重要原料产品(钢铁、石油、粮食)。

　　3、国防工业。能够实现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环境在世界大格局掌控变化、把握主动的路线，主要包括威慑武器(两弹一核)、陆海空武器和三线建设。

　　4、民生工业。能够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的路线，主要包括消费品工业。

　　5、农村工业。能够实现国家农业与工业化步骤相适应进而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路线，主要包括公社工业。

　　显然，新的五种类型之间是关联的、交叉的、转化的。

　　（五）波浪式发展。《读苏联》“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要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地读下去。今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八、分阶段发展

　　毛主席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读苏联》)。 分阶段发展描述了资源稀缺和投资能力受限的经济环境下的经济规律。

　　霍夫曼认为，工业化的阶段，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居于优势，第二阶段消费品的工业与资本品工业迅速发展，消费品工业优势地位渐趋下降，第三阶段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达到平衡，而资本品工业快于消费品工业增长趋势。

　　赫尔曼《经济发展战略》“根据这种相互关联，我们认为齐头并进的平衡增长不是根本途径，而是确是需要一种按次序或链条式的解决方式。P69”这样，发展就面临着对项目的“有效顺序”的投资选择。市场经济设计了两种工具来完成这个任务。1、市场自动调节，通过各个项目生产活动的边际效益趋于相等。2、对公共项目，通过与政策关联的“投资准则”测评“社会边际生产力”，衡量产出以至对进一步的增长预期贡献的大小，排列出投资选项。

　　显然，对分阶段发展的经济规律，毛主席也同样设计了一套投资选择的方案。

　　市场选择投资的动机是利润的唯一性。而在毛主席的话语中，动机则是“国强民富”。当然，利润计算也很重要。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和发达两个阶段，在这之前还有建设和建成的分段，这样，阶段发展的的目标就成为一个世纪性赶超战略，它被描述为两步走战略和在这个大框架下的若干个“五年计划”。投资准则包含如下指数：

　　1、重点是重工业。

　　2、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3、教育。

　　4、钢铁、石油。

　　这些投资准则结构出优先选择-并举选择-主导选择，通过计划和市场完成。按照“贡献

　　最大项目”的经济计算准则，五年计划将根据国强民富和独立自主的有效顺序编制出投资选项，不容质疑的是，前五个五年计划都将粮食、棉花、钢铁、煤炭、电力、石油作为优选项目。

　　一五计划（1953-1957）：

　　重点：总投资766.4亿元，以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和限额以上694个项目为主体。苏联援助实际施工的146个项目为，冶金20个(钢铁7个、有色金属13个、)，机械24个，能源52个(煤炭25个、电力25个、石油2个)，军事44个(航空12个、电子10个、兵器16个、航天2个、船舶4个)，轻工业和医药各3个。重工业占95.89%。

　　基本任务：从无到有建立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等工业部门。目标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铺开工业布局的骨架。

　　二五计划(1958～1962年大跃进)：

　　重点：煤、电、油等动力工业和冶金、化工等原料工业。机械工业发展农业机械。原子能、飞机和无线电及精密机械工业。轻工业要跟农业走。其中，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事。

　　基本任务：①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②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③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④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⑤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过渡计划（1963-1965）：

　　重点：1、吃、穿、用;2、基础工业;3、国防工业。

　　基本任务：总结经验、全面安排、创造条件、过渡到“三五”计划。

　　三五计划（1966-1970）：

　　重点：三线建设(备战)。大中型项目2000个左右。预期到1970年，粮食2249.5亿千克-2400亿千克，钢产量1600万吨，原煤2.8-2.9亿吨，发电量1100亿度，原油1850万吨。新建铁路5条。

　　基本任务：①大力发展农业,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②努力突破尖端技术，加强国防建;③发展交通、商业、文教和科研等事业;④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

　　四五计划（1971-1975）：

　　重点：在1970年-1975年实施，其计划指标是：工业增长速度平均每年要达到12.5%，1975年钢产量要达到3500-4000万吨，平均每年增长15-18.1%，煤达到4-4.3亿吨，原油为7000-10000万吨，发电量2000-2200亿度，铁路货运量9-10亿吨。5年财政收入为4000亿元，粮食6000亿-6500亿斤，棉花 6500万-7000万担，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为1200-1300亿元。“四三计划”引进西方先进设备与技术。

　　基本任务：狠抓战备，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强大的战略后方，改善布局;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机械化的进程;狠抓钢铁、军工、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建立经济协作区和各自特点、不同水平的经济体系，做到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大力发展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初步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

　　五五计划（1976-1980）：

　　重点：1、农业;2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到1980年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粮食产量达6700亿斤，钢产量3600万吨，原煤6.5亿吨，原油1.3～1.5亿吨，发电量3000亿度，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5年合计1780亿元。

　　基本任务：在1980年建成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85年进一步完善全国的经济体系，各个部门的主要环节基本掌握现代先进技术，在全国基本建成六个大区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各自为战、大力协同、农轻重比较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

　　同时，制定了《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和《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两个科技发展规划。

　　从上述5个5年计划可以得出这样：1、重工业是投资的重点，其中尤以冶金、能源(动力)、机械、国防、化工、交通为主导;2、同时没有放松农业和轻工业，特别是农业。三五计划早期是解决吃穿用，后来转为国防;3、重视尖端科技，文教、科研和人才;4、初步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预期目标。

　　这说明，计划的投资选择恰当的应对着包括来自国内和西方的不同类型的挑战。它首先是中国的一穷二白——这限制了齐头并进的发展并刺激了重工业的优先次序;其次，先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大搞阶级斗争式的全面封锁和几次战争，后来苏联也加入其中，使中国陷入“半战争状态”(斯诺)——这更加刺激了国防和能源动力工业和粮食生产;第三，重工业扩散对技术变迁的要求更加重视——这促进了以发展教育实现对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和提升;第四，在这样的交叉矛盾运动中纯粹的经济关系和纯粹的政治关系已经被解构，迎接的是政治与经济合成的剩数力量——这就决定了计划的投资选择既是经济计算又是政治计算。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把握了“投资准则”，亲自领导并加速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九、中国只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讲友好，讲做生意

　　“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刘易斯)。但美国以及后来的苏联采取的封锁政策，企图使中国失去这个发动机。毛主席的贸易思想也是对这种挑战的应对。

　　1、意识形态与“做生意”分开，和平共处。 在国际交往上，重点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是寻找“共同点”，即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反对大国欺侮;国家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国外市场的通商;发展经济的愿望。有了这些共同点，即使“你”反对共产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但是也可以合作，可以做朋友，做个好朋友，可以做生意，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2、和平的国际环境才能发展。中国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发展国内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发生战争，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为维护和平：①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②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③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

　　3、全面发展，不要国际分工。破除对西方的迷信。

　　4、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5、利用外资，引进技术。1956年10月1日，毛主席在会见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杜克洛时说：希望法国给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毛泽东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湾出版社 2012年5月第一版p110)50年代中国利用贷款和记账外汇从苏联引进技术设备，共签订了引进304个成套设备项目和64项单独车间装置的合同。60-70年代，又使用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方式从日本、西欧国家引进冶金、石油化工、机械、电子、轻工等技术设备，共签订引进技术设备合同300项，成交金额100多亿美元。(《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p4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8月第一版)

　　6、建立“通商要道”。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1]》(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

　　十、工业学大庆和鞍钢宪法

　　（一）工业学大庆

　　1949年，全国原油产量仅12万吨，总共只有 8台浅井钻机、40多名石油技术人员。外国石油公司垄断了中国的石油市场。新中国建立后，石油作为战略性能源，受到毛主席高度重视。1952年2月，他亲自发布命令，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 57师转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支援石油工业建设。1953年，毛泽东对地质部长李四光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石油也是优先选项。1956年2月他对石油部的康世恩说，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石油部要给我们一点希望，找几个“楼房式的油田”。

　　1966年，大庆原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1976年，大庆原油产量登上了5000万吨台阶，跨入世界十大油田行列。此后，大庆油田的原油产量在5000万吨以上一直稳定了27年，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

　　据统计，50年来，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20亿吨，占全国同期陆上原油总产量的40%以上，上缴利税等1.7万亿元，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无疑，大庆油田是世界工业史发展的一个奇迹。她叙述了人民解放的经验和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具有普遍效用和一代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主人公意识的新型工人阶级已经成长壮大;叙述了人的能动性与科学理性以及政治与经济合成力量可以产生最佳资源配置效益，是计划经济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一个经典案例。正因如此，毛主席认为大庆油田就是中国经济的一面旗帜。1963年1月，毛主席在接见外宾时说：“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的设备，在三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600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的炼油厂，而且比苏联先进。”在这个很短的话中，毛主席使用了“全部自己制造”，“比苏联先进”两个短句集中体现了他坚信中国道路必成功的自信，同时，也证实了毛主席工业战略的真理性。

　　1964年，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通过榜样效应为中国的企业指明方向，描述了毛主席怎样办工业和办什么样的企业的思想。

　　（二）鞍钢宪法

　　毛主席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分配”、“提高劳动生产率”、“鞍钢宪法”、“民主管理”以及工业管理中“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这组概念构成了毛主席发展学说的企业管理理论，描述着管理与增长的辩证法中人与技术、人与环境、人与人多元关系的新型的开放的中国自己的建构哲学，即中国式技术进步、中国式企业和中国式管理，其深远意义在于，这种建立在以苏联为借鉴和对西方管理思想的扬弃基础上的管理理论，标识着中国在管理思想上已经实现了对苏联和西方的超越。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