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质疑----杨奎松新著《忍不住的“关怀”》的百处硬伤

　　今年5月，著作等身的知名历史学者杨奎松教授推出了一部新书《忍不住的“关怀”》，一时间又受到诸多媒体和读者的热捧，大有洛阳纸贵、万人争阅的场面。然而笔者初读数十页，即发现诸多硬伤，于是决定彻查一番。在根据注释枯燥的寻根溯源过程中，我忍不住地发出质疑：为什么最优秀的学者、最优秀的八名硕博生(参见杨书后记)和最优秀的出版社强强联合，却粗制滥造出一本处处与最基本的学术规范相抵牾的“学术著作”?

　　遗憾的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笔者未能对大量的档案史料进行检查，大约只审核了全书40%左右的内容。尽管这些错讹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但它们却足以使任何一位严谨的学者心中生疑。

　　1、杨著版权页及“前言”第xxiv页第11行：搞错张东荪出生年份。

　　版权页：“张东荪(1887-1972)”。

　　前言：张东荪“1866年出生于官宦世家”。

　　经核查，张东荪生于1886年12月9日(光绪丙戌十一月十四日)。

　　2、杨著“前言”第viii页注释1：“邓晓著”应改为邓晓菁。

　　3、杨著“前言”第xvi页和第xxi-xxii页：自相矛盾。

　　第xvi页第7-8行：“本书讨论的三人，不是什么高官显贵，甚至连共产党的重要统战对象都算不上，因此难得官方重视。”

　　第xxi页倒数第6-8行：张东荪“曾任民盟秘书长，又是民盟华北组织的总负责人，因而中共建国后得到的政治待遇也最高”，曾经是“国家领导人”。

　　第xxii页第5-6行：王芸生“由首届政协委员一直做到人大常委，到死都是政府团结统战的对外宣传形象。”

　　4、杨著第5页注释2：废注，写错页码。“第70页”应改为第170页。

　　5、杨著第10页倒数第7行：错读史料、搞错时间。

　　杨书原文为：“彭泽湘早在11月7、8日就曾分别写过两封信”。

　　该页注释4中，杨教授也提到：在毛泽东代写的致彭泽湘的复电中提及了彭泽湘写两封信的时间是“虞寒两日”。查韵目代日表，寒即指14日，而非8日。

　　6、杨著第10页注释4：废注，标错页码。“第441-444页”应改为第392-393、395页。

　　7、杨著第11页注释2：废注，标错页码。“第451-452页”应改为第401-402页。

　　8、杨著第12页注释2：张冠李戴。“聂荣臻”应改为刘亚楼。

　　9、杨著第21页第2-3行：改动引文。“同时我要求他再以一份投到重庆《再生》杂志使其注销”。应改为：“同时我更求他再以一分投到重庆再生杂志使其登出”。同样，该页第7行的“注销”也应根据原文改为“登出”。

　　10、杨著第21页倒数第3行至第22页第1行：移花接木。

　　杨书原文为：“虽然1936年他评论中共‘八一宣言’，主张全国大合作的文章得到了刘少奇的重视和回应，但他抗战初期提出的国共合作、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学自由民主的主张，也曾受到中共内部的严厉批驳。”

　　经核查，杨教授写这段话的根据是：(1941年)“12月10日根据毛泽东对国社党的估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国社党的策略的指示。指示说：最近国社党张东荪、汤芗铭等在北平向中共提出所谓两党合作抗战纲领，主张经济上以社会主义为原则，采取计划经济，实现农业集体化。这完全是托派的主张，是挑拨中共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孤立我党的阴谋。国社党是一个极端投机取巧的集团，它有时以右的面貌出现，从国民党方面挑拨国共关系;有时以‘左’的面貌出现，企图从共产党方面离间国共关系。因此，我们对于国社党应严加警惕，不应与他们签订任何政治文件，但不在报纸上公开反对国社党。”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1941年中共中央“严加警惕”的不是张东荪1936年的文章，而是抗战中期张东荪、汤芗铭等人提出的“两党合作抗战纲领”，而且从这条史料上看，中共中央当时反感的是国社党的经济与国共合作方面的主张，而不是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杨教授把1936年的事和1941年的事拼接起来，通过移花接木的手法，给读者造成错觉：好像“中共内部”曾“严厉批驳”过“政治学自由民主的主张”，这是十分不严谨的。

　　11、杨著第22页注释1：废注，写错卷册。“《毛泽东年谱》(上)”应改为：《毛泽东年谱》(中卷)。

　　12、杨著第23页倒数第5-9行：改动引文。“它既宣布采取新民主主义，则它在民主国家便不复为一个障碍了。我们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义，它是说话算数的。……而其实在心里与行动上始终没有抛弃武力解决的办法”。应改为：“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义，则它在民主国家便不复仍为一个障碍了。我们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义它是说说即算数的。……而其实在心理与行为上始终没有抛弃武力解决的办法。”

　　13、杨著第28页第7-10行：引文无出处。

　　杨书原文为：“他说：‘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的。我们四人由八名解放军战士护送，一路乘大卡车，途径石家庄，到了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就接见了我们。’”

　　笔者根据杨教授提供的注释查找引文出处，只找出第一句话的依据(即“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见《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D27。)，其他的引文均无出处。

　　14、杨著第28页引用费孝通的《我这一年》处：改动引文。“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行进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赶着的粮队……经过百年来革命斗争锻炼的人民，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这股深厚潜伏着力量的一个考验”。应改为：“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进行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们赶着粮队……经过百年来革命斗争锻炼的人们并不是这样的。依靠了这一片黄土，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深厚潜伏着的力量的一个考验”。

　　15、杨著第28页注释2：废注，写错文章标题和刊载日期。“《我的这一年》”应改为《我这一年》;“《人民日报》1949年1月3日”应改为《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

　　16、杨著第30页第5-10行：史实错误，分析错误。

　　杨教授说1949年张东荪从西柏坡回到北平后，参加了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他在会上的发言“低调得不能再低调了”，“总共没讲两句话”。比较他1948年“对知识分子使命和地位信心满满的看法，其态度确显得天差地别。”在这里，杨教授是想借此证明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情绪低迷，自感失望、消极。但史料显示，此次座谈会是在1948年7月5日和23日分两次举行的，张东荪在7月5日第一个发言，他说：将来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出路“要有一点变，不过不会有根本的变。”“一些知识份子在发愁，想走，怕将来会不得了。我想这不会有的。”由此可见，张东荪的发言并不低调，而且态度乐观。杨教授之所以会搞错时间，并认为张东荪“没讲两句话”，是因为杨教授实际上引用的是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而该书在收录上文时，把张东荪的发言作了删节。(文后注明了原出处，并说明此文有删节，杨教授肯定没看到，且乱写注释，参见下条勘误。)由于杨教授搞错基本史实，所以相关的分析也只能是无稽之谈。

　　17、杨著第30页注释2：乱编注释，糊弄读者。“《知识分子的新方向》，《中国建设》第1卷第2期，1949年1月。”应改为：李纯青、张东荪、樊弘、袁翰青、宋鱼等：《知识份子的新方向》，上海：中国建设出版社，1949年，第8页。

　　18、杨著第33页注释1、第50页倒数第3行和倒数第5行、第51页第8行和注释2：“叶笃初”应改为叶笃义。

　　19、杨著第51页倒数第8-9行：改动引文，颠倒原义。“农业税占百分之四十几，可见国营企业还行。”应改为：“可见国营企业还不行。”

　　20、杨著第54页倒数第5-7行：偷换主语，改变原义。

　　杨书原文为：“我(即张东荪——引者注。)过去之所以对有些事情看不惯，主要是‘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并不是思想上不接受新事物”。

　　经核查，张东荪的原文是：“我所以要提到这一些，固然是因为梁先生的文章，把我的兴趣触发了，同时亦是因为据我所见，知识分子对于社会改革无不是百分之百的诚心诚意赞成，而独对于这一些，如斗争咧，偏差咧，自我批评咧等等，总多多少少有一些感到异样，换言之，即总有一些不习惯。除了这些以外，恐怕还有幼稚性，亦是知识分子所看不惯的。不过又应知幼稚性亦是新生力量所不能免的。此处使我不得不要提到梁先生所谈到的唯物了。我以为就唯物来说，要点毋宁在于其反面的反唯心。我们看不惯那些斗争偏差等等就是由于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

　　对比原文，我们可以看出杨教授在此处通过偷换主语，即把我们(知识分子群体)偷换成我(张东荪)，误读了史料。杨教授的意思是张东荪在文中检讨自己“平素染深了唯心的想法”;但张东荪的原意是站在知识分子内部批评梁漱溟那类知识分子的“看不惯”，自我检讨的意味很少。

　　21、杨著第55页第1-2行：改动引文。“今后只有再继续服这个药，使中国由病愈而强壮。这就是大家所欢呼的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应改为：“今后只有再继续服这剂药，使中国由病愈而强壮。这就是大家所高呼的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22、杨著第56页注释3：废注，写错页码。“第2页”应改为第6页。

　　23、杨著第57页最后1行至第58页第1行：前后矛盾。

　　杨书原文为：“2月20日下午，张东荪就做了第三次检讨。”

　　此处“第三次检讨”应改为第二次检讨。杨教授不顾当时燕大节约检查委员会和张东荪本人的一惯说法，偏要把2月14日张东荪在哲学系大会上的检讨当作第二次检讨，把2月20日张东荪在小文学院做的检讨当作第三次检讨，结果就与自己后面的说法矛盾。因为杨教授在第59页又明确把2月20日那次检讨说成是第二次检讨，在第60页和第61页注释中又明确说张东荪在2月26日做了第三次检讨。这就不能不让读者看得一头雾水。

　　24、杨著第65页第1行：张冠李戴。“张承锷”应改为“孙承谔”。

　　25、杨著第78页注释1：写错引文标题。“《周恩来在招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代表时的讲话》”应改为《民主党派的工作要同国家的中心任务相配合》。

　　26、杨著第94页注释1：乱写注释。“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05页”应改为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27、杨著第94页注释1及第108页倒数第6-9行：改动引文。

　　第94页处：“怀着痛的心情与过去决裂”。

　　第108页处：“为了要不要用‘投降’两个字，他说自己曾‘冥思苦想多天’，这是他‘把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认真思考，怀着痛苦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才产生的真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真情实感’。”

　　经核查，原文如下：“为这两个字我冥思苦想了很多天，把自己前半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怀着痛苦的心情与过去决裂，才产生了真正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真情实感。”

　　28、杨著第96页第12行：错读史料，搞错时间。

　　杨书原文为：“到1933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

　　经核查，原文如下：“民国二十三年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群僚”。经换算，民国二十三年是1934年，不是1933年。

　　29、杨著第96页注释1：所述史实不准确。

　　杨书原注为：“建国后出版时书名改为《蒋党真相》。”

　　经查，《蒋党内幕》改为《蒋党真相》，不是在建国后，而是在1948年。杨教授自己所用的1948年华中新华书店版，其书名就是《蒋党真相》，见杨书第97页注释1。

　　30、杨著第97页注释1：写错书名和出版地。“《三十年来见闻杂记——蒋党真相》，武汉：华中新华书店，1948年”。应改为：《蒋党真相——三十年来见闻杂记之一》，淮阴：华中新华书店，1948年。1948年武汉尚未解放，华中新华书店怎么可能在武汉?

　　31、杨著第99页倒数第4行至第100页第2行：混淆史实，移花接木。

　　杨教授把《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中的第一条甲项规定和第一条丙项子类规定混为一谈，把“属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地方政府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如国民党各个反动派系，青年党，民社党等)及反动军队的各组织所出版及发行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与“有明显而确实的反动政治背景又曾进行系统的反动宣传，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拥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私人经营或以私人名义与社会团体名义经营之报纸，刊物及通讯社”等量齐观。其实，中共中央对这两类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是不同的。对于前者，“连同其一切设备与资财，应一律予以接收，并不得再以原名复刊或发稿。”对于后者，则是“应予没收，其反动政治背景一时无法弄清者，则应经过调查及法庭判决加以处理。”但在杨书中，“接收”和“没收”的区别也被抹杀了。

　　32、杨著第100页倒数第1-2行：搞错基本史实。天津解放的日期不是杨书所述的“1949年1月14日”，而是1月15日。

　　33、杨著第101页第1-2行：史实错误。杨教授说中央于1949年1月“17、18日连续去电纠正”天津军管会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的做法。经核查，17日的指示与此事无关，应改为18、19日。

　　34、杨著第101页第10-12行：所述史实不准确。

　　杨教授认为“拖的办法”是针对“天津的各报纸刊物”提出的。但史料显示，这一办法只适用于天津除益世、大公、新星之外的“凡继续出版而不易立即确定对策的报纸”。

　　35、杨著第101页倒数第1行至第102页第3行：所述史实不准确。

　　杨教授认为“由于中共中央这时对天津总的报刊情况调查尚不深入，包括对《新星报》的切实背景亦不是十分清楚”，故调整了对《新星报》等旧有报纸的处理办法。但查1月19日中央给天津市委的指示，中央之所以重新说明处理办法，并不是因为对天津报纸不了解，而是因为对天津市委未领会中央精神，“规定一切报纸一律停刊”，“先停刊后登记”的做法不满意。因此，这一指示并不是要改变此前中央对天津三大报的政策，而只是要求天津方面严格遵照中央政策“从容审慎处理”。

　　36、杨著第103页注释3：转述史实有误。“天津《大公报》”应改为《进步日报》。

　　37、杨著第105页注释2：考证混乱，随意杜撰。

　　杨教授说：“关于王芸生北上前是否看到了《进步日报》创刊号上所发同人宣言一事，目前包括王芸生儿子王芝琛等人在内的研究者和当事人的看法分歧甚大。”但从杨教授所列举的四人的说法来看，对于这一问题，四人基本没有分歧。萧乾和王芝琛都认为没看到;唐振常说“当晚的电讯只有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和《进步日报》领导人名单”，故即使王芸生在场，也看不到同人宣言;李纯青只讲王芸生“获悉天津大公报改名事”，根本未提看到宣言事。因此，四人中没有一人明确肯定王芸生在北上前看到了同人宣言，那杨教授凭何说“研究者和当事人的看法分歧甚大”呢?此外，笔者查阅唐振常的那篇回忆文章，发现唐文中根本没说自己曾“当面问过王芸生是否知道此事”，这一说法当属杨教授杜撰。

　　38、杨著第114-115页：自相矛盾。

　　第114页倒数第7行：“要把报纸办成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新闻审查。”

　　第114页倒数第1-2行：“新政权最为有效和成功的措施，就是将所有仍在发行的报纸全面置于党政各级机构的组织管理之下。”

　　第115页倒数第8-9行：“中共建国后对报纸统制的一个最有效的措施，还是统一新闻来源，避免各报从党所控制的通讯社以外的渠道获取信息。”

　　39、杨著第115页倒数第5行至第116页第1行：移花接木，断章取义。

　　杨教授所谓“中央及各级政府随后明文规定”的几条实际是谭政、陶铸向中央请示的拟实行的对武汉市私营报纸的管制办法。中央在复电中明确指示：“第六七两项不必作为管制命令宣布”，而杨教授所谓的“无解释之权”恰是根据第六项改写的。此外，杨教授把多条规定混在一起转述，产生诸多不准确之处：“希望他们采用新华社消息”变成“均须以新华社稿件为准”;“凡属中央及中共领袖之政策性文件著作，欢迎转载，但不得断章取义，窜改标题”和“有关中共及解放军政府之法令政策，各报社无解释之权”这两条规定，被杨教授改为“任何中共文件、著作、法令、政策，各报社无解释之权，且‘不得增删改写’，‘断章取义’，而且连内中的标题也不能改动。”

　　40、杨著第116页第5行：“编制”应改为统制。

　　41、杨著第116页倒数第6-8行：转述史实不准确。

　　杨书所引的“新华总社明文规定”的内容，其实只是新华总社所介绍的北平分社的工作办法，至多可说是推广经验，说是明文规定则有些失真。

　　42、杨著第116页注释1：写错人名。“王平”应改为王中。

　　43、杨著第118页第1-2行：改动引文。“新闻呢，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一律不用。”应改为：“外国通讯社的电稿一律不用。”

　　44、杨著第121页第2段第3行：文法不通。

　　杨书原文为：“但是它的记者和编辑适应性能力较强”。

　　45、杨著第124页倒数第11-13行及注释1：错解史料、少写注释及选取史料不当。

　　杨书原文：“1948年中国报刊数大约为1450种，新中国建国后到1950年只剩下624种。其中报纸有281种，私营报纸只有55种。”

　　经核对，杨教授写第一句话的根据是：“据估计在1948年中国有1450种报刊;到1950年6月，在共产党占领大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剩624种报纸还在发行，其中165种是日报。”显然，杨教授混淆报刊和报纸，造成重大的误读。杨教授的后一句话出自《中国新闻年鉴》(1988)，但此条材料未写在注释1中，故应补上。最为吊诡的是，该史料的“附注”中明确说明这些数字“系不完全统计”，而杨教授也在注释1中列举了陆定一的另一种说法(“1950年有报纸382种”)。既然明知还有其他数据，杨教授为何弃而不用，偏要不作任何说明地选用一种数字最少的不完全统计呢?

　　46、杨著第129页第7行：改动引文。“报纸总数不宜过多”应改为“报纸种数亦不宜过多”。

　　47、杨著第131页注释3：少写注释。杨书原注标注了五个时间，却只有四个新闻标题。经核查，发现少了《人民日报》1950年4月1日的一篇报道《华东军政委员会灾区慰问视察团由沪抵达济南上海筹组全市节约救灾机构》，故应补齐。

　　48、杨著第133页第11行、倒数第8-9行：改动引文，写错人名。“糖商陈顺康假借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霸占台湾的紧张时局”;“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平，以假药次货盗骗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采购的巨款”。应改为：“糖商程顺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采购药物的巨款”。

　　49、杨著第153页注释2：废注，所引文章的具体内容与书中所述内容无关。

　　50、杨著第155页注释1：“《旧大公报作科记》”应改为《旧大公报坐科记》。

　　51、杨著第155页注释2：写错引文标题。“《对〈关于民党派工作决定(草稿)的批语〉》”应改为《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

　　52、杨著第162页倒数第1行至第163页第1行：文法不通。

　　杨书原文为：“1949年的批判涉及许多人的共同行动，并不存在‘个别人’‘抓破了脸’过‘太狠’批判，使得不好合作的情况。”

　　53、杨著第164页注释2和第165页注释1：写错出版日期。“1950年5月30日”，应改为1957年5月30日。

　　54、杨著第164页倒数第8-10行：运用史料夸张、渲染。

　　杨书原文为：“由于李纯青对这样的人事安排和业务工作关系都比较担心，因此在北上之际就和王芸生商量把上海方面的骨干人员尽量安排到北京办事处工作，避免过多地和党组书记发生矛盾。”

　　经核查，杨教授的依据是：“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我由上海到天津，经过曲折的往返磋商，仆仆于二百五十里京津路上，事情才终于决定：王芸生和我常住北京，负责宣传业务。”杨教授自知理据不足，在注释中加上“参见”二字来打擦边球，但其用意却欲盖弥彰：为了渲染津、沪两报社之间的人际纠葛，竟不惜夸张地解读史料：把报社合并初期李纯青从穿梭于京津两地到常驻北京演义为上海《大公报》北迁时李纯青和王芸生商量如何把上海的自己人安排到北京办事处。

　　55、杨著第166页倒数第5行：写错报刊名。“《新闻日报》”应改为《新华日报》。

　　56、杨著第171页注释4：写错出版日期。“1958年10月12日”。应改为1957年10月12日。

　　57、杨著第177页注释4：写错引文标题。“《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应改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58、杨著第178页注释1：写错引文标题和出版年。“《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应改为《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出版年“1991年”应改为1994年。

　　59、杨著第180页第2-4行：算错时间。

　　杨书原文为：“大公报馆运动的全面转向，是在王芸生讲话第二天，即6月25日袁毓明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动员，批判右派言论，才开始的。”

　　通过上下文可以判断，这里所说的“王芸生讲话”是指6月14日王芸生在编辑部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比6月25日早十多天。

　　60、杨著第181页第5、6、9行共四处：“赵国栋”应改为赵恩源。

　　61、杨著第181页注释4：废注，写错页码。“第345页”应改为第435页。

　　62、杨著第191页倒数第5行：搞错时间。

　　杨书原文为：“6月26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做批判右派发言”。

　　经核查，应改为“6月25日”。因为6月26日的《人民日报》刊载的是新华社25日讯，报道中的“今天”都是指的25日，而不是26日。根据此条新闻，新闻工作座谈会26日休会，27日继续举行。所以6月26日王芸生根本不可能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发言。

　　63、杨著第191页倒数第4-5行：搞错时间，脱漏一字。

　　杨书原文为：“7月4、6、13、14日，8月4日在新闻工作座谈和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做批判右派发言”。

　　经查7月4日至8月4日的《人民日报》，应改为：7月3、5、12日，8月2日或3日在新闻工作座谈会和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做批判右派发言。改为7月3、5、12日的原因都是因为当日的《人民日报》刊载的是昨天的消息，所以王芸生的发言日期应该提前一日。7月14日的《人民日报》只是刊载了王芸生7月12日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上的发言，并未查到7月14日王芸生在两种会议上发言的报道，故划去7月14日。8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3日讯，只是说王芸生在两天来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发了言，并未具体指出是哪一天发的言，故改为8月2日或3日。由于考证所用的新闻报道太多，为求简洁明了，故不一一列出，望见谅。

　　64、杨著第191页最后1行至第192页第1-2行：自相矛盾。

　　杨书原文为：“但查《人民日报》对会议内容的报道即可发现，里面不仅只字没有提到王芸生的名字和所谓反苏的历史问题，而且王芸生还是作为对右派的批判者来报道的。”

　　既然杨教授认为《人民日报》确实报道过王芸生，那么这些报道又怎么可能“只字没有提到王芸生的名字”?

　　65、杨著第198页倒数第7行：改动引文。“要发行，必须干，干了才能改。”应改为：“要改造，必须干;而且是干了才能改。”

　　66、杨著第199页注释1：废注，写错出版时间。“1960年4月16日”应改为4月6日。

　　67、杨著第206页倒数第8行：改动引文，颠倒原义。“崇洋仰华”应改为“崇洋抑华”。

　　68、杨著第213页倒数第2-3行：改动引文。“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应改为：“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

　　69、杨著第213页倒数第2行至第214页第1行：所述史实无根据。

　　杨书原文为：“按照此前镇反运动规定，凡在国民党、三青团担任过区分部委员以上职务者，均属于‘反动’的范畴，被称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或‘历史反革命分子’”。

　　根据注释，笔者找了原始出处，而原史料的意思是：华东地区决定对中层及内层的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进行及时的清理。“对区分部以上的反动党团特务骨干分子，虽属自动坦白、登记，亦应有计划地采取留职调训的办法，进行一面学习一面审查。”史料中更没提到“历史反革命分子”。

　　70、杨著第215页第2-3行：改动引文。“一是SURRENDER(服从)，二是SUBMIT(支撑)，三是SURVIVE(生存)”应改为：“一是submit(服从)，二是sustain(支撑)，三是survive(生存)”。

　　71、杨著第218页倒数6-7行：运用史料夸张、渲染。

　　杨书原文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讲演，他听得也是一头雾水，一场下来一直在打瞌睡。”

　　经核查，杨教授的根据是：“杜威也来讲过，当然是讲所谓实验主义的哲学，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杨教授为何把“听不清”变成了听不懂，又为何说潘光旦“一直在打瞌睡”呢?

　　72、杨著第219页第8行：搞错时间。“1922年”应改为1921年。

　　73、杨著第225页注释3和第293页注释1：自相矛盾。潘光旦1952年10月26日的检讨怎么可能编入清华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1952年6月编的书中?

　　74、杨著第227页倒数第9行：改动引文。“先食禀后礼节”应改为“先食廪后礼节”。

　　75、杨著第232页第9行：偷换主语，改变原义。

　　杨书原文为：“由国民党‘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

　　经核查，引文出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杨教授偷梁换柱，按照自己的意图对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作了歪曲的说明。

　　76、杨著第232页注释1：乱编注释。

　　杨书原注为：“转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657页。”

　　应改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10月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页。

　　77、杨著第232页倒数第6行：改动引文。“应以反革命处分之”。应改为：“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

　　78、杨著第232页注释3：废注，写错编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经核查，明显与耿云志、欧阳哲生编的《胡适书信集》混淆。应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79、杨著第233页倒数3-5行：所述史实不准确。

　　杨书原文为：“潘光旦正是从……二卷二期起，和梁实秋、叶公超两人一同出任《新月》编辑的。”

　　经核查，《新月》二卷二期至五期由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和徐志摩五人共同编辑。

　　80、杨著第248页注释5：写错标题。“《清华学生暗凌晨甚烈》”应改为《清华学生暗斗甚烈》。

　　81、杨著第269页第14行：改动引文。“以党治国”应改为“以党建国”。

　　82、杨著第273页倒数第7行：史实错误。“3月1日”应改为3月12日。

　　83、杨著第284页第10行：改动引文，写错人名。“大禹举陶”应改为“大禹皋陶”。

　　84、杨著第286-288、290页：写跑题。

　　在这几页中，杨教授不时地叙述朱光潜与共产党的历史恩怨及建国后朱光潜的自我检讨。直到第290页倒数第1-5行，终于露出了马脚，原来杨教授认为朱光潜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由于搞错基本史实，杨教授写了约两版的废话。

　　85、杨著第306页注释1：乱编注释。

　　杨书原注为：“习仲勋：《在马叙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4月27日。”

　　经核查，应改为：《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2月23日)，何东昌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6页。

　　86、杨著第306页注释2：写错引文标题和发表时间。“《再论教育不是宣传》(1945年)”应改为《再论宣传不是教育》(1940年)。“《教育的更张》”应改为《论教育的更张》。

　　87、杨著第307页倒数第1-2行：捏造史实。

　　杨书原文为：“1949年12月，教育部明确要求清华大学‘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

　　笔者根据注释找到原始出处，发现史料和杨书所述内容无关。而“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实际上是《共同纲领》第43条的内容，显然不可能是教育部对清华大学的要求。

　　88、杨著第308页第8-9行及注释5：张冠李戴，混淆史实。

　　杨教授把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1949年10月颁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和教育部1950年8月公布的《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混淆。注释中所列的社会学系的任务全部出自1950年的“课程草案”。

　　89、杨著第320页：自相矛盾。

　　倒数第12行：“潘光旦最早一次做检讨，是1月15日”。

　　倒数第9行：潘光旦“第一次检讨的时间已经是1952年1月31日”。

　　90、杨著第340页倒数第5-6行：偷换主语，移动时空。

　　杨书原文为：“正如费孝通后来所说，潘光旦这时其实和大多数教授们一样，已经彻底相信‘思想非变不行’了，相信‘原罪’在身，非承担不可了。”

　　经核查，费孝通的原话是：“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首先，这番话中所指的人并不一定包括潘光旦。其次，从上下文看，费孝通主要谈的是文革时期，而非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

　　91、杨著第342页倒数第1行、第345页倒数第7行：搞错基本史实，写错人名。“北京大学主管副校长刘仙洲”应改为清华大学;“刘仙州”应改为刘仙洲。

　　92、杨著第355页倒数第5行、注释2：写错人名，少注出处。

　　正文及注释共两处：闵刚侯错写为“闵候刚”。注释2补加《费孝通历数罗隆基的阴谋手法，邵慈云揭露罗隆基的卑劣行为》，《人民日报》第3282号(1957年7月4日)，第2版。因为杨书中关于罗隆基的小集团那段引文，不是出自闵刚侯的那篇文章，而是出自补上的这篇报道。故需补注。

　　93、杨著第358页倒数第6行：改动引文。“开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应改为“开放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94、杨著第358页倒数第7-9行：所述史实无根据。

　　根据注释判定，杨教授认为刘荣焌、余胜椿的批判文章说费孝通诬蔑党对知识分子“估计不足”、“信任不够”、“使用不当”、“安排不妥”、“待遇不公”、“帮助不够”。经核对原文，刘、余二人的文章并未说到此事。如果出自别处，请补加注释。

　　95、杨著第360页第1-3行：改动引文。

　　杨书原文为：“我犯了不可饶恕的滔天大罪……我在章-罗联盟的指挥和影响下，利用民盟的组织，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一步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犯了一系列危害党、危害人民的罪行。”

　　经核查，费孝通的原文如下：“我犯下了弥天大罪……我是在章罗联盟的指使和影响下，利用民盟的组织，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做下了一系列危害党，危害人民的罪行。”

　　96、杨著第360页第3-4行：改动引文。“我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了揭露联盟的阴谋作见证。”应改为：“也就是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

　　97、杨著第361页倒数第7-8行：改动引文。“在某些建议中，更走到了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恶劣影响”。应改为：“更起了挑拨党和农民关系的恶劣影响。”

　　98、杨著第361页倒数第6-7行：改动引文。“我的农村调查可以证明，不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是不可能反映社会实际的。”应改为：“不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是不可能正确反映社会实际的。”

　　99、杨著第366页倒数第1-2行：改动引文。

　　杨书原文为：毛泽东说：“戴个右派帽子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过多少帽子啊，帽子戴上去，会飞掉的。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经核查，原文为：“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说：不要紧，右派有什么关系。我自己戴多少帽子啊。他肯定他自己的话是对的。帽子戴上去，会飞掉的。他真的飞掉好几次，他一直在帽子底下作事情的。”

　　100、杨著第367页注释2：写错引文标题和页码。“《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应改为《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第480页”应改为第487页。

　　总之，这些硬伤看似无伤大雅，但却很能反映著书者做学术的心态，亦能洞悉作者和编辑对待读者的态度。作为一名在国内斩金夺银、声誉隆盛的大学教授，作为一名频繁访学哈佛(参见杨书前言和后记)在国际上亦有一定影响的一流学者，作为一名被许多青年学生捧为“大师”的精神偶像，我们无论如何也很难把杨教授与普通人同样看待，摆出“孰人无过”的老生常谈，来同情地理解这些硬伤的出现。我真的极不愿意看到杨教授一步步堕落为在学言商的文化大亨，而是衷心地希望他缜密思考、认真著书，仔细校对，真正写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出版社、对得起供职单位、对得起学术界、对得起广大读者、对得起社会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