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大志愿”，但他所处的地位和客观条件而未能如愿

　　毛泽东的志愿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前途紧密相关的，一类是具有个人色彩的志愿和想法。越到晚年，他谈论志愿的兴趣也越大，仿佛是以此来抒解心中的遗憾。作为一名耄耋老人，他深知自己来日不多，但他雄心不老，正像他非常欣赏的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所描述的那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毛泽东始终是个“壮心不已”的人。从他谈到的许多志愿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志在千里”的“壮心”在跳动。

　　1961年8月在庐山，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卫士张仙朋聊天，谈他的志向，他说：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郭思敏：《我眼中的毛泽东》，第79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从毛泽东志愿的第一类来说，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提出了“向自然界开战”的经济发展战略口号，即在阶级矛盾解决后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不断满足人们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失误。由此，党和毛泽东认识到，我们要实现经济文化发展，就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必须不断增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知识。

　　下放两年半;千里走单骑考察长江和黄河;写一本披露自己心迹的自传。其实，这三个志愿表达的都是毛泽东的一种渴望：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进而沟通自己同中国社会实际的联系。

　　我们先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一个志愿。

　　当年，在中央苏区，只要有几天战斗的间隙时间，毛泽东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调查会。本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哪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和盐、洋火等日用品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和他聊天，大到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农民骂他的一句闲话，他都能声声入耳。而当时的历史背景呢，外有强大的敌人，飞机大炮围追堵截，一天也没有让人安生过;内有不同路线的纷争，再夹杂着共产国际这个“太上皇”不停地指手画脚。28年无数的艰难曲折，毛泽东走得扎实，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落在实处。他从不虚言，就是和蒋介石的军事决战，也是到了辽沈战役后才最终提出来。

　　建国后，情况不同了。战场上的敌人是看得见的，经济建设这个对手却面目不清，并且一切事情似乎都那么顺利。例如：抗美援朝，证明美帝国主义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的民主革命任务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接着，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改造，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大变革，也只用了三年时间。尔后，他身居红墙内，差不多听不到直接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大多数情况下基本是靠听汇报发文件的。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央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出产品?所以只要有可能，他从不放弃出去走走的机会。

　　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为正确的，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于是，一切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一切制约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儿。然而，经济建设有着它特殊的规律;而在事实上，我们党在建国之初就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混乱，一时天灾人祸，怨声四起。毛泽东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来走走。他实在不甘于身居红墙内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为扭转我国经济建设的被动局面，毛泽东亲自下去搞调查研究，而1958年则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全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他雪夜访黎明机械厂，三顾茅庐看出铁;他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关心农民的口粮够不够吃。这样，人民群众又看到了毛泽东的高大身影。通过观察，毛泽东注意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倾向。他怀疑：水稻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面对玉米亩产2000斤的保证，毛泽东笑着说，拿到手才算数。他深信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香。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时，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将其保驾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那天，他参观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三点，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七筐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等物。

　　为了扭转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引自：《一生风雨，永世传奇》，《中国收藏》(36)。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开得民主，大家反映：“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一笔账。

　　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张素华：《60年代初期毛泽东思想作风探微》，《党的文献》，1996(5)。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有错误要纠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容动摇，那就是这些错误和其成绩相比，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至多两个三个指头的关系。1962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改变大跃进错误方向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注定就像流星一般，仅仅在中国的天空一划而过。

　　我们再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二个志愿。

　　毛泽东打算骑马实地考察黄河、长江两岸。这个志愿毛泽东由来已久。特别是对黄河，毛泽东怀有很深很深的感情。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东渡黄河出征山西。东征前夕，面对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毛泽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词章《沁园春·雪》。其中，“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一句，说的就是黄河。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又专门去看黄河。他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他无限深情地说：

　　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呵!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参见《缅怀毛泽东》，第65~6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948年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时，毛泽东又一次对着咆哮的黄河陷入沉思：“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1952年10月，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一周的时间视察了黄河。这是建国后，他第一次出巡。视察后，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

　　1959年，毛泽东曾充满深情地这样评价黄河：“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他还说：“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毛泽东之魂》，第125页。《中国体育报》，1993年7月13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视察黄河、长江的事，他说：“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线。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梁衡：《要是毛泽东实现“骑马过江河”该怎么样?》，《学习时报》，2010年4月27日。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告别时，他要高智为他去陕西走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略停片刻，又说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胡哲峰、孙彦：《毛泽东谈毛泽东》，第274~275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

　　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开始准备将计划付诸实施。他指示身边人员练骑马，查资料，做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他还准备组织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科学家参加，其中有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历史的等。中央警卫局还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以便在需要时跟随他考察黄河。为随时跟着毛泽东出发，这支部队在北京郊区的西山训练了好几年。1964年夏天，还把为毛泽东驯养的坐骑运到北戴河，让他骑上走了几圈。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骑马。当时还拍了毛泽东骑在马背上的照片，两侧有人簇拥着。

　　就在这个夏天，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南部边疆直接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决策层也在考虑出兵与不出兵两种可能。毛泽东这时已经没有这种探幽访古的闲情逸致了。这年8月6日，毛泽东在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12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这里说的“行动”指的就是骑马考察黄河的计划。

　　1965年，高智乘车由西安到北京时，他按照毛泽东的嘱托，不敢休息，沿路调查，做了详细记录。有什么山，有什么沟，有多少涵洞，最长的洞是多少公里，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哪里可以歇脚……在北京，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西安到北京的沿途情况。他说：“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我在江西待的时间短，在延安待的时间长，我还要回去看看，吃陕北的小米，沿黄河走一趟。”引自易明：《毛泽东的三大心愿》，《厂长经理日报》，2007年4月28日。

　　随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又开始了人生历史上新的一搏。七十多岁的毛泽东将他的余生全部倾注进了他后来所说的两件事之一——“文化大革命”上。此后，他再也没有提骑马考察黄河的事，骑兵大队也神秘地解散了。

　　我们最后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三个志愿。

　　毛泽东在他三个志愿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志愿是：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文革”初期，毛泽东说过“不相信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会有那么大的神通。”这既是毛泽东的自谦，也反映出他尚不满足于过去的研究成果，所以提出了要写一部书。

　　如果毛泽东能在晚年写一部关于自己的书(从他如上字句分析，属人生传记类作品)，那对后人研究毛泽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历史也将从这本书中吸取极有价值的材料。这些，只能对他自己和后人永远的遗憾了。

　　总之，个人威望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这是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不曾有过的体验。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一个志愿，像在红军时期那样对工业、农业和商业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来中国的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二个志愿，他就可能成为“当代徐霞客”了。毛泽东从小酷爱旅行考察，年轻时曾徒步周游湖南五县。建国后，他可以随时坐火车巡视大江南北，但却没有徒步或骑马实地考察黄河、长江的“自由”。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三个志愿，对后人研究毛泽东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毛泽东的三个志愿未能实现，这对于他和给后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本文摘自《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孟庆春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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