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母亲欣顿夫人的传奇人生

　　--从帕特尼到北京

　　克里斯托弗•华莱士(Christopher Wallace)著

　　龚忠武译

　　译者按：这篇旧作，译自1972年11月26日《波士顿环球报》 (Boston Globe)的《星期日杂志》，译文以 「谷时虚」笔名刊于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3年5月号)。译者近来整理旧作，重读此文，虽然已经时隔40年，但深感此文不但具有关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和钓鱼台运动的史料价值，而且适逢今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0週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所以决定旧文重刊，以美国一个忠实追随和阐扬毛泽东主义和理念的家庭的大家长欣顿夫人的高尚情操和进步言行，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

　　顺便附言，在仔细重读原译文后，发现文中专有名词的译法很不规范，还有多处译文的行文欠妥，不无怅然愧憾之感，特此一并订正。原译文于1973年初定稿前，曾经同1971年底返美的韩丁的女儿韩倞，反复通信商讨，并参酌采纳她所提的许多宝贵意见后始定稿。但文责概由译者承担。

　　欣顿夫人是一所座落于佛蒙特州(Vermont)进步的帕特尼中学的创始人，是一位到了80多岁高龄还在滑雪及登山的人，是一位热衷于学习毛泽东革命的人，是一位到了82岁高龄仍在大力推行她所信奉的原则的人。

　　一、与众不同的一家人

　　欣顿家的历史，好像是一出平凡但充满奇特情节的情景喜剧。

　　首先是祖母卡梅莉塔•欣顿(Carmelita Hinton) ，现年82岁。不为年龄和疾病所困，仍与1924年她丈夫去世以来一样地决定着这个家庭的基调。

　　其次是她的三位子女比尔(Bill, 是威廉William的小名或习称，中文名为韩丁，)、珍(Jean，中文名为韩菁)、、及琼(Joan，中文名为寒春), 他们现年均为50多岁，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常担心他们的母亲过分操劳。虽然他们对她的某些想法不尽同意，但他们对她由衷的爱，却溢于言表。

　　此外，她还有成羣的孙儿、孙女，他们都长得标致俊秀，身心健康。虽然存在着通常所谓的代沟(generation gap)，但他们对她却是异乎寻常地亲近，管她叫「加尼」①。

　　欣顿家里甚至还养了几只狗。

　　表面上看来，这个家庭一点也没有与众不同之处，甚至还带有几分温馨的小康气息，只是一家普通的邻居。然而，就在这个看来似乎平凡的外表里头，却有着颇为不平凡的际遇。

　　这是因为欣顿家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独立特行。譬如像卡梅莉塔自己，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将她在韦斯顿(Weston)的房产典当了，把得来的钱作为经费以实现她创办一所进步中学的理想。因为这所学校位于佛蒙特州的帕特尼小镇(Putney)，欣顿夫人遂将它命名为「帕特尼」。它现在已成为美国这类学校中的佼佼者。

　　譬如像韩丁曾在中国断断续续地住过将近十年，并成为一位令人尊敬的研究共产主义革命的学者。然而，他并不是一直都被人尊敬的。当他在中国住了6年之后，1953年他回到美国时，他的笔记被扣押了;此外，他还被传到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Internal Security Subcommittee)作证了三天。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在参议院议席上指控他是一位叛徒。

　　譬如像寒春，曾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姆斯(Los Alamos)参加过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当广岛吃了原子弹之后，她抗议政府将科学研究用于破坏方面。1948年，她前往中国和她的哥哥住在一起。在约

　　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时代，她也受到攻击，被控将原子秘密泄露给中国，并给她起了一个绰号叫「北京琼」(她的英文名字叫琼Joan)。然而，她说她实际上是在内蒙古饲养牲畜。

　　譬如像韩菁，她那比较正常的生活，不过是说没有人指控她为叛徒而已。三十年代时，她曾和游农②在一起生活，替农场保障处(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替游农解决居住问题及提供其他服务的机构)搜集资料。她还担任过美国全国总工会(Federal Workers of America)一个支部的主席。1948年，她曾在宾州西部帮亨利•华莱士

　　(Henry Wallace)③组织竞选总统的活动。此后，她曾在几所学校，如哈弗尔福特教友会(Haverford Friends)中学、多切斯特中学(Dorchester High)等校教过书。

　　譬如像她孙辈儿女们的一些不寻常的经历 ：如孙儿特德曾到过古巴，在甘蔗田里从事劳动，孙女韩倞(Carma卡玛)④曾在中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最后，譬如像全家于去年(1971年)秋天在中国的团聚。寒春住在北京附近的红星公社，韩丁回到中国打算搜集资料撰写另一本有关中国革命的书。81岁高龄的卡梅莉塔则想继续她那长达40年之久、领着年轻人旅游外国的老传统;还有她所有的孙辈儿女们，也都来到中国，在这部非常特殊的家庭历史中扮演一份角色。

　　她的头发已由棕红色变成银白色，肌肤的皱纹冲淡了她面部的轮廓，矮眫的身躯现已微向前倾——但她那双棕色的大眼睛，却仍然清澈明亮、烱炯有神。

　　人们首先从这两只眼睛就可觉察到卡梅莉塔•欣顿充沛的活力，当和她交谈时，这个印象将更为加深。虽然她在追述以往的生活时，想到哪裹说到那裹，随意漫谈，但她的思想却仍然迅捷敏锐。当她激动地说明一个观点时，她那肥胖的手指老爱时松时紧。

　　对认识她的人而言，欣顿夫人的精力，犹如神话一般：1921年她是布林莫尔(Bryn Mawr)学院⑤的铅球冠军;她曾经在加拿大的大山脉中翻山越岭;在帕特尼时，她爱领着学生在月光下作横越乡野的滑雪之旅。曾有一位身材魁伟的男学生，因怕在体力上达不到这位女创校人兼校长的要求而不愿意到这里来上学。

　　欣顿夫人身心活力充沛的最佳证明，或许是回述她前十年中所经受的一些病痛以及她应付这些病痛的方式。1962年，她是72岁，那年，当她在卡茨吉尔山脉(Catskills，位于纽约州东部)中滑雪时，摔断了一条腿。几年以后，当在费城参加反越战示威游行时，摔伤了右边的胯骨。1968年，爬山的时候又摔壤了左边的胯骨。这次在中国旅行访问的11个月当中，今年(1972年)春天，她曾两度中风。

　　她是不是被最近的这些病痛弄得一病不起了呢?「我不把它们当作真正的中风，」她最近说道。「我并没有瘫痪，」欣顿夫人说。实际上她的问题在于她感到精神太好。 「我可不能再随着感觉走，」她说道。「我必须把这种感觉藏在心里。我现在对自己说，『妳必须记住妳已经是82岁的人了，不可不把步调放慢。妳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事都揽下来。』」「但我发觉很难做到，」她继续说道。我不知道要怎样来感受82岁。我自己从未经历过82岁，我也没法体会到别人到82岁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座落于宾州弗利特伍德镇(Fleetwood)的农场，是她于1955年从帕特尼退休之后买下来的。到这个农场去拜访的人，可以发现这里处处显示出她蓬勃的朝气。在这裹，人们看不出一丁点她作了20多年寄宿学校校长的痕迹。在宾州德国式石头农舍(Pennsylvania Dutch stone farmhouse(6 )里，布满了她两次访问中国时带回来的纪念品。

　　「卡梅莉塔把帕特尼看作和自己的生命一样，」欣顿夫人以前的秘书、后来一度担任校友会董事长的南希•韦斯特(Nancy West)最近说道。「人们都以为她退休之后，她对帕特尼是决不会放手的。」但欣顿夫人却不断想着新的事物，从不眷恋以往的成就;如墙上挂着的京戏睑谱、书箱上的毛泽东像、以及大厅中悬挂着的一幅丝绣的熊猫像等，便是她的这种精神的具体写照。

　　二、早年生活

　　欣顿夫人的一生具有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谜样的特点：始终如一的目标，坚持不懈的原则，以及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些分水岭式的插曲。大多数人的人生历程是无法以直线的或完全合乎逻辑的方式来叙述的，但欣顿夫人的，却是可以的。 ，

　　同样的，我们可以在她的人生历程中，以及--透过她的影响--在她儿女及孙辈儿女的人生历程中，找到一个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刻就是当她在布林莫尔学院二年级的时候来临的。那时，她读了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一篇论情绪的文章。如许多年后她在该学院校友杂志中回忆说，「从这时起，这篇文章让我受用一辈子。其中有一句话的大意是这样的，『如果你被你所读到、所看到的事物深深触动了，就不应该让这种情绪自生自灭，而无所作为，这对你是不好的，应该干点什么!』 」

　　许多人是会被这种哲理打动的，但欣顿夫人却在一生中奉行不渝。当她方从该学院毕业回到她在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 )奥马哈(Omaha)的家中时，她破天荒地这样做了。一天晚上，她在一本杂志中读到一篇题名「首府第一棵圣诞树」的文章。

　　「这就是说，不管多穷的人，都可以有圣诞树，大家都可以来观看把这棵树点亮，」 她最近回忆着说。「这棵树是为所有的人而摆设的。」

　　「我想，呵，这是个好主意，这真是个好主意。然后，我突然想到，呵!天哪!为什么这件事把我激动成这个样子呢?现在的问题是我要是真的相信这是个好主意--用那句话来说：如果你对某事发生了兴趣，并为它所深深感动，-- 那我就必须采取行动。这就是说，我一定得给奥马哈弄棵圣诞树。 想到这儿，我说， 『好的，就这么办!』」

　　她在明尼苏达州找到了一棵大树，并将它安放在奥马哈法院的前面。消防队在树上装上了电灯。圣诞节夜裹，当地教堂的唱诗班来到这里唱圣诞颂歌。一切都弄妥当了，只有一件事不对--那天的温度低到零度以下。

　　「人们像蜂羣一般，」欣顿夫人回忆着说。虽然事情已经离现在60年了，但她对这件事的欢愉与抱怨的神情却仍流露在言语之间。「他们不愿留在外面围着树唱歌。他们挤进了法院……我试着把他们留在外面唱圣歌。我还记得，我站在那儿，张着两臂，想把法院的大门就此拦起来。但人羣还是蜂拥而入，我好像在阻挡一股浪潮一般。」

　　这段插曲之所以重要，有好几个原因：这表明她除了对詹姆斯的观念倾倒备至，她还热衷于许多其他的观念。并且，从这时开始她一直奉行着这条原则--如果你被甚么事物所触动，你就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她始终奉行不渝，其最终结果就是创办了帕特尼中学。

　　1890年，欣顿夫人出生于奥马哈。她说她的父亲对她的影响远大于她的母亲。父亲，克莱门特•蔡斯(Clemente Chase)是一家周报和两家银行报纸的编辑。他在那个一心盘算着发财的美国中西部社会推动文化事业。由于旅游艺术家常在蔡斯家裹表演，欣顿夫人耳濡目染，引起她在音乐和艺术方面的兴趣。蔡斯还培养他女儿对野营生活的喜爱。欣顿夫人记得她第一次长途步行是在两岁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当她母亲卢拉贝尔(Lulabelle)想把她女儿塑造成一位上流社会的淑女时，而她父亲却已经在使她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了。 「他把我引上了正途，」她说道。 「他认为男孩与女孩都应

　　该有事业。他要他的子女都上大学，他是赞同妇女解放的。」

　　在大学时代，欣顿夫人除了从詹姆斯的哲学得到启发之外，还懂得另外两个道理。一个是从伺候学生的黑人女工那里学来的。 「我想上大学的学生里头大概一个黑人女孩也没有，」她说道。「她们是在那儿伺候我们这群少爷小姐的。我们是长在他们身上的寄生虫。」于是，「依靠自己」，对她来说变得重要起来了。人们应能料理他们自己的生活，甚至应该包括提供自己所需要的食物。

　　另一个道理是从一门教育学的课程中学到的。在这门课中，她开始接触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其他进步的教育家的著作。他们写道，儿童应从实践中学习，教育应该是一系列真实生活的经验，不该是一番死记硬背的「工夫」。还有，学校应顾到儿童身心的全面发展，他所要学的，不应只是一些特定的课程，而应是一些基本的人生价值。对于像欣顿夫人这样坚信艺术、健壮身体、户外活动和劳动的价值的人来说，这种兼容并蓄的教育观点自然对她是有吸引力的。

　　大学毕业之后，欣顿夫人拒绝了一个周旋于奥马哈上层社会的机会，而前往芝加哥的赫尔济贫社(Hull House)--它是美国最早的社会贫民救济社之一 --替简•亚当斯(Jane Adams)工作。她也选了研究院的教育课程。1928年，她和塞拔斯蒂安• 欣顿(Sebastian Hinton)结婚，欣顿先生是一位专利律师，他曾经发明过攀登架(Junglegym)(7)。

　　以后数年，她一连生了三位子女。但她还是抽出时间研读关于欧洲幼儿院发展的情况，并且以典型的詹姆斯作风，在她伊利诺伊州(Illinois)温内特卡(Winnetka)家的后院裹创办了美国最早的此类学校之一。

　　但欣顿夫人真正将她大部分的想法付诸实施，却是在她丈夫去世以后。1925年，她把家搬到麻州剑桥(Cambridge)，开始在具有创新精神的谢迪希尔学校(Shady Hill School) (8)担任教职。她在那所学校二年级任教的九年中，一直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进行教学。

　　在每个学年的头一个学期，她给她的学生们阅读描写牧羊人的故事和诗歌。到了下个学期，她就弄只活生生的羊，让儿童们帮着修剪羊毛、编织羊毛，做成小小的羊毛垫子。「有一天，这只羊从学校里跑走了，」欣顿夫人笑着回忆说。「学校当时就设在现在哈佛大学纪念官(Memorial Hall)后面原来的谢迪希尔处。这只羊一跑了，所有的小孩，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沿着柯克兰(Kirkland)街跑着追牠。最后，一位警察在纪念馆那儿把牠拦住了，我们就把牠放在手推车上推回学校。后来我们还为这件事写了一首诗呢。」

　　此外，学校里还发生其他令人兴奋的事。譬如，每位二年级的学生都要在草地上盖一间木房子。「我知道孩子们是会喜欢做这种事的。他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关于木工和算术的知识--你知道，他们是必须测量的;学到盖房子所需要做的各种事情。」欣顿夫人解释着说。

　　每栋房子有两层楼。孩子们在大门上画上一些小小的图案，并装上窗架。这些房子是靠小电池供电的。有一个晚上所有的孩子和他们的老师都住在这个位于剑桥中心的小村子里头，并且还在那儿准备晚餐和早餐。

　　「学校里头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欣顿夫人说道。那时，「要是有一个小孩不能来上学，他就会哭闹起来。不能上学是件很泄气的事。可是现在我向我的孙儿孙女们问起他们学校的情形时，他们却感到那样索然无味。我的心情不禁沉重起来。学校的生活应当令人感到兴奋才对。要知道，孩子们毕竟是要把大半天的时间都花在学校里头的呵。」

　　生活不仅在欣顿夫人的班上令人感到兴奋，就是在她的家裹--位于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学院(9)附近的埃文(Avon)街38号--也是如此。小马、狗、猫及山羊等在这里到处相互追逐戏耍，无拘无束。欣顿夫人有很多住在剑桥以外的朋友，希望自己的子女进入谢迪希尔小学就读，这些朋友的子女就寄宿在欣顿夫人的家里。

　　所有的小孩每天都骑着小马上学。二十年代的剑桥并不比今天的更乡村化。邻居们都把这「英勇的」一群叫做「自杀俱乐部」。「实际上，我们连一块皮也没有碰破过，」欣顿夫人不平地说道。但韩丁却记得有一次他骑着小马走到芒特奥本(Mt.Auburn)街中间时，忽然马失前蹄，差点儿让电车撞上。最后，埃文街的房子容纳不下这么多的动物、寄宿者和欣顿家的人，于是他们就在韦斯顿另盖了一幢房

　　子和一间马房。在那儿，欣顿家又添了两头牛和50只鸡。

　　最后，欣顿夫人的「发展」还有一个环节，这就是国外旅行。丈夫去世以后，她就开始在夏天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去旅行--拜访她在墨西哥及在英国的亲戚们，并且到挪威及美国的怀俄明(Wyoming)州游历。不用说，欣顿夫人的这些旅行的确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探险。在墨西哥时，欣顿全家徒步前往墨西哥西部进行「远征」。寒春那时才四岁。「除了每个人身上长了些虱子外，」欣顿夫人笑着说，「我们全都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在挪威的旅行是一样的艰苦--没有向导，全靠自己的两条腿翻山越岭。

　　回到麻州以后，欣顿夫人成了唐纳德•沃特(Donald Watt)所倡导的「国际生活实验」早期的领袖之一，夏天带领十来岁的青少年住在欧洲人的家里。萨金特•施赖弗(R.Sargent Shriver)(10)曾在其中的一次旅行中担任过学生助理。

　　有几次旅行是前往纳粹德国的。欣顿夫人和她的团体曾和希特勒青年团在一起相处了不少时间--他们清晨五点出发去远足，并且参与社会上各种工作。他们这样的精力与纪律给欣顿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欣顿夫人说，她曾见过希特勒在鲁尔河谷(Ruhr Valley)演讲，真够吓人的。她承认，「在德国时，我并不知道后来纳粹主义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一位那时的朋友记得欣顿夫人的团体在一次夏季旅行之后回到美国时，手裹摇着小小的纳粹旗子。她的儿子韩丁说，「我母亲当时在政治上是不怎么高明的。」

　　从各方面来看，就欣顿夫人于1943年驾车从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到麻州韦斯顿的途中所得到的灵感而言，一切条件现在都已成熟了。她时常撰写她的经历，帕特尼学校的校刊也常报

　　导有关她的事迹。人们常将伍德斯托克至韦斯顿之行描写得几乎和圣徒保罗的大马士革(Damascus)之行(11)一样的伟大。实际上，欣顿夫人那天下午的旅行，即使不是奇迹，也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就在这天下午，44年的生活经验和想法奇迹般地完成了一次飞跃，成了一项杰出的创举。

　　三、一所新型的学校

　　在那次长途的汽车旅程中，欣顿夫人有很多思考的时间。她的子女已经进入了中学，大学预修课程的沉闷取代了谢迪希尔小学时的兴奋。中学里虽然也重视游戏，但游戏中却充满了激烈的竞争精神。十年后当回忆这时的情景时，她这样写道：「真正的教育中不应该有忧郁沉闷，学校里应洋溢着轻松欢愉的气氛。」 为什么不能使谢迪希尔小学第二年级那种丰富多彩的欢乐生活在中学里重现呢?何不把韩丁、寒春和寄宿生留下来，并且招更多的孩子，一起搬到远离都市的一个农场去呢?学生们可以帮着修建及维护校舍、管理农场。孩子们晚上的时间通常都是白白地浪费掉了，那么何不在晚上开展一些音乐和舞蹈活动或举办讨论会呢?夏天的旅行也要照旧进行。此外，要使学生们成为乡下小城生活的一部分。

　　「当时我问自己到底喜欢一所甚么样的中学，」 欣顿夫人最近说道。「突然我想(詹姆斯是会以此为荣的)：我大概应当自己办一所试试看。」

　　她在一周之内用铅笔草拟了这所学校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开头这样地写着：「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是在空中建造楼阁的。」而欣顿夫人的计划却并不是模糊不清的;相反地，所有她想到的，都在帕特尼一一地实现了。下列一些对当时来讲是很有创意、甚至是很激进的观念，都在1943年系统化起来，并且真正付诸实施了。这样重大的改革在欣顿夫人看来好像是理所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1、取消分数;「分数与实学有甚腰关系?」最近她这样地问道：「分数只能引起虚假的竞争：你必须超过别人，否则你就会名落孙山。这是不对的，你应为了求知而学习。」

　　2、取消有组织的足球队：「运动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要压倒对手。运动时是要尽力而为，但这只是因为技术越熟练人们的兴致才会越高。」

　　3、男女合校：「最早从受到父亲的启蒙以来，我就一直相信男孩与女孩应同受教育。既然他们将来要结婚，要在一起生活，那么从小就应该在一起长大。并且，说来也怪，当男人与女人、男孩子与女孩子在一起时，气氛总会变得更活跃些。」

　　4、不提倡宗教：「我看我是一位无神论者。……我们有些人不是基督徒么?为甚么我们还是有这麽多的问题存在呢?精神上，我所信奉的标准是很高的，我相信自律、相信先人后己。不过，我感到人

　　必须依靠自己。人老爱祈求上帝保佑，其实，人必须使自己变成神才行呵!」

　　5、农场劳动：「对我来说，一个人若不从事体力劳动，就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就是在剥削别人。农场应成为学校的中心，我常感到人们与生产他们食物的地方脱节。」

　　6、艺术：「我认为它是整个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譬如，我认为青年人若为应付考大学而停止音乐课是很不对的。我时常对青年人说，把《纽约时报》拿来看看，那里面除了严肃的政治文章之外，还有

　　艺术与戏剧的篇幅。《纽约时报》的内容范围是很广的。」

　　这种广泛意义的学校课程是帕特尼成立的基石。 「我要求艺术、劳动和准备进大学占有同样的比重。学术标准降低一点并没有关系。我认为一般学校要求学生写的报告太多了点，要念的书或许也太多了点。我想应该为成为生活一部分的那些事物匀出些时间。 」

　　以上那些做法的目的，都在于唤醒她的学生的社会良心。 「我感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很不愉快的地方，我想，靠教育可以帮助儿童克服贪婪和自私心。很多进入这所学校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可能成为政府里的领导人。由于受了这种教育，他们对我们的问题或许会有一种不同的、更道德的看法。」她的这种观点，是罗斯福时代乐观主义以及许多年前从黑人女工那里得到的经验潜移默化的结果。

　　欣顿夫人是以一种典型的理想主义方式来创办这所学校的。她先在佛蒙特州Vermont帕特尼镇Putney买了个农场，然后才去聘请教员。她先答应付给教员较高的薪水，然后才招收学生，再用收来的学费支付薪金。她将座落于韦斯顿价值三万美元的房产以一万元就抵押了。结果，这些办法还真的都行通了。

　　1935年9月，帕特尼开学了。共有54名学生，他们都是那些相信欣顿夫人想法的朋友的子女。但其中有些人并未能对之深信不疑。很多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女儿、而非他们的儿子--或至少不是他们指望将来有所作为的儿子--送到一所试验性的学校就读。「我们头一批学生里很有几个古里古怪的人，」一位那时的学生说道。「我记得有

　　位男学生老爱扎着一条印第安人的头带，并且颠着脚尖走路。」

　　虽然欣顿夫人对大学预修课的不良影响颇多责难，但她了解，只有当她能够证明帕特尼的毕业生也可以进入最好的大学时，她才能够吸引优秀的学生。第一年的应届毕业生都进了大学。而且更有说服力的是，除一名毕业生外，其余的毕业生都决定在帕特尼多待一年。

　　这一切都是在没有牺牲那些该校创办宗旨的情形之下所取得的成就。学生清晨早起，做些农场上的杂工。上课的时间从早晨8点一直到午后，中间休息的时间用来吃中饭。下午的课余时间用于运动

　　和劳动(或在农场上干活，或打扫维修校舍》。晚上则用来学艺术及做手工。白天自修的时间和每周中有一个晚上用来做作业。

　　教员与工友一视同仁，都一律参加学校的行政(再度显示布林莫尔学院那些女工的影响》。随着旅馆、商店、戏院、打铁店、窑炉在校园裹一一出现，集体精神与自力更生的意识也与日俱增。

　　据这所学校早期的学生说，今天学生所喜爱的粗蓝布工作装背包(Dungaree-backpack)的装束早在帕特尼35年前就流行了。不过，欣顿夫人对服装也有一些规定，譬如她要求吃晚饭时，男生须打领带、着外套，女生须穿裙子。「要不然，学生会很快地懒散颓废下去，」她解释说.「况且着工作服吃晚饭，对在厨房裹辛辛苦苦为大家做饭 的人，也是不够尊敬的……我只是想在一所很不讲究繁文缛节的学校里订出一些起码的规矩。」

　　虽然没有宗教的礼拜，但欣顿夫人在每个星期天晚上开一次讨论会来谈论她的理想。夏天的旅行照旧进行--首先是到欧洲;欧战爆发后则改为徒步横越美洲大陆，沿途分别在纽约州收垛干草、在威 斯康星(Wisconsin)州及南达科他(South Dakota)州打燕麦和小麦。为了加强与帕特尼镇的关系，学生们协助推动当地的各种工作，并在学校里举办庆祝节日的活动时，邀请镇里的人一同参加同乐。

　　把子女送到这所学校就读的人大半是东部的自由主义者;其中有知名的教育家，如前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 科南特(James Conant);有在麦卡锡时代被攻击的人物，如阿及尔•希斯(Alger Hiss)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有《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一批作家，还有帕特尼镇的一些居民，如当地的商人(后为美国参议院议员)乔治•艾肯(George Aiken)及农民绅士(后为外交家)埃尔斯沃思•邦克(Ellsworth Bunker，现任美国驻南越大使);此外，还有一些艺术家，如钢琴家鲁道夫•塞金(Rudolf Serkin)，当他的小孩在那里上学时曾为学校开了一次音乐演奏会，人们至今还津津乐道。动态设计(12)家亚力山大•考尔德(A1exander Calder)的子女也曾在那里上学。他的一件作品至今仍悬挂在学校的餐厅里。

　　这所学校既是个撼人心弦的地方，又是个令人陶醉的地方。毕业生们对于把它比作一个三场表演同时举行的马戏班，还嫌不够。他们坚称，在帕特尼至少共有七场至八场的表演在同时在进行着。

　　由上看来，这所学校毕竟是它的校长个人的缩影;换言之，即按照她自己的设想来创办和管理。虽然全体学生和教职员都参加学校的行政，但一般同意，「H夫人」--这是众所周知的称呼--可以对任何问题负责。她觉得教师在课堂中应主持讨论会，而不应只是一个人自拉自唱地讲演。教师的聘请或辞退均依据这一标准。录取学生的标准以及录取后对学生的管束，也是按照她的意思来制定的。「如果你想进帕特尼的话，只要有一两样特别的兴趣就行了，」韩丁说道，「优异的数学成绩并不能引起母亲特别的重视。如果你的兴趣是在写短篇故事、或采集蝴蝶，那你准能被录取。」这种把这块地方弄得如此与众不同的专行独断的精神，终于为欣顿夫人惹来了麻烦。

　　当问及1949年教员罢教的情形时，她的脸上仍然流露出那时的创伤。「在帕特尼的校史上这是一块非常令人心痛的疮疤，」她说道。根据她儿子的看法，这是他母亲一生中最痛苦的插曲。

　　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欣顿夫人聘请了一位教师。当她发现他只在课堂上讲演而且又不愿改变他的教学方法时，就请他离职。然而，这个人却是一位工会的组织者，他发动了大约半数的教师反对校长。他之所以能够发动这些人，是因为当时很多教师对欣顿夫人那种纯凭自己对每位教师工作的评价主观地决定薪金高低(即在基本标准之上增加多少钱)的发薪办法感到不满。

　　想不到这所总共才有170名学生和75位成年人的学校裹，意见竟然不能沟通。造反的教师们成立了一个工会支部。1949年春天，他们罢教三天之久。

　　这年的年底，虽然教师们的大部分要求都被接受了，可是这个工会的许多成员却还是纷纷离职他往，而一种背叛感在她心里却一直挥之难去。欣顿夫人向来将帕特尼看成是个小集体(13)，在一个机构中如存在着两个权力中心是和这种看法无法兼容的。纵然后来这个工会(由于大部分成员离去)解散了，事情也总和以前不大一样。据那时帕特尼的一位教师兼管理员约翰•霍尔登(John Holden)说，「那次罢工之后，卡梅莉塔失掉了不少自信。」她一直对学校握有最后的控制权，而把董事会(14)当成一个咨询机构。她觉得学校应由教育家而非商人来管理。然而，在那次罢工之后，她感到需要一个缓冲，于是就把她最后的裁决权交给一个新成立的董事会。因此，说欣顿夫人从此失掉了以往的天真，是不算太夸张的。

　　可以预料，当帕特尼从试验的阶段发展成定型的学校之后，从伍德斯托克至韦斯顿的旅程中所产生的理想主义，势将随岁月而日益淡化;纵令如此，这所学校始终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头。欣顿夫人当

　　时就实行了不少今天被称为是最新改革的方法如小组教学、独立学习、时间的调配等。现在，很多中学正开始试用远在1934年欣顿夫人计划中就有的一些观念—如男女合校、社会参与、取消分数等，来应付入学人数日减的趋势，和在学生中蔓延着的感到教育脱离生活的情绪。可以和这种现象作为鲜明对比的是，从开办那一天起，帕特尼在招生方面就从未遇到过困难。

　　1955年，在做了20年的校长之后，欣顿夫人退休了。「我实在不愿意离开，」她说。「但在我面前却有这么多的事情使我感到兴奋。」听起来这或许像一位65岁的老人在走夜路时吹着口哨，给自己壮胆。但结果却证明，这句话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四、欣顿一家与中国

　　在以往的25年中，在美国没有一个家庭比欣顿一家更接近中国。韩丁在中国断断续续地住了差不多10年，他现在正在撰写他的第五本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书。他的女儿韩倞于去年(1971)11月回到美国以前，曾在中国度过了她前21年的岁月。寒春从1948年起，就一直住在中国，并且在那儿安了自己的家。当全家在过去的一年中访问中国之后，欣顿夫人的孙辈儿女大都开始学起中文来了。

　　身为一家之长的欣顿夫人，已把她50多年来献身于教育的热情和精力全部投入了对毛泽东政权的支持。

　　尽管从帕特尼到北京或许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但对于那些真正了解他们的人而言，欣顿一家人和中国的关系却是很自然的。在首先被中国的革命所吸引的儿女们身上，正显示他们母亲对他们的巨大影响。同时，由于她追随儿女们开辟的道路，欣顿夫人又一次表现出她那包容新观念的能力。

　　欣顿这一家人为中国的革命所吸引是没有什麽可奇怪的，因为中国革命体现了很多欣顿夫人许多年来所倡行的观念。

　　「我们在帕特尼上学时，欣顿夫人时常谈到拓荒精神，」温希普夫人(Winship)回忆着说。 「她时常谈到一个人应该经风雨、见世面，应该不断开辟新的领域。她也常谈到体验农村生活，谈到社会良心。我有时想，她的子女们将极难在美国找到这种新的领域，以及方才所提到的一些其他事物。所以，对于他们最终落脚在中国，我一点也不觉得惊讶。」

　　韩丁最近谈到毛泽东在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与她母亲在佛蒙特州所建立的社会之间的相似之点。他指出两个社会都有效地结合了理论与实践，并且都重视全面发展的、会做各种事情的人。他说，尊重

　　体力劳动以及自力更生，平等精神，也是中国和帕特尼所共有的，对于人类改造自己生活的能力，这两个社会都抱乐观的人道主义的态度。

　　韩丁接着说，两个社会之间也有重大的不同之处。中国的革命是产生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而欣顿夫人并没有这样来考虑问题。尽管如此，它们之间却能有这样相似的地方是很惊人的。「母亲本能地做出了很多中国革命所自觉提倡的事情，」他说道.。「她做这些事情时，虽没有他们(指中国)的理论基础，但她还是这样地做了。」

　　欣顿一家是在1943年与中国结上了缘的。那年，韩丁在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一个为社会服务的机构中工作，这个机构是专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些出于良心而拒绝服役的人而设的(15)。这时，他是一位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然而这时他

　　正巧念了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所著的「西行漫记」 (Red Star over China)，这是一本记述毛泽东革命的书。于是这本书成了他的「奥马哈圣诞树」。

　　「我是真的被那本书感动了，」他回忆着说。「它使我想起，这本书中所描述的一切正是我母亲一生所谈论的事。…… 我感到假如我是一个中国的农民，我也会跟毛泽东一起去打日本人的。由此我感到有些战争还是应该打的，于是我就申请眼兵役了。」

　　但韩丁的服役申请却因耳膜穿孔而没有过关。不过，他还是于1945年以一名国务院驻重庆作战情报处(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in Chungking)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了亚洲(16)。战后他回到了美国，但于1947年时又作为联合国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的拖拉机技术人员的资格重返中国。(作者按：韩丁从帕特尼毕业后进入哈佛，但两年后因感到哈佛与一般人民脱节，于是转学到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继续学业。)

　　这次韩丁带着他的妻子伯莎•斯内克(Bertha Sneck, 麻州梅纳德Maynard人，现仍住在北京)来到了中国。他还鼓励他在康奈尔的同学阳早(原名Erwin “Sid”Engst欧文•恩斯特)去亚洲。后来韩丁的妹妹寒春对政府控制科学研究日感不满，也去了中国，并和阳早结了婚。

　　当内战的烽火燃遍中国时，这些美国人都站到了共产党那一边。韩丁在解放区教过英文，并且曾和一支土地改革工作队一起在农村工作过。寒春和阳早则在内蒙古的一个牧场上工作。

　　韩丁和斯内克生了个女儿，即韩倞(Carmalita Hinton)。(17)后来他们离了婚。1953年韩丁回到美国，正巧落入了麦卡锡主义的虎口。

　　韩丁带回一小箱关于中国土改的笔记，他希望根据这些资料写本书。美国海关却将这些资料收缴了。

　　参议院开始对他进行调查。1956年，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对韩丁进行了一连三天的审问式的听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考验是很严酷的，」他说道。「但老实说，我觉得这件事实在是很有意思的。我一向好抗争。那些天的审问，我想是我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时刻。」

　　韩丁认定这些参议员都是些欺软怕硬的废物，要和他们斗，就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对这些参议员过去的所作所为作了一番调查。这时任代理主席的赫尔曼• 沃克(Herman Walker, 爱达荷州的参议员)指控说，韩丁的箱子里装着「大量企图危害美国的资料」时，韩丁便反控他与「地下社会」有所牵连。当一位参议员指控韩丁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他反驳说，委员会应调查它的主席，詹姆斯• 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 「这个人在南方煽动人们不遵守最高法院通过的民权法令。这种行为对我们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最后，小组委员会到底还是收缴了小箱子里的笔记。伊斯特兰后来在发言中声称，韩丁的数据是「一个叛徒的自传。…… 就我所知，自冷战开始以来，从来没有像这样的东西落到自由世界的手中。」

　　韩丁直到1958年才通过法庭的诉讼要回了他的资料。(18)根据这些笔记，他写了一本关于北方一个小农村土地改革的书--「翻身」(Fanshan)。(19)虽然这本书同伊斯特兰所预料的相反，并没有他说的会震撼美国，不过它却成了今天美国各大学里中国历史课的必读教材。

　　欣顿夫人说，在麦卡锡时代，记者们老打电话给她，要她答复关于她女儿寒春将原子弹秘密泄露给中国人的指控。「他们把她称为叛徒，简直把我气坏了，」欣顿夫人说道。「我告诉他们，她在中国和科学研究毫无关系。她是在饲养六万只北京鸭子。」

　　欣顿夫人自帕特尼退休后，愈来愈对政治发生兴趣。她在「妇女争取自由和平国际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中工作，促进对中国的了解，后来还参加过反越战的示威游行。十年前当她作环球旅行时，不顾美国政府的禁令，坐飞机到中国，在她的女儿寒春那裹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儿女们的参与引起了欣顿夫人对中国革命的兴趣，随后她又日益认识到这场革命与她自己的理想是那样相似，于是她愈来愈热烈地拥护中国毛泽东主义者的革命。这种热情在她去年(1971)访问中国时达到了高潮。

　　作为与西方和解的一个步骤，中国政府邀请了几位曾撰写过有关中国革命的重要著作的美国学者。韩丁于1971年4月应邀前往中国。

　　欣顿夫人本来也打算再度探望寒春。但她一想，若能像30年前在欧洲及美国西部地区游历时一样，带领一批年青人在中国作劳动旅行岂不更好?1971年8月，韩丁打电报通知她说，中国政府准许她带15人同行，其中包括韩菁的子女，「年龄在30岁以下，都是妳本人所认识的、对中国友好的人。」

　　欣顿夫人对这次旅行的安排，早已成竹在胸。「中国人常请重要的客人吃海参，」她说道。「中国人认为这是一道很珍贵的名菜，可是吃起来却是挺滑腻的。有人把『重要人物』的参观游览叫做『海参待遇』。我不要那种样子的旅行。我真正希望的是，这些年轻人与中国人一起生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要他们与中国人打成一片。

　　在这次旅行中，果然很少吃到海参。参观北京之后，这个团体在大寨-- 一个约有400人的农村集体—待了一个月，参加秋收。在那裹，欣顿夫人和一位大她一岁、裹着小脚的老太太—欣顿夫人把她叫做「我的伙伴」(My buddy)」-- 一道剥玉米。

　　欣顿夫人说，堆积如山的玉米都待剥皮，看起来，这个工作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做完。然而，有一天当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参观的时候，这个集体的负责人却说第二天就必须要把皮统统剥光。当欣顿夫人于次日晚间回来时，她的一个孙女跑来大声地对她喊道，全部工作已经完成了。

　　「我们兴奋地跑到场院裹一看，果然所有的玉米皮都剥完了。我们高兴得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以极大的热诚工作而取得这样的成功，使人们的生活充满了欢乐。」

　　劳动旅行团继续前往古城西安，接着又去了延安，参观在革命低潮时期毛泽东那里住过的窖洞。后来在上海棉织厂工作了六个星期，接下来又会见了周恩来。

　　「在中国弥漫着一种气氛， 」欣顿夫人最近说道。「这就是不为利润、不为金钱，而是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中国而工作，他们正在实现这个目标.在中国，对人的关切和照顾，真是无微不至。」

　　今年(1972)春天，欣顿夫人在中国曾两度中风。第二次中风后，曾有17位医生参与会诊。甚至现在回到弗利特伍德农场之后，她还是不知道--当谈到这儿时，她显得有点儿局促不安--为什么中国人派这么多的医生来照料「只不过是这么一个老太太」。

　　她说，她曾对医生讲过，如果她康复了，她将致力向西方人报道中国对全世界可以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她说，等她体力恢复了，就要给人讲演。同时，她正编写资料准备送给周恩来，向他报告劳动旅行团的成员们在中国访问了数月之后现在正干些甚么。

　　她充沛的体力已大部分消耗掉了，她的梦想也少了。但她的活力却仍未稍衰退--对新观念的振奋，坚贞的社会良心，更重要的是詹姆斯的那种积极奋发的精神--假如你为什么事物所激发，你就应当立即对它采取相应的行动。

　　欣顿夫人最近在弗利特伍德农场说：「照我看哪，只为活着而活着，每天睡睡觉，吃点好的，散散步，这样年复一年是没有意义的。那不是生活。假如我能作出贡献，活着还有意思，要是不能干点什么，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注释

　　① 「加尼」就是奶奶的意思，原为Grany,即Grandmother之俗

　　写。因她的长孙特德(Ted.,即爱德华Edward之小名或昵称) 小不点的时候发不出其中的 「r」音，所以就成了Gani，以后就被她的孙辈儿女延用了下来。

　　② 游农(Migrant farmer)是季节性的农业工人，由南到北，随

　　着水果、蔬菜的成熟季节而来回迁移。他们是临时的采集工，工资极低，又因时常迁移，所以生活极不安定。

　　③ 亨利•华来士(Henry Wallace)曾于1941至1945年担任

　　罗斯福政府的副总统，随后出任杜鲁门政府的商业部长，但因在外交政策上与杜鲁门意见不同，1946年遂被迫去职。1948年，成立进步党，纠集各种进步组织，竞选总统。一生对美国农业政策、农民福利，颇多建树。

　　④ 这是她的中文名字，她的英文名字和她祖母的一模一样，也

　　是Carmelita(简称Carma卡玛) 。按西方习俗，常喜以祖父母或父母的名字为子女命名，作为对长辈的敬爱，也感到亲切，当然或许也含有传承开明、进步与中国友好的家风精神之意，特别是韩倞出生在中国，而且是新中国开国的一年1949年。

　　后来，韩倞于1971年回到美国在各地向保钓朋友作巡回讲演时，一再自豪地说，「新中国十周年我十岁」，她与新中国同龄的确是一个神奇的巧合，完全符合她一家亲中国的家风。而且讲的一口道地的京片子，让来自港台的保钓朋友感到十分亲切和羡慕，自愧不如，因而在全美各地掀起了不小的「韩倞旋风」，其威力较之「杨振宁旋风」 有过之无不及。

　　⑤ 布林莫尔学院位于费城西方约11公里之布林莫尔镇。创建

　　于1885年，初期是一间女子文理学院，后来始招收男生。

　　(6)这里的Dutch是指居住于宾州的德国裔农民，用德语自称「Deutch」，美国人却把他们叫成「Dutch」而把字母e漏掉了。这样一来就同英文的荷兰Dutch混淆了，其实好不沾边。所以Pennsylvania

　　Dutch stone farmhouse 就译为宾州德国式石头农舍。

　　(7)用铁管或木头做成的高大的架子，是给儿童在上面爬着玩的，差不多所有的幼儿园和儿童游乐场所都有这种设备。

　　(8)谢迪希尔小学现已由位于剑桥中心的谢迪希尔迁到剑桥西面

　　的柯立芝希尔(Coolidge Hill)了。

　　(9)拉德克利夫是附属于哈佛大学的女子学院。哈佛大学的大学部，男女分校。拉德克利夫学院虽在行政与财务上独立于哈佛大学，但在教务上却与哈佛大学一体。现在有人要求将拉德克里夫女校与

　　哈佛完全合为一校，但因种种实际困难，尚未能成为事实。

　　(10)萨金特•施赖弗曾为上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Mc-

　　Govern)的竞选伙伴。他是小肯尼迪的姐婿，曾出任美国驻法大使。

　　(11)徒保罗本热心犹太教，并曾迫害过初期基督教会的信徒。据说，有一次当他取得公会的授权书前往大马士革捉拿基督徒时，在路上耶稣忽向他显现，召唤他作使徒。保罗看见亮光又听见耶稣声音，于是遵命进城。城裹的一名基督徒阿纳尼亚斯(Ananias)前来接见，并为他祷告及施法。从此保罗放弃犹太教，改信基督教，极力宣传基督教旨o 、

　　(12) 动态设计(Mobile design)，是一种现代派艺术，专设计一些悬空挂着的艺术品，它的特征是使艺术品各部分的重力或拉力在运动中能保持平衡协调，譬如可以随空气的流动而摆动，但却能不失其

　　平衡。由此，人们可以得到一种惊险与和谐的动态美感。

　　(13)欣顿夫人认为学校应是一个友爱的集体，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其中人人平等，不承认有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一切事情都是商定执行的，从来没有条文。她认为搞起工资标准，搞起工会，搞成校长

　　和教师两种权力的对立而非统一，就会把她这种理想主义砸碎了。由于她的这种想法与实际社会相差过远，所以终归失败。

　　(14)原文是Board of Directors), 一般应译为董事会，但董事会一词通常带有资产营业性质，这却不是欣顿夫人的原意。照她的那些理想来看，她是不肯让「掌钱」的人来管理学校的，所以学校事实

　　上没有董事会。但根据法律规定，创办学校必须要有一个机构监督财政，所以就成立了这么一个名义上的Board of directors，每隔几个月讨论财政的收支，仅此而已。但后来经过那一件事后，她不得不附和社会一般的惯例，让商人掌管学校，因而遂将原来的董事会加以改组。

　　(15)在此服务一定期限之后即可免服兵役。

　　(16)他将美国政府告上法庭，打了5年官司，终于在1958年胜诉，要回了被没收的笔记。

　　(17)参见注(4)。

　　(18)按原文有误。当时的作战情报处与国务院无关，其中国科是由进步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所主持。这个机构直到战后方一转由国务院管辖。

　　(19)是韩丁根据1948年以观察员身份亲历的山西东南张庄的土改经过，创作的一部长篇纪实报道文学。1966年，由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风靡欧美各国。《纽约时报》书评称: 「这是一部非同一般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卷……它向我们展现了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建立过程中一个村庄生动、撼人的故事。Hinton先生为我们了解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夜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做出了有价值的、在某种意义上独一无二的贡献。韩丁自己也认为：张庄的历史对今天现实生活的意义，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故事是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不了解土地问题，就不能了解中国革命，而不了解中国革命，也就不能了解今日的世界。」

　　于此可见，他对中国革命的确有独到的一家之言。随后被译成法、德、日、意大利、西班牙、中文等10种语言出版，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一部经典之作，是美国大学中国历史、政治、 人类学等专业学生的必修书。

　　顺便附言，韩丁1919年生于美国芝加哥。英文名为William H. Hinton，1940年代到中国后按音译为威廉•亨特，1948年由其中国友人王冶秋为其取中文名字韩丁，既非音译，也非意译，而是中国化的译法(据她的女儿韩倞解释说：「韩」和「Hinton」都是H打头，「丁」简单好写又挺文雅。不过，译者认为，丁是人丁，符合中国农业传统，也符合韩丁的专攻农业的背景;而且丁的发音，同Hinton的ton, 取其谐音。这或许也是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王冶秋为韩丁取中国名字时的一个考虑);例如美国中国学大师John King Fairbank, 他的中国名字不是音译的约翰•金•费尔班克，而是蒋廷黻在1930年代为他起的中国化的名字费正清，就是佐证。

　　2013年9月，于美国麻州威廉斯镇(Williamstown) 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