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十分关心和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曾谆谆告诫全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可以说，群众利益是毛泽东探索和实践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许多他关心群众利益的美谈佳话，至今仍为人民群众所津津乐道。

　　由一个红薯诞生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在上山之前，正值当地红薯收获季节。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肚子饿了就顺手偷吃了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比较有意见。毛泽东觉得偷吃一个红薯事小，可损害群众利益事大。于是，他立即召集队伍，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还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的最早雏形。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县城后，打着“宣传队”的旗号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就在城里把部队集合起来，提出在城市中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要求部队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写在墙上、包袱布上，无论走到哪里，都作为检查行动的标准。这给老百姓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老百姓曾这样歌颂红军：“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三大纪律”逐步修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逐步修改扩充为“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由一句诅咒悟出大生产运动的重大决策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遭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事情报到毛泽东处，毛泽东也颇感震惊!毛泽东发现盼他死的这个农民，对党对他都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说出这样的诅咒，必有隐情。他反思认为，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他让保卫部门调查一下。

　　调查的结果，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原来是粮食征得太多了，农民不堪重负才产生怨言。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那年边区公粮征收20万石，还要运公盐6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

　　了解到这些情况，毛泽东立刻命令将农民释放，并很快将征收公粮从20万石减少到16万石。他深深感到应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解决粮食问题，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如不这样，党就要失去边区的民心了。民心若失，党何以生存，更妄谈其他了。但粮食从哪里来呢?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悟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大决策。一时间，整个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上到毛泽东，下到机关干部、院校学生、部队战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纷纷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党中央还调派三五九旅成建制地到南泥湾垦荒种粮，到1942年、1943年，边区的粮食渐渐多了起来，农民的负担逐渐减轻，延安民众和共产党的关系也因此大大改善，进而有力支援了共产党的抗战伟业。

　　由一封受灾电报拉开治理淮河序幕

　　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百年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灾情的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毛泽东看到此处，不禁流下了眼泪，并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画了横线。

　　想到老百姓遭受如此严重的灾害，毛泽东心急如焚。短短一个多月，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第一个批示写于7月20日，毛泽东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第二个批示写于8月5日。他说：“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第三个批示写于8月31日，针对苏北区党委关于导淮工作各项准备“均感仓促”的顾虑，毛泽东批示：“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从毛泽东这三个批示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关怀灾民生产、生活的迫切心情。

　　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这次会议，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方针、1951年治淮的工作方案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国家仍在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四亿五千万斤、小麦两千万斤，保证治淮工程按时开工。这年冬季，淮河上游、中游、下游共有80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战80天，建成了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1951年，毛泽东还为治淮工程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一题词被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治淮视察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和河南、皖北、苏北治淮指挥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决心。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8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1957年冬，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透过这件事情不难看出，毛泽东在治国理念上，始终恪守为人民谋利益和幸福的宗旨，在作出各项决策时始终考虑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为群众谋利益作为他的根本追求。

　　由一则报道写下鲜活感人的爱民名篇

　　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还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他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持续关注就是最好例证。血吸虫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解放前，疫区遍及江南12个省、市的350个县，患者1000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达1亿以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并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和“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还亲自到湖北疫区视察，在杭州亲自制定规划。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报道了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这个消息。毛泽东读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两首七律：《送瘟神》。全诗如下：(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陀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两首诗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忧一喜，一抑一扬，生动表达了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对长年遭受血吸虫病折磨的广大农民的深切同情，以及经过新中国医护工作者的努力，最终送走横行一方的“瘟神”血吸虫病的无比畅快。《送瘟神》诗无论从标题还是手法上，包括题序中作者所述不眠之夜的情景，都将毛泽东体贴、关爱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鲜活感人，也让我们切实感受到“群众利益”在毛泽东的心中到底有多沉、多重。

　　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拥护为最高标准。”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毛泽东一生关心和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为之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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