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

　　命名的政治也是记忆的政治。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面对的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包括韩国军队在内的、由十六个国家的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相对于越南战争，美国对于朝鲜战争的记忆是模糊的，近于有意识的遗忘，那么日本呢?根据《日本海上军力的战后再军备》一书，日本曾秘密[2]派出船只人员参加战争：“1950年10月2日至12月12日间，共出动46艘扫雷艇、一艘专门用来触发压力型水雷的大型改装试雷船，1200名前海军军人在朝鲜港口元山、郡山、仁川、海州和南浦行动。日军共清扫了327公里的航路和607平方英里的海域。”[3]除了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外，在仁川登陆时，共计47艘坦克登陆舰中，有30艘由日本人驾驶。[4]因此，如果算上日本，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不是16个国家，而是17个国家。2013年7月，日本提出参加纪念在韩国举行的停战六十周年的活动，却被韩国方面拒绝了。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由朝中方面与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军签署。早在4月12日，韩国方面的李承晚总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停战，声称将单独北进，并于4月21日通过北进统一决议，故未在协议上签字。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期间另一位明确表示反对停战、要求大打的是依靠美国保护才幸存下来的蒋介石政权。这两个细节如今也不常被人提起，人们更倾向于批评毛泽东越过了“三八线”。

　　在过去二十年中，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结合苏联档案、美国档案和部分中国档案及当事人回忆的出版和公布，学者们按照当代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的新规范研究朝鲜战争、尤其是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历史，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名义下，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冷战史研究框架下，形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趋势。在观点各不相同的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一种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其特征是朝鲜战争研究渐渐摆脱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对立范畴，转而以国家间关系及国家利益为中心，探讨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对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持支持意见的作者强调这场战争是新中国的立国战争，而持批评意见的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除了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外，也加速和巩固了中苏结盟、中美对抗的冷战格局，并使中国大陆丧失了收复台湾的机会。冷战格局是由各种利益关系构成的，其中民族和国家的尺度占据着重要位置，但这并不等同于说这一时代的热战和冷战的动因和动机可以化约为民族的和国家的利益尺度。

　　本文结合当代中国大陆有关朝鲜战争的最新研究，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所谓“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是一种“内部视野”，它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事件的政治决断及其形成提供了线索。这个“内部视野”与其他的“内部视野”在相互纠缠、并置和冲突中共同构成了那一时代政治生成的动力。试图将政治决断置于历史理解内部，就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在东北亚的内部分断、割裂和对抗持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寻找突破这一格局的政治能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仅仅在国家利益的范畴内思考战争，而且需要在政治决断得以形成的历史脉络中探索其进程。

　　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和战争中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条件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新中国的意义

　　根据解密档案和当事人回忆，朝鲜战争爆发时，中美双方均感突兀，也都怀疑是对方策划了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爆发是一个偶发事件。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9月最初公开提出中国要卷入战争，新中国建立尚不足一年。百废待兴，中共内部的主导意见是不想卷入战争。1949年比较强调的事情是肃清残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各级党的机关迅速转变职能，是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是解放军正规化，搞文化教育，是已经提上日程的民族区域问题，更不要说战后的恢复重建了。1950年6月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反复强调的主题就是土地改革;[5]毛泽东告诫全党“不要四面出击”。[6]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正在转进新疆、西藏途中，并在东南与国民党争夺沿海岛屿。总之，新中国没有加入到这场战争中的准备。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与中国毫无关系。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朝鲜半岛的抵抗力量早已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密切相关。1949年5月，毛泽东同意将参加中国的解放战争、原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朝鲜师移交朝鲜，其中两个师于同年7月抵达朝鲜，另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师和一个团，于1950年3至4月间移交朝方。[7]这是中国革命与周边关系的一个历史延伸，也是中国革命者对朝鲜半岛南北对峙格局的实质回应。1950年10月初，毛泽东决定参战，这个决定不是从战争由谁挑起这一问题出发，而是从对战争进程及其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的判断出发的。他给当时在苏联的周恩来发电，指出采取参战的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8]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口号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参战“对中国，对朝鲜”极为有利的方面。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北进，威胁中国东北，朝鲜方面面临军事崩溃的局面。中国出兵对于朝鲜方面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推断中国出兵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担心联合国军会入侵东北、破坏水丰水电站和鸭绿江沿岸的发电设施。[9]1950年11月10日，法国在联合国提出议案，呼吁中国军队撤出朝鲜，保证中国边界不受侵犯。这个议案立刻得到美英等六个国家的支持，却被苏联否决。这些事实也为当代历史叙述提供了素材，即中国是在误判的条件下、由于苏联否决了这项议案而介入战争的。如果美国没有进攻中国的计划而中国出兵朝鲜，“保家卫国”的意义何在?

　　这里暂且提出两点解释：第一，美国总统和国务院的一两个电文，或者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通过的一、两个决议，并不能决定战争进程。帝国主义战争总是超出他们的“计划”。从历史上看，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或者“七七事变”也不是天皇或者日本内阁直接下令，而是由前线的军事将领决定的，至今有人以此为日本的战争政策辩护。布鲁斯•柯明思(Bruce Cumings)指出：对朝鲜战争的干预和美国外交政策决定常常产生于一个“决策矩阵”(matrix)，而不是个别人的指示。[10]仅仅根据解密的某些档案、选取其中一两条电文和文件作为证据，并不能断定美国是否会跟中国打一场战争，美国是否想压迫到鸭绿江边。在麦克阿瑟挥师北上的时刻，如果没有有效的阻击，朝鲜和中朝边境的军事态势究竟会发生怎样的突破是无法预估的。事实上，在法国提出议案不久前，美军就已经于11月8日开始轰炸鸭绿江上的公路桥梁，美军在轰炸桥梁时“入侵了中国领空，有的还对中国边境的城镇进行轰炸扫射”[11]。在此之前，从1950年8月27日开始，美军飞机就屡屡飞越中朝边境，并在城市、乡镇、港口进行扫射和轰炸，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美国海军并在公海上武装拦截中国商船。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后[12]，美国飞机的入侵和袭击行为仍然持续。[13]

　　第二，中国的底线不是要求美军不要直接进攻中国，而是不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1950年10月3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转告英美，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朝鲜，但美国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中国的底线。10月7日，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绕过可能遭到苏联否决的安理会而直接召开大会，通过了由美国主导占领北方、进而统一朝鲜的决议，次日美军就通过了“三八线”。毛泽东强调：不出兵，首先对东北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的电力将被控制。在这个判断背后，是一个决断，即决不允许新中国受到军事威慑。

　　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底线是不允许美军越过“三八线”，而不仅仅是保护中国水丰发电厂及沿江设施这么简单。这一底线初看与美国的对朝战略重叠，但内涵并不相同。事实上，毛泽东并未将“三八线”当作不可逾越的分界线，他在入朝作战前两次战役结束之后就说过“必须越过三八线”。[14]1950年12月13日，英美要求中国军队在“三八线”停止。在此之前，志愿军攻入平壤的次日，即12月7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副外长章汉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说13个亚非国家联合倡议在“三八线”停战，但周恩来反问道：为什么在美军打过“三八线”时，你们不讲话?为什么13国不公开宣言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并谴责美国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在联合国通过要求朝鲜战争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的次日，12月15日，杜鲁门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到1950年年底，中美两国已经处于不宣而战的战争状态，各自进入了全国性的战争动员。

　　因此，毛泽东决定越过“三八线”包含两个动机：第一，动摇英美的决心。在第四次战役后，美军再次突破了“三八线”，并策划从侧后登陆。从军事上讲，如果不能越过“三八线”，就难以挫败联合国军、尤其是美军的战斗意志，并给他们的进攻找到喘息的机会，也难以通过重击敌人以赢得自身的休整时间。第二，在联合国军败退的情境中，美国利用联合国发布决议，要求双方在“三八线”停止下来。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联合国不过是美国操控的、作为战争之一方的“国际机器”，中国没有义务接受它的决议或规定。在这个意义上，打过“三八线”不仅是拒绝承认美国霸权的边界，而且也是以军事方式对其政治攻势的还击。1951年4月，当麦克阿瑟在军事失败的背景下建议轰炸中国本土、武装国民党军介入朝鲜战争后，很快被杜鲁门以可能招致与中国的全面战争而撤换。杜鲁门的这个决定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痛击了美军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是通过一场持久的、充满了苦难而最终获得胜利的革命才摆脱被奴役命运的亚洲国家，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强国，却标志着对一个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的承诺，对一个与历史上既往的国家或王朝的不同态势的承诺，对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诺。1950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朝鲜战局与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明确地将中国革命与朝鲜战争联系起来，他说：“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中国革命在东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15]1951年10月，也就是入朝作战一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专门提到朝鲜战争，他指出：第一，这场战争是保家卫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第二，既然美国侵略者向我们进攻，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大旗，这是以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第三，朝鲜问题应予和平解决，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16]在上述第一条中，他特别提及如果没有台湾问题，没有美国侵略朝鲜问题，没有美军威胁中国边界问题，中国不会直接加入这场战争。

　　曾有历史学家提出：如果中国在釜山战役全面展开之前出兵朝鲜，美国就会失去仁川登陆的机会，[17]这个观点与1950年10月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与杜鲁门讨论中苏会否出兵时的观点完全一致，即中国错过了最佳出兵机会从而不会出兵。从军事的角度说，这一判断有一定的根据，但这种从纯粹的军事观点判断战争进程的方式与毛泽东对战争的把握大异其趣。

　　新中国的巩固本身包含着突破冷战格局的契机。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在十月革命的炮声中诞生，但未能阻止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毛泽东认为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外国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国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团结，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18]其次，二十世纪中期出现了一个在世界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格局、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而在亚洲，一个由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被带动和鼓舞的反殖民主义进程正在逐渐展开。这个进程的目标是通过抵抗帝国主义而实现和平，从而实现和平的方法包括了战争手段，即毛泽东所说“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19]这是从中国革命战争中延伸而来的战略。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消灭战争的手段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20]朝鲜战争则是用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这就是正义与非正义战争的政治分野。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是“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得以凝聚的前提，是抗美援朝战争与此前所有中国革命中的战争之间的分界点。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的宣示就不能得到证明。

　　朝鲜战争与中苏关系问题

　　过去十年中，中国大陆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发生了一个转向，除了彻底抛弃了国际主义的视野，转而用较为单纯的民族主义视野解释这场战争之外，另一个趋势是将研究的中心从中国与美国的较量转向中苏关系。比较有影响的看法包括：一、斯大林与金日成联手背着毛泽东策划朝鲜战争，联手诱导中国参战;[21]二、苏联放手朝鲜发起统一战争，是因为对控制中国东北失去了信心，而中国出兵朝鲜的目的之一是避免苏联以美国压境为理由加强在东北的驻军而受苏联控制;[22]或者，苏联支持朝鲜进攻是因为避免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23]三、苏联是在朝鲜战争中受损最大者之一，因为它不仅失去了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而且为中国援助建设了156项重大工程，从而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24]四、朝鲜战争加速了中苏同盟的进程，也破坏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契机。[25]因此，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中苏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出兵朝鲜?

　　首先，在谈论出兵朝鲜问题时，毛泽东除了谈及对中国、朝鲜有利外，特别提及对东方、对世界有利的问题。这是两个新的，也是在一般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框架内不能解释的范畴。东方是指东西两个战线中的东方，尤其是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而中苏同盟正是“东方”范畴的核心内容之一;世界指正试图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从建国伊始，到抗美援朝，再到此后一段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心是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结盟。这不是突发的转变，而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已经确定的同盟关系的延续。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里讲到了这一问题。他说：中国要有远大的目标，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之后，在各种条件具备的条件下，可以从容地、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新时期。为了这个远大目标，他提出在国外必须兼顾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巩固革命的统一战线。换句话说，虽然战争促进了军事的合作，但中苏并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爆发才会结盟。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结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形势的结果。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党曾经与苏联结盟，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并不需要等到朝鲜战争才出现，但1945年后国共内战时期美国对国民党的偏袒态度最终促成了正在诞生中的新中国迅速倒向苏联是可以肯定的。

　　毛泽东反对美国及其仆从势力军事介入朝鲜半岛，而同时保持着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诺。[26]他的修辞包括两方面，即一方面对中国、朝鲜有利，这是最能够说服全体中国人民、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理由;另一方面对东方和世界有利，这涉及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断。这个世界格局的新特点是出现了东西两大阵营，而中国正是东方阵营的一员。1950年1月，朝鲜战争爆发前五个月，苏联因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提议未获通过而宣布退出安理会会议，从而缺席了6月25日为讨论朝鲜战争而举行的安理会会议。这个细节现在被一些学者解释为一种“放水”行动，即苏联因缺席而无法行使否决权，遂使联合国通过美国主导的组成联合国军并卷入朝鲜内战的议案。[27]这一猜测因葛罗米柯回忆录中有关斯大林拒绝让苏联代表参加安理会并行使否决权的细节而得到加强。这是否是一个有预谋的行动?

　　参照1950年初斯大林与金日成秘密会谈而不通报在苏访问的毛泽东的细节，这个推断不无道理。但既然苏联支持北方的统一战争，它又有什么理由故意让那么多联合国军合法介入朝鲜战争?比较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俄国学者披露的档案，即斯大林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的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解释了苏联退出安理会的四个目的：“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的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小丑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使得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成为非法;[28]第四，解绑美国的双手，让它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票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的真实面目。”[29]

　　斯大林的第四点实际上就是指朝鲜战争，他接着说：“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威望和道义上的制高点，现在没有几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加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平衡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30]此后的事态发展多少印证了斯大林的估计。安理会决议后，杜鲁门命令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全力支援李承晚政权，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以阻止中国可能进行的对台湾的进攻。从斯大林的盘算看，美国的注意力的确从欧洲转向了远东，但从美国方面看，它对远东事务的介入、与苏联在这一区域争夺势力范围的态势，均非始于1950年。苏联缺席安理会恐怕并不是军事介入朝鲜的关键因素。

　　由于苏联在东方集团中的特殊地位，如何区别其行为中的国家霸权与冷战政治格局下的政治领导权，仍然有待深入分析。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承担着巨大的国际主义责任，又存在着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乃至不同性质的霸权主义;在中苏关系方面，两党从相互合作，到内部分歧，再发展为公开辩论;两国从政治合作，到政治冲突，再发展到军事对抗，苏联在1950年代的表现与1960年代以后有重要区别。这是一个复杂的、需要置于具体脉络中进行研究的进程。二战之后苏联在东北有巨大的影响，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一再出现苏联将完全吞并中国东北的说法，从1949年后期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务院一再叙述这个问题。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这些说法——如同英国报纸在毛泽东访俄期间散布毛泽东已经在苏联被软禁一样——怎么可能作为“事实”来叙述?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当代学者的发现，不如说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发明，是美国政府从其战争霸权政策和对中苏关系进行分化的策略出发蓄意制造的说法。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苏之间围绕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包括中长铁路、旅顺港等问题)有一系列的谈判。朝鲜战争对中国加速全面接管东北有其影响，但这绝不是说：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就会被并入苏联。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都是普通的、由于毛泽东的明确表述而广为人知的例子，但足以说明问题。

　　1950年1月20日，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专门发表谈话驳斥这种说法。就在同一天，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评论《驳斥艾奇逊的无耻造谣》，反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演讲。毛泽东驳斥了其中的两个观点。第一个是美国跟亚洲各国的关系问题。艾奇逊的说法是，“我们的利益与亚洲各国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的”，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自从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时起，经过9国公约签订，以至联合国大会的最近的决议都是这一个原则，并且我们对它始终不渝”。[31]艾奇逊的第二个说法是：“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32]

　　毛泽东反驳说：美国的基本国策是利用一切办法渗透中国，将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他的根据不仅是美国在1945-1949年中国内战时期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而且是美国对台湾海峡的介入。1月14日，也就是艾奇逊演讲的第二天，塔斯社在华盛顿报道说：1949年10月24日在中国被逮捕、11月1日被审判、12月中旬被驱逐的美国驻沈阳的总领事瓦尔德返美以后，曾与美国国务院官员谈话。此次谈话后，在会见记者时，他说：苏联在中国东北行使共管铁路的条约权力，但“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也“未看见苏联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在回答满洲共产党的政权是否受北京的监督时，瓦尔德称“所有共产党的政权都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据他所知，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毛泽东讽刺道：“人们可以看到，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的官员。”[33]

　　苏联希望相对长地在东北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由此推断中国会因此丧失东北是缺乏根据的。中苏关系是二次大战后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但这一大国关系不同于以往的大国关系。这是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是刚刚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这不是说它们已经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说这一时代的国际政治关系具有不同以往也不同于此后的国际关系的内含和性质。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包含着国际主义的面向，中苏关系不仅是中苏关系，也是东方集团内部的关系。一般来说，中苏分裂肇始于苏共二十大，到1960年伴随着论战的公开化而为世界所知。但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解密档案，即便在中苏论战的语境中，美国情报机构仍然认为中苏同盟并未真正破裂。归根结底，美国的判断是从朝鲜战争等经验中得来的，它明白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关系不同于一般意义的主权国家关系。这个关系的内核是党与党的关系，从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于国家间关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参战的条件之一是苏联的支持，但这一条件并不是决定中国是否参战的最终决定因素。在1950年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文里面，毛泽东提及对第三、第四点没有把握。所谓第三点针对的是1950年5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给中共发的联名电报，电报许诺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需要的飞机、大炮、坦克等装备。毛泽东问：是用租借的办法还是用钱购买苏联武器?他希望用租借的办法，而不是购买的方式，原因是新中国刚刚建立，亟需资金从事经济、文化等项目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如果将已经十分紧缺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不仅中国的经济恢复势必放缓，而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会反对，从而无法“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34]

　　关于“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这一点，还可以举出1950年12月2日毛泽东给天津市工商联的电文为例。[35]天津市工商联在11月底举行保家卫国游行集会，并于11月30日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坚决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值得注意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国范围内的动员已经展开，毛泽东为什么不是给农民、不是给工人、不是给学生发电文，而是给工商联发电文?这与他对国内团结的担忧有关，即如果战争延长，战争负担过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能表示不满，进而影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电报中的第四条要求苏联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中国在朝鲜作战，并掩护中国的北方地区。[36]周恩来于10月11日给毛泽东和中央发出电报后仅几小时，接到莫洛托夫电话，说苏联方面没有准备好，不能派出志愿空军。毛泽东一方面要求周恩来在苏联多留一些日子，以便获得苏联方面更明确的承诺;[37]但另一方面，即便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中国参战的决心也已确定。就在发出上述电报的次日，10月14日，毛泽东开始志愿军入朝作战的部署。[38]10月23日，他给彭德怀和高岗写信，说要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39]

　　冷战体制的确立与去冷战的契机

　　早在战争爆发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世界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去管、亚洲的事情由亚洲人管，这个看法几年后也体现在万隆会议的原则之中。这是他将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视为必要的和正义的战争的政治前提。从开罗会议开始，美国已在预谋怎样联合亚洲地区其他的势力，包括战后的日本和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来遏制苏联。欧洲战场临近结束之时，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相继召开，如何在战后确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已经是美苏博弈的现实课题。这里需要回溯的是：1945年8月美国对日本的原子弹攻击包含了对苏联的威慑，也促成了苏联以迅雷之势对日宣战，攻占满洲、朝鲜北部、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美军在1945年夏天已经进入朝鲜半岛，并为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而率先划出了军事分界线。在伊朗事件后，1946年3月，丘吉尔宣布铁幕降临;1947年7月的马歇尔计划未能包括苏联。苏联支持金日成进军南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回应美国在巴尔干和中东的挑衅，其中1949年4月至8月北约成立并在各国完成批准手续，对苏联和东方集团是一个重要刺激。1949年8月，苏联首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核威慑格局成型。

　　在朝鲜半岛，分治的格局最初是在雅尔塔会议框架下、以国际托管的形式产生的，但朝鲜并非战争策源地和战败国，其人民却无缘参与这一决定自身命运的事件;作为朝鲜的近邻，中国也没有参与这一“国际决定”。伴随柏林的陷落，美苏两国将战争重心转向远东，波茨坦会议的主题之一，已经是对日作战问题，占领朝鲜由此进入两国的战争方案，雅尔塔的托管计划也就被突破了。1945年5月杜鲁门特使面见斯大林，斯大林仍然坚持雅尔塔协定确定的四国托管朝鲜的方案，但波茨坦会议后，苏军对日宣战并进入朝鲜，美国提出了分隔朝鲜的“三八线”方案。这是新中国建立前夕、朝鲜半岛局势变迁的重要事件。

　　伴随新中国的建立，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新任务就是遏制新中国，而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经确立了与苏联结盟并加入东方阵营的方针。这一格局很可能正是促使斯大林从反对朝鲜北方南进到支持其南进的态度转变的枢纽。根据现有档案，1950年1月，斯大林并未向毛泽东通报支持朝鲜南进的态度，但新中国的建立以及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支持了斯大林的态度转变，却是可以推断的。因此，战争并不是1950年的产物，而是上述过程的延伸。所谓世界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去管、亚洲的事情由亚洲人管，针对的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以降、尤其是波茨坦会议之后霸权国家主宰弱小国家命运并将其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的格局。

　　在苏军已经大举进入朝鲜、逼近汉城之时，美军为防范苏联控制朝鲜全境而做出了以北纬38º线作为美苏各自对日受降的军事分界线的决定。从这个角度说，朝鲜战争类似于中国的内战，其中包含着民族统一的诉求，而不能等同于其他的入侵事件。[40]既然是内战，任何外来军事干预――尤其是以霸权性的战略利益为基础的军事干预――都缺乏正当理由。1945年9月美军在南部受降后，先以专机于10月中旬将长期滞留美国、与韩国临时政府有一定矛盾的李承晚运送回国，而命令国民党政府扶植的[41]、流亡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人员(右翼的金九、左翼的金奎植等)以个人身份回国[42]。金九等人11月5日从重庆到上海后滞留十多天，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军方交涉后，美军才用专机将金九等人送回国。金九作为当时韩国临时政府的中心人物，其政见同样倾向于反对共产主义并亲近美国，美方对韩国临时政府合法性的执意取缔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不情愿让中国在战后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希望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亚洲获得最大权益、霸权独揽。[43]

　　1945年12月的莫斯科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确定了由美、苏、中、英对朝鲜进行为期五年的国际托管[44]，结果引发朝鲜南方民众的抗议，美军刻意误导汉城的舆论，把国际托管的协议说成是苏联倡导，试图将反托管运动的矛头指向反苏。[45]同时，北方开始土地改革，苏军从朝鲜北方撤出大部分驻军。1946年，由于美国占领军执行的经济政策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南方人民起来抗争，其中最大规模的首先是九月总罢工，10月又形成了“300余万人参加，300余人死亡，3600余人失踪，26000余人负伤”的人民起义：“十月民众抗争”[46]，参加暴动农民的口号之一就是要执行和北朝鲜一样的土改[47];1947年10月美国通过联合国提出在1948年3月31日前在南北朝鲜同时进行选举，成立统一政府，但在北方拒绝承认和参与大选的状况下，美国操纵的联合国议案事实上等同于支持朝鲜南方单独进行选举。

　　1948年2月10日，被誉为“韩国国父”的金九发表《向三千万同胞泣诉》的声明，反对韩国独自建国，但反对未果。金九提出南北协商建立统一政府，反对韩国单独进行大选的联合国决议，并访问朝鲜与金日成谈判。[48]他对南北协商统一的坚持、与金日成的接触，使得李承晚成为美军支持的更佳人选。大选于当年5月举行，8月15日李承晚宣布当选大韩民国总统，并随即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同年9月9日，在南方已经单独选举的前提下，金日成在北方当选为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并得到东方集团的承认，同年年底苏军全部撤出朝鲜，而美军则在次年6月大部撤离半岛。1949年6月26日，也就是美军撤离的时刻，金九被韩国陆军少尉安斗熙暗杀。[49]

　　在美苏双方撤离后，南北朝鲜的敌对状态处于随时爆发的境地，北方积极进行战争准备，而美国则大肆武装南方，双方摩擦频繁。根据赫鲁晓夫回忆，1949年底，金日成向斯大林通报了发动统一战争的意图，此后又拟定了详细的战争计划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在战争爆发前，1950年6月18日，杜勒斯突然出现在“三八线”，被东方阵营普遍视为美国发动战争的信号。美国方面事后将此事解释为偶然事件。无论是否偶然，朝鲜战争是二次大战的后续发展、是美苏双方战略平衡及失衡的产物，应该是清楚的。因此，引发战争的动因并不只能以某一势力在某一时刻的动向作为根据，而只能从博弈双方的战略变动过程加以判断。是谁造成了朝鲜半岛的分隔局面?是谁破坏了南北双方可能的统一进程?是谁在造成了对峙格局后又根据自己的需求打破了战略均势?在追问战争起因时，这些问题比谁打第一枪或许更为重要。

　　如果说“对东方有利”有中苏同盟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为物质的和理念的前提，那么，“对世界有利”则需要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中估价。1951年，在朝鲜战场受挫的状况下，美国试图重新武装日本，并于夏季与日本拟定美日协定，确定9月在旧金山签约。关于日本参与朝鲜战争的细节，美日方面始终拒绝承认，这很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联合国宪章》中的53、77、107条中都有针对二战中的轴心国的条款，将这些国家称为“敌国”，日本如果参加朝鲜战争，可能会使国际情况复杂化。[50]第二，美日单独媾和并让日本介入朝鲜战争的动议甫一提出，便遭到印度、菲律宾、缅甸、印尼等国的反对，引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吉田政府由于顾虑违反宪法第9条，命令大久保秘密行动;在签订和约前的敏感时期，日本政府不得不对重新武装日本表示疑虑。1951年9月8日美日安保条约继旧金山和约于同日签订，苏联等国拒绝签署《旧金山和约》。

　　1953年，在朝鲜战场的战争与谈判处于胶着状态之时，艾森豪威尔试图通过介入东南亚战争，从东南沿海对中国施加压力，以牵制朝鲜战场上中国的兵力。但鉴于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教训，慑于中国对不允许越过“三八线”的警告，在越南战争中，美国始终没有越过北纬17º线——这正是中国政府向美方明确表达的底线——对北越目标进行有效军事攻击。这是朝鲜军事失败对美国的长期约束。从这个角度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并以失败告终，与其在朝鲜的挫折有关。由此可见，军事与政治是相互转化的，战争与和平也是相互转化的，但争取和平的条件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和妥协。朝鲜战争结束后，1953年12月底，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4月以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为主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中国、苏联及朝鲜方面提出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并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的主张，但为美国拒绝，南朝鲜代表则提出必然遭到中苏方面否定的所谓按照大韩民国宪法进行选举的主张。日内瓦会议有关朝鲜问题的国际谈判因美国毫无谈判诚意而没有成功，但第二阶段有关印度支那的谈判却取得了进展。正是通过这一谈判进程，美国与英国及其它盟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发生了局部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毛泽东在七十年代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政治前提。一年后，1955年4月，以推动亚非国家民族独立为中心议题的万隆会议召开，参与会议的各国不但在广阔的范围内提出了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问题，推动了亚非等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而且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了指导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对周恩来在1953年底提出的五项原则的深化和扩展。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与上述政治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清楚地说明了反抗帝国主义战争的军事斗争同时伴随着一个广阔和复杂的政治进程。正是在这个进程中，帝国主义霸权的松动和退却成为一个趋势，至1960-1970年代，不但解殖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遍及亚非拉各大区域，而且美国和西方世界内部的反战运动和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运动也风起云涌。1950年代，联合国沦为支持美国战争政策的政治机器，但仍然维持着国际组织的运作形态，也只是在朝鲜战争中，它的帝国主义霸权傀儡的性质才得到充分的揭示，从而为此后联合国内的政治斗争铺垫了道路。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及由此引发的系列后果，亚洲地区在60年代渐趋高潮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形成是很困难的。若将抗美援朝的军事斗争、日内瓦会谈中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分歧，中越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盟，万隆会议所表达的民族解放的新氛围，以及此后越南战争中的军事斗争和政治博弈联系起来，我们有理由断言抗美援朝以热战促和平的方式推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促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新时代。在

　　这个意义上，新中国的建立，世界人民的团结，东方集团的出现，以及在此背景下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打破了整个近代以来的历史格局。反帝的战争逻辑已经把抗美援朝战争与此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的解殖民运动联系起来了。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主体的出现才能造成的格局。我们只有从这个历史进程出发，才能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的含义，而这个含义正是被当代的许多历史学家刻意地遮盖起来的，他们用苏联取代了整个东方和世界，从而将二十世纪中期的确存在的“东方阵营”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及其关系替换为单纯的中苏间的国家关系，将抗美援朝战争包含的国际主义性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抗帝国主义入侵和称霸的民族解放运动所必然包含的国际意义，彻底抹杀了。用美国人的韩战概念替换抗美援朝战争这个概念也一样，这一历史研究中的修辞变化改变的是战争的政治内含。从“对世界有利”这一判断出发，从上述广阔的历史进程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证明：中国入朝参战的短期效果是中苏同盟的巩固，而长期效果却包含了对冷战的霸权格局的解构。

　　因此，志愿军入朝包含着多重的意义：对朝鲜的支持，对东北的保护，对美国封锁台湾海峡的反击，对联合国拒绝中国的抗议，对霸权主导世界这一格局的拒绝。所有这些内涵都凝聚在毛泽东于1950年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提出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口号之中。在欧洲，1948年是冷战体制确立的一个界标，而在亚洲，这一年也是朝鲜半岛从尚存统一希望的南北分治转向南北抵抗的战争体制的转折点。1953年朝鲜停战，所谓停战体制得以巩固，从而成为亚洲冷战格局的一个界标。朝鲜战争就发生在上述世界格局形成的关键时刻。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对此后的冷战格局有重大影响，但同时也提供了动摇冷战体制的某些契机。

　　人民战争转向国际主义联盟战争的政治意义

　　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与以往国内的人民战争有所区别，它的两个最主要的特点是：第一，这是一场境外战争;第二，这是一场核威慑之下的热战，即所谓全球冷战条件下的热战。境外作战是否具有“革命”的性质，还是只具有民族的性质?在核威慑条件下，人民战争的原则还有意义吗?或者说，朝鲜战争与中国革命中的人民战争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对于理解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需要对人民战争做出理论解释。首先，人民战争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条件下，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一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在人民战争中，现代政党的代表性关系被根本地转化了，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的诞生，促成了一切政治的形式(如边区政府、政党、农会和工会等等)的产生或转型。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候，主要由一些被马林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与工农的关系还不如国民党跟工农的关系深厚。1925、1926年，由于国民党接受联俄联共政策，国共联合起来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毛泽东所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这一农民运动的产物。国民党在北伐时期的主要政治创新集中于两点，其一是摆脱旧军阀、建立党军;其二是与共产党一起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用群众运动配合北伐战争。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最初阶段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而是仍然处于革命阶段的、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国民党的创新。但在1927年之后，国民党逐步放弃了社会运动，伴随其党国一体，军队的政治性也随之大幅衰落。

　　从共产党方面说，离开北伐战争失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人民战争，政党的转型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在成员构成上，还是在社会基础方面，也无论在工作形式上，还是在革命政治的内涵上，1921年诞生的、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均无实质关系的政党与江西苏区时期的政党有着巨大的差别;在大革命失败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军队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红色政权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通过土地革命而与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改变，都提醒我们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我将这一政党称之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

　　其次，人民战争也创造了战争的独特形式。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得以展开的里程碑。在根据地，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成为政党政治转化为大众运动的基本方式。井冈山斗争的中心问题由此变成了革命战争条件下的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党和军队的结合，党通过军队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之间的结合，党及其领导下的苏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党在民众工作中展开的文化运动，不但改变了革命的具体内容和中心任务，而且也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农民运动的多重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上述在战争中展开的政治进程赋予人民战争以与其他战争形式不同的特点。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命题就包含了人民战争的一般原则：第一，只有动员和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第二，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而且还必须有地方的武装和民兵;第三，兵民的范畴意味着一个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以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过程。

　　第三，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是割据的红色政权的确立。红色政权的主要政治形式是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边区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从而也要借鉴中外历史上的国家经验，但这一政权形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持续的政治和战争动员中，它是获得自觉的阶级的政治形式。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著名文章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是一个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国家，而是一个内部发展不均衡的、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国家;在这一条件下，军阀依附不同的帝国主义，从而国家内部的分割局面变得不可避免，而正是这一局面产生出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这就是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外部条件。大革命失败了，但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内动员像火种一样存活着，在大革命中遭受挫折但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探索一条不同以往的道路：这个政党试图在战争条件下独立地建立割据的红色政权，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大众政治的相互结合，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这就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内部条件。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及其政权得到巨大的发展，武装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成为了胜利的保障。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游击战争转化为大规模的运动战，伴随着夺取中心城市，运动战与阵地战取代游击战成为了战争的主导形式。

　　第四，在人民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根据地政府处理的不是简单的军事问题，而是日常生活的组织问题。这就产生了政党和政府的群众路线问题，其主要内涵是：一，为最广大群众谋利益，是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二，边区政府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用尽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问题，切切实实改良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边区政府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因此，人民战争不仅是采用军事斗争的手段有效消灭敌人的方式，而且也要处理土地、劳动、柴米油盐、妇女、学校、集市贸易甚至货币金融等等构成了人民生活内容的主要问题。军事与日常生活的相互渗透和转化成为人民战争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反复提醒共产党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到战场上去，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等等。[51]

　　群众路线是人民战争的基本策略，它是政党的政策，也是重构政党的方式：一方面，如果没有组织，我们就不知道群众在哪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与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的过程，组织就是没有活力的、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结构。在广阔的、尚未工业化的乡村，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在运动中获得了政治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人民战争条件下的政党及其群众路线创造了阶级的自我表达，从而也创造了政治性的阶级。先前的政党不可能创造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人民战争而自我重构了的政党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使命。相对于政党、政党政治、苏维埃政府等源自十九世纪欧洲和二十世纪俄国的政治现象，人民战争是中国革命中更具原创性的发明。在这个意义上，不理解人民战争，就不能理解中国的革命的独特性，就无法理解这场革命中的“党的建设”与此前的政党政治的深刻区别，就不能理解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在二十世纪中国产生的独特政治范畴的历史内涵。

　　国防战争与国际主义战争

　　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中，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但已不同于传统的人民战争。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红军时期的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人民战争的序列中进行观察，我们可以观察到这场战争的若干特点。首先，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第一次境外战争，与红军时期的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相比，后者的战争主体是白色区域当中的红色政权或抗日的敌后根据地，而抗美援朝战争却是以新中国的建立为前提的。战争形态由此发生了从传统的人民战争转向了以国防为主要内容的战争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阵地不但不能丢，而且其主权和领土不能允许有丝毫的损害，这是从人民战争过渡到国防战争的转折点。抗美援朝战争是以志愿军的形式出现的国防军与以美军为主导的联合国军之间在境外的殊死搏斗。抗美援朝战争的目的不是在境外建立根据地，或者通过人民战争创造出新的政治性阶级，而是以保卫新中国为目标的。正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建立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过去是革命军队，是参与农民的土地革命的播种机、宣传队，是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的暴力机器，但现在则是以保家卫国为首要责任的正规部队。

　　其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军队和国防建设与工业化过程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关系。正是在高涨的战争动员中，新中国的第一个以城市工业化为中心的五年计划顺利进行。保家卫国的口号激励了全社会的政治热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这是战后恢复的主要动力;在战争中，通过结盟关系，中国获得了苏联的大规模援助，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基础。[52]朝鲜战争也是加速中国成为核国家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国防的要求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政治底线，即不允许美军威胁中国，不允许朝鲜被击溃，从而中朝军队不能从“三八线”退却。1952年10月，在谈判进程中，美军宣布休会，六天后发起了上甘岭战役。这场攻防战对双方而言都是政治性的：新任美军总司令克拉克要为美国民主党助选，而中国军队的阵地战是以不能从“三八线”退却这一政治原则为底线的。由于在境外作战，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形态不得不是依托祖国后方、以运动进攻与运动防御为中心的战争。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并尽力得到朝鲜民众的支持，偶尔也采用骚扰和游击战术，但战争的基本形式是运动战加阵地战。

　　即便存在上述差别，抗美援朝战争仍然继承了人民战争的若干特点。首先，尽管战争在境外展开，但它是以中国战争史上少见的全国性动员为前提的。在二十世纪中国，只有两次全国人民总动员的战争，一次是抗日战争，即在国民党主导正面战场和政治框架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以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契机，促成了全面的抗战动员。第二次就是抗美援朝战争。经过漫长的革命与战争，中国实现了除台湾地区外的全国性统一，从而为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经济动员、文化动员和军事动员奠定了前提。从1950年到1953年前后，毛泽东的顾虑和最后的决心，都与这场战争能否得到全中国人民的支持有关。

　　其次，在境外战争的条件下，军队与人民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很难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那种军队与根据地人民的鱼水关系，但志愿军入朝后试图在跨国条件下重建这一关系。1950年10月8日，在由毛泽东签署的“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特别提及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障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基础。”[53]这一命令一方面显示出中共对于境外作战的特殊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则表明志愿军将在境外环境中灵活运用中国革命中的人民战争的经验。

　　第三，抗美援朝的国内前提是新中国的建立，而它的国际前提则是一个以人民民主国家为主体的东方体系和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团结。战争不再是过去的人民战争，而是人民战争传统在跨国战争条件下的一个延伸，其中同样包含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等要素，但由于基本环境发生了变化，其含义也势必发生变化。在战争条件下，全世界人民民主国家(包括苏联)和在亚非拉地区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共同构成了国际的统一战线。如果考虑入朝参战对东方、对世界的意义，这场战争的深刻的政治性恰恰体现在它与新的世界格局下的革命延续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发生在两个阵营的对峙条件下，从而战争的政治性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家间战争的意义。如果不能解释抗美援朝战争的这一政治含义，而仅仅将战争解释为民族战争或国家战争，历史解释就不是透彻的。因此，抗美援朝战争具有双重的性质，既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又是一场抗击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战争。就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等人民战争的逻辑在国际领域的拓展而言，抗美援朝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战争的延续。

　　境外战争的核心问题是战争的性质，即是基于国际主义原则的援助战争，还是基于单纯国家利益的民族战争。那种全盘的、不加区分地否定民族战争的论调无法确定民族战争的政治内涵：就民族主义而言，存在着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区分，存在着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区分，存在着旧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新中国及其它民族的反帝反殖民族主义的区分。就中国而言，抗美援朝战争与抗美援越战争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战争，从而具有国际主义的特点，而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却不具备这样的政治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自卫反击战”不在中国的“短二十世纪”内部，毋宁说它是这个革命世纪落幕时的战争。

　　核威慑条件下的第一场战争：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还是物？

　　朝鲜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核武器之后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1945年，在美国对广岛和长崎实施核轰炸之后，第一个使用冷战概念的是《1984》的作者乔治•奥维尔。为什么是“冷战”?因为出现了核武器和核威慑。在核威慑的战略平衡下，战争以冷战的形式出现。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与第一个有能力实施核打击的超级帝国主义大国，发生了军事上极其不平衡的战争。在二次大战之前，谁都不知道美国正在研制并且可能生产出核武器;但中国入朝参战，展开一场与拥有核武器的霸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怎么可能不考虑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种在武器装备上极不平衡的战争是否根本改变了人民战争的可能性?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经有过两次动用核武器的具体计划，而这两次计划又都与重新武装日本、让台湾参战的设想联系在一起。从1945年开始，美国从未停止过使用核武器的可行性研究。1950年11月底，美军处于军事崩溃的局面，麦克阿瑟致电蒋介石，要求他派52军支援朝鲜战场，得到蒋的迅速回应;在此之前，麦克阿瑟曾经拟定过一个针对中国军队和中国后方进行核攻击的“迟滞计划”，而12月30日他又向美国陆军部建议，应采取下述军事措施：1)封锁中国海岸，2)以海空火力摧毁中国支持战争的工业设施，3)获取台湾国民党军队的支援，4)撤销对国民党军队的现有限制以便牵制中国军队，甚至可使之对中国大陆发动反攻。[54]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是否会动员核武器时，明确表示将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武器。这意味着美国将在两个方面突破其承诺的底线，世界舆论为之震动。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重施故技，一面再次重启核攻击计划，另一面则策动蒋介石军队攻击中国大陆。

　　毛泽东并非不知道核武器的威力，但不为所动。在1945年美国使用核武器之后，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直接讨论了核武器，指出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是无法终结战争的。单纯的军事观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唯武器论，就是在核威慑条件下出现的思想蜕变。毛泽东批评说：那些患有恐核症的一些同志还不如断言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的英国贵族蒙巴顿勋爵。[55]1946年8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提出了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命题。[56]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他相信最终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所谓“原子弹是纸老虎”不是一个事实判断，而是一个政治决断。在核威慑条件下，如果中国不站出来跟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较量的话，所谓中国人民被欺侮的历史一去不复返的宣示，所谓东方由于十月革命，由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帝国主义霸权可以为所欲为称霸的格局一去不复返的宣示，就不过是阿Q式的豪言壮语了。如果中国不能有效抵抗美国的入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整个历史含义都会被改写，甚至由于出现了东方世界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也会被改写。毛泽东的宣示具有不可后退的政治的性质。

　　是人决定战争的胜负还是武器决定战争的胜负，是人民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之间相互区别的关键命题之一。为什么美国动用核武器的建议很快便被搁置，转而确认这场战争不以谋取最终胜利为目标，从而为和谈开启了可能性?我们可以去查阅更多的档案加以论证。但不可否认：这是毛泽东根据他对全球政治和军事格局的分析而做出的正确的军事判断，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这一人民战争逻辑对于以核威慑为杠杆的冷战逻辑的胜利。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依托人的力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动员的基础上，通过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强韧的战斗意志战胜对手。重视人的力量绝非否定武器的重要性。毛泽东在战争初期要求苏联的空军支援、武器装备支援和技术支援，高度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但这一切没有改变他对战争进程及其政治性质的判断。1950年，毛泽东号召解放军学文化，军队建制的正规化步伐明显加速了，但军队的正规化、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而不是以游击战为主要战法的军事思想，都没有改变以人而不是以武器为中心的人民战争的理念。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境外作战、人类历史上在核条件下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国防战争，这三个独特性提出一个问题，即在这三个条件之后产生的战争，到底是人民战争还是非人民战争?毛泽东出兵朝鲜，表明他相信核武器并没有改变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这一人民战争的逻辑。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由于战争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从而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和自然的各种各样的客观条件，作战双方的能力、意志、战略和战术等主观因素，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环节。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许可的条件范围来创造战争胜利，但军事家可以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胜利。[57]这就是战争中的能动性问题。毛泽东说：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从而战争的胜负虽然取决于双方政治经济地位、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条件，但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没有分出胜负。[58]能动的主观的政治是中国革命政治的一个特征。抗美援朝将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转化为在新中国条件下的全面社会动员，就显示出了政治的能动性。天津的民族资本家支持这场战争，毛泽东感到非常欣慰：如果民族资产阶级都被动员起来支持战争，那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已经被充分动员，人民战争的逻辑与统一战线的逻辑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战争条件下重新结合起来了;通过国际结盟与跨境战争，新中国将国内革命的统一战线逻辑有效地用于国际战争了。1951年开城谈判破裂后，美军利用空军优势展开所谓“绞杀战术”，但依托新中国的全民支持和中国军队的全面动员，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志愿军形成了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后勤补给线。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人民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政治的战争，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的战争。战争的高度政治性正是人民战争的特点。毛泽东在1936年写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最高形式。[59]要是不了解战争及与它相关联的那些条件，“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60]武装斗争必须与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等政治过程相互配合，就是战争的政治性的体现。由于战争是有政治性的，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是人，从而存在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分。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是没有正义性的，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及其瓜分被压迫民族的战争是带有正义性的，这个判断就是正义战争的概念的基础。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形态不同，但都是对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称霸世界的态势抵抗。以武装的革命打退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以跨国抵抗战争的形式对抗帝国主义战争，则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保卫和平而采用的军事性的政治手段(或政治性的军事手段)之一。

　　抗美援朝是一场区别于国内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等人民战争的正义战争。正义战争的范畴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判断，即一方面以和平为目标，另一方面必须超越一般所谓和平主义，即以战争促和平。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重申《论持久战》所探索的和平与战争的辩证法，指出核威慑所形成的战略平衡并不能导致和平。正义战争的概念是与必须终止帝国主义战争逻辑的诉求密切相关的。革命战争、正义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永久和平，但既然是战争，和平的目标就必须与有效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相关联。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但拥有核武器，而且拥有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军舰、坦克、火炮和各种轻重武器的强大的海陆空军;由于刚刚经历了欧洲和亚洲的战火，美军富于战争经验。在朝鲜战争中，美军不但拥有陆战第一师、骑兵第一师等精锐部队，还拥有绝对制空、制海权，但令人惊讶的是：美军不是在无法施展重武器的游击战争条件下，而是在有利于大兵团作战的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对垒中，竟然无法取得战争胜利。如果这种军事失败仅仅发生在战争初期的措手不及的状态下，或许还可以找到一些辩护的理由，而即便在战争的中期和后期，美军也只是在志愿军后勤补给困难、弹尽粮绝的状态下才能重整军事，做有限反击，从未在整体上扭转颓势。正是在军事失败中，美国的军事将领才不得不对中国军队视死如归的勇气和精明高超的战术表示敬意：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中国军队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军队。二战之后，美国的全部中国认识正是由朝鲜战争的失败重新奠定的，那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学术态度必须用较为审慎的方式加以调整。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战争与“越战”都是双重失败，即军事失败与政治失败。“越战”的政治失败在美国是更为清晰的，但其基础也与朝鲜战争的失败有关。

　　战争与和平能够相互转化，战争与和平之间存在辨证关系，主要是由战争的政治性决定的。战争的政治性还体现在敌我关系的确立与转变之上。战争以敌我之间的清晰界定为前提，从而战争总是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展开的。但正因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形式，而政治范畴的敌我关系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动而变动的，从而即便是战场上的敌我关系也可以在其他条件下转化为非敌我关系，即敌人可以转化为非敌人，可以转化为盟友;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非敌我矛盾，转化为又斗争又团结的关系。敌我矛盾的转化不是敌我矛盾的取消，不能用矛盾转化的结果去衡量矛盾转化前的斗争。在抗日战争中，伴随着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之间的敌我矛盾逐渐转化为又斗争又团结的次要矛盾，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在这个矛盾转化中成立的。这一矛盾及其转化的逻辑同样存在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国内国际关系之中。战争既是政治的形式，也为新政治的展开开辟道路;没有对于矛盾及其转化的理解，就不能理解新政治得以展开的前提。

　　并非结论：停战体制与去政治化条件下的战争

　　朝鲜停战六十年后，停战体制仍在半岛延续。朝鲜处于被孤立状态，核威慑导致了半岛的有核化进程――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是从美国介入朝鲜半岛时代开始的，这一点任何时刻都不应该忘记。伴随着美国实施所谓“重返亚洲”(何曾离开过?)的政策，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紧张，中国与日本、韩国与日本、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朝鲜与韩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显示出激化的趋势。就矛盾和冲突的激烈程度而言，很难说现在比过去更为危险。但是，在今天，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清晰区分日益含混，促进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团结的万隆会议已成历史的遗迹，能够冲击霸权体制的解放运动和反抗运动早已烟消云散。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霸权和压迫的结构，却难以发现改变这一结构的能动的力量。从哪里产生政治的力量?从哪里产生正义的尺度?从哪里寻找超越了冷战格局的新的国际主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促使我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的原因。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经论证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战争最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命题;但伴随二十世纪的终结，这一命题似乎正在被修订：在当代条件下，战争与其说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毋宁说是政治失败或消失的后果。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这一命题仍然正确，但由战争促发革命不再是现实。我们时代盛产的是去政治化的战争形式，它既不能体现人的决定作用，也无法区分正义与非正义，从而难以在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运动中产生类似于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的反战运动与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那种相互激荡和有力支持。这正是我们重温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所在：即便在核威慑成为现实后，抗美援朝战争和随后爆发的越南战争也并没有像奥威尔设想地那样陷入冷战，而是以热战的形式展开了为争取和平而战的政治进程。相较于早期的人民战争，技术在朝鲜战争中起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但战争中的意志、战争目标、指挥员的战略战术和应变能力、战斗员的士气、理念和技战术水平，仍然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胜负。这里所说的“人的作用”不但指战场上的斗争，而且也指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和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反战运动，以及联合国内外丰富的外交斗争――正是这一广阔的政治进程将美国的战争逼进了死胡同，导致这个霸权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战线上的同时失败。

　　在今天重提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在越南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如马岛战争、南斯拉夫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及箭在弦上的叙利亚战争，但战争并未催生类似于二十世纪的人民战争的抵抗运动和社会革命。今天的战争性质显然发生了改变：没有先进的武器，就不可能赢得战争;除了大国围绕各自利益而进行的霸权博弈，那种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及文化政治相互结合而产生的深刻而宽广的政治进程不复存在。这是不是意味着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战争的政治性质逐渐被取消了?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回答，而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是政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人民战争的逻辑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战争中的人的作用，不仅是在人与武器的对比关系中呈现的，而且也是在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区分中展开的。说到底，战争中的人的因素就是战争的政治性。

　　在军事领域，对人民战争的否定、对人的决定性因素的否定与对军事技术的崇拜共同构成了去政治化的理论背景。正如我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所讨论的，去政治化的过程远远超出了战争和军事的范畴;“政党国家化、政府公司化、媒体政党化、政客媒体化”等等复杂现象正是这一过程的表征。为了改变这一格局，人们试图从二十世纪的历史遗产中吸取经验。在政治领域和理论领域，重提群众路线便是尝试之一。但是，在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语境中，重提作为人民战争的产物的群众路线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作为一个形成中的政治主体，群众的诞生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重提群众路线，与其说是对一段历史的回归，毋宁说是对一个可能的、不确定的未来的探寻，它不可避免地与下述问题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锻造怎样的政治主体、指向怎样的政治未来?

　　上述讨论已经脱离了朝鲜战争的语境，但对于理解围绕这场战争而展开的当代辩论却是有意义的。让我重述一个命题：抗美援朝战争以及稍后展开的抗美援越战争既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我们对于和平的探索已经是在一个后人民战争的、去政治化的时代语境之中了。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能够遏制帝国主义战争、打破朝鲜半岛和海峡两岸的分隔体制、缓解东亚区域内的国际冲突的条件在哪里?人民战争是一个政治范畴，是一个能够产生政治能量的过程。对于苏联的解体、东方集团的垮掉，很多人幸灾乐祸，但这一过程的另一面是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整个美国霸权无所顾忌的时代的到来;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创新，许多人弃之如敝屣，但当代中国是否像1949年那样代表着一个朝向前所未有的未来的政治进程早已不是自明的问题。现在非但没有人民战争，也没有正义战争，从而战争意味着政治的终止，而不是政治的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纪终结了，重新政治化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

　　说明：本文发表于《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作者在发表前夕对本文又做一些订正，但由于文稿已经发排，未及在发表稿上纠正。观察者网发布的此稿是最后版本。

　　2013年6月至8月间草成并完稿，10月间定稿。

　　【注释】

　　[1]本文最初的底本是张翔对作者的一次访谈，此后经多次修订、增补，形成了现在的格局。张翔协助整理了访谈记录并核对了部分文献。在校订文稿的过程中，高瑾核实和补充了若干注释。孙歌、仓重拓帮助查找了有关日本参战的线索。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美军方向日方下令，在朝鲜海域执行任务的扫雷船，只挂国际信号E旗。见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2013年编《朝鮮戦争と日本》中收录鈴木英隆《朝鮮海域に出撃した日本特別掃海隊：その光と影》一文，p. 17. 铃木同时也引用了资料说明，国际国内关系是吉田希望秘密展开扫雷活动出发点：朝鲜战争爆发前杜勒斯多次访日与吉田茂会谈，日本正处于缔结和约前的国际关系敏感状态，而吉田也表示担心违反宪法第九条，因此命令大久保秘密进行扫雷工作。[见铃木文章中的注26 引用大久保武雄1978年出版的的『海鳴りの日々--かくされた戦後史の断層』一书208-209頁，和注27引用的后揭James Auer 书日本版『よみがえる日本海軍(上)』121頁。] http：//www.nids.go.jp/publication/mh_tokushu/pdf/mh004.pdf，2013年10月28日访问网站。

　　[3 ]James E. Auer, The Postwar Rearmament of Japanese Maritime Forces, 1945-1971,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73), p. 66.

　　[4]Curtis A. Utz, “Assault from the Sea: The Amphibious Landing at Inchon,”in Edward J. Maroldaed., The U.S. Navy in the Korean War,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 76.

　　[5]参见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闭幕词部分，《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同)，第79页。

　　[6]《不要四面出击》，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73页。

　　[7]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见《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页。

　　[8]《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03页。

　　[9]1950年11月1日中情局局长瓦尔特•史密斯给总统的备忘录，FRUS1950, vol. 7, Korea, pp. 1025-1026。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50v07 2013年11月17 日查阅。

　　[10]Bruce Cumings, “China’s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War and the Matrix of Decision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China and the Cold War” in Bologna, Italy, September 16-18, 2007.

　　[1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著，《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03页。

　　[12]1950年8月27日《周恩来外长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电——严重抗议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侵入我国领空并扫射我国人民》及《周恩来外长致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电——要求制裁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侵入我国领空的严重罪行》，《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146-149页。

　　[13]伍修权1950年11月2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讲话，《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309页。

　　[14]《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14页。

　　[15]《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3页。

　　[1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82-186页。

　　[17]“如果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防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见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下)，“难以作出的抉择”(沈志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45页。

　　[18]见“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5页。

　　[19]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74页。

　　[20]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67页。

　　[21]例如，沈志华认为，“斯大林对于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丝毫也没有向中国透露”。见氏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越过三八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纪坡民在《夹击中的奋斗：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艰难决策》中认为，“‘三国同谋论’可以休矣”，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金日成两人背着中国秘密策划的﹐直到开战前﹐生米快要做成熟饭了﹐才告诉毛泽东;斯大林的盘算最精﹐仗是朝鲜人在打﹐胜了﹐苏联获益巨大﹐败了﹐受损也有限，而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实际上是中国。载《香港传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

　　[22]例如，沈志华推断，斯大林在1950年初中苏同盟形成、苏联被迫出让大部分在中国的权益之后，很可能是为了在朝鲜半岛获得取代旅顺的不冻港，以弥补在中国的损失，才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参见氏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三章“越过三八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九州出版社，2013年。沈志华认为，“毛泽东很有理由做这样的推理：既然美国继侵占北朝鲜后会进一步跨过鸭绿江，那么，战火一旦在中国东北境内燃起，苏联很可能会以中苏同盟条约为依据而出兵东北。其结果，不是美国占领东北，就是苏联控制东北。这就是说，无论未来东北战场鹿死谁手，中国都将失去在东北的主权。”见氏著，《冷战在亚洲》，“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33页。

　　[23]“斯大林在盘算﹐今后怎么对付这个桀骜不驯的毛泽东呢﹖……要经过一番运筹﹐设法造成一个局面﹐一个世界范围的大格局﹐把中国这只已经醒来的'东方睡狮’﹐彻底关在斯大林设计和铸就的铁笼子里。”见纪坡民，《夹击中的奋斗》，载《香港传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第28页。

　　[24]例如，张文木引用基辛格“韩战的最大输家是苏联”的说法，指出美国和苏联都是朝鲜战场上的最大“输家”，而中国则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赢家。他强调苏联对中国东北的实际控制权的正式放弃，这导致了苏联帝国的基石在中国东北这一边缘地带出现了第二次松动。见氏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20-726页。纪坡民认为，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是中国在抗美援朝中的“战利品”。见氏著，《夹击中的奋斗》，载《香港传真》NO.HK2011-41，2011年6月9日，第69-76页。

　　[25]“……甚至由于毛泽东那被战争激发出来的革命冲动而比苏联更深地陷入了与美国敌对的漩涡”，“中国未能及时改变战略方针(引者注：停止于三八线)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孤立地位”，见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1、359页。

　　[26]张文木根据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等材料指出，早在1949年5月间，毛泽东即与金日成的代表金一讨论过朝鲜的军事行动的问题，帮助分析朝鲜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几种可能结果，其中包括日本卷入的情况，并明确表示“你们不用担心，……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柯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页187-188，189-190。)这一讨论是当年3月斯大林与金日成在莫斯科会谈的延续。他还梳理出毛泽东与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间在1950年5月对战争的沟通线索：5月13日金日成赴北京向毛泽东传达斯大林“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的指示，毛泽东表示需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5月1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及“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鉴于苏联有了明确的支持态度，毛泽东也表示愿意支援朝鲜的行动。见氏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34-636、652-654页。

　　[27]参见沈志华的《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九州出版社，2013)及纪坡民，《夹击中的奋斗：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艰难决策》“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初探”一节。

　　[28]1950年11月28日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控诉美国侵略台湾的演说时，也强调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如果没有当时4亿人口中国的合法代表，“就不能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做出合法决定，它就不能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尤其是有关亚洲的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就没有理由承认它的任何决议和决定。”《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第291页。

　　[29]斯大林致哥特瓦尔特电报。沈志华的《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一书第53-54页引用了这封电报。在校订此文的过程中，高瑾致信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询问这封电报的来源和翻译的准确度。俄方于2013年10月30日寄来了扫描件。经过比对，这里根据高瑾的翻译更动译文。主要更动处是：电报第三条起头沈译为“认定”，现译为“使得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成为非法。”此外也有个别词句上的改译。电报扫描件见照片。

　　[30]同上，译文有所变动。

　　[31]《驳斥艾奇逊的无耻造谣》，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32]同上，第45页。

　　[33]同上，第46页。

　　[34]《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3-104页。

　　[35]《坚决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36]《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37]《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38]《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5-106页。

　　[39]《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109页。

　　[40]自1981年出版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vol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1, 1990)以降，Bruce Comings发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著作，从不同侧面涉及了这一问题。最近的一部著作是The Korean War: A History. Modern Library Chronicles, 2010

　　[41]《中国国民党秘书处向蒋介石呈文》中国国民党党史会韩国档016-26-5中毫不讳言国民党政府对金九的特意扶植、以及希望他能成为国民政府干预朝鲜半岛政局渠道的本愿(转引自石源华、蒋建忠编《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编年史》下—vol. 3, pp. 1505-1506. ): “查韩国全境，迄在美苏分别控制之下，其国内态势，我国无从干预。惟苏联与中共，沆瀣一气，遂使为延安扶植之韩共分子，在北韩占有势力。反观我中央扶植之金九辈，入南韩后，竟未能起重大作用。设令将来美苏同时撤退，则所有南韩民主势力，其不为北韩赤潮所淹灭者几希。”

　　[42]金九在《白凡逸志》中提到，他希望保持临时政府现状，“美国却说，汉城已经成立了美国军政府，不允许以临时政府名义归国，只能以个人的名义，我们无可奈何，遂决定各人以个人资格回国。”见金九著、宣德五、张明惠译《白凡逸志》一书附录《白凡金九先生年表》(重庆出版社，2006)，p.249.

　　[43]蒋介石最终未对罗斯福提出的由中国接管琉球的询问做出积极回应，也是因为明了美国对战后秩序的构想，并希望在更多方面不引起美国的忌惮。参见拙文《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见汪晖著《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北京：三联书店，2011。

　　[4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The Far East, China), Volume VII, pp. 882-883. 见(2013年10月24日访问)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l/FRUS.FRUS1945v07。

　　[45]曹中屏、张琏瑰等编著，《当代韩国史 1945-2000》(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页42。

　　[46]姜万吉著，陈文寿、金英姬、金学贤译《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p. 194。

　　[47]《当代韩国史 1945-2000》，p. 60。

　　[48]见金九著、宣德五、张明惠译《白凡逸志》一书附录《白凡金九先生年表》(重庆出版社，2006)，页274.

　　[49]同上，页275.

　　[50]《联合国宪章》第53条规定：“一、安全理事会对于职权内之执行行动，在适当情形下，应利用此项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但关于依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对付本条第二项所指之任何敌国之步骤，或在区域办法内所取防备此等国家再施其侵略政策之步骤，截至本组织经各关系政府之请求，对于此等国家之再次侵略，能担负防止责任时为止，不在此限。二、本条第一项所称敌国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而言。”第107条规定：“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此外，在第77条有关托管制度的规定中，也涉及了二次大战中的“敌国”问题。

　　[51]《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36页。

　　[52]温铁军根据沈志华《新中国建立初期苏联对话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上、下)(《俄罗斯研究》2001年1期页53-66;2期页49-58)提供的资料，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工业化进程概括为“受制于两个超级大国地缘战略调整的、被战略性的外资投入客观地主导着的中国工业化”。这个又被称为“全盘苏化”的工业化并不是从1952年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而是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及随后苏联对中国的全面外援开始的。《八次危机》，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0-44页。

　　[53]《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0-101页。

　　[54]《远东总指挥官(麦克阿瑟)致美国陆军部》，文见FRUS, 1950. Korea. Vol. VII, pp. 1630-1633.

　　[55]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133页。

　　[56]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2页。

　　[57]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80页。

　　[58]《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第440页。

　　[59]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0页。

　　[60]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