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国内外的政治观察家都在关注中国政府的纪念方式，以期从纪念方式上看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笔者以为，如何理解和界定毛泽东跟今天改革开放的关系可能比纪念方式更为重要。众所周知，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中国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三十二年前的那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为权威，目前也看不出有突破这份决议框架的可能。但中国社会确有少数极端偏激的思潮一直用“魔化”和“神化”的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一些人主张彻底否定毛泽东，容不得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任何肯定;一些人则拒绝承认毛泽东有错误，容不得对毛泽东有任何批评。“魔化”毛泽东的人认为，中国当前的改革就是“市场逻辑”对毛泽东时代“强盗逻辑”的否定;“神化”毛泽东的人则认为，所谓改革不过是资本主义路线对毛泽东政治路线的彻底否定。其实，“魔化”和“神化”的两种偏激观点只是在表面上相互对立，这两种偏激观点在本质上有高度的一致，这就是把中国改革前后的两个三十年对立起来，把毛泽东与邓小平对立起来，把中国的改革曲解为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否定。

　　要想在一篇短文中对毛泽东一生做出全面评价是很困难的，此文仅仅是想说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起源于欧洲的思想和发端于苏联的制度，被引进中国后，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特色，而毛泽东正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人和奠基人。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对中央计划一切的经济弊端，对国家官员官僚化和特权化的政治弊端，对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等问题上做了重要的探索和创新，给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是一个历史的逻辑发展，后者对前者的政治路线有重要批评，有重大改革，但后者的政治路线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前者奠定的基础之上，若无前者，难有后者。

　　(一)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跟他的同事一道创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在完成土改后究竟应当向何处去?要不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当时中共党内是有争论的。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中国一定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否则中国将无法完成社会工业化的进程，无法在列强争霸的世界上生存。在经过党内一番争论后，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在党内最终成为主流。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城市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的合作化成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内容。到了1956年下半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确立。

　　根据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在夺去政权后建立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看作是当时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也是不错的。但是，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当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更多还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虑。毛泽东关于他自己与共产主义理论的关系，在1945年回答英国记者甘贝尔时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是一位扎根在中国土壤中的共产主义者，我首先是一位中国人，然后是一位共产主义者。我得把强国富民放在第一位。”根据这一说法，笔者以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更多还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和民族利益。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饱受世界列强的侵略和欺辱，经济上的凋敝和政治上的溃散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基本现实。1949年中共建政时，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66亿元，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70%，工业总产值比重只占30%，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9%。在这么一种落后的经济条件下，中国要按通常的发展路径实现工业化极为困难。1949年中国虽然在政治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但仍然面临着西方世界的封锁和军事威胁。在这么一种严峻的现实条件下，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事关中国的生死存亡。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会发现，如果完全按照常规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实现工业化将会是一个漫长的道路。这一点从当时经济基础优于中国的印度和菲律宾在今天的发展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毛泽东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只有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才有可能集中国家资源来实现工业化，才有可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体系。这是中国当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原因，这个原因远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

　　需要指出的另一点是，毛泽东在当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一个深刻的历史原因，这就是他希望中国能够走出历史上土地兼并导致农民流离失所的周期性怪圈。中国自两千多年前形成土地私有化制度以后，按户均田----土地兼并---王朝崩溃---按户均田----土地兼并---成了一个周期性的历史现象。几乎每一个王朝的晚期都会出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化现象。毛泽东认为，农村经济的社会主义化是防止两极分化和土地兼并的制度性基础。根据共和国合作化时期的一些历史文献看，毛泽东对当时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新富农，一些分到土地的农民再次陷入贫困的现象感到担忧。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大量的土地兼并将会产生新的地主和富农以及新的贫雇农，土改取得成果将会逐渐丧失，失地农民造成的社会动荡现象将会再度出现在中国。

　　当然不可否认，当时的合作化运动曾经一度进入非理性的狂热，超越了当时社会现实条件，从而导致巨大的灾难，毛泽东个人也承认他要负很大责任。但总的说来，中共对错误的纠正还是很快。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全国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但仅半年之后的1959年2月，中共中央就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把所有制从公社一级先放到大队一级，并在1960年再次通知全国地方政府进行降低农村公有化程度的调整。1962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这个文件发布后，人民公社的名称虽然还在，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虽然还在，但农村绝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和核算单位都退回到生产小队。从所有制上看，人民公社已是名存实亡，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人民公社已经不复存在。正是在1962年确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给后来改革期间的家庭承包制提供了一个进行承包分配的平台。

　　现在回过头来毛泽东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化过程中的许多说法和做法，确有各种各样的失误和偏差，但是，毛泽东和他的同事在当时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个制度奠定了中国独立自主、繁荣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在制度上解决了土地兼并这个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问题。如果中国当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现在的状况可能还远远不如印度和土耳其等国。

　　(二)以苏为鉴，探索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以极大的热情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制度，而这个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苏联引进。但是，犹如跟夺取政权一样，中国并没有盲目照搬苏联的模式。在中共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最早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

　　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从社会的科技文化水准、从工业化程度等重要指标看，中国几乎是全面地落后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但是，从国家的经济结构上看，中国经济向市场化转轨的制度条件却大大地优于苏东国家。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建立起了一套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系，全国经济运转几乎都依靠中央各部委执行中央计划委员会的指令性计划。全国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条条经济结构”。赫鲁晓夫时代曾经把一部分中央部委的经济权力转移到地方政府。但到了1965年，勃列日涅夫时代再度恢复以中央部委为框架的中央集权经济结构。在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时，一共有八十四个中央部门和国家委员会统管苏联的全国事务。地方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基本听命于中央的计划而很少有自主权。

　　毛泽东大约在1955年底最早提出了“以苏为鉴”的说法，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走自己的道路。紧接着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总结了当时经济发展存在的弊端并提出了解决之道。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专门讨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搞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在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共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强调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非是毛泽东一时兴起讲到的，而是他执政期间的一个基本理念。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虚君共和”这个概念。毛泽东讲，现在“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 由于毛泽东对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经济模式的反思和批评，从中国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中央的“条条”与地方的“块块”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后来虽有反复和调整，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原来中央的许多直属经济部都已经逐渐融入地方经济，而地方基层社会的经济活动也日益活跃。即使在改革开放前，江苏南部的社队企业和浙江温州等地的家庭作坊已经在强有力地成长，全国基本上形成了以地方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构架。这是中国在后来的经济改革中能够逐渐走出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条件。

　　一些观察仔细的中外经济学家在比较中国与苏联改革的不同命运时已经发现，中国在改革之初尽管在物质基础上大大落后与苏联，但中国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经济结构却大大优于苏联高度集中的僵化经济结构。但人们忽略的是，毛泽东正是奠定中央分权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推手。

　　(三)防止国家干部特权化

　　社会主义的重要要特征是在政治上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经济上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从列宁在苏联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共产党就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掌握国家机器和生产资料。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保证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官员不发生异化，不把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当做牟利的工具，不从自己掌握的生产资料中获取私利?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宗旨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名存实亡。马克思、恩格斯和后来的列宁虽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提出的解决方案都过于理论化和简单化，在现实中很难有操作性。

　　对于如何防止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掌握国家机器和生产资料的革命者蜕化变质、以权谋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并无实践经验。他们的论述主要是对巴黎公社的经验总结。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在1871年4月1日发布的《法兰西共和国公告》予以高度评价，因为这份公告把公共机关、企业和军队中高级官员的薪金降低到接近普通工人的水准。马克思指出：“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由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原则的高度评价，后来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也都声称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二十世纪初，苏联的列宁也曾提到过把国家管理人员的薪金减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

　　但是，对于如何防止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掌握国家机器和生产资料的革命者蜕化变质这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仅仅是靠把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薪金降低到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准的显然是过于理想化，很难有实行的可能性。在全球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必须保留商品和市场。但只要价值规律仍在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国家管理人员的薪金跟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准就必然有差异，而这个收入差异的合理性恰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差别时论述的。

　　毛泽东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发现，商品生产不可能像恩格斯讲的那样从社会主义经济中消退。但是，在一个存在商品和市场的社会，如何防止国家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成为掌握国家机器和掌握生产资料的特权阶层，是毛泽东多年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按照商品和市场的规律，中国不可能取消工资等级制度和劳动者因劳动贡献不同的收入差异;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执政党官员官僚化和特权化，防止社会出现两极分化，这个根本性难题显然不是仅仅靠改变国家管理人员的薪金可以解决的。

　　为了解决上述的根本性难题，毛泽东做了多种形式的探索，比如经常性的整顿党的作风，要求全党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毛泽东还在六十年代初大力倡导国有企业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毛泽东把这个“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以跟苏联的“马钢宪法”相对立。

　　应当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可能发生异化现象的反思是深刻的，对社会主义命运的担忧也有强烈危机意识的。遗憾的是，毛泽东的一些理论也陷入了偏激和脱离现实。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说存在着执政党官员官僚化和特权化的可能，比如像前苏联那样。但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只有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力量，依靠党纪和国法来解决，而不是抛开既有制度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由于对现实的错误估计和社会发展的过于理想化，毛泽东希望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矛盾，希望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解决执政党官员官僚化和特权化，最终使得中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但历史地看，毛泽东关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应当居安思危，对执政党干部官僚化和腐败化应当防微杜渐的论述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在今天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毛泽东当年反思和担心的执政党官员腐败现象在今天仍然严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对执政党干部官僚化现象的批评对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打开与西方交往的大门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国策，中国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向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由于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对改革的巨大重要性，人们常常把开放与改革相提并论。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外开放并不是一个国家自己一厢情愿的事，而是需要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打开中西方交往大门的过程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1964年中国与法国建交，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年中日建交。在这一段历史期间，尽管有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中国与西方交往一直在不断地发展。

　　在打开与西方交往大门的过程中，毛泽东关于全球政治格局的理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共在1949年建政后即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国际环境对中国非常不利。中国如何才能突破被封锁，被孤立的状态?这是毛泽东思考全球战略的一个首要问题。由于美国对台湾政权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中国要想直接打破与美国的僵局在当时并不具备条件。鉴于美国的强大和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毛泽东在1962年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把当时全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亚非拉地区的众多国家称之为“中间地带”。中国应当率先在“中间地带”打开局面，获得两大阵营之外众多国家的承认和支持，最后以世界大势来迫使美国改变对华战略。

　　“中间地带理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世界在战后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中国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成员。但是，这种依照意识形态划分的两大阵营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毛泽东最早看到了这一点，世界政治的格局必须要突破两大阵营的框架，中国一定要以独立自主的身份走上国际舞台跟世界各国进行广泛交往。“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在1945年对甘贝尔讲的话并非虚言。毛泽东确实首先是一位中国人，然后才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他是把中国的强国富民放在第一位。

　　1963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第一个中间地带是亚、非、拉地区的国家;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欧洲，毛泽东希望把这两个中间地带作为中国突破封锁的前沿阵地。六十年代中期，“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初步奏效。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得以突破，这个消息在当时震惊了全世界。1964年中法建交后，毛泽东进一步扩大了“第二中间地带的范围”，“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中间地带, 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这个理论事实上把美苏之外的其它地区都纳入了可以争取的中间地带。

　　毛泽东“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对世界格局的冲击极大，中国也获益甚多。1971年中国在“两个中间地带”众多国家的支持下重新返回联合国，并担任常任理事国。随着中国在中间地带的影响日益巨大，对苏联霸权主义牵制力量日益增大，美国最终放弃封锁中国的国际战略，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关系的大门从此打开，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日本在同年9月急忙与中国建交。

　　从共和国的成长和国际环境的改变看，毛泽东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卓有成效的，中国凭借这个理论，成功地以争取外围开始，然后逐渐改变西方世界核心国家的对华战略。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在国际上已经基本上突破了外部世界的封锁，赢得了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从而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从进入中国之日起就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毛泽东正是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人和奠基人。中国在197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跟毛泽东执政时期的社会主义中国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国改革前后的两个三十年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的发展过程。今天一些人不同意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说法，认为如果肯定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就意味着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肯定文化大革命，意味着要否定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这种说法显然是在混淆基本事实和基本概念。强调不能否定前三十年，强调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并不等于要肯定中共在前三十年中所有的治国理念和政策，并不等于要肯定毛泽东的错误。今天肯定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肯定毛泽东对中国的巨大贡献，是基于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是要弄清楚改革三十多年的历史渊源，弄清楚邓小平跟毛泽东的继承关系。

　　中国的当代改革确实发端于1979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中国的改革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建立在过去三十年建立的坚实基础之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非孤立和僵化，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化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朝前看，这个阶段是对中共建政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逻辑发展，朝未来看，社会主义的中国化还将继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将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国人，历史主义应当是我们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根本方法。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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