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高行健结婚离婚

　　王学昀

　　今日浏览网络，无意中看到香港《苹果日报》2012年12月刊登的一篇文章〈高行健的原配夫人〉，作者是我老友高皋的丈夫严家祺先生，自从搬过一次家后，我和他们夫妇好多年没联系了，看到文章，讲的都是过去熟悉的事情，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的家住在南京大钟新村，当时那里住的大多是专家学者、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把列夫·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高植先生，也就是高皋的父亲。我们两家是通家之好，高植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友，他的太太是我母亲的中学同学，而我和高皋又一同在一所小学念书，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现在还能回忆起我们住的院子里常常举办文艺晚会，有一次，我们的妈妈和其他妈妈们一起身着俄罗斯服装跳舞，爸爸们则把院子里挂上五颜六色的电灯泡，童年的记忆十分纯洁、美好。

　　我于1955年9月就读南京第十中学(现在的金陵中学)，与高行健认识是在1957年1月学校举办的一次舞会上，高行健通过一位跟他同班的男同学来找我，说希望我教他跳交谊舞。此后，放学路上经常会和他“巧遇”，和他比较熟悉以后，我憋不住好奇，问他学跳舞为什么不自己来找我，他说怕被我拒绝，并说很早就注意我了，因为经常在学校体育场看到我的身影，也去观看过我参加朗诵比赛，在跟我接触之前，他已经通过好几位同学了解了我的家世。1957年暑假开始后，我收到一封信，此前。除了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比赛的获奖通知书之外，没有人单独给我写过信，打开一看，竟然是高写来的，欣喜地告诉我他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了。后来我考上了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地分南北，主要是通过书信相互了解对方。文革爆发后，我的家庭也像许多教授家庭一样收到冲击，高那时已经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利用出差机会回南京来看我，劝我跟他到北京避避风头，我们于1967年10月在北京结婚。

　　高在中学时就表现了对文学的爱好，只要尝试写一点东西，就会拿来听取我的看法，结婚以后仍然如此。从1957年到1976年，我看到的作品有十篇，短的有两页，最长的有十页纸，每一篇的内容情节至今还历历在目，不是丑化揭批右派分子，就是讴歌文革，其中有一篇他特别满意，署上笔名“红飚”，寄给了江青。

　　自2000年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一种关于我们离婚原因的传闻大为流行起来。据该传闻称，高的第一个妻子反感他一天到晚不停地写作，抱怨他直写得家徒四壁，连孩子也养不活。传闻还说，高在文革期间继续暗中写作，而妻子威胁他要向组织告发手稿里有见不得人的东西，高怕因文获罪，一边掉泪，一边把一整箱手稿烧个干净。关于这件事，我在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首先，传闻的“作者”似乎没有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生活过，高和我当时都有固定工作，拿固定工资，他爱不爱写作、写多写少，都不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写得家徒四壁”不知从何说起。我们仅有的一个儿子出世后，从小到大一直寄养在南京我父母家里，高没给过一分钱生活费，直到离婚后才根据法院判决支付了三年的抚养费。文革中我父亲工资被扣，母亲没有收入，我曾与高商量寄点钱回家，他却说：“你爸爸养不起我儿子，我找你做老婆干嘛?”

　　第二，这位传闻的“作者”与我素昧平生，不知根据什么说我迫使高烧掉手稿?又是根据什么认定高当时有“一整箱的手稿”可烧?实际情况是，高在文革时期作为造反派头目、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多次对别人进行抄家、批斗，还催逼我和哥哥烧掉了家藏的所谓“反动”书籍和海外亲友的照片。

　　1975年，高以我父亲女婿的身份找到我父亲的学生南楚珍推荐，从安徽农村调到北京的中国旅行社，之后又经过我母亲的亲戚龚普生(乔冠华太太龚彭的大姐)推荐担任了《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9年，高陪同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到法国、意大利访问，回国后首次跟我提到他对诺贝尔文学奖志在必得，说“巴金老儿不敢拿，我敢拿!”我当时很纳闷：你手头没有什么作品，靠什么去拿这个奖呢?他也曾对我说，鲁迅之所以拿不到诺奖，就在于作品太少，都是短篇的。不过就是从那以后，他的确把重心放到了写作和加强与知名文化人的交往上来。

　　他最早提出跟我分手是在1980年，他说：过去想方设法调我到北京解决两地分居，现在终于搞清楚老是调不成的原因了，因为我的档案里给我父亲的结论是“特嫌”(“特务嫌疑”的简称)。他还说：特嫌是永远翻不了身的，即使表面上给平反了，实际上仍然受到严密监控，根据内部规定，特嫌的子女是不能嫁军人，不能嫁党员，不能嫁干部的。“你怎么偏偏就嫁了我，你是个完蛋了的人，可我还要发展，你干什么揪着我这根稻草不放呢?”我反问他：“当初你山盟海誓地追求我，怎么这个时候变成了我偏偏要嫁给你?你利用我们家关系调回北京的时候，怎么没有嫌弃我们这个特嫌家庭?”

　　此前，已经有亲朋好友告诉我他在北京有外遇，并说我精神有问题，夜里磨刀要杀他，我还不太相信，看到他这副嘴脸，我难忍心头怒火：你有了别的女人提出要跟我分手，光明正大说出来不行吗?何必要给我扣一顶“特嫌子女”的大帽子?联想到他把许多历史人物的成功经验总结为两条：一是“婚姻就是政治、爱情就是性”;二是“一切功劳归于自己、一切错误归于别人”，现在竟把这两条经验全用到了我身上，作为有自尊的女人，我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

　　在跟高离婚多年后，我曾努力忘掉这一段极不愉快的经历，没想到进入21世纪后，这段经历竟然换了如此一幅扭曲变形的面貌来回访我，令我啼笑皆非。这么多年来，我也曾试图还自己一个清白，在友人们的帮助下发表文章，据说有的媒体根本拒绝刊登。有的网站登载了两天又拿掉了，或者把涉及到离婚这部分的内容删除不用，理由很简单：这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没有办法说清楚真伪，不能刊登一面之辞。

　　我很理解这些媒体的态度。第一，高是诺奖得主，我是平民百姓，话语权不在我手里，有人对我说：“捏死你就像捏死只蚂蚁”，生动地表达了这个意思;第二，高作为法籍华人获得大奖，华人社会视为骄傲，重提旧事有伤骄傲，实属自讨没趣;三是少数人可能觉得“妻子告丈夫”最能体现共产制度的邪恶性，宁可信其有。理解了这些，以后再有人找我询问高从前的事，我一概采取“沉默是金”的态度。

　　虽然如此，我还是很感谢〈高行健的元配夫人〉的作者还原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并祝老友夫妇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本文原载于香港《苹果日报》2013年9月1日，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apple/art/20130901/1840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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