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苏联1937年肃反

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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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讲的苏联1937年肃反，指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下期进行的那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它于1935年开始酝酿，1936年揭开序幕，1937年达到高潮，1938年开始退潮，1939年基本结束。有时人们用达到高潮的1937年来概称这场运动。这是苏联历史上特别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也否定这场运动。在这之后苏联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抓住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大做文章，为搞垮苏联造舆论。最近二三十年来有关这场运动的各种档案材料陆续解密，许多学者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的工作，许多被歪曲和夸大的事实得到了澄清和纠正，许多制造出来的谎言和神话被揭穿。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1937年的肃反，看一看这场运动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斯大林在这场运动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他对扩大化的错误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说一说如何正确地看待作为重要历史现象的这场运动。

　　一

　　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基洛夫遭到暗杀。这成为肃反运动的导火索。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等领导人赶到列宁格勒，亲自审问凶手。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姓尼古拉耶夫，曾是列宁格勒工农检察院职员。从凶手作案的情况来看，似乎不能完全断定这是政治凶杀案。可是在审讯过程中，却把此案与季诺维也夫为首的一大批人联系起来，认定凶手是他们指使的。

　　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给全国各级党组织下发一封题为《与基洛夫同志遇害有关的事件的教训》的密信，其中提出的主要结论是：“季诺维也夫派别集团实际上是披上伪装的白卫组织，完全应该像对待白卫分子一样来对待它的成员。”这里首次提出了与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斗争已不是一般的不同政见之争和党内的派别斗争，而是像与白卫组织的斗争那样的敌我之间的斗争的问题。密信警告党组织要防止政治上的温厚宽容和庸俗的粗心大意，这样说道：“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温厚宽容，这种态度是从这样的错误假定出发的：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似乎会变得愈来愈驯服和不伤害人。这种假定是根本错误的。它是右倾的死灰复燃，这种右倾硬要大家相信，敌人将悄悄地爬进社会主义并且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温厚宽容，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要抓住‘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保持警惕。”[①]这里批判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敌人处境愈绝望，愈要采取极端手段进行垂死的挣扎，反对采取温厚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强调要保持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

　　同年5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政治局国防小组和特别小组，分别领导反对外敌入侵的准备工作和消灭人民的敌人的斗争。6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审定逮捕名单的程序的决议。这显然是为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做准备。

　　1936年7月29日，联共(布)中央又发出经斯大林亲笔修改过的给各级组织的密信，题目是《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恐怖活动的问题》，其中说道：“现在已经证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恶魔在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把我国劳动者的一切最凶恶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间谍、内奸、破坏分子、白卫分子、富农等等——都纠集在一起;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两者之间已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切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应当了解，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必须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条件下，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要善于识别党的敌人，不管他们伪装得如何巧妙。”[②]这就进一步把原来的反对派成员与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完全等同看待了，再次提出要对他们提高警惕性。

　　紧接着开始采取具体的惩办行动。[③]1936年8月15日，苏联检察院经过侦讯，把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一案的主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交由苏联最高法院进行公开审判，并发表了通报。审判结果，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十六人被判处死刑。这是这次肃反运动中公开审判的第一个大案。

　　为了进一步开展肃反运动，斯大林撤换了国家保安机关内务人民委员部(1934年前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领导。他认为原来的领导人亚戈达政治上有问题，工作不力，建议撤销他的职务。1936年9月25日，他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电报说：“我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担任内务人民委员是绝对必要的和迫切要办的事。亚戈达显然不能胜任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耽误了四年。”[④]政治局经过研究，决定撤销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由叶若夫继任。叶若夫到任后，非常卖力气。惩办行动不仅加快了步伐，而且扩大了范围。

　　1937年1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平行反苏中心”的成员进行了审判，受审的有十七人，其中拉狄克、皮达科夫和索科尔尼科夫等十三人被判处死刑，其余的人被判处徒刑，送往劳改营服刑。这是进行公开审判的第二大案。

　　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召开全体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会期长达十余天，到3月5日结束。全面开展肃反运动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中心问题。全会原定于2月19日开幕，因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奥尔忠尼启泽自杀而推迟了四天。政府公告说，他死于心脏麻痹，实际上是开枪自杀。促使他迈出这一步的是因为他对肃反的一些做法表示不满，曾对斯大林提过意见，斯大林不听，反而叫他积极参与，在全会上作《关于重工业部门中的暗害活动》的报告。据说，这时他的住宅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的非法搜查。他特别愤慨，终于采取自杀的下策。

　　这次全会可说是一次为进一步开展肃反运动进行动员和部署的会议。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在会上做报告，讲揭露外国和托洛茨基的代理人的暗害活动和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莫洛托夫的报告涉及的范围很宽，讲了二十一个政府部门的问题;卡冈诺维奇重点讲铁路运输部门的暗害活动的教训的问题。叶若夫则作进一步的渲染，给人以敌人无所不在的感觉。全会根据他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揭露和消灭托洛茨基代理人和其他代理人的斗争进行到底，镇压他们反苏活动的任何表现。

　　斯大林在全会上作了题为《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报告一开头指出了以下三个“基本事实”：

　　“第一，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在其中托洛茨基分子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第二，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

　　“第三，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不仅不善于看清这些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的真面目，而且表现得这样麻痹大意、温厚宽容和天真幼稚，以致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⑤]

　　报告接着具体批判了政治上的麻痹大意，指出，自从基洛夫遇害以来曾一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代理人的暗害、间谍或恐怖活动发出预防信号和警告，但没有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从而提高政治警惕性。报告在批评麻痹大意情绪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来的各种暗害分子、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报告还指出，最近七八年来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分子有了重大的演变，“托洛茨基主义在七八年前曾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现在它已经从这样的政治派别，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交给的任务进行活动的”。[⑥]报告批评党的同志看不见过去的托洛茨基主义和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深刻的区别，看不见托洛茨基分子早已不是有思想的人了，已变成拦路抢劫的强盗，可以采用任何卑鄙手段，干出一切下流勾当，直到搞间谍活动和直接背叛自己的祖国，由于看不到这个区别，因此不善于及时改造自己的工作，以便用新的方法更加坚决地同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报告分析了党的同志产生麻痹大意、温厚宽容和政治上的盲目的原因，要求克服这些缺点。

　　报告在《我们的任务》一节里再次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外国谍报机关就会向苏联后方派遣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恐怖分子;必须向全党说明，托洛茨基分子是替外国谍报机关进行破坏、暗害和间谍活动的积极分子，已变成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受外国谍报机关雇用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在反对现代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已不能采取辩论的旧方法，而应采取新方法，连根拔除和粉碎的方法。报告还指出必须粉碎和抛弃各种“腐朽的理论”，首先必须抛弃这样的理论：

　　“随着我们的每一进展，我们这里的阶级斗争似乎就会日益停息了，随着我们的胜利，阶级敌人似乎就会日益驯服了。

　　“这不仅是腐朽的理论，而且也是危险的理论，因为它麻痹我们的人，把他们引入陷阱，而让阶级敌人能够重整旗鼓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相反地，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⑦]

　　这里斯大林实际上重复了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给全国各级党组织下发的密信里的观点。他批判了“阶级斗争熄灭论”，但是并没有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前进阶级斗争将变得愈来愈尖锐，而只是说被击溃的剥削阶级残余会愈加凶恶，愈要采取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作绝望的挣扎，他们的危害性不可低估。据说斯大林曾在全会上说，要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但是要破坏这一胜利，只要几个间谍就够了;要建筑一座大的铁路桥梁，需要几千人，但是要炸毁这座桥梁，只需几个人就够了。[⑧]

　　全会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了一项详细决议，对肃反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全会还讨论了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处理问题，并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把两人从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和联共(布)党内开除出去，把他们的案件交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

　　在揭露和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同时，揭露出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政变阴谋。其主要策划者为当时任副国防人民委员的图哈切夫斯基。此人采取与斯大林对立的立场，尤其在对外政策上。他主张与德国合作，1936年初率团参加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葬礼后回国途中曾在柏林停留，会见过德国的一些主要将领。1936年5月，他提出解除斯大林的战友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意在夺取军权。接着策划进行军事政变，企图推翻现领导。本来他决定在1937年4月实施此计划。后来决定在5月12日参加英国新国王乔治六世加冕礼途径德国时与德军将领磋商后再进行。苏联当局从各种渠道得知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阴谋计划后便果断地采取行动，于5月10日解除他的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接着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用书面形式进行表决，决定开除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党籍，他们的案件交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不久，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被捕，6月11日进行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等人被判处死刑，第二天执行了判决。这次军事政变的阴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人用“千钧一发”来形容当时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的危险处境。因此当时对待搞军事阴谋的人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军事政变阴谋的揭露，进一步加深了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的危机感，促使他们加紧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肃清暗藏的敌人。1937年7月30日，取代亚戈达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叶若夫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更广泛地进行镇压的决议的精神，发布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惩办原先的富农、刑事犯和其他反苏分子》的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应受惩办的有过去的富农，有前科的宗教界人士，过去反苏武装行动的积极参与者，过去反苏政党的成员，过去“盗匪暴动”的参加者，过去的白卫军、“讨伐队员”、“遣送回国人员”等，还有刑事犯。所有应受惩办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最敌对的分子”，应当立即逮捕，由三人小组审理，判处其死刑;另一类是“不大积极的、但仍然是敌对的分子”，应加以逮捕，并判处八年到十年劳改或囚禁。命令同时规定了对被判刑人员的家属的惩处办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还决定在共和国和州二级成立“三人小组”(由当地内务部门领导人、检察长以及党委第一书记三人组成)来处理各种案件，以简化程序，加快处理的速度。关于成立“三人小组”一事，在肃反运动开始前的1934年9月，西伯利亚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艾赫就请求到边疆区视察的莫洛托夫允许赋予当地非法成立的“三人小组”以判处死刑的权力。莫洛托夫向这时正在索契休假的斯大林作了汇报。10月10日斯大林回答说：“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不通过三人小组，可以按照通常的程序来批准判决。”可见当时斯大林并不同意设立“三人小组”和赋予它生杀大权的做法。但是将近三年后，大概考虑到情况发生了变化，便同意采取这种非常手段了。

　　在这之后，肃反运动全面展开，当然重点仍然是政界和军界。在这场运动中，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八十三人受到惩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左右。党中央机关的许多负责干部，其中包括科学部长鲍曼、农业部长雅科夫列夫、出版部长塔利、宣传鼓动部长斯捷茨基等受到了惩办。很大一部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也遭到逮捕。政府机关人民委员会同样是重灾区，被逮捕的有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施密特、安季波夫以及国防工业、轻工业、森林工业、国内商业、卫生、水运、机械制造等人民委员。各个加盟共和国按照中央的指示对党政机关进行了大清洗，相当大的一批领导干部被逮捕和判刑。而在军队，则在揭露和审判了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军事政变案件后，对其领导层进一步进行清洗。受到惩办的有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布柳赫尔元帅，副海军和空军国防人民委员奥尔洛夫和阿列克斯尼斯等，此外还有国防人民委员部各管理局局长以及许多军区的司令员、集团军司令员和军长等高级军官。

　　大清洗的浪潮波及到了社会各界，全社会掀起了一股揭发检举和惩办“人民的敌人”的浪潮。科技领域的知识分子被卷了进去。举例来说，物理学界一些后来成为院士的学者(贝格、兰道、卢基尔斯基和福克)就曾被逮捕，幸好被监禁的时间不长。工程技术界也不例外，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因为被人检举揭发而被捕，后来有人替他说情而幸免于难。而社会科学界受到牵连的人也很多，其中有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等。文学界看来似乎是与政治并无直接联系的领域，可是同样被大清洗的浪潮卷了进去。作家当中过去曾经跟随过托洛茨基、赞成过他的观点、参加过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一些活动以及与它有过这样那样联系的人首当其冲。有的人则因他们的政治态度及其创作的思想倾向而获咎，还有人遭到惩办则是因为频繁出国或与国外有这样那样的联系而被怀疑有叛国行为。总的说来，打击面是很宽的。

　　1938年3月2～13日对“右派-托洛茨基联盟”一案进行了公开的审判。布哈林、李可夫等右倾反对派的领袖在法庭上承认有罪，他们都被判处死刑。这是肃反运动中的第三个大案。从这之后，这场运动开始降温。根据统计，从1936年到1938年年底，受到惩办的总共有一百六十多万人，其中六十八万多人被处死刑。这些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可见肃反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问题。

　　大概在1938年初，联共(布)中央已开始发现这个问题。开头主要看到大量轻率地开除党员的做法是错误的。当时任中央党的领导机关局局长的马林科夫根据到各地考察的结果，在1938年1月的在中央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党组织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以及克服这些缺点的措施的报告，全会就此通过了相应的决议。1月26日，《真理报》专门发表题为《为被错误开除的人平反，严厉制裁诬告者》的社论，特别指出，有一批谋取私利和向上爬的人参与到党的清洗工作中，这些人为表现自己和求得升迁以及表明自己是警惕性高的党员，干得很卖力气，而隐藏的敌人与他们配合行动，高喊提高警惕性和要求开除毫无过错的党员，以掩盖自己的罪行。社论要求对这样的人进行严惩。这可以看作是上面发出的纠偏的一个信号。

　　1938年11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逮捕、检查机关的监督和进行侦查》的决议。决议揭露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在肃反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缺点和错误，并为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作出了一系列决定。首先是禁止内务部和检察院采取任何大规模的逮捕和流放的行动;二是解散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命令成立的三人小组;三是禁止无充足根据滥捕人;四是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严格按照刑法要求进行侦讯。决议最后说：“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提醒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所有工作人员注意，必须坚决消除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机关工作中的上述缺点，特别重视以新的方式组织整个侦查和检察工作。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警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检察院的所有工作人员，每个人，无论是谁，如对苏联的法律和党的指示稍有违反，将严格追究其法律责任。”[⑨]

　　1938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关于审定逮捕的程序》的决议，认为1935年6月17日的决议在某些方面“已经过时”，需要加以修正，以新的决议来取代。新决议对审批逮捕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高中级军官等的权限作了具体规定。

　　上述决议说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已对肃反的方针和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和改变，决定纠正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向，使惩办工作回到法制的轨道上来。与此同时，决定撤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1938年11月9日撤销了叶若夫的职务，12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通过决议，责成叶若夫把内务部的工作交给新任人民委员贝利亚办理。[⑩]叶若夫在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两年多的时间里，对大清洗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残害了许多无辜的好人，史称“叶若夫暴行”(“Eжовщина”)。他在被撤职后不久就被逮捕，与1940年被处决。

　　贝利亚上任后，根据中央新的决议的精神积极行动起来，进行纠偏工作。他下令释放非法逮捕的人。仅只在1939年就释放了三十三万人。在整个纠偏过程中释放了八十万人。

　　关于肃反运动的情况大致如此。

　　二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把肃反描绘成一场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手中权力独断专行，排除异己，迫害群众，残杀无辜的惨剧，而且把斯大林说成给人民带来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这样的说法一度流传甚广，并为许多人所接受。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场运动是否是没有任何客观原因，单纯是斯大林为了独揽大权而制造出来的。上面曾经提到，斯大林曾对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谈到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外国敌对势力就会派遣各种特务间谍和其他暗害分子来进行破坏。同时他们又会在苏联国内收买各种敌视苏维埃制度的人以及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为他们服务。斗争形势异常复杂。特别需要指出一点，即三十年代下半期苏联处于战争阴云的笼罩下，形势比较紧张，外国敌对势力的渗透活动也有所加强。因此，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进行一场清除外国间谍特务及其在苏联国内大大小小的代理人的斗争，既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也是备战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苏联国内形势来看，一方面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确立，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地主、资产阶级和富农等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另一方面，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他们还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旧的传统观念尚未根除，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妨碍他们完全接受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甚至促使他们采取一些敌视行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几乎同时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上面所说的肃反，二是制定新宪法和进行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斯大林在1936年11月在关于新宪法的草案的报告中高兴地宣布所有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剩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11]大概由于报告的侧重点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进展和成果上，没有着重提还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这并不说明他认为阶级斗争熄灭了。几个月后，1937年2～3月他在上面谈到过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要求批判和抛弃阶级斗争日益停息、阶级敌人日益驯服的“腐朽的理论”，强调指出我们的胜利愈多，被击溃的就会愈加凶恶，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作最后的挣扎。这里再次提到斯大林报告中的这段话，是因为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里进行了歪曲。斯大林明明说的是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被击溃的剥削阶级将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而赫鲁晓夫却改为“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化”，还硬说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愈多”的公式。这当然又是捏造。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情况下，斯大林一方面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另一方面也不认为从总体上说阶级斗争会愈尖锐化，他采取了剥削阶级残余将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作绝望的挣扎的说法以与前两种说法相区别。如果阶级斗争的情况确实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只是剥削阶级的残余要采取更加尖锐的形式来进行斗争，那么形势并不那么严重，因为这些残余已无多大的力量和影响。斯大林实际上也并不把他们作为肃反的主要对象，他要惩办的大都是由原来党内的政治派别的成员演变而成的敌对分子。斯大林在他的上述报告中以及在其他场合都讲了过去党内反对派的演变，强调他们已由原来党内的政治派别变为由暗害分子、破坏分子、特务间谍组成的匪帮，但是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

　　应该说，这些人有他们自己本身的特点，似乎不能把他们笼统归入剥削阶级的残余之中。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其中有人曾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不过也有老牌机会主义者，不断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他们之中有的人以“左”的面目出现，例如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这些人提出所谓“不断革命”的理论，高喊“世界革命”的口号，不赞成在俄罗斯这样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成功了，也不赞成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要等待世界革命的爆发，这实际上是用“左”的词句掩盖投降主义的实质，最后堕落为西方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帮手，这并不是偶然的。而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同情即将被消灭的资产阶级和富农，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阻挠消灭这些剥削者的斗争。这“左”右两股势力尽管具体表现不同，但是由于反对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一致，便于二十年代末开始合流，成为一股颇有声势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此外，还有一些人在革命胜利和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由于思想僵化、政治上官僚化和生活上腐化，逐步丧失了革命意志，开始同情和支持反对派，这使得党内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有所增强，成为威胁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一大隐患。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的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其中有一批高级将领在国内战争时期曾受到托洛茨基的提拔和重用，思想感情上一直与托洛茨基藕断丝连，不尊重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伺机夺权，成为一颗颗埋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定时炸弹。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上述的反社会主义势力都处于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其中有的人过去曾当过权，有较大的势力和影响，有的人的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至今仍担任这样那样的领导职务，手中握有大小不等的权力。因此在新的形势下，这股势力构成了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危险。也就是说，相比较而言，旧的剥削阶级的残余虽还在反抗，但是与他们的斗争在整个阶级斗争的格局中已不占主要地位，在新的形势下主要应该打击党内的上述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物已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斯大林虽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这一新特点，但是他在肃反运动中这样做了。

　　由此可见，肃反运动有其客观地必要性。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通过这场运动，狠狠打击了得到外国支持的复辟势力，割除了执政党内部的毒瘤，捍卫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为使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提供了保证。因此这场运动从总的方面来说应该肯定。

　　当年曾经积极参与领导这场运动的莫洛托夫在与诗人丘耶夫的谈话中多次提到1937年的肃反。他说：“1937年是必要的。如果估计到我们在革命后不顾一切地左砍又杀，取得了胜利，但是各个派别的敌人的残余还存在，并且他们在面对法西斯侵略的危险性时可能联合起来。我们在战争期间没有‘第五纵队’，要归功于1937年。”他还在回答一位教授提问时说：“我要问：如果右派占据了国家的领导地位，那将会是怎么样?历史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如果您仔细分析一下，您就会解开这个难题。”[12]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不进行1937年的肃反而让右派掌了权，那么苏联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被扭转，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外国的著名之士也有类似的看法。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德国政府通过苏联驻布拉格使馆与俄罗斯的一些重要人物保持着联系。阴谋的目的是推翻斯大林，在俄罗斯建立新的亲德国的制度。苏维埃俄罗斯着手进行清洗，这场清洗是毫不留情的，但至少是需要的，它清洗了政界和经济界。苏联军队不受亲德分子控制了。”[13]再说一下在肃反期间担任美国驻苏大使的戴维斯的看法。他在1941年战争爆发后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我们通过联邦调查局的努力知道希特勒的间谍到处都在活动，甚至在美国和南美。德军进入布拉格时得到格伦的军事组织的积极支持。挪威(吉斯林)、斯洛伐克(蒂索)、比利时(德·格列尔)也是如此……然而在俄罗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事。‘希特勒的帮手在哪里呢?’经常有人这样问我。——‘他们被枪毙了。’我回答道。到现在才开始认识到，苏联政府在清洗的年代做得是多么富于远见……”[14]他也主要说的是在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后，苏联国内没有发生里应外合的叛变活动，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上面说的是肃反运动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斯大林单纯为了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制造出来的，不是通常的权力之争，而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必须采取的行动。这场运动如同历史上类似的运动一样，在实现基本目标的同时也有很大的失误，存在严重的扩大化问题，殃及了不少无辜的人，造成了许多痛心的悲剧。莫洛托夫在他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在指出肃反的政策正确的同时，承认犯过重大的错误，有过过火的行为，并表示，他作为当时的主要领导之一，应承担应有的责任。[15]当然，对此应负主要责任的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有人认为犯那么大的错误是由于他独断专行，滥用职权造成的;也有人说那么多无辜的人受到惩办，是因为他生性残暴，甚至说他嗜血成性。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而且把事情简单化了。

　　上面在谈到肃反运动的经过时，曾具体指出许多行动是在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集体进行研究后采取的。中央的领导机关，尤其是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曾就具体政策问题作出过多项决议。如任命叶若夫取代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职务问题，是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磋商后作出的;又如开除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党籍和把他们的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的问题，经过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书面表决。这些事实说明，斯大林并不完全独断专行。不过由于他的地位和威望，他的话常常“一言九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各种决定产生的不良后果，他应该负主要责任。

　　斯大林对阶级敌人确实是毫不留情的。不管你是老布尔什维克，也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劳，只要你企图破坏国家的统一，出卖国家的利益，为外国主子效劳，那就要受到惩办，情节严重的就要处以死刑。有时他做到“六亲不认”的地步，他的那位受到进行间谍活动指控的妻弟斯瓦尼泽被处死一事可作为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这样做有一个前提，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谁敢侵犯，那就要严惩不贷，甚至肉体上消灭。但是并不像有些人描绘的那样，斯大林是一个迫害狂，是杀人不眨眼的凶神恶煞。有不少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

　　1937年3月5日，在上面提到过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在结束语中这样说过：“但是有一个问题：怎样在实际上实现和粉碎和铲除托洛茨基主义的日德代理人的任务呢?这是不是说，要粉碎和铲除的不仅是真正进行暗害活动的托洛茨基代理人，而且连那些一度动摇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而后来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也要粉碎和铲除呢?这是不是说，要粉碎和铲除的不仅是真正进行暗害活动的托洛茨基代理人，而且连那些偶尔在某一个托洛茨基分子经过的一条街上走过路的人也要粉碎和铲除呢?这些说法至少在这次全会上是有人提出过的。能不能认为这样解释决议是正确的呢?不，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正如对其他一切问题一样，必须个别对待，分别处理。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一切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处理，只能损害我们同真正的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和间谍作斗争的事业。”[16]同时他还指出，在党的负责人当中有一些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而且坚决地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排斥这样的同志是愚蠢的。还有一些人，在思想上一向是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可是却与个别托洛茨基分子有过个人联系，当他们看清托洛茨基主义的实际面貌后就立刻断绝了这种联系，虽然晚了些，但是把他们列为托洛茨基分子的同伙，也是愚蠢的。[17]由此可见，斯大林主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别处理，反对任意扩大打击面。

　　1937年6月2日，在揭露军事政变阴谋的紧张时刻，斯大林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讲了参加这一阴谋活动的核心人物是如何堕落成为外国的间谍和特务的，应该如何处置他们的问题。最后他提到这样的问题，说道：“我想，无论我们的指挥员当中还是在政治工作人员当中，还有一些偶然牵涉到的人。对他们讲了一些什么，想要拉进去，进行恐吓和威胁。最好采取这种做法：如果这样的人自己来说明一切，就宽恕他们。”最后他还重复地说：“应当宽恕，保证宽恕他们，决不食言。”[18]

　　上述例子说明，斯大林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他说的这些话就是这个意思。

　　以上的这些事实至少证明斯大林并不动不动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入，他还有宽容的一面。这也说明，肃反扩大化使许多无辜的人遭到杀身之祸的原因主要并不在于斯大林的残暴。

　　那么造成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恐怕问题出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当时总的形势是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富农等剥削阶级已基本上消灭。如上所说，斯大林并不像赫鲁晓夫所歪曲的那样，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向前推进，阶级斗争会愈来愈尖锐化，“愈接近社会主义等人愈多”，他只是认为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剥削阶级残余将“采用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也曾经指出托洛茨基分子在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党内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是不过一万二千党员，而且很多人又陆续地离开了它，那么力量就更加微不足道了。但是斯大林又看到他们这些两面派的欺骗性以及他们的国际背景，因此觉得问题严重，必须提醒全党注意潜在的危险。而全党在凯歌行进中又普遍有麻痹大意情绪，看不到巨大危险性，因此他在揭露敌人时有时把问题提得尖锐些，用词严厉些，意在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视。这样做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使全党全国人民积极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来。但是同时由于有时话说得过了头，也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引发了群众的过激情绪和过激表现，同时还为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和非常手段提供了依据。这不能不产生严重的后果。

　　由于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和非常手段，导致法制遭到了破坏，尤其是在1937年7月肃反运动全面铺开以后，这种遭到破坏的现象更为严重。首先应该指出，成立“三人小组”，撇开检察院和法院处理各种案件是严重破坏正常法律程序的行为。“三人小组”成立后，利用职权草菅人命，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使许多无辜的人屈死刀下。就以莫斯科为例，到1937年底，三十八名莫斯科州委和市委书记中有三十五人遭到清洗，莫斯科州的一百四十六名区委和市委书记中有一百三十六人被捕，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许多苏维埃机关、工会、经济部门、共青团的领导人以及科学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逮捕令是由赫鲁晓夫参加的“三人小组”签发的。该小组每天要判处上百人的死刑。1938年1月赫鲁晓夫调到乌克兰工作后继续这样做，那里大批党政机关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和长期的有期徒刑。从这个具体的例子可以看出，“三人小组”凭着赋予他们的权力，胡作非为，扩大了打击面，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破坏法制还表现在不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审理各种案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办案时普遍使用刑讯逼供的方法。这不仅使得有些受控而被逮捕的人屈打成招，承认自己的所谓犯罪行为，而且其中有些人在威逼下进一步揭发别人，陷害更多无辜的人。在大清洗中这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原来人们以为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自作主张的胡作非为，1939年初开始纠偏时，有人对他们提出指责。这时斯大林在给各级党委书记和内务部局的领导的电报中承认，从1937年起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刑讯是经过联共(布)中央许可的。他解释道，当时指出，“体罚应破例使用，而且只对付那些明显的人民的敌人，这些人利用审讯的人道的方法，蛮横地拒不交代阴谋分子，——可见，他们在监狱里仍在继续与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经验证明，这样的指示产生了结果，大大地加速了对人民的敌人的揭露。”[19]斯大林在肯定使用体罚取得的积极效果的同时，也承认内务人民委员部里有一些“恶棍”滥用这种手段，使得一些偶然被捕的诚实的人受到了不应有的惩罚，但认为总的来说，这种手段是使用得正确的。可是实际上内务人民委员部使用这种手段的不仅是一些“恶棍”，一般侦讯人员也普遍使用，这就扩大了打击面，许多冤假错案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斯大林还说，既然所有资产阶级侦察机关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进行刑讯逼供，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侦察机关对待工人和农民的死敌应该比较人道呢?因此中央认为体罚作为非常手段对明显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人还可以使用。他这样说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由于他这样认为而且显然低估了采取这种非常手段产生的负面效果，因而没有下令加以禁止，许多制造冤假错案的不法行为没有得到制止。

　　再就是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过大的权力，重用像叶若夫这样政治素质极差的人领导这个重要部门，曾给予充分的信任，听任其任意扩大打击面，残害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此人曾身兼数职，既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又是组织局成员，后来又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一段时间里斯大林曾与他关系非常密切。党内早就对叶若夫有意见。在1937年6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叶若夫做报告时要求延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非常权力的期限。不少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表示反对，而斯大林则支持叶若夫。到叶若夫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斯大林大概通过近距离观察，开始发现叶若夫是一个卑鄙的小人，对他的态度才有所改变。如上所说，他于1938年被撤销了职务，几个月后被逮捕并处以死刑。有人说，斯大林最后处置了叶若夫，主要是为了把肃反扩大化的责任推到叶若夫身上。这样似乎把事情说得太简单了。斯大林不会不知道，叶若夫是他亲自点将启用的，并曾给过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他对这个人的所作所为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后进行处置并不能洗清自己。他处死这个“卑鄙的小人”恐怕还出于当时纠偏和平息民愤的需要。

　　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各级干部也存在很大问题。当时重用了一批思想品质差、但胆大妄为的人，其中有不少投机分子，这些人为了取得信任和求得升迁，表现得过分的积极，他们乱捕乱抓，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内也有一些暗藏的敌对分子以及少数与外国谍报机关有联系的人，后来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进行清洗时揭发出来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主要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出了问题，也成为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之一。

　　此外，还应当说一说当时的社会情绪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社会秩序变得比较稳定，生活有所改善，人们普遍珍视这些。当他们听上面说有破坏分子、暗害分子、特务间谍要进行破坏时，便不仅支持政府采取严厉的惩办行动，而且纷纷起来揭发“人民的敌人”，这使得肃反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有关部门堆满了各种署名的和匿名的告密信和检举揭发材料，其中不免有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挟私报复的东西，弄得真假难辨。而执法机关对这些材料不作认真的分析，都作为进行惩办的依据，自然会出大的偏差。

　　总而言之，三十年代下半期在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为了做好备战的工作，斯大林下大决心开展肃反运动，清除内部的隐患，并基本上得到了目的。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政治上的远见和坚定的决心，值得肯定。但是另一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没有能明确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过多地采取了非常措施和极端做法，没有严格地依法行事，同时赋予执法机关过大的权力，重用了坏人，结果造成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在彻底肃清反革命的同时冤枉了不少好人，造成了许许多多人间悲剧，对此斯大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尽管如上所说，在发现了扩大化的问题后大力纠偏，但是大错已经铸成，而且很难弥补。这场肃反扩大化的受害者有很大一部分是党政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和骨干以及知识界各方面的精英，因此它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各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胡作非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给社会主义制度抹了黑。相当多的人因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这还使得不少人产生恐惧心理，变得谨小慎微，人人自危，失去了刚刚形成的主人翁感，政治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还有一点应该特别指出，即肃反扩大化给了苏联国内外敌对势力提供了“把柄”，他们一直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大做文章，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下面就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三

　　斯大林在世时，西方学者以及流亡国外的侨民在他们的有关著作中已涉及到肃反问题，但并不十分突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把肃反问题用作攻击和否定斯大林的重磅炸弹。他几乎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这个问题，说什么它“开头针对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接着也针对许多忠诚的共产党人，针对那些 国内战争时期、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最艰苦的年代肩负重担的忠诚共产党人，那些曾积极反对过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捍卫党的列宁主义路线的人。”[20]报告大段引用了艾赫、鲁祖塔克的申诉书以及讲述了某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来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如何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以及受害者如何屈打成招，并且强调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指使和纵容下进行的，从而把肃反完全描绘成一场斯大林为排除异己而残杀无辜的惨剧。

　　二十大后，掀起了“第一次非斯大林化”的浪潮。肃反问题成为批判和否定斯大林的主题之一。苏联国内外开始出现各种写肃反的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论者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大恐怖：斯大林三十年代的清洗》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前者出版于1968年，顾名思义，把三十年代的清洗描绘为“大恐怖”，在这之后，某些人便把“大恐怖”作为这场运动的别称。后者书名中的“古拉格”(“ГУЛАГ”)是“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俄文缩写的音译。作者借口档案材料和当事人都被消灭了，没有文献资料和当事人的证明可以利用，只好采取所谓“艺术研究”的方法，这显然是为任意歪曲夸大事实和进行虚构捏造制造借口。他的目的是要把苏联的历史抹黑，把它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无辜者遭到逮捕、关押和杀戮的黑暗帝国。《古拉格群岛》于1973年在西方出版后“古拉格群岛”这个词语也随着成为流行语。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开始他的“改革”后迅速出现了“第二次非斯大林化”的浪潮。到这时，国外的所谓“斯大林学”的著作被大量引进，叛逃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包括阿夫托尔汉诺夫、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奥尔洛夫、索尔仁尼琴、梅德韦杰夫等人在国外出版的书纷纷“回归”，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作品。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文章。在所有这些书籍和文章里，斯大林遭到批判的猛烈程度超过前一次“非斯大林化”。他的全部历史被重新翻腾一遍，他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遭到了全盘的否定，他被描绘成专制暴君和杀人凶手，几乎完全被妖魔化了。这些书籍和文章的作者们仍然把肃反问题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其否定肃反的主要手法之一是夸大镇压的规模和牺牲者的人数。为了便于歪曲事实和制造谎言，他们不对肃反作明确的界定，把镇压反革命与惩办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搅合在一起，而在时限上各说各的，不作统一的规定，有的从二十年代算起，有的则从三十年代开始，有的则笼统地说斯大林当政时期。更有甚者，有人在说明牺牲者的人数时，甚至把农业集体化中过火行动的受害者和三十年代饥荒饿死的人也计算在内。于是就像俄罗斯历史学家佩哈洛夫所说的那样，形形色色的“谎言制造者”在受害人数的问题上展开了一场“竞赛”。

　　先让我们看一下斯大林传记的作者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他在《七位领袖》一书中写斯大林的一部分中这样写道：“苏联独裁留下血迹斑斑的痕迹。在三十年统治列宁创造的和斯大林‘调整好’的国家的时间里，剥夺了千百万同胞的生命。仅只从1929年(苏联农业集体化开始)到他在1953年去世，在他‘天才的领导下’惩办了两千一百五十万苏维埃人。除了斯大林外，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时候发动过对本国人民的如此长时间的和可怕的战争。这些血迹是永远也洗不掉的。”[21]

　　再看一下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说法。他指出在1935年到1946年受惩办的人就达到一千九百八十多万，同时他深信斯大林的制度“使人民大批死亡，消灭了八千多万优秀儿女。”[22]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引用了流亡国外的统计学教授库尔加诺夫的以下估算：从十月革命到1959年总共“付出了”六千六百万条人命。他认为这个数字很有参考价值。

　　这里还要特别说一下被称为“改革的设计师”的雅科夫列夫。他在《一杯苦酒》一书中说：“已公布的文件可以提供有关这一政策在规模上的概念。自1923年到1953年间，仅俄罗斯联邦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被判刑的超过四千一百万人。”[23]他强调是根据“已公布的文件”得出这个数字的，言下之意，如果全部文件公布出来，那么规模还要大得多。而且他说的只是俄罗斯联邦，不包括其他加盟共和国，如果都加在一起，判刑的人数还将超过。他认为苏联在斯大林当政时期总共损失了将近一亿人，并作了这样的说明：“这个数字不仅包括受惩办者本人，而且可把他们受到牵连的家属以及那些可能出生但是没有生下来子女包括在内”。[24]这位大人物果然高明，他居然把可能出生但未能生下来的孩子也计算在内，这说明他已完全不顾事实，达到了挖空心思进行编造的地步。

　　此外，还有一些所谓的“政论家”和政客参加到这场制造谎言的竞赛中来。他们信口开河，动不动就说受害人在一亿人以上，如日裔女政客袴田说有一亿人，政论家卡里亚金则比她多两千万，说有一亿两千万人。这些先生和女士们在信口雌黄时不想一想苏联总共有多少人口。根据人口调查，1917年为一亿六千三百万，到大清洗后的1940年增加到一亿九千四百一十万。[25]可见那些一张口就说牺牲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竞赛者”连这最基本的事实也不顾、最起码的算术也不会了。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有以下几组数字可供参考。

　　1954年2月1日，当时的总检察长鲁坚科、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和司法部长戈尔舍宁联名给苏共中央呈送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从1921年到1954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为三百七十七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处死刑的为六十四万两千九百八十人。

　　“改革”年代苏共中央于1987年成立的专门委员会经过反复调查核实后得出的数字是：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而受到惩办的为三百八十五万三千九百人，其中处死刑的为八十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五人。[26]

　　有的学者根据陆续解密的档案材料反复研究和核实，列出了从1921年到1953年历年因政治原因受到惩办的人数，累加起来，总共为四百零六万零三百人，其中判死刑的为七十九万九千四百五十五人。大清洗的三年受惩办者的人数上面已经提到过，现再比较具体地说一下。1936年受惩处者为二十七万四千六百七十人，其中处死刑的为一千一百十八人;1937年受惩处者为七十九万零六百六十五人，其中处死刑的为三十五万三千零七十四人;1938年受惩处者为五十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八人，其中处死刑的为三十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八人。这三年受惩处者的总数为一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三人，其中处死刑者为六十八万两千八百一十人。[27]

　　上述几组数字都是根据档案材料得出的，尽管时限有所不同，然而差别并不很大，比较符合实际和可信。这里多费了点笔墨说明受惩办者的具体人数，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穿流传的各种谎言和造谣者的低劣手法，绝没有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辩护的意思。应该说，三年内惩办一百六十多万人，处死六十八万多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说明扩大化的错误是严重的。肃反扩大化给人民的机体留下深深的创伤。这些创伤本来就难以愈合，再加上有人不断揭它，使得它在很长的时间内还在流血。

　　最近一二十年来，由于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造成了种种严重恶果，社会上比较普遍地出现了怀旧情绪，人们开始比较冷静地和客观地看待苏维埃时代存在过的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对肃反问题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许多正直的学者利用档案材料解密的有利条件，对这个问题做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工作，澄清了许多事实，揭穿了许多谎言，恢复了事情的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肃反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一味否定，开始采取分析的态度。对斯大林这位历史人物的看法更是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群众中威望迅速得到了恢复和提高。根据俄罗斯的许多舆论调查和研究机构的多次调查研究，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被调查者肯定斯大林的功绩和他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电视频道“俄罗斯”制作了一个选“俄罗斯名人”的节目，首轮投票结果，斯大林位居榜首。虽然节目制作者采取各种手段力图扭转局面，但是最后评选结果，斯大林位居第三。有人高兴地说：斯大林回来了。力图在俄罗斯推行所谓的“现代化”和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的俄罗斯自由派政客把斯大林的“回归”视为一大障碍，便开始策划新一轮的“非斯大林化”，而主使人是俄罗斯前任总统和现任总理梅德韦杰夫。

　　梅德韦杰夫就选定“大恐怖”这个老题目来做反斯大林的新文章。他在所谓的“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日”(10月30日)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民族悲剧的记忆的与关于胜利的记忆同样神圣的》一文，文章作者首先为现在的年轻人说不出当年政治迫害的牺牲者的名字而感到不安，他就像文章题目中所说的那样，强调这两种记忆是同样神圣的。接着他谈到1937年～1938年达到顶点的“大恐怖”的规模，这样说道：“在战前的二十年里，消灭了我国人民整个整个的阶层和等级。哥萨克实际上被消灭。富农被没收财产和流放，整个农民阶级被削弱。知识分子、工人和军人也遭到了政治迫害。遭到迫害的还有宗教界人士。”他动情地说：“让我们想一想：千百万人由于被使用恐怖手段和遭到诬告而牺牲了性命——这可是千百万人啊。他们被剥夺了所有权利。甚至被剥夺了像样地安葬的权利，在很长时间里他们的名字被从历史上一笔勾销了。”接着他笔锋一转，批判那些以“符合某些崇高的国家目标”作为理由证明镇压有理的人，斩钉截铁地说：“我深信，国家的任何发展，它的任何成就和雄心都不能以人的痛苦和牺牲作为代价来取得和实现。任何东西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的价值之上。进行镇压的行为没有可以谅解的理由。”他接着谈到如何理解反对窜改历史的斗争，强调“不允许借口恢复历史的公正而替消灭本国人民的人开脱罪责”，他所说的这个“消灭本国人民的人”指的就是斯大林。最后梅德韦杰夫提出了纪念受害者的一些具体措施，例如建立纪念中心，继续寻找大批埋葬受害者的地点，恢复受害者的名誉，必要时为他们正式平反等。这篇不长的文章实际上为后来制订纲要勾画出了大致的轮廓。

　　在这之后，梅德韦杰夫指定新任命为直属总统的发展公民社会和人权委员会主席的费多托夫牵头制订一个“纲要”，这个题为《关于永久纪念极权主义制度的牺牲者和关于民族和解》的纲要于2011年三四月间在网上发表。它在前言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如果公众不认识到俄罗斯二十世纪的经历的悲剧，俄罗斯社会就不能向实际的现代化前进。这“实际的现代化”，实质上指的是西方化。纲要提出了为纪念所谓的“极权主义制度”的牺牲者的种种具体办法和措施，其中包括在牺牲者埋葬的地点以及他们被捕和押解出去的城市和乡村竖立纪念碑和其他纪念性标志，在各地建立纪念馆，首先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这样做，并在莫斯科市中心竖立高大的纪念碑，把目前的“人民团结日”(11月4日)改名为“纪念内战牺牲者和民族和解日”，提高上面提到过的“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日”的地位和档次，改编中学历史教科书，以加强对年轻一代的教育等等。这个纲要公布后，引起不同的反响，得到了一些人的赞成和支持，但是也遭到许多人强烈的反对。媒体普遍将其称为“非斯大林化”的纲领。有人则认为它的制订者要搞“第三次非斯大林化”。

　　根据纲要制订者的要求，需在几个月内制订具体的实施计划并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强制实行。但不久俄罗斯政局发生了变化，梅德韦杰夫和普京“王车易位”，梅德韦杰夫的“非斯大林化”计划也就“搁浅”了。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肃反问题仍然是某些人手中重要的“政治筹码”。过去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为了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利用过它;如今俄罗斯国内的自由派为了完全实行西方化，防止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仍然试图利用它。它仍然是一个热门的题目。

　　从上述情况来看，苏联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直抓住肃反问题不放，大做文章，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选这个题目是由于用它易于煽情，易于煽动人们起来反对斯大林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人命关天，事关重大，无辜受害总是能得到人们的同情，激起他们对悲剧制造者的厌恶和痛恨。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煽情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要对一个事物有正确的看法和态度，不能单纯从感情出发，需要有理性的认识，才能认清它的本质，从而采取正确的态度。肃反运动及其扩大化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现象。需要探究它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况下发生的，对历史发展来说起的是进步的推动作用还是拉它倒退的作用，以便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和决定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上面已经提到过，肃反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比较复杂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反渗透反复辟的斗争，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起了重大作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的，大方向应该肯定。上世纪末苏联这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被暗藏在内部的敌人和异己分子搞垮的沉痛事实说明，斯大林当年对内部敌人的担心并非过虑，他采取清洗的行动是具有远见的表现。由于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出现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难免的，但是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肃反运动已过去七十多年了，时间不算短了，但是它尚未成为历史，它的倡导者斯大林也没有完全成为历史人物，人们还不能以客观和宁静的态度来对待。在世界历史上并不乏这样的先例。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向前发展和人们思想认识的深化，斯大林及其发动的这场运动终将得到全面、客观和公正的评价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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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转引自《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8页。

　　[②]转引自《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8～139页。

　　[③] 惩办(репрессия )指用判处死刑、徒刑和流放等刑罚加以惩处。过去译为“镇压”，并不完全符合原意，因为中文“镇压”用于人时，通常指的是处决。

　　[④]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133页。

　　[⑤]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

　　[⑥]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2页。

　　[⑦]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3页。

　　[⑧] 参见Д.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372页。

　　[⑨]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369页。

　　[⑩] 见《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376页。

　　[11]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3页。

　　[12] 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464页。

　　[13] 转引自2010年9月9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14]转引自2010年9月9日《苏维埃俄罗斯报》。

　　[15] 见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466页。

　　[16]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2～163页。

　　[17]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3页。

　　[18]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288页。

　　[19]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381页。

　　[20] 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32页。

　　[21] Д.沃尔科戈诺夫：《七位领袖》，新闻出版社，1995年，第256页。

　　[22] А.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去掉面具的斯大林》，全莫斯科出版社，1990年，第506页。

　　[23] А.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

　　[24] 转引自И.佩哈洛夫：《伟大的遭到诽谤的领袖——关于斯大林的谎言和真实情况》，亚乌扎出版社，2010年，第36页。

　　[25] 见《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中译本，三联书店，第4页。

　　[26] 见В.梅德韦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里》，壮士歌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27] 见《祖国档案》1992第2期，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