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道歉”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表演。

　　第一，真要道歉，直截了当登门负荆请罪就是了，那用得着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又发消息又开会还嫌不过瘾，还要专门陪着记者招摇过市：“道歉会结束后，陈小鲁领着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到了他的母校，北京八中”。这是道歉还是表演?看来中国盛产影帝，刚走了一个，又冒出来一堆。

　　不过这场戏的真正卖点其实不是“陈小鲁”，而是“陈毅元帅之子”——否则为什么所有的报道一概冠以“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道歉”而不是“陈小鲁道歉”?可见醉翁之意在这个“陈毅元帅之子”。换句话说没这几个字人们就不知道“陈小鲁”是谁了。可怜可怜，六十多岁的人了还离不开爹，一把年纪了还不甘寂寞，却又没有别的着，只好靠玩道歉出风头，居然还得打出老子的名号官衔来，实在够出息的。

　　第二，陈小鲁文革中的重头戏不在八中，而在社会——据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文革中组织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是陈小鲁，挑头勒令民主党派一律解散的是陈小鲁，连决定“西纠”臂章只给毛泽东、林彪，不给周总理的也是陈小鲁：

　　——“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因为上天安门大家都穿‘制式服装’，我没有，只好借来一套军装穿上。我还弄了几个编有号码的‘西纠’臂章。1号准备给毛主席，2号给林彪，我这个发起人自己戴了个3号，没给总理准备。”

　　——“‘西纠’成立之前，八中红卫兵取缔了民主党派，这事儿是我挑头干的。‘破四旧’中，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就琢磨，搞点什么呢?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我们就写个通令，要这些民主党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后来我看到米鹤都写的《聚焦红卫兵》，书里记述了事件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商量过，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发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也就是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我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八个大印全部收回来了。”

　　关于“西纠”从1966年8月成立到12月解散这四个月中的所作所为的回忆描述不胜枚举，至少可以肯定“西纠”与“血统论”、“破四旧”密不可分，而且不乏暴力行为，甚至成立过非法关押人的所谓“劳教所”。

　　陈小鲁说：“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按照同样逻辑，作为“西纠”的发起人和负责人，陈小鲁对“西纠”的暴力行为岂不是同样“负有直接责任”?难道不该道歉?为什么只对八中的事道歉，不对“西纠”的事道歉?真要道歉，就应该有多少是多少，错多少认多少，一个都不能少。如果“选择性道歉”，有所为有所不为，避重就轻，对无关紧要的直言不讳，对要害致命的只字不提，那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演戏，而且还是闹剧。

　　不过这场“道歉闹剧”却歪打正着，给用文革诬蔑毛泽东的人一个大嘴巴。

　　反毛者几十年来总是先拼命描述文革如何如何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然后说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干的。如今如果说文革的罪恶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则没多少人会因此觉得文革坏。但如果说文革的罪恶是“破四旧”、“打砸抢”，则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因此义愤填膺、从而接受对毛泽东的诽谤。尽管了解历史的人一再说明文革中的那些坏事不是毛泽东的责任，但效果始终有限。如今可好，陈小鲁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当众不打自招宣布文革中的许多暴力行为是他这样的人的责任，不是毛泽东的指使：

　　——“1966年8月的一天，学生领袖陈小鲁和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一起，走出校门，穿过胡同，前往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陈小鲁组织了这场‘四、六、八中’全部参加的批判会。”

　　——“那时候要‘找题目’，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运动”;

　　——“突然一群学生就冲上了主席台，抡起皮带就抽”;

　　——“没办法了，挡不住的”、“主席台上的陈小鲁举起红卫兵的旗子，朝着那些冲上台的学生喊口号，‘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连制止打人都要用侮辱人格尊严的口号”、

　　——“那次批判会是我组织的，影响很坏”;

　　——“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

　　可惜陈三公子可爱的坦白性有限了点，只字没提他组织的“西纠”在社会上的暴力行为，也特地回避了当时毛泽东三令五申不许打人、不许使用暴力、反对抄家的历史事实。不过还不错，还没敢“证明”所有这暴力行为都是毛泽东的指使。

　　不过这就够了：如果某个地区某个无名小卒跑出来说文革中的打砸抢暴力行为是自己干的、不是毛泽东的指使，反毛者可以耍赖说你那里不是毛泽东指使的，但别处是。如今文革中最先闹“红八月”、“破四旧”、来自北京市中心这影响最大最权威的地方、最“正宗”、最“嫡系”、最“根红苗正”、当年一跺脚全国震动的大名鼎鼎的元帅公子(当年说“我爸是陈毅”恐怕比如今说“我爸是李刚”神气多了)亲自出来承认当年的种种暴力行为是自己的责任，不但不是毛泽东的指使，而且是他们在明知毛泽东严禁暴力行为的种种明文规定情况下的“顶风作案”——连勒令解散民主党派这么重大的事都敢一拍脑袋说干就干，根本不让毛泽东知道，还有多少事是他们擅自做主、毛泽东根本不知道的?以文革的名义搞臭文革的是他们。让毛泽东背上几十年黑锅的是谁他们。如此一来，无数谣言诬蔑立刻不攻自破，人们一下子就能认同“文革中的坏事都是走资派蓄意打着红旗反红旗”。这难道不是对诬蔑文革最有力的打击?难道不是大功一件?就凭这，也该给陈小三发一个大奖章。

　　陈小鲁道歉闹剧的另一精彩之处是让人们看到极“左”极右如何互相转换：如今右的，正是当年“左”的。如今带头否定文革、叫嚷文革“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声嘶力竭拼命反对“为文革翻案的思潮”的，往往正是当年“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最来劲的：

　　——吴敬琏：如今“吴市场”，当年吴极“左”——“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文革中参加分子以炮打周总理、大肆打砸抢而闻名的极“左派”组织“五.一六”;积极批判孙冶方和自己的老师顾淮;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反社会主义;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不让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后来摇身一变为“吴市场”，大喊社会主义是最没有效率的体制，要把国企完全私有化;一方面作为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一方面担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同时在外国基金会豢养的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里任理事。

　　——胡绩伟：身为“人民日报”的副总编，大跃进中带头发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并写成社论，大肆鼓吹“亩产XX万斤”，掀起弄虚作假狂热。后来摇身一变把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别人：“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的惨痛教训。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必须有这种觉悟”、“我把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比喻为‘古道’，把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比为‘瞎马’，把毛朝末代的核心领导比作‘狂人’。大家看吧：骑着一匹瞎马，沿着古老道路坚持走下去的狂人，面临的已经是深谷绝壁!如果还不悬崖勒马，当然只能是粉身碎骨了”……

　　——郑必坚：先是发明“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今则满脸谄笑向美国人摇尾乞怜：“面对这样的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

　　——杜导正：当年——“我也是整过人的人，整人也是很狠的”、1958年写了《三餐干饭不要钱》、“亩产6.4万斤”、“反瞒产成功”;如今——“满腔热血地参加了一个事业，多少人把命投了进去。最后回过头来看，这辈子都干了什么，把天下弄成这个样子，‘大跃进’大饥荒死了3000万人，‘文革’中每个人都受到侵犯，谁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271”：文革中极“左”，参加了文革中第一个冲击地质部、砸抢档案库、四次揪斗部长何长工、批斗彭德怀，1967年元旦绑架殴打揪斗薄一波、首开冲击国家机关的记录、打响了全国冲击政府机关打砸抢狂潮的第一枪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如今开口闭口“警惕文革重演”;

　　——季羡林：文革时积极参加“造反派”，文革后大书特书“牛棚回忆”;

　　……

　　如今这个极“左”极右来回跳的演员名单又添了一笔：陈小三。他不甘寂寞跳出来表演倒也罢了，只是不该连他的元帅老子都扫了进去：“不要再去重演这段历史，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如果当年陈老总“不要斗争任何人”，能当上元帅吗?您如今又怎么靠“陈毅元帅之子”的旗号吸引眼球呢?您父亲和岳父当年的手下败将张灵甫如今被捧为“英雄”，又修坟又立碑又编书出传地好不威风，正以“历史胜利者”的姿态把您父亲岳父为之浴血奋斗的事业踩到脚下。而您呢?不但无动于衷，而且兴致勃勃帮人家挖坑把自己的祖宗埋入十八层地狱。

　　老子追随毛泽东，儿子背叛毛泽东。

　　老子靠当元帅出名，儿子靠悔过出名。

　　“自古忠臣出逆子，唯有宝黛入神州”。

　　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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