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几段发言是老田在2013年11月2-3日举行的“统计与政治”专题讨论会上的几次发言，这几次发言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如何看待政府官员中间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也反复追问学术界的国史研究中间各种伪装的“天真和幼稚心态”，这种心态从最善良的推测出发也只是对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发出了漫无边际的夸张议论，不仅够不上学术，而且还算不上好的政治宣传策略。

　　各种专案组学术，主要的手法是把官场中间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曲折地给予“正当化论证”，把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恶劣表现及其后果，看做是政治负债，经过近三十年的沉淀，逐步地收敛为两种“简易记账法”：一是把政治负债记在高层领导人头上(例如记在毛泽东头上)说是领导人的某种思想引发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需要为此负责;二是把政治负债记在“体制或者制度”身上(例如宣称集权体制负责)。这两种简易记账法的特点，是撇开官场机会主义行为的责任人自己的行为动机和利益诉求，为机会主义行为寻找外部责任人——领导人负责或者体制负责——的所谓学术，就这样成为解释历史和政治的婢女，服务于权力精英的政治资本积累需要。

　　如果学者明确地标榜他的学术就是要为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辩护，这显然会降低对读者的吸引力，为此，学者们在漫长的诉说生涯中间，发展出几种机智的“保护色”，结果是在学术研究中间，引进了几种“站台子”的保护色：例如说自己的研究目的是揭露“集权体制的不人道”，或者装出同情弱者的“道义立场”，又或者把自己打扮成“普世价值”的教士、公知等等，就这样，这些所谓的“靠学术吃饭”的群体，为了忽悠读者，在所谓的研究中间，在进行材料搜集或者逻辑论证的时候，就开始建构各种“非学术堡垒”以拒斥批评和诘问的可能性。这使得该开搞年代的所谓学术研究，充满了诡异的外貌：有的学者看起来像一个诉苦的老贫农，也有的学者看起来像是教士或者道学家，唯独不像学者，其中一些人“佼佼者”不像学者的程度以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仅拒斥初中生就必须掌握的逻辑要求还拒斥常识。

　　其实，在中国学界，研究共产党的历史严格拒绝既有的学术积累，早已经是一个公开的规则。研究中国革命完全不考虑各种研究“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学术积累，研究共产党治国拒绝科层制的知识，研究社会转型完全不考虑社会阶层力量的对比和互动，这早已不是什么机密，而是一般规则，这看起来像是一个范式：知识精英已经要尽最大可能把共产党历史研究“非学术化”或者“反学术化”。有些不耐烦的读者早已厌倦这些喋喋不休的“知识分子”，根据自己对各种“保护色”的认知称他们是“姿势分子”，甚至有不宽容的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上留下签名档——“少养专家多养猪”。】

　　【下面几段文字是老田在会议上发言的整理稿】

　　把机会主义行为的缺陷视为难于避免的“常识”

　　我觉得刚才的争论很有意思啊，谈到毛时代的很多重要问题，往往不能保持冷静，拍桌子也是有可能的，今天还算是正常。孙经先老师不是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数学界的争论恐怕会很小，可能不适应社会科学研究中间争论的激烈性。我倒是因为经常上网争论，见多了那些不喜欢讲道理同时态度特别激烈的人。比如谈到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话题往往被集中到死人多还是少，一方非要说这个数字很大，另外一方非要说这个数字很小，这个完全没有必要。难道不能把数字作为最后的结论放在最后解决，首先从材料和论证过程入手，相互之间对对话不是更好吗?当然，争论一开始就从应该作为最后结论的数字入手，是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的体现：谁能够设置议题和议程?

　　如果真的要把争论的问题学术化的话，最好的方法我们还是回到中学语文课的逻辑要求：先提供证据和论证逻辑过程，最后得到结论或者论点，先易后难，至少可以提高对话的效率。困难时期的很多问题，涉及政权的决策和执行问题，讨论这个方面的话题，最好还是回到官僚制或者科层组织的内部机制上面来。刚才冯筱才教授讲到共产党体制里的一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官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其实这是人类有组织以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官员个人有着独立于组织目标和规则的职业利益甚至是私利，组织的运作离不开自下而上的“信息链”和自上而下的“命令链”，官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在信息链和命令链中间“掺假”，这个问题似乎谁也解决不了。如果没有组织的话，重大的人类活动肯定没有办法组织，一建立组织的话，上级要考评下级的实际功绩并依据这个功绩来进行奖惩，这在东西方的政府组织乃至公营和私营企业组织里面都是一样的，由此必然引发与组织特性相关的机会主义行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个现象不仅过去有，现也在有，肯定还要通行于未来的官场。原来国共内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按国军的“战绩”，共军早被打成负数了。组织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内在机制到处都是一样的，一是上级控制下级的职业利益升降，二是下级对上级有信息优势，可以在数字上掺假，要上级看到我的功绩很大。

　　我们现在研究共产党政府这样的庞大政权组织，仅仅依靠描述上级怎么样、由此推论将会诱导下级怎么样，然后就简单地把这些机会主义行为作为一种政治负债，归结为权力中心某个人，例如斯大林或者毛泽东的问题，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简易记账法”，把政治负债记在最高领导人头上。其实还有第二种简易记账法也很常见，把负债记在体制或者制度上。在这两种简易记账法背后有一个很天真的结论：如果没有某某人或者某种制度，就会终结官场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是遮蔽了组织内部机会主义行为普遍性、脱离了讨论组织和管理链条的场域之后才会有的幼稚想法，这样的议论和结论肯定能够找到领导人的言论或者某体制下官场的职业利益证据来支撑，但这都谈不上是严肃的学术研究结论。

　　不仅仅是组织内部的官员存在着机会主义取向，“非官员”参与政治过程一样有这样的问题。刚才提到“五反”运动，我相信上海市长陈毅没有鼓励“五反”工作队查很多大老虎，当时驻上海抓“五反”的薄一波是中央让他在那里试点取得经验，他也没有鼓励这个东西。“五反”工作队吸收了很多工人阶级积极分子、资方高级职员参加，这些人跟官员一样也有“政绩”需要，要在共产党政府面前积极表现，也一样推动了所谓的“极左”。这些人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把资本家的违法数字竭力扩大，这些行为实际上跟马克思说“资本家具有无限积累资本的欲望”是一样的。很多不同的政治行为人都怀有“积累个人政治资本”的目标。对照后来的一系列“非官员”参与政治运动的表现，可以看到内在的一致性。“四清”的时候我老家蕲春县有华中师范学院的一群学生参加，好些要求进步的学生进村第一件事就想到要打一个大老虎出来，心中的那点小九九今天倒是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要政治表现好，积累点资本申请入团、入党，既然有了利益考量在里面，那么政策、法律和事实这些条条框框就要让让步了。要求进步的学生太多，汇集的材料很严重，很多蕲春县的干部有基层经验，知道学生的大贪污数字是假的，却不敢公然说不，否则就有可能被这些要求进步的学生视为妨碍其政治资本积累的敌手。他们有可能攻击你包庇坏人，这就让你很被动、很弱势，反而需要在表面上安抚这些学生：表扬他们做得很好、立场很坚定等等。这个夸奖言论多了之后又要起反作用。当年的张厚安老师没有搞大贪污犯，也知道内在的掺假问题，但是那些人反而得了表扬，他也很有意见，认为干部表扬掺假是对实事求是的人不公正，后来写回忆文章说蕲春县领导“四清”的干部鼓励“极左”行为。其实在市场交易中间，机会主义行为更为严重，也一样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这个方面的缺陷受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重视：事前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道德风险。

　　我就觉得，讨论政治特别是前苏联和毛时代的问题，无论是统计问题还是其他，还是要对照官僚制或者科层组织的常规表现，把机会主义行为的普遍存在看做难于避免的缺陷，不管是组织内部还是市场交易中间，因为不能完全排除那些官员或者其他参与者的私人利害关系，都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把机会主义行为的缺陷视为难于避免的“常识”，再来考虑可行的限制方案，才算是比较靠谱一点的思路，比如说“打折”就是一个事后的调节和限制，意味着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放大倍数进行抵销计算。

　　所以，我觉得第一要回到常识——把问题放置在组织和管理场域中间去讨论，这意味着要把个人主义的扩张与机会主义行为一样视为“常量”，有意识地放弃那种对照着一种“百分之百没有机会主义的天堂”进行批判的想象力，以及由这种错误的想象力支持的两种“简易记账法”，会更有学术的严肃性。又如果能够回归到初中语文课本的逻辑要求，即使最后得不到一致的结论，肯定也能够提高争论或者交流的效率，哪怕你再不同的观点，至少大家可以冷静地交换意见，比较一下我们到底是在哪些地方不一致。

　　逃荒与人口减少问题

　　统计局的数据质量不高，算是有共识，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数据缺陷是怎么产生的，在基层应该能够找到原因。我在《兰考县志》看到，在1962～1963年人口数据增加很多，我顺口问了一下县志办的工作人员，他的回答是说，当时有很多逃荒的，后来回来了。我看到曹树基老师选定的庐江县也是1962年、1963年、1964年人口增长比率很高，曹老师是直接把高增长率当做自然增长人数，反推回去，得出1960年人口比统计局数量更少的结论。这个地方需要追问一下：有没有其他的解释空间?

　　接下来就是调粮的区域问题。我们知道从1953年开始就统购统销，1955年搞“三定”，是面向个体农户的，到1956年全国转社了，就面向合作社了。那么从这个方面看，很清楚，就是说每个县每个公社、每个大队到生产队征购任务是通过“三定”的方式定下来的，这也是划分政府与农民之间粮食比例的关键环节。我注意到曹老师和刘博士两位都提到干部素质的因素，甩开了干部们的上下级之间如何商定征购数量的主渠道，这就需要追问地方干部的因素可能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改变国家对农民的征购或者返销粮数量，征购涉及那么多的对象，必须要有先定的确定程序，这不可能通过临时协商和一对一谈判解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洽谈的时间会大到没有办法估计，不可能是正常的工作程序。

　　还有一个是庐江县人口数据缺陷问题。有一个亲历者在网上写文章说，当时调查死亡人口的时候，凡是不在村子里面的逃荒人口统统报成死亡人口。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这个村子1200多人，但是当时只有300人在家，其余的965人全部报上去作为死亡人口，后来其余930人又回来了。这位网友还提到另外一个产生数据缺陷的机制。1957年省委书记曾希圣为首的南下干部把很多本地干部打成右派赶下台，这一次做死亡人口调查的时候，曾希圣已经调离安徽，本地干部认为得罪了我，我要让你好看。这位网友的父亲当时是县里面的干部，因为被打成右派，所以13级降成18级，他就刻意多报死亡人口。这位网友还说，他父亲还提到其他各县也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多报死亡人口与官场的山头派系斗争有关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如果存在，确实有可能导致统计数字的严重不实。网友提供的数字不一定可靠，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去追问一下当时的数字是怎么产生的，这样有可能在一个具体的地域弄清楚数据质量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不能假定户籍管理制度是完美执行的

　　我不是数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但我很关注这个时期人口问题，我自己也有一个非专业的估计数字，孙经先老师的数字比我的估计数极度偏小，曹树基老师则反过来偏大好几倍。大家其实都没有能力搞一次人口普查，都依赖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数字进行推算。我使用统计局的数字和公式，验算过1953～1964年的人口数字，结果发现，从1954年开始，历年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都大于验算数字，其中1959年的验算数字要比公布的数据少709万。如果不看孙老师的研究，就很容易得出统计局事后更改数字掺假的结论。这个验算数字与公布数字的不一致，我个人认为是统计局数字中间最大的疑点，只有孙老师的研究很好地回应了这个最大的疑点。我是在看了孙先生的研究之后，才开始愿意相信统计局没有篡改数字造假的。

　　曹老师反驳孙老师的批评文章中间，列举了几个户籍管理制度，以此说明户籍管理是严格的、严密的，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严格假定这个制度是完美执行的，这本身是不可靠的。可以进一步推论，如果曹老师列举的制度都得到完美执行的话，显然，统计局的数字就不可能出现那么大的漏洞和问题。我自己是在农村长大的，一个人有没有口粮，是由生产队决定的。对生产队来说，是不是我们队的人很重要，至于你有没有户口，那是不重要的，当时公社掌握着户口。经过困难时期之后，户籍制度就比较严格了，到了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时期已经接近于曹老师的完美执行假定了。当你从一个地方迁出到另外一个地方落户，这个就非常严格了。我上大学时，自己亲自办过一回。但在50年代的时候，说户籍制度在公布一开始就是完美执行的，就要打个问号。

　　另外，孙老师刚才讲公式系数是0.5496，这个系数是怎么来的?你最好是用普通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下系数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不是数学专家。

　　数字是多少固然重要，但怎么解释这些数字更重要

　　激烈的争论也是好事，现在大家总算是有了一点共识，都认为统计局的数字中间普查年份的数字比较可靠，可以把这个作为讨论的基础，这是我们两天非常大的进步。李若建老师说得非常好，同样一个数据确实有很多问题，中间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这好像给很多学者不同的解释空间。有人愿意用最大的恶意来理解这些数字，反过来，也有人要以最大的善意来理解这些数字。王绍光老师昨天的说法很重要，数字是多少固然重要，但怎么解释这些数字更重要。我们的争论和冲突，主要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怎么解释这些数字。我对1988年统计局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进行验算(这个汇编的数字与1983年公布的数字一致)，数字的质量确实不高，局部地区甚至错得很离谱，例如信阳地区17个县，其中有11个县的数字是完全不靠谱的，而且更为离谱的是把17个县的人口数加总都加掉190万，加减法就算错了。假设汇编的编者没有恶意，那11个县的数字可能是抄错了，可能是手工汇总，因此有失误，但这不解决实际上的数字质量问题。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就相应地产生了新的解释空间。在统计局干部的数字中间，以普查年份1953年和1964年为基础，采用统计局的人口年增长率计算公式进行验算，结果发现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增长率和年末人口数这四个数字之间不能吻合，1958年、1959年验算结果都小于公布数字，1960年大体吻合，1961年、1962年大于公布数字，其中1959年验算数字比公布数字少709万，这是广受怀疑的问题。出现了这种状况，就有人推定是统计局事后篡改了人口数字，在公布数字中间调高了1958年、1959年的数字，调低了1961年、1962年的数字，人为制造了人口大量减少的统计假象，特别是后来三次人口普查数字中间1960年出生的年龄组人口数，越多越大于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这被看做统计局篡改数字的铁证。因为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不能相互吻合的问题长期存在并且广受怀疑，杨松林还去找过李成瑞(发布人口数字时任职国家统计局局长)核实到底统计局有没有改数字，李成瑞赌咒发誓说没有改数字。目前孙经先老师的研究是第一个回应了这个重要问题的，而且很有解释力，我是看了孙老师的研究之后才开始相信李成瑞的赌咒发誓的，此前一直是不相信的。

　　昨天王绍光教授搜集了许多国家的死亡率下降数字，建国以后只用七年时间就实现了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三年困难时期出现死亡率异常反升，这样，如何确定一个“正常”的年死亡率就成为估算的首要依据。要是与国外的同等收入水平相比，困难年份的死亡率在那些穷国也还没有偏离“正常”年份很远。以这种对比作为参照，很显然，中国新的制度确实给大量的穷困人口提供了更好的生存机会，这样才会导致短期内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死亡率快速下降，在计划生育政策得到广泛执行导致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之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新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关键原因。网络上也长期争论人口与饥荒问题。2003年网友“数学”写了篇文章《用中国两千年人口变化图来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后来他还写了二三十个帖子来发展这个思路。他根据资料绘制了从公元2年到公元2000年以来中国的人口变化图，“曲线一经过1949年，就急剧上升，直到2000年的12.7亿人口”。他说：“假设我是一个微生物学家，专门对细菌进行研究，假设我连续观察2000分钟，经常地记下细菌的菌落繁殖情况，如果我发现在第1949分钟，细菌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加，我会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会认为在1949分钟开始，这些细菌的生存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在电子学中有一个术语，叫‘阶跃’，因此我们下面还是专业一点，将这段跳跃叫做‘毛泽东阶跃’吧。”“再过两千年，即到了4000年的时候，中国还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因为战争或者计划生育减缓或者降低，之后由于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因此以后的人口变化都将是平缓的”。“到那个时候的人口专家画一张四千年人口变化图，那个时候的悬崖峭壁已经在图中央了，则人们的目光会首先被1949年开始的上升所吸引，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人口快速上升期。‘那是谁干的?’，那时的一位专家向历史系的学生们指着那个悬崖峭壁说：‘这是毛泽东阶跃。’”(见图5)①

　　相比较网友那样的“不专业”争论，学术研究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就算是讲故事也要讲一个更好的更具有整体性的故事。现在就是，刘骥老师刚才也提到一种现象，即有问题就简单归结为某个领导人，到最高层去找答案，这个研究路径其实并不好。在决策、思想与现实后果中间有很多中间链条和巨大落差，通过写论文把符合需要的文献和现实材料精心排列在一起，好像这就是研究本身，可以替代因果机制的分析，这跟专案组的手法其实不相上下。毛时代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另类的时候，要理解这个时代的很多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援引西方的学术框架对当时的现实和指导思想进行切割，这本身就构成一个特殊的材料筛选标准和驾驭材料的方法。打开一扇西窗来观察东面的风景，能够兼容多少关键史实是不无疑问的。恐怕与毛时代粗糙理论相比，今天学术界在引进西方理论不认同当时的制度实践方面有长足的进展，但要说因此构建了更为合理的观察框架，还言之过早。正是因为没有一个成熟的观察框架和学术构建，对于材料选择和学术分析应该有更为谨慎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时代的诸种争论过于激烈，除了政治态度不同的原因外，没有通用的学术框架恐怕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原因。缺乏这个方面的学术积累，使得彼此准确把握对方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说，都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没有起码的共识，就没有很好的交流平台。本来，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只要不涉及毛时代或者毛本人，恐怕大家都会同意，但涉及毛时代的时候，这个有证据才说话的基本逻辑要求就不能成立。很多人会说档案没有开放什么的，其实在中国这么庞大的国家中间，如果一个档案或者材料是以“秘密档案”存在的话，不是事先让政权组织内部的官员有充分了解，就不可能被执行;领导人讲话也好，偏好也好，如果不为人们所知晓或者只有很少人知晓，那就不可能影响到具体的政治过程并带来相应的社会后果。从这个角度看，档案材料或者文件的公开性本身与权威性和解释力是紧密相关的，完全秘密的材料对政治过程和社会都不可能产生影响。

　　分析农民的口粮问题为什么要甩开粮食部门的征购数字确定机制，例如1955年开始“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显然，从统购统销之后，粮食系统成为一个中介，向农民征购粮食，同时向非农人口供应，农民的粮食产量中间留下的口粮比例，是减去征购数量之后的余量——这是确定农民口粮数量的主要机制，是起关键作用的因子。研究如果选择性地遗忘粮食部门如何确定征购数量的机制，把这个决定因素甩开，寻找其他零散起作用的因子做相关分析，这些零散因子加起来影响了总征购数字的多少百分比，恐怕不会很高吧。

　　把主流“文革”史删去的政治力量和派性发酵的背景找回来

　　在研究“文革”时往往就说政治迫害，但是，具体的加害人以及为什么造成政治迫害，这些更为关键的内容却没有了。我为什么把武汉地区的“文革”整个过程不厌其烦地拿出来说，就是希望建立一个过程与机制的分析：什么时间开始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凝聚，相互之间有什么争执，由此如何主导了新的局势，导致有人迫害人、有人被迫害。脱离迫害人和被迫害人之间的具体政治冲突，单纯强调受迫害数量巨大和情节恶劣，试图从“数量巨大”这个单一因素简单地导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借以“省略掉”必不可少的历史情境和学术分析，结果催生出一种“通过强大重大证据去减省逻辑分析过程并轻易得出结论”的“文革研究法”。在“文革”中，没有统计数字，一个更重要的状况是官员不是高于派性，而是陷于派性之中，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权威机构独立地完成数据汇总工作，政府的状况低于进行统计工作的最低政治条件。结果，学术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就出来，某个大官说的话，不管有没有根据，那就是权威。

　　用一个耸人听闻的大数字来证明某个事情不正当，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证据本身就等于结论的论证方法。这种方法意味着现象本身就说明本质，材料自动证明结论。这种方法如果真的成立的话，就是要取消从证据到结论的分析过程，那还要社会科学和学术研究干什么?与这种“证据已经足以说明结论”的思路相配套，论证过程极其粗略和马虎，把大数字当做是简易完成论证过程的手段。有些论证或者解释的“马虎”程度，已经到了无法兼容常识的地步，例如对“文革”初期“西纠”组织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人的恶性事件，竟然有所谓的学者为他们辩解，说这里头主要不是个人原因，也不需要个人负责，而是要归因于“阶级斗争理论”，或者是“个人崇拜”起作用，或者把这个责任算到谢富治或其他的顶层“文革派”头上。这种讲述历史的方式除了刻意混淆“文革”两大派别的界限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论证“打死人是有各种客观原因的”。把“反文革派”的行为与“文革派”的主张挂在一起，竭力论证那个无法通过事实检验的含混的、整体化的“文革”概念，用这个概念包含截然对立、主张相反的两股不同的政治力量来展开历史叙述，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分析本身。这种分析，是把“反文革派”的表现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说成是政治迫害的原因，这是以损害共产党的形象为代价，去为一些特权人士子弟的罪孽开脱。

　　不管集权体制多坏，也是有政策和规则的，镇压职能也不是任何人可以自己赋权给自己的。不管是在哪个社会，哪怕是在高干子弟集中的四中、八中，老师的教育内容也都是打人不对，老师也没有在课堂上赋权学生去打人。一个人从婴儿到成人的社会化过程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家庭和学校，即便是在毛时代也很难说个体和家庭教导过“西纠”成员打死人，中学教师肯定没有教导学生打人。从“文革”的事实看，打人最多的往往是初中生和小学生，而且是干部子弟居多。这些年龄段的个体行为，恐怕不能以宏观政治背景来解释。

　　历史发生了以后，时间不可能倒流，就相当于材料已经进了仓库，也不再有可能添加什么新的材料了，最后只剩下如何解释的空间。既然不可能往历史的材料仓库里头加新东西进去，我们见到的也仅仅是要对仓库里头的材料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取舍，然后作出新的解释。当然也有捏造假材料的人，偷换概念，让人们读“文革”史分不清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写历史无论如何都不是要把人搞糊涂，最低限度是要人们读了历史后搞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主流“文革”史之所成为这个样子，我希望追问一下，这种历史的写法反映了什么，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知识生产和消费状况，所以要加上“知识社会学分析”的标题。考虑到“文革”有亿万人亲自参加和围观，知情者数量极其庞大，“文革”的历史知识被生产出来之后，在海量的知情人中间“被消费”，这种“文革”史除了检验出一种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之外，还可以检验出知识的生产和消费链条中间的“作者—读者”关系。对着海量的知情人公然说谎而不担心受到反驳，仅仅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还不能完全解释，这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我对“文革”的分析，着重点在于要回到历史的场域中去，把主流“文革”史删去的政治力量和派性发酵的背景找回来，这样的历史分析其实是很初步的，仅仅是回到经验本身，还谈不上进行很深的理论提炼。但仅仅是这样，展示什么群体和力量在什么时段做了什么事，从而分辨出谁是加害人、谁是受害人，把这个背景拿出来以后，就很容易看到那个著名的概括“一个人发动十几个人利用上亿人受操纵”远远不够了。把重大历史和政治现象说成是可以由唯一的一只手推动的，在没有找出通过组织的“命令链”和“信息链”起作用的情况下，就说多数人的行为是少数人在远处煽动的，这不是人世间的景象，这是凭空构建出一个“全能全知全在”的“上帝模型”去解释“文革”的历史，我把这个称为“反向的个人崇拜”。

　　对重视档案、高层官员思想偏好及权力中心决策提一点修正意见

　　刚才听李公明老师介绍科尔奈，我很有感触。我是1986年开始学习经济学的，我们寝室八个人，买了好几套《短缺经济学》，当时科尔奈基本上被视为“最高学问”了。科尔奈对党中央影响更大，短缺经济学里面很著名的词汇，比如预算软约束、父爱主义。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掉父爱主义，要把预算约束硬化，这就是在国企改革中间推行承包制：给企业定下各种承包指标，盈利多少，亏损企业的亏损额也可以进行承包，例如按照一个百分比下降。还有对企业资金“拨款改贷款”，企业上缴“利改税”等等，中心思想就是贯彻科尔奈说的那两条主要内容。后果如何呢?至少从企业盈亏数字看，国企的效率是越来越差，到1996年和1997年，全国国企盈利企业的总盈利连续两年小于亏损企业的总亏损，出现全局性亏损，此后就是朱镕基的新思路“国企三年脱困”、“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和进一步的私有化过程了。怎么解释国企的盈利数据下降，跟科尔奈思想指导下的改革设计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这个重要的工作没有看到有人去做。

　　在国企出现全局亏损的同时，中国的GDP却增加了很多，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数据。如果把结果简易地与原初设计的指导思想进行因果捆绑的话，这两个重要数据恰好可以支持相反的结论。在解释指导思想正确与否的时候，往往罗列合乎要求的证据简易地完成论证过程——正确的思想导致正确的后果，错误的思想导致错误的后果。我读过吴敬琏老先生的一篇文章，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有三次重要的会议，都带来了认识上的重大革新：第一次会议是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第二次是1987年的“钓鱼台会议”，第三次是1994年的“京伦饭店会议”。吴老先生在回顾这三次会议的时候，提出一个惊人的解释逻辑：原先我们以为A是对的，开了一次会议之后发现A错了，对的是B;第二次开会之后发现对的是C，B也是不对的;第三次开会之后发现C仍然是不对的，对的是D。其中，最初的A被认为是对的，这个A中间主要包括原先东欧的一些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影响是最大的，其次还有布鲁斯和明兹等人，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早消费的经济学思想。后来的B、C、D就是来自欧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学思想了。如果吴老先生这篇文章还靠谱的话，那么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所论证的各种指导思想从开头到结尾都是一种“盲人骑瞎马”的状态。

　　我希望对重视档案、高层官员的思想偏好及权力中心决策提一点修正意见。这些方面的资料肯定是有解释力的，但是如果把这些材料的解释力过分放大，好像在历史和政治过程中间就没有别的重要因素起作用，这肯定就偏了。我读过一位杨教授关于镇反运动的论证。他的文章引用了内部档案材料，梳理得很细致，还有一些执行环节的材料，把整个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都说得很完备，似乎全中国都在执行那些来自中央的政策和思想指导。后来我也访问过花山的部分土改干部。这个地方是湖北省第一个土改建政试验点，这些农村干部大多不识字，其中只有一个人在1949年以前上过初中，这样的知识人才很稀缺，就连县长都很依赖他。他们提到亲历的“清匪反霸”、镇反运动、土改、土改复查和“三反”运动，这些运动在时间上相互穿插，透过他们的讲述，我得到的印象是：对于中央文件和上级意图的了解确实有，但不是主要起作用的，起主要作用的当是当地的局势和他们自己对于局势的判断。对于中央和上层来说，革命胜利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对于底层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干部来说，对于大局的判断远没有那么乐观。他们缺乏经验，动员农民支持并不十分顺利，因为乡村社会中间旧的势力通过宗族、房头对于农民的影响还很大，很多干部实际上有一种恐慌心理。正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他们对于旧势力及其代表人物要从重从快和从严打击的思想很一致，再加上当时全省的土改简报中，报道孝感市出现暴动和劫法场的案例，还有很多农村干部被杀，外来的消息强化了他们的心理恐慌，这实际上决定性地影响到他们如何搜集信息向上汇报，如何执行中央政策和决策。这些干部的工作对象大多是基层的农会或者贫农团，那些工作对象除了明确感觉到旧势力的优势之外，还有解放前的积怨。土改时期这些积怨得到过度的表述，这也要反过来对那些干部起作用。不止一个人告诉我，他们对于召开针对大地主的批判大会心里没有底，但是碍于农会和贫农团的强烈要求，只好硬着头皮开。一个干部为了避免危险，连夜步行了60多里路，去省里面请求派两个排的解放军到会场警戒，这样，这些干部才有足够的胆量召开批判大会。正是这种恐慌心理，导致镇反过程的扩大化，这个地方后来流放了800人去新疆。他们自己反思说，现在回头看没有必要，而且，还有些不该杀的人也杀了，他们自己都认为不是中央政策，而是自己没有经验，对局势估计过于严重。上头的政策当然重要，但是本地的现实也很重要，如何把握本地的现实就更为重要，这些环节合起来才最终决定了政策执行的结果。

　　政策或者领导意图能不能及时传递下去也很重要。政策制定得再完整，如果下面执行环节的官员们不知道，这个政策显然不可能被执行。很多人喜欢找一些机密档案，机密程度到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地步，这种档案或者材料就很难通过庞大的政权组织去实施，从而对整个社会的实际演变的影响也不会大。比如李锐在八九十年代宣传说毛泽东喜欢亩产万斤，但这个信息在五六十年代的官场中间肯定知道的人很少。即便李锐说的内容是真实的，但由于知道的人数过少，因此，对于官员执行政策的影响就很小。假如时光可以倒流，那就另当别论了。

　　重建毛时代的文献和事实过程

　　我自己对毛时代这段历史比较感兴趣，花了很多时间来学习前贤和权威们写的文章，自己也写一些文章参与网络争论，经常被人说是为坏人辩护。最后我有一个发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很多人起来批判“四人帮”，报章上也说一定要肃清“四人帮”流毒，在“文革”期间，政治上最腐朽、最堕落的表现就是专案组方式办案，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个人为专案组这种审查方式辩护，说这个好。

　　专案组的工作方法往往是领导抛出一个人，譬如“文革”初期抛出清华校长蒋南翔，说他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案组就发动底下大量的积极分子，从“官二代”到蒋南翔手下的党支部书记、系主任什么的，要大家提供各种揭发材料，工作组把各种揭发材料汇集到一起，果然证明他不是好人。这还不够，还要涉及他解放前的历史，内查外调之后发现历史上还有这个那个问题，调查对象包括他身边的人甚至他出生的地方，因为工作组是代表政府，有无穷无尽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些性质的调查，发动N多的积极分子进行揭发，最后下结论说“铁案如山”，定性谁谁不是好人。从理论上批倒这个好像并不困难，但是要与这种专案组审查方式说再见还真不容易。不仅网络上大量文章就用这个专案组逻辑去审查毛本人乃至毛时代，审查共产党政府乃至于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甚至一些学院派的学者，或者官学机构里的学官，都用这种专案组方法来讲述那段历史。

　　当然，这种做学问的方式有一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能够短平快地写出一篇论文来。这种论文格式其实太常见了，说起来大家都熟悉：从某个权威人物的讲话或者官方机构的结论出发，填充某个或者某些事实或者学术原理，最后得出结论，某人或者某制度果然很不正当。甚至党史的书写也是这么完成的。林蕴晖回忆某位党史领导小组领导人的说法：必须按照重新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去重写党史，而且，基本路线有所更新之后，整个党史重写工作也要跟进。这样一来，结论已经有了，剩下的就是挑选合适的材料并完成论证过程了。在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里，“三大改造”就是过急过粗，“大跃进”更是“急性病”大发作，“文革”就更是没有任何价值，需要彻底否定了。这些结论也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总要给读者说一下决策是如何作出并在科层组织内部执行的，过急过粗是什么层次的问题，都是通过一种“简易记账法”说是一种指导思想的错误。但是指导思想是如何在科层组织内部起作用的，也不是完全不提供证据，而不过是专案组那些“短平快”的方法，一些所谓的证据连“文革”期间的专案组材料都不如。要知道“三大改造”、“大跃进”和“文革”，这还是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都曾经被冠以“总路线”的名称。共产党政权说是有“议行合一”特点，但是，决策环节和执行环节还是分开的。一个重大决策从议论阶段、凝聚共识到在会议上通过成为正式的政策，都有各个环节的官员参与，相应地还有组织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汇集和挑选过程;在决策作出之后，还要通过从中央到地方各个行政层次的官员去执行;相应地，在决策前期也需要各个行政层次的官员提供决策信息。然而，我们在当时看不到“自上而下的命令链”和“自下而上的信息链”的流动过程。关于发动“大跃进”的叙事就很可笑，竟然把决策和执行环节根本甩开，排列了几个领导人对于“反冒进”的不同看法和争论，然后就说这就是“大跃进“决策的形成过程。至于执行环节的叙事就更可笑了，说是有一种风气或者指导思想“自动”地起作用，似乎共产党政权的执行环节有无限多种可能性，可以由执行层次的官员任意选择，不过是在特定时期大多数都选择了那些坏的东西。这就导致一个疑问：共产党到底是不是一个分工协作组成的科层组织?难道庞大的共产党政府能够脱离“命令链”和“信息链”去运作吗?

　　与这样的党史叙事相搭配，“偷换概念”的把戏在党史研究中特别流行。我在中学语文课上学到：写议论文使用概念，其内涵必须前后一致，而不能偷偷改换。但是，我们看到党史叙事和大量的论文中间，普遍地玩弄偷换概念的小把戏。根据我自己的阅读经验，在许多人乃至权威党史叙事中间，论述“大跃进”和“文革”都交替使用三个不同的概念内涵。

　　“大跃进”通常是在这样三个内涵中间进行偷换：“大跃进”A(作为毛泽东推动的决策，主要内容是向地方和企业放权、产业政策改为“小土群”、“小洋群”、改进干部作风等)、“大跃进”B(主要是指“五风”：浮夸风、共产主义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大跃进”C(时间段概念，有人指1958～1960年，也有人指代1959～1961年)。这种偷换概念的把戏玩起来，可以很方便地完成论证过程：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A，“大跃进”就是B(列举各种现象)，“大跃进”C饿死了很多人，因此，毛泽东要为饿死人负责。结果，在这种把戏中间，真正需要进行学术分析的内容却被遗忘了，毛泽东的“大跃进”决策及其形成的制度，对于粮食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具体影响，反而没有人愿意做认真的分析。要是不玩偷换概念的把戏的话，饿死人数的多少不构成重要议题。难道饿死10万人就很好吗?也正是在偷换概念的把戏中间，饿死人数的多少才成为一个具有优先性的议题，饿死人越多，“大跃进”就可以直接地被判定不正当。

　　在“文革”叙事中间，同样的把戏也存在，三个不同的“文革”概念内涵是：“文革”A(毛泽东提出继续革命理论并在实践中支持群众建立各种组织去批判干部、夺权)，“文革”B(各种混乱现象，其中最频繁被强调的是“受政治迫害”)，“文革”C(通常是指1966～1976年)。这一次常见的论证和逻辑是：毛泽东发动了“文革”A，造成了“文革”B，“文革”C期间的各种政治和经济损失，证明了“文革”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文革”的实际过程，各种政治力量的凝聚、表现及其互动，实践与理论认识之间的差距及其原因，这些真正需要学术分析的场域，反而成了需要遮蔽的“危险领域”，谁要是涉足这些“危险领域”，就要被扣上“为坏人辩护”的帽子。

　　研究党史的时候，很多人确实没有专案组的权力，也没有专案组那些资源，但他们普遍怀有专案组的心态。一些人甚至潜意识地把所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赋予自己，把自己视为检察官和法官的结合体，任何质疑都要接受他经过道德和法律的严审：你是不是想要为坏人坏事坏制度辩护?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文章我看了非常多，甚至一些堪称严肃的学者都未能免俗。怀有这种强烈的地位优势，实际上已经设置了“信息输入”的标准，凡属不符合标准的信息被视为无效信息加以拒斥。一些公安局的侦查员就怀有这种心态，因为想要方便地收集犯罪信息和定案材料，就天然地倾向于逼供信，不交代罪行就动武，目的当然是要用最低成本(也就是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完成信息收集过程。如果再叠加想要通过快速破案来立功受奖的心态的话，那就更要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信息收集方式了。这种心态其实很多学者都有，尤其是对过去的历史还有深刻不同政见的学者。他既然认定共产党过去的制度实践不对，甚至还有人得出“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灾难”的认识，这就基本上达成了公安局侦察员的第一个条件——抓坏人和犯罪分子。第二步就看人品了——愿意不愿意采用逼供信这样的低成本手段就纯属一个愿意接受何种“投入产出比”的问题了。一般来说，获得犯人口供比采用其他侦察手段获取证据更方便和省事。

　　在“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重大历史政治事件研究中间，竟然流行采用偷换概念的方法进行论证——把三种不同的概念内涵混在一起去建构历史叙事，从根本上取消通过建立概念展开分析的学术可能性，这比逼供信还要恶劣，近似于一开始就是冲着制造“冤案”来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论证方式中间，巨大的数字本身就成为有主要意义的——在这种无法展开分析的概念中间，政策结果如何就直接等同于政策设计本身。也是在这个含混的概念使用中间，完成论证过程和列举证据的方便程度还要高于专案组手法。对于毛时代历史的重建过程，广泛地采取偷换概念和专案组手法，拒绝把历史和政治放置在科层组织的背景里进行分析，这显然检验出一种权力与知识生产方式的关系。而且，这种离开组织背景分析政治的方式，似乎也有跨越国界的普遍性。官僚制的知识自从韦伯提出相关理想型之后，学术研究和知识积累都很缓慢，有限的经验研究大多是建立在对企业组织的观察基础上。更为诡异的是，这个学科只是在社会学学科中间获得了合法地位，写作“组织社会学”或者“科层制”著作的都是社会学系的教师，而对于机会主义行为的分析则属于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因为完全拒斥组织社会学领域的相关学术积累，在分析前苏联和毛时代的研究过程中间，研究者就获得了很大的随意性或者自由度，可以挑选相关的正面材料或者负面材料，支持一些整体性和宏观性的结论。采用这种“用微观材料支持宏观结论”的方法，做出来的成果很难交流和积累，往往只能得到政治态度和看法相对一致的小圈子的认同。缺乏一个可以交流和对话的共同框架，学术共识和积累都很难建立起来，相关争论倒是很激烈，但长期停留在口水战阶段。

　　对于毛时代的扭曲，近年来受到两种策略的放大，一种勉强算是市场策略，一种是政治策略。有人以为说毛时代坏话，说得越邪恶就越能得到读者的同情和接受，有利于提升自己的名声和事业——这种蕴含在读者群中间的偏好或者需要，足以鼓励一个人在回顾历史时说点假话，这近似于经济学里面的“需求拉动”式的市场生产策略。而政治策略背后有一个认识上的公式：把毛时代说得越坏，那么美国式的制度就越显得可爱，这就像一个天平，只要把一头按下去，另外一头就会自动地翘上来。本来广泛存在的专案组心态，就已经把毛时代放置在专案审查的位置上，采取各种低成本手段搜集证据并由简易记账法完成论证过程;再加上市场策略中间所蕴含的个人收益，怀有政治抱负的先生们的政治策略，这三个相互叠加的机制渗透性太强，要学术化毛时代就存在着大量的“诱惑”或者“干扰”，所以，要冷静地讨论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或许还有很长的弯路没有走完。

　　一个人的精力总归是有限的，我对毛时代和毛本人很有兴趣，所以花的时间也要多一些。在研究“文革”方面，我可能算是当今世界上花工夫最多的人之一，对毛泽东个人文献的阅读花的时间也不少。一些有批判意识的人，往往把毛泽东和毛时代看得很不重要，认为不值得投入时间去深入了解，这诱导了“专案组取证方式”的泛滥;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和毛时代很重要，值得投入时间去认真阅读和深入了解，但是缺乏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这两种状况其实有相互结合的可能性，重建毛时代的文献和事实过程，由那些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去搜集事实和阅读文献的人去完成，批判性的分析可以由那些有强烈批判意识却不愿意花时间的人士去做。也许是学界缺乏这样的结合，我至今没有看到一篇从学术上批判毛泽东阶级分析和继续革命理论的像样文章。我在自己的阅读中间形成一个看法：对毛本人的批判长期停留在私生活造谣或者权力欲谴责的低水平，是因为严肃的学术批判始终缺位的缘故。毛作为一个其政治和思想活动对于新中国历史和政治有深刻影响的大人物，官学两界长期未能给出恰当的政治批判和思想分析是一个重大缺陷。这也像是一个天平，严肃的学术分析和批判缺位导致过度依赖对私生活和权力欲的谴责。这种水平低于“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报。毛曾经批评说“不要把红卫兵小报办成黄色小报”，批倒批臭走资派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加以批判，而不是从私生活问题进行批判，还说“政治斗争要严肃”;这个批评传达下去之后，红卫兵小报的大批判有很大改进。学术化毛泽东时代是有可能的，只要走出专案组心态，就不会满足那种“简易记账法”，这样就有可能引进组织常识和初中生的逻辑，与那些市场策略和政治策略自觉保持一点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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