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关系奔走呼号了一生。1937年，在保安的窑洞里，斯诺与毛泽东一见如故，相识、相知，结下了终生不渝的伟大友谊。中国革命胜利后，斯诺又三次访问新中国。斯诺既是毛泽东的挚友，又是诤友。国际上赞誉斯诺是“最了解中国和毛泽东的美国人”。

　　窑洞里的预言家

　　斯诺在初访陕北苏区见到毛泽东前，曾把中国社会的进步，国家统一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身上。在经历了“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一二•九”运动后，斯诺看到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对中国人民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迫害爱国进步人士，镇压抗日救亡学生的反动面目。他认为：蒋介石“既不是大政治家，也不是杰出的将领”，而是一个“只关心保持自己的权力，而不是挽救中国”的军阀。

　　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斯诺，对多年来国民党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杀人放火”的“赤匪”的恐怖故事有许多疑问，谁能相信只对抢劫和杀人有兴趣的“赤匪”，竟然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能够对抗蒋介石的强大军队的“围剿”达10年之久呢?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的“头号赤匪”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为了弄清真相，在宋庆龄和中共华北局的帮助下，斯诺于1936年7月上旬秘密进入陕北苏区，在保安见到了毛泽东。

　　在保安，斯诺看到领导穷苦农民和红军士兵打土豪、分田地，没收万千金银财宝的毛泽东的生活和普通士兵没有多大差别。同士兵穿一样的粗布军装，衣领上缀着同士兵一样的红布领章，没有任何官阶标志。毛泽东的伙食同士兵一样是粗粮馒头蘸辣椒，菜里偶然有几片肉，也是为了招待斯诺一起进餐。毛泽东的这一切，同国民党高官显贵们的豪华生活有天壤之别。斯诺认为，红军这种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生活，所激发的精神力量，大概是蒋介石的强大军队无法消灭毛泽东率领的弱小红军的一个重要缘由。

　　在谈到中国如何反对日本侵略时，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人口、文化，敌我双方的情况及国际形势等各个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他用大量事实，旁征博引，论述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各种因素和必备条件，特别强调了建立国内和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

　　毛泽东预言：日本不仅妄图霸占中国，还想占领西方国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独占西南太平洋，甚至进攻美国。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将遭受长期的痛苦和巨大牺牲，但中国在持久抗战中的力量将逐渐增长，日本在战争的长期消耗中，会最终崩溃。中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当时，在斯诺眼里，毛泽东的种种预言，“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的一切观点的依据，也有主观臆想的成分”。他联想到美国思想家爱默生曾说过的：“每个人在出生之前，都是一个未知数。”“在我们看到成功之前，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斯诺目睹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之后，他在《复始之旅》一书里回忆起当年在保安同毛泽东的谈话，称毛泽东是“窑洞里的预言家”。他写道：“如果说我初次见到他时觉得他古怪，他那绝对的自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具有那种马克•吐温称之为‘握有4张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种镇静和自信’。他的王牌是亚洲的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无限信任和他将泥腿子培养为将军的实际经验。他那循序渐进的论证使我相信了它是‘可能的现实’。”

　　他的生平是整整一代人的横断面

　　在保安时，斯诺多次提出为毛泽东作传。然而，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总是谈共产党，谈苏维埃运动，谈红军的成长，谈5次反“围剿”，谈那些普通红军战士的英雄故事，把长征的胜利完全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并提到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许多革命战友的通力合作。毛泽东不断赞扬他的同志和战友，而绝口不谈自己。他始终认为，在革命中个人是无关紧要的。

　　斯诺竭力说服毛泽东：“人们读了你的文章、言论和声明，就想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这比其他问题上所提供的情况更重要。”他还告诉毛泽东：“外边有许多关于你死亡的各种传说，有的人说你是个无知的农民，有人说你是个狂热分子，还有人说你是一个患肺结核垂死的人，甚至有一个叫彼得•弗莱明的人，写了一本名为《孤家寡人》的书，向全世界散布上述种种谣言，你也应该辟谣。”

　　毛泽东不大相信有必要谈论个人的经历，他对斯诺所说的外界有许多人把时间花在对他个人的种种猜测上感到意外。斯诺锲而不舍，不厌其烦地劝说，最后毛泽东接受了斯诺的要求。

　　从毛泽东富于戏剧性的经历中，斯诺觉得在毛泽东身上有一种天赋的力量，一种强大的自然活力。斯诺认为，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中国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了解中国国内动向原委的一个指南。这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也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共产主义为什么能赢得成千上万中国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客观史料记载。

　　斯诺记录毛泽东生平自述的英文稿，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作为《毛泽东自传》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杂志《Asia》上分期连载。其素材被称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

　　斯诺在根据这段经历整理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中写道：

　　不要以为毛泽东是中国的救世主，这是瞎话。永远不会有任何的一个中国的救世主。但是不可否认的，你在他身上能感觉到一种确定命运的力量。它不是某种过激和润滑的东西，而是一种坚强的基本活力。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个特点，滋长到不可测摸的程度，那就是他综合地体现千百万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这些农民是贫穷困苦的，营养不足，被人剥削，目不识丁，可是他们却温柔和善，宽宏大量，勇猛惊人，而且现在是很有反抗精神的人类。他们在中国人民中占大多数。假如这些要求和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振兴中国的动力的话，那么，在这种深刻庄重的意义下，毛泽东确实有成为中国伟人的可能。

　　在这篇文章中配发了斯诺为站在保安窑洞前头戴红星军帽的毛泽东拍摄的那张后来广为流传的著名照片。斯诺写的照片说明文字称毛泽东：无论在职业生涯还是人格方面，都以其宽阔的胸怀，办事认真，具有民主精神，对穷人和被蹂躏者富于同情，因而同亚伯拉罕-林肯多少相像。毛泽东自奉甚简，衣食住皆与士兵相同。

　　公认的领袖，人民中的平常人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38年夏天，武汉失守前三个月，斯诺作为英国《每日先驱报》战地记者，由香港乘飞机来到国民党政府迁移的所在地武汉。首先采访了作为中国抗战领袖的蒋介石。

　　采访蒋介石，没能使斯诺对中国的抗战前途得到满意的回答。斯诺又先后访问在武汉的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叶挺、项英等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周恩来把毛泽东在1938年五六月间在延安所作的《论持久战》的讲演文本送给斯诺。斯诺连夜捧读。毛泽东对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基本情况的精辟分析，对当时国内的“亡国论”、“速胜论”和轻视游击战争等错误思想的有力批驳，对抗日战争的全部发展过程的科学预见，使斯诺犹如拨开乌云见晴天，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光明前景。

　　1939年9月下旬，斯诺赴延安与毛泽东重聚。3年前，毛泽东在保安窑洞里向斯诺讲过的一些重要的政治预言，诸如，中国的内战停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磕磕绊绊中建立了起来，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存在，并正在抗战中发展壮大都正在变成现实。

　　此时斯诺眼中的毛泽东已是公认的领袖，但他绝不是一个独裁者，他的一切决定，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和判断的结果。在延安时期，没有人把毛泽东当成神，他是一个杰出的革命领袖，但依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斯诺写道：

　　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掺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混合。他的革命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

　　在延安会见毛泽东时，斯诺把一本《西行漫记》赠给毛泽东。毛泽东在为斯诺举行的欢迎晚会上举起这本书说：“这是一本真实地报道我们的情况，介绍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斯诺先生是在没有别人愿意来的时候到我们这里来，了解我们的情况，并通过提供事实帮助了我们。”毛泽东赞誉斯诺“是头一个为统一战线所必需的，建立友好关系工作铺路的人”。

　　1939年9月对延安的这次访问，让斯诺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身上看到中国人民热情澎湃的高昂斗志和踏踏实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增强了我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心。这是中国仅有的地方，只有在这里，人们才能感受到健全与合理的制度，感到中国人民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

　　1960年，斯诺第一次访问新中国，中国革命胜利，人民得到解放后，十多年来各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年10月1日，斯诺应邀到天安门城楼上出席新中国成立11周年庆祝大会，观看了阅兵式和群众大游行的盛况。斯诺认为：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而形成如今这巨大洪流般的队伍，毛主席是队伍中第一号英雄人物。

　　1960年10月22日，斯诺来到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家里。此时的“毛泽东同中共的其他高级干部一样，穿一套质料一般的银灰色的中山装，脚上穿的是一双需要擦油的棕色皮鞋。据说，这双皮鞋，是他从新中国开国大典那天穿起，至今10多年了，却不肯换一双新的”。

　　斯诺盛赞中国的变化时，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中国有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的变化在革命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只能说有所改变，但还没有基本改变。”

　　斯诺听毛泽东这样说，觉得他今天同在保安、延安时期一样坦率而真诚。

　　毛泽东招待斯诺的是湖南式烹饪的家常便饭。但是毛泽东不吃肉菜，专拣青菜和红辣椒吃。斯诺并不知道，此时正值中国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其他中共领导人已经不吃肉了。斯诺问毛泽东还是这么爱吃辣椒，只听得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说：“人民还不能吃饱。”

　　饭后，他们继续交谈。谈到分别20多年来国际上所发生的事情，也谈到中国的现实与外界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当时，西方世界有意歪曲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把毛泽东宣传成“好战分子”、伪君子。

　　和毛泽东深入交谈后，斯诺认为：毛泽东的立场既非中立，亦非被动，更绝未有赞成侵略外国的纪录。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主要是抵抗侵略的行动。当人民受到武装的压迫者征服时，他们自然会以暴力反抗。斯诺深知，由于毛泽东生活于饱受外来侵略与不停的内战蹂躏的中国，况且他本人更是反革命暴力的受害者，曾经牺牲了妻子、儿子、兄弟等6位亲人，生活的经历也使他合理地认为所有的革命行动都是“和平的冲锋号”。斯诺还认为：多少年以来，西方在亚洲所占的优势并没有带来和平，而只是侵略。毛泽东为中国总结了这个历史教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通俗的说法，不应曲解。事实证明，直到中国人学会有效地运用现代化武器之后，西方才开始尊敬他，“害怕”他。所以，中国不可能首先放下枪杆子。毛泽东真正看到，革命给中国带来内部和平。

　　在新中国考察访问后，斯诺用大量事实驳斥了西方国家对毛泽东的种种诬蔑不实的宣传。他写道：

　　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形象，绝对不是一个刽子手。他不但是一个党的领袖，而且更是一个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导师、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桂冠诗人、民族英雄，全民族的领导以及历史上最大的人民救星。在“百花齐放”时期，显示了毛是有敌人的，但他是唯一敢将报刊及论坛公开给民众反映意见的共产党领袖。

　　1964年10月，斯诺第二次访问中国。在斯诺结束访问即将离开中国前，1965年1月9日傍晚，毛泽东宴请斯诺，乔冠华及其夫人龚澎作陪。饭后，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4个小时的长谈，按当时毛泽东的话说，这次“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整个交谈十分轻松愉快。交谈开始时，来了一位摄影记者，拍了一个电视短片，这是毛泽东应斯诺的请求而拍摄的，这次毛泽东与斯诺会见和1960年那次不一样，那次未发消息，这次不仅发了消息，还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毛泽东同斯诺会见的大幅照片。把斯诺称为“《西行漫记》的美国作者”。按照斯诺的话说：“这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分量，使它绝不仅是重叙旧谊。在我看来，毛泽东很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特别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

　　这次交谈结束，斯诺告辞，毛泽东送他到门口，尽管斯诺一再辞谢，毛泽东仍在门口目送斯诺上了车。在零度以下的北京冬夜，没穿大衣，毛泽东站在那里，向斯诺挥手告别。可见毛泽东对斯诺的情谊之深，非同一般。斯诺把这次在中国的访问，写成《漫长的革命》一书出版。

　　一个伟大的战略家

　　斯诺1964年10月再次访问中国后的第二年，毛泽东于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神州大地上开始了一场持续十年的大动乱。1970年的访问是斯诺最后一次访华。此次来访前，他刚做过手术，身体仍很虚弱，但陷入“文革”动乱的中国使他寝食难安，放心不下。就这样，斯诺拖着疾病缠身、疲惫不堪的身体，在中国东奔西走访问了近半年的时间。

　　斯诺回到北京后，应邀出席新中国成立21周年庆祝大会，斯诺俯视天安门广场，看到青年们高举着一幅幅毛泽东画像和一块块毛泽东语录牌，高抬着毛泽东的巨大塑像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前时，人们争相拥向金水桥畔，翘首仰望天安门上的毛泽东。人群爆发出“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直冲云霄……

　　站在毛泽东身旁的斯诺见此情景，他禁不住指着游行队伍问毛泽东：“你觉得这些怎么样?你的印象如何?”

　　毛泽东皱着眉，摇了摇头。接着又说，“很好。”但也承认“不满意目前的状况”。这是指什么意思，斯诺想接着问，但涌过来的游行队伍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欢呼声把他们的交谈打断了。

　　毛泽东于1970年12月18日清晨，将斯诺请到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住处，同他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交谈。

　　谈话中，斯诺提到在1965年1月同毛泽东的谈话的报道中，他写了毛泽东承认中国确实有“个人崇拜”，而且有理由要有一点儿“个人崇拜”。斯诺对毛泽东说：“因为我写了这一点，有些人曾批评过我。”他坦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告诉斯诺：我们并不期望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问题上都同意我们所讲的。你有权保留自己的看法，最好是保持自己的独立判断。

　　毛泽东还说：就是你写了在中国有“个人崇拜”又怎么样呢?有这样一回事嘛。为什么就不能写呢?它是事实嘛。

　　听了毛泽东这番话，斯诺说：“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喊拥护毛的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毛泽东点点头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就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你没有受这一套的骗是对的。”

　　毛泽东还自问自答地说：“但是，难道美国人就没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吗?你们的国都就是以开国总统华盛顿命名的嘛。”

　　斯诺补充说：“在美国每个州里都还有以华盛顿命名的市镇。”

　　毛泽东接过话说：“你们美国各州的州长、各届总统和内阁各个成员，没有一些人去崇拜他，他怎么能干下去呢?总是有人希望受人崇拜，也总有人愿意崇拜别人。”

　　毛泽东转而问斯诺，“如果没有人读你的书和文章，你会高兴吗?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嘛”!

　　毛泽东要斯诺放心，称时间会冷却“个人崇拜”。他说：“我不喜欢这一切。我们准备结束它。”

　　谈到这里，斯诺想起，两个月前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曾说他对目前的状况“不满意”，他请毛泽东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还不肯承认;一个是捉了俘虏虐待。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35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不讲假话。”

　　此次谈话中，毛泽东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要跟尼克松总统解决。如果尼克松想来北京，他要斯诺给尼克松捎个口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了。作为一个旅行者来也行，作为总统来也行。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我相信不会同尼克松吵架。

　　毛泽东还向斯诺透露，尼克松的使者可能即将前来。

　　听了这一席话，斯诺为毛泽东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博大的胸怀，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要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而深受感动和鼓舞。斯诺曾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毛泽东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并认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袖对美国都存有一个直接而消极的印象”的原因，完全是由于美国当局采取敌视新中国的错误政策造成的。

　　1971年7月，斯诺写给路易•艾黎的信中说：“全世界现在看到毛主席是个伟人。他当然是。但我的任务是，使人们看到他不是妖魔而是人。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那些常常是文字拙劣的宣传中，他的作为使人觉得是有威胁性的。”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代》周刊发表了斯诺这位与毛泽东相识40年，成为他唯一知己的异国朋友从哲学的高度对他的一段评价：

　　毛泽东能同时运用时间、空间、策略、正确和错误这些相互矛盾的概念;他能用行动表达出合乎现实情况的判断，似乎这才是唯一的真理，因为他始终知道对立面是一个必需的组成部分。

　　(作者是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