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作者：武廉洁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斯时，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联合国及世界53个国家为他降下了半旗！时任美国总统福特在当天的唁电中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发表声明说：“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比拟的。”

　　1991年12月25日（毛泽东诞辰九十八年的前一天），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当晚，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国承认前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的独立。

　　毛泽东的逝世与苏联的灭亡“时差”15年，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启示呢？

　　一、毛泽东正确预见苏联灭亡

　　毛泽东是国际共运中最早提出防止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人。毛泽东之所以能最早提出反对和平演变，是他多年来对国际共运和帝国主义演化进行冷静观察，对我国、我党情况进行长时间思考所得出的必然结果。

　　早在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时候，时任国务卿艾奇逊在编好白皮书之后，于1949年7月30日给总统杜鲁门的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鼓励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起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他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这实际上就是美国后来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萌芽。

　　毛泽东及时予以了揭露，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著名文章中说到：

　　“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

　　事过境迁。1956年2月24日夜至25日晨，苏共二十大闭幕的时候，赫鲁晓夫突然召集参会的代表们，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3月17日，“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

　　11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

　　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亲笔写就的一份国际问题讲话提纲上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结果，五年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即被搞下台；三十二年后，1991年苏联灭亡。

　　2002年，俄罗斯政论家亚？舍维亚金在其出版的《苏联灭亡之迷：阴谋与背叛的历史》中总结道：“赫鲁晓夫做了别人不可能做的事情：为红色大陆的垮台奠定了基础。……这一点连西方都已经注意到了。”

　　1956年3月2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会上，在谈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的胞弟、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认为：“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已经犯下了最为严重的错误”，并得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认可。8天后，美国在《对斯大林的亵渎》的报告中指出：“对斯大林的攻击可以被认为是用休克疗法对党和全体居民进行刺激的一种深思熟虑的尝试。”“在目前，美国的公开宣传应当继续采取低调。反斯大林运动将遵循自身的规律而对我们非常有利。”“美国政府始终将破坏共产主义的可靠性规定为总的指导方针。” 可以看到，赫鲁晓夫的“错误”恰恰成了美国人的反苏的“机遇”！

　　“1964年11月末（笔者注：赫鲁晓夫下台一个月左右，离丘吉尔去世近两个月左右）英国国会庆祝丘吉尔诞辰90周年大会上有人提议为这位俄罗斯最强劲的对手干杯。他本人答道：‘遗憾的是，现在有一个人给苏联带来的损害比我要多一百倍，这个人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让我们为他鼓掌吧！’”  1965年1月，丘吉尔去世。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但是，与毛泽东的“担心”不同，美国领导人得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的反应是“激动人心”、“异常兴奋”，丘吉尔却是“反话正说”地称赞之！

　　毛泽东曾说过：“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斯大林讲的。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他没有看到苏联灭亡的哪一天，但历史证明了他的预见！

　　二、毛泽东为避免我国走上苏联亡党亡国之路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今天来看，“冷战”确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俄罗斯学者多博林科夫说：“‘冷战’（1946—1989年）一般被认为是20世纪一场最大的非军事地缘政治较量，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以全面摧毁对手（以国家为靶标）为目的的一场信息战、意识形态战。这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作为一种无法判断的战争的一个有说服力的实例（有失败，但是好像又没有军事行动）。在这场战争中，苏联被打败了。” 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未能正确认识这场历时半个世纪左右的战争的实质，麻木迟钝、应对不当，意志薄弱、自解武装，终于走上了不归路！而中国却在这场战争伊始，即洞穿对手奸计，并采取了有效的应对措施。

　　第一，毛泽东高度警惕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

　　毛泽东曾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苏联灭亡前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他2007年出版的《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指出，1945年，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他写道：“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一定要做到。”

　　艾伦？杜勒斯的胞兄——“1950年代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扩张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平演变战略的鼻祖，1953到1959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比他的兄弟更胜一筹。他“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他反复阅读乃至出口成诵的两本书，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也因此获得了冷战理论家、战略家的名声。” 作为“反共反华的急先锋”，他攻击“中国共产主义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宣称要用和平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 他称赞 “毛泽东本人是个独立起家的出色的共产党领导人。……他威望巨大” ，这正是他在掂量了对手分量后的无奈之言！

　　早在1958年11月，毛泽东就从公开的信息渠道，敏锐地注意到约翰？杜勒斯这个比他大5岁、时年70岁的“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设计者放出的信号。他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他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他不侵略啊！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也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就已经点明了和平演变的实质。他写道：“敌人的策略是什么呢？（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来往，准备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以上事实皆表明，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尤其是国际上还出现了一股不小的反华浪潮的情况下，毛泽东以他战略家的敏锐和洞察力，很快抓住了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战略之实质。他敏感地注意到中苏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赫鲁晓夫此时与美国打得比较近乎，再加上中国的大跃进运动遭受挫折，国内外的反映不小。凡此等等，都使他慎重考虑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关注着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策略。这都使得他高度警惕和重视反和平演变。

　　第二，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1956年3月31日，毛泽东即通过苏联大使尤金递话苏联领导人，“他指出，斯大林毫无疑问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优秀忠诚的革命家。”并“再次强调，斯大林不是在所有问题上，而是在个别问题上犯有错误。”  4月6日，毛泽东又对来访的米高扬说：“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

　　后来，在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 1957年苏联所谓的“反党集团事件”中，毛泽东也多次帮助赫鲁晓夫，希望他改正错误。“毛主席后来常提到，我们在那个时候总的想法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以稳定为好。多次支持赫鲁晓夫正是出于这种照顾大局的考虑。”

　　但是，由于赫鲁晓夫的自以为是，并对中国探索自己的路非议颇多，在多次规劝皆不如意的情况下，毛泽东从1959年9月份开始，即与赫鲁晓夫分道扬镳了。1963年，著名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批判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称赫鲁晓夫为“假共产主义”；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下台。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同意的《〈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三集）？出版者说明》。《出版者说明》指出，赫鲁晓夫被赶出世界政治舞台，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破产。但是，赫鲁晓夫的阴魂不散。我们可以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当作一面镜子，来辨别什么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以便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赫鲁晓夫的被迫下台和《赫鲁晓夫言论集》的出版，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美国等国家把“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它们的领导人身上。斯大林逝世后，美国聚焦赫鲁晓夫，进行了一系列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演变工作。赫鲁晓夫使苏联启动了“和平演变”的进程。他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社会主义、鼓吹美苏合作、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搞全民党等等，这一系列做法实际上就干了一件事——从意识形态上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自我毁灭。

　　对赫鲁晓夫，作为战略家的尼克松曾评论：“是他揭露了斯大林，从而永远地破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特别是，他应当对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分裂承担主要责任，这次分裂是共产主义遭受最大的挫折，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最重要的的地缘政治事件。……西方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赫鲁晓夫连给斯大林擦皮鞋都不配，更不用说接替他的职务了。……同斯大林相比，他只是一个待不长的无足轻重的人物。”

　　第三，着眼长远——毛泽东部署培养接班人计划

　　1945年，艾伦？杜勒斯说：“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 1957年7月2日，约翰？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他（赫鲁晓夫）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引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这就是美国全力以赴的战略——“和平变革”，“和平取胜”战略——一项不战而胜的战略。 这大概就是美国将共产党国家“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的由来。杜勒斯们相信，只要美国全力以赴地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总有一天会彻底改变共产党国家。

　　1964年，毛泽东在讨论修改“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谈到：“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赫鲁晓夫受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发生了质变，外因（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通过内因（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腐蚀）起作用。特殊地说这又同赫鲁晓夫本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关。”

　　鉴于杜勒斯们搞和平演变的“用心良苦”和赫鲁晓夫的“前车之鉴”，毛泽东于1964年6月郑重提出了“培养”和“部署”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他说：“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 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1964年7月14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其中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核心部分是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在反“和平演变”严峻的考验面前，不解决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不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和政治品质问题，我们培养和造就接班人的工作就会迷失方向。

　　反观苏联自赫鲁晓夫以后的领导人的选拔和任用、尤其是竟然选任了立志要“消灭共产主义”的共济会会员戈尔巴乔夫做党和国家领导人，真是历史对苏联忽视培养自己接班人的无情嘲弄！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整个任职期间，“都是为了消灭党、消灭国家，并把那些反对这种目的和行为的活动家们一个个罢黜掉。”

　　丘吉尔曾经说过：“俄罗斯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最困难的年代，一个天才，一位坚强不屈的统帅——斯大林领导了这个国家。在他度过一生的风云变幻的残酷年代，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给时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接手的是一个用木犁耕作的俄罗斯，而留下的却是拥有原子弹的俄国。当然，历史和人民不会忘记这样的人。” 套用丘吉尔评论斯大林的名言，那就可以发现戈尔巴乔夫接手的是有核武器装备的苏联，下台时手中留下的只有木犁。他没有创建帝国，而是毁灭了帝国。

　　事后，戈尔巴乔夫自白道：“我人生的目标就是消灭共产主义……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利用了自己在党和国家中的位置。在我本人了解西方之后，我明白，我不能放弃既定目标。而为了实现它我应该撤换整个苏联共产党和苏联领导层，乃至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走社会民主国家的道路。……我找到了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战友。这些人中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占有特殊地位，他们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所建立的功绩简直不可估量。”

　　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和“九评”，不得不为老一辈人的真知灼见所折服！

　　第四，永不变质——毛泽东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开展反腐蚀斗争

　　艾伦？杜勒斯说：“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的每一个干部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毛泽东对于党沾染上各种不良风气的情况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亲自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发动“三反”运动，整肃大大小小的贪污分子和变质分子，纯洁了党风，极大地提高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他提出的由党外人士和人民群众监督共产党，帮助纠正共产党的不良作风，是今天加强党建工作的一个值得借鉴的思路。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号召全体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首先是各方面的负责工作人员，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铺张浪费现象，并且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批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他批注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显然，毛泽东对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问题的紧迫性已经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担心，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状况如果发展下去，会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他十分厌恶那种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他更痛恨那些贪污腐化的腐败分子，同各种腐败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者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党。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得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自身的变质。毛泽东主张的搞反“和平演变”，首先要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展反腐防变的历史经验。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第五，坚持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毛泽东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艰难探索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为了“以苏为鉴”，总结经验，走自己的路。从1956年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难探索。

　　1956年起，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7年11月）等经典著作；在他的领导下，1957年末，广泛开展“整风反右”运动；1958年上半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

　　2011年6月20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在上海交大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他坦言：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实际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正是为了反“和平演变”和确保政权安全。

　　1965年1月1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 《毛泽东传》认为：这“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由于对党的建设问题的忧虑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的不满。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前夕，毛泽东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5年5月，毛泽东不顾72岁高龄，重上井冈山，写下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诗句，表达了他要系统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必胜信心。他对陪同人员说到：

　　“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环境中，毛泽东提出的以上思想、采取的以上措施，相较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未能正确认识“冷战”——这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实质，从而应对失措、自解武装并走上了不归路的严重后果来看，客观上，为我国避免苏联的命运奠定了思想和认识的基础！

　　俄罗斯历史学者亚-舍维亚金在《苏联灭亡之迷》一书说：“诚然，斯大林曾经犯过错误，有过失误，但他善于将其转化为对敌人的损害，并从中得到好处，获取经验。” 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诚然，毛泽东曾经犯过错误，有过失误，但他善于将其转化为对敌人的损害，并从中得到好处，而且，也使后人获取了经验。

　　三、重温毛泽东反和平演变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提出了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并就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开拓性的探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这是他留给中国共产党人和国际共运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和平演变战略是某些国家或势力为了建立其“治下的和平”，企图搞垮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而实施的一种软刀子杀人战略。它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非军事、非常规的手段，从政治、经济、金融、外交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综合运用渗透、腐蚀、颠覆等种种阴谋手段诱导并“和平”地肢解对手国家，以达到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的。

　　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同志反和平演变思想的现实意义，就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很少强调这个问题！

　　经济发展搞不好会出大问题，意识形态搞不好也会出大问题！和平演变是某些国家或势力多年来一直在坚持做并将继续强化的工作，是它们不达其统治世界、建立其“治下的和平”之目的绝不会弃而不用的所谓的绝妙战略。中国作为它们称霸路上的巨大障碍，必然渗透之、变色之、分裂之，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这并不因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和社会制度而改变，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丢掉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为此，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抓住以下几项工作，以收纲举目张之效。

　　第一、加强理论建设，为反和平演变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正确的战略指导。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恩格斯指出：“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布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日益加强团结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是要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国家领导层要制定一个全局性、总体性、中长期，统筹内政外事的能管三四十年（2013-2050）的 “复兴战略”。用这个战略总揽党、政、军和社会、经济、外交、文化、科教等领域。这个战略要把反和平演变考虑进去。

　　当今，危及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形式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搞垮前苏联的大规模信息心理战；分裂南斯拉夫，打垮伊拉克的高科技局部战争；货币金融领域、信息网络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隐蔽战争、“颜色革命”等等，都是不见硝烟的战争。因此，不能局限于以往的思维定式，用若干年前的斗争思维等来观察、判断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要对和平演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进行超前研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并用之宣传和教育干部和人民，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反和平演变工作的扎实进行。

　　第二、加强党的建设，抓住、抓好“笔杆子”和“枪杆子”，是反和平演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加强党的建设是反和平演变的关键。当前要务是落实好：

　　201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的“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要强化党员管理，严格党内组织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改进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健全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构建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体系，增强党员队伍生机活力。” 的精神。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要贯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必须长抓不放，让它在党员的心里扎下深根，不断丰富，永不动摇。党员的贪腐是和平演变能得手的温床，要持之以恒的抓好反腐败工作。

　　夺取一个政权要靠“笔杆子”和“枪杆子”，稳定一个政权也离不开”笔杆子”和“枪杆子”。 抓住、抓好这两杆子，是反和平演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抓住笔杆子就是要掌握住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要出台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措施，从上到下，严管敢抓，教育好我们的干部和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学生。今天，舆论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比较严重的一环，网络媒体又是舆论问题最为严重的一个方面。要懂互联网，要使互联网为己所用。部分人对现代网络舆论战争的认识程度远远不够，是网络媒体舆论接近失控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改进网络媒体和平面媒体的监管体制，清理不合格的从业人员。

　　抓住枪杆子就是“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一是要牢记，坚决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二是要牢记，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必须按照打仗的标准搞建设抓准备，确保我军始终能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三是要牢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必须保持严明的作风和铁的纪律，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 要牢记毛泽东时代“两弹一星一潜艇”对我国国家安全和大国国际地位的重大意义，独立自主地加快发展军事工业，创新作战理论和方法。

　　第三、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有益启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政策体系，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社会不能成为某些所谓专家和学者的试验室，国家财富不能成为某些精英和洋人的狩猎场！美国的木马病毒——盖达尔用他极具神话性的“休克疗法”——按美国标准实施的苏联改革，使一个几万万人奋斗为之的经济大国苏联，转瞬间轰然倒地，令人扼腕！当前，我国在经济与金融领域某些岗位的所谓“专家学者”，对外国的迷信与崇拜几近痴狂，大力推进经济金融化、自由化与私有化，加速国内两极分化，瓦解国企、弱化我国的经济和金融主权，掏空中国。真是像极了盖达尔！书生误国，远有大宋，近有苏联，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毛泽东当年面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的经济封锁，建国后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靠陈云、薄一波等老一辈经济管理者们全面进行土地改革和城市工商业的改造，在此基础上发行人民币，牢牢地掌握了经济主动权，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财富。

　　我们应当从历史的教训中获得有益启示，这就是——中国的事情必须靠深谙中国情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切爱国者来解决。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重要的因素。要尽量使真正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对我国经济“固本强体”，同时，主动应对国际经济和金融“战争”，打造自主和强大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四、培养经营和治理世界的能力，搞好国际统战工作，是反和平演变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推动力。

　　面对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变动将导致的多个国家间关系必将重组的趋势，全球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早就各怀心事，各有盘算。这正是历史给我们提供的机遇，提高经营和治理世界的能力，改进国家安全管理体制，搞好国际统战工作，正其时也。

　　2013年3月22日至30日，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出席了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把恢复、扩展、深化同第三世界关系，摆在外交工作的首位，再次凸显了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今后，我们应在继续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的基础上，深化中俄“联盟”，稳定欧亚大陆，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拉美地区、德国、法国、伊朗的关系，积极促进欧亚一体化。从而取得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的主动地位。

　　四、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意义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共产党人能否正确评价自己的领袖人物，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乃至全世界社会主义大业盛衰成败的大问题、真问题和生死问题！苏联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最终到戈尔巴乔夫由全盘否定斯大林，发展到否定列宁，这是导致苏联灭亡的重要原因。然而，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上，树立了一个正确评价领袖人物的典范。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在这个基础上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正国需先正其史。决不能让敌对势力对党和国家的根基釜底抽薪。“毛泽东作为我们党、我们国家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缔造者、创造者，如果否定毛泽东，必然要否定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必然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些人否定毛泽东的真实用意。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了在作第二个决议时邓小平坚决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指出，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这朴实深刻地道出了否定毛泽东必然造成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自始自终都反对全面否定斯大林（到苏联灭亡，苏共也没有对斯大林做出“正确的评价”）。对于毛泽东，睿智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评价了他，这不仅为毛泽东之幸、共产党之幸，更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1965年5月，72岁高龄的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除写出著名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外，还写了一篇《念奴娇？井冈山》，他写道：“……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黄克诚大将曾经透彻地说道：“总之，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个最危险的历史转折关头，毛主席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的坚苦卓绝和富有远见的奋斗，没有他所领导树立的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贡献呢？如果有人硬要说任何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只能是对历史开玩笑！”

　　“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者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丢掉毛泽东思想，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变质，子孙后代就会受罪。不能不看到这个危险！……否定和诋毁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是违反党章党纪的行为。……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弥补前人的不足，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

　　忘记意味着背叛。不了解自己过去的民族必将多次重蹈覆辙。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今天，国内外敌对势力及其代言人，你方唱罢我登台，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又叫嚷着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和他的“千秋功罪”，实乃对我进行“战略误导”，动摇和侵蚀党和国家的根基，使我重蹈苏联覆辙，打断我复兴大业。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使其奸计不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