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邓小平的立国之本观

 

梁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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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新时期一再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立国之本，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最可靠的保证。正确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进方向，更好地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实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国之本的思想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的理论概括，是邓小平在新时期的一个贡献。但是，四项基本原则就其基本思想和精神实质来说，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并给以科学的论证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虽然还没有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概念提出来，但其基本思想不但体现在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并且还分别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认真研究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理论渊源。

1、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毛泽东思想立论的基点，也是四项基本原则的生长点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的正确选择。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党的领导地位已庄产地载入国家宪法，成为人民共和国立国原则的一个核心内容，成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这无疑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

    中国革命必须由共产党领导，是同近代中国社会只能走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历史发展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80年旧民主主义革命为我们提供的最主要的历史经验，就是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救国自强的有效武器，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需要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领导阶级。这是历史的要求，历史的呼唤。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五四时期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探索和思考，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这种探索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大体上都经历了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革命的俄国，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思想变化和新的抉择的过程。

正是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和国内无产阶级已经壮大这一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应该说，党的产生是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如果不具备这种历史条件，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和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只有拥有新的阶级基础和新的理论武器的党，才有能力领导人民解决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真正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国情还缺乏深刻理解，往往把社会主义作为直接争取的目标提出。随着党的实际运动的展开，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的了解逐步深入，党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现阶级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要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社会主义为前途，在国际上联合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这个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民主革命纲领正确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既适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具备了实现的主客观条件，把需要和可能有机地统一起来，避免了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屡遭失败的命运，把民主革命引向胜利，从而开辟了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中国人民解放之路，也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正是这一选择，从根本上扭转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灾难深重、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展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明前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朴素的真理，是中国人民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探索得出的科学结论。

既然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实现国家独立富强的惟一可能、惟一正确的选择，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它是以往历史上不同剥削制度更替的变革所不能比拟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核心，是要建立和发展公有制，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些不但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对立，也是农民阶级不可能提出的，而同无产阶级的阶级要求则是相一致的。也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都不可能是自发的，而是要通过自觉的行动，依据历史发展的要求，战胜艰难险阻和一切敌对力量，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取得胜利。这一切都说明，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实现并坚持下去，如若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也就不会有一个光明的、有希望的中国。

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上述的历史性变化及其相应的新的历史要求，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立论依据，也是他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所蕴涵的历史必然。同样，邓小平在新时期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上述中国人民历史性选择的重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2、毛泽东对党的领导等原则的论述，为四项基本原则的科学概括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等立国的基本原则，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有过许多精辟的阐述。

第一，指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总结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经验，反复阐明了一个客观真理：“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1]。“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2]。他强调党要通过正确的路线和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自己的政治领导。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也一再阐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3]。并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4]

第二，指明“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毛泽东为我们党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从指导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原则的高度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它包括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同时他又认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结合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5]。他强调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6]。毛泽东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思想原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成熟的重要标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也为我们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方向。

这里要特别指出，在1956年苏共20大之后，毛泽东更加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他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一事件中，敏锐地看到这样做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实际上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因此，毛泽东作出了中国绝不能丢掉这两把刀子的科学论断。30多年后发生的苏东历史悲剧，证明了毛泽东这一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它也从反面证明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的极端重要性。

第三，指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7]。当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他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8]。他提出：要“坚持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9]。

第四，指明要自觉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在民主革命过程中，领导我们党创造了能够担负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两个历史时期任务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从而解决了中国的国体问题。这个国体形成的特点是：第一，它是以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为领导的，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在中国真正实行民主制度；第二，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只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才能真正团结全体人民，体现民主的广泛性；第三，它是民主和专政的结合，即对最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这三个特点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既能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又适于向社会主义转变。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10]。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驳斥国外敌对势力对人民民主专政攻击的时候，明确指出：人民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11]。

3、提出判断是非的六条政治标准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以较多的篇幅阐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就其具体的针对性来看，主要是强调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这表明了党真诚地希望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领域实行民主，繁荣科学文化，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就“双百”方针的深远意义来看，实际上涉及如何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如何真正有效地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所以，“双百”方针对于加强和实现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为了帮助人们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提出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他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如下六条标准：（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他指出，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当然，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

这里应当指出，毛泽东《正处》一文发表后，发生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六条政治标准的基本精神受到严重损害，造成了历史的不幸。这是我们必须永远记取的教训。但是，我们又不能因噎废食。就六条政治标准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来看，反映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的客观要求，同后来邓小平概括的四项基本原则明显地体现了思想的一致性。首先，都是以国家宪法为依据而提出的全国人民应当遵循的政治生活准则。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地位，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斗争的伟大成果和历史经验的结晶，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是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六条政治标准和四项基本原则都体现了宪法所规定的这一国体要求，把它作为判断人民内部是非的政治标准，有利于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其次，都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的需要。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工作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我们必须首先从政治上认识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将长期并存，国外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他们“西北”、“分化”中国的图谋，要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搞“和平演变”。而在国内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也是长期存在，而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和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相互交织。应当说，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正是这种密切联系、相互交织的斗争的严重反映。再次，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邓小平都把“六又”局面的形成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提了出来。我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无论是实现国家的富强，还是人民的团结，都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必要的集中和纪律，否则只能是一盘散沙，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毫无疑义，四项基本原则，是形成全国人民统一意志的基础，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对它的任何损害和削弱都是错误的。当然，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判断人民内部是非的标准，实质上是主张在宪法的范围内享有讨论的自由，因而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的政治保证。

 

二、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结晶，

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题中之义

 

邓小平强调，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认定这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我国的立国之本，保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沿着健康正确的轨道发展。

正如邓小平所说，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它“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12]。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终于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面貌和发展方向。这些基本原则已为我国的宪法所确认，成为维系国家团结和奋进的政治制度和原则立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将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这些原则，第一次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并赋予特定的政治内涵和新的时代精神，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四项基本原则讲的最多、最深刻的是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不仅首先倡导并不断丰富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在实践中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种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明确指出：“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并说：“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13]。1985年8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行的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我们还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14]。直至1992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又一次强调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5]。这充分表明，邓小平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贯性。

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根本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究竟要遵循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关系到这一伟业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四项基本原则之所以成为我国的立国之本，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正确地回答和解决了如何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及其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

首先，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邓小平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16]。他在批判自由化的实质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时，明确指出：“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并说：“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17]。这些重要思想，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同时也蕴含着对近代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基于对中外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邓小平明确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18]在他看来，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1％，而大量的人口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这是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多数人要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以社会的两极分化为前提、为条件、为过程的。这种两极分化的悲惨境遇，是已经获得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允许的，因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必导致国家四分五裂。而在国际强权政治、资本垄断的情况下，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没有能力参与竞争的，结果只能是依附、受制于一个或某几个大国，失去民族独立的地位。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

其次，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基础。毫无疑义，在新时期我们党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创新的意义。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制定出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各项方针政策。这里必须指出，这种创新和解放思想，是在科学理论，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决不能相反，否则，就会把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变成同社会主义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在1980年2月就曾深刻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20]。这就为解放思想，也为正确制定各项方针政策指明了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他在具体论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政策时，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21]。正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他特别指出，我们必须保持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22]。这充分说明保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政策连续性是极端重要的。邓小平之所以再三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政策的基础，也就是要把四项基本原则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切实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很显然，如果削弱或动摇了这个基础，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和危害我们党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再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维护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根本保证。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动乱结束之后，我国出现了来之不易的政治安定的局面，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创造了前提条件。邓小平当时就指出：“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23]。他要求全党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他从总结历史教训和现实经验的高度，指明“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他说：“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24]。但在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就出现一股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他们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不但在思想理论领域提出所谓“告别革命”、“告别乌托邦”、“告别主流意识形态”，鼓吹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进行理论误导，制造思想混乱，而且极力利用、扩大和激化社会矛盾，制造社会混乱以至动乱。从“西单墙”事件到’89政治风波，证明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危害和破坏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要根源，也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事实证明，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始终存在着究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还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全盘西化”，这样两种改革观，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他语重心长地说，像这样原则的问题，对青年学生不能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而“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25]。

总之，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集中体现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的政治保证，使我们在任何风浪面前都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始终坚持正确的航向，克服前进中的艰难险阻，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船驶向胜利的彼岸。

 

三、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科学概念的提出和坚持，是对毛泽东思想

的丰富和发展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概念的确立，不仅在理论观点上体现了它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而且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明确地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并由宪法确定为国家的立国之本，这就为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供了根本保证。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邓小平对我们党长期积累的经验所作出的科学概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这一条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但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样“两个基本点”。坚持这“两个基本点”，都是为了保证和促进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和顺利实现。四项基本原则是保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政治条件。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包括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都不能动摇。这正如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讲话时所说：“还要讲一个不变。大家对于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一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说是不是在变了。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26]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还十分重视确立四项基本原则的法律地位。80年代初期，邓小平从修改宪法起草工作开始时就明确指出，要把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通过的宪法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样，就把中国人民通过长期斗争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载入了国家根本大法。实践证明，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宪法记载和确定下来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前进的政治基础，是我们国家在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变化的情况下的指路明灯，也是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强大思想武器和法律保障。

这样，就在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宪法的高度上，保证了四项基本原则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其次，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1、深刻论述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充分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明确指出：“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就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27]。他针对当时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并从理论、历史和实际的结合上，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历史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而且比较稳定而持久。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片面追求利润。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使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

在这里，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他希望在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这一点。他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28]。他特别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认为，我们要通过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两个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来解除有人对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一再指明的这两个根本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以及对我们的实践的检验，提供了一个明确而科学的标准。

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邓小平一直强调的一个重要原则。他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29]。所以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邓小平在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还着重指出要改善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30]。把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辨证地统一起来，这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关于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

一方面，他认为，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关键是要首先把处在执政地位的党自身建设好。改革开放以来，在每一个重大历史时刻，邓小平总是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关键问题，要求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早在新时期伊始，他就针对我们党当时的状况以及面临的繁重任务，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问题。他说：“归根到底，是说要有一个好的党来领导”[31]。只有把党建设好，党才能适应新时期新任务的需要，才能更好承担起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伟大事业。80年代中期，他针对思想理论战线出现的错误思潮以及党内存在的严重不正之风，尖锐地告诫全党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32]。他指出，腐败现象虽然不是党的主流，但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因此，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33]。并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重要思想。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要有效地防止和平演变，“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34]。上述这些重要思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另一方面，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又十分重视党的制度特别是领导制度建设。他通过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深刻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如果不解决好的话，是会“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正是由于存在制度上缺陷这个带根本性的原因，使党失去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能力，使“四人帮”一类骗子能为虐十年之久，这个教训是十分惨痛的。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5]。这就是说，要搞好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用好的制度保证党的正确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3、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并强调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辨证地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在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就明确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36]。在这里，他把坚持和发展辩证地统一起来，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在邓小平看来，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反映客观规律的基本原理，沿着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前进，才有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坚持的发展，只能是借发展之名行否定马克思主义之实。同样，也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即不断结合新的实践，总结新的经验，解决新的问题，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离开了发展的坚持，必定是僵化的教条主义。无论是坚持还是发展，都要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去，而这一伟大的实践也必定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再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进行反“左”与防右的两条战线斗争。

邓小平从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的现实出发，强调反“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他在反倾向问题上的观点是辨证的、全面的。他从来注意一种倾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可能和事实。1981年，就在他指出重点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的时候，又说“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他非常赞同黄克诚关于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的意见，并强调“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37]。而当邓小平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就着重针对当时少数人借口解放思想散布怀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把自己放到党的人民的对立面去了”[38]。他强调在注意“左”的错误的时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39]。他指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既存在“左”的干扰，也存在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40]。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41]。他特别强调：“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刚出现的时候，邓小平就敏锐地指出，这是一般“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42]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的核心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和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的背景，是我国还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历史现象。邓小平曾充分论证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长期性，他说：“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43]。“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44]。他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又一次论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他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45]。上述重要思想，对于我们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