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约见民主人士周世钊、王季范。当毛泽东将“志愿军已经出国”的消息相告时，周世钊不无忧虑地表示：“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得到解放，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志愿军出兵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毛泽东回答：“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关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此时，党中央已经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志愿军也已奔赴朝鲜，毛泽东的谈话显得既轻松又坚定。这份轻松来自艰难作出慎重抉择后的自信，坚定背后则是连续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深思熟虑、集思广益。

    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不多赘言。笔者想强调的是，周世钊所担心的“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的问题，当时在党内外，甚至党内高层中都比较多地存在着，毛泽东对此当然不会考虑不到，但显然他考虑得更为深远。我国不出兵援朝，可能引起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抗美援朝将有怎样的结局和影响？对此，毛泽东都作出了充分估计，最后作出判断：“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这种估计和判断是促使党中央和毛泽东最终作出抗美援朝决定的主要因素。

    估计和判断不是凭空臆想，而是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科学分析扣充分的依据之上的。

    先看当时的世界局势和我国周边安全形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逐渐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总的格局。新中目的成立令美国非常担心，它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且采取封锁、包围和遏制政策，暗中扶植和帮助越南保大政权、韩国李承晚政权以及我国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还积极谋划与日、韩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建立军事同盟关系。美国的战略企图，正像毛泽东所说，要从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方向上“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一旦局势有变，就从三个方向上向中国进攻。其最终目的是要包围和扼杀新中国。

    朝鲜战争的爆发，给东北亚局势带来了很大的变数。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美国就派海军、空军介入朝鲜战争，同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占台湾海峡，宣称“台湾地位未定”，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此后不久，美国陆军直接参战，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并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进行轰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朝鲜局势岌岌可危。如果置之不理，一旦朝鲜被美国全面占领，它就可以抽出大部分精锐力量调往其他地区，伺机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据法新社当时透露的一则消息，在中国出兵朝鲜前夕，美国已经开始计划把朝鲜半岛交给美国人指挥的多国部队和韩国部队，继续牵制大量的中国边防军；而大部分美军将撤出朝鲜“去保护亚洲的各个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台湾、西藏和印度支那”。显然，这则消息反映的情况与毛泽东的判断是一致的。

    再看朝鲜在地缘战略上的作用。就东北亚地区而言，朝鲜是一个战略要冲，位于中、苏、日、韩四国之间，构成一片不可或缺的缓冲区，起着维持均势、预防冲突的关键作用。对中国而言，朝鲜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密切关联，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近现代史上日本等帝国主义就是通过登上朝鲜这块跳板开始了对中国的入侵。周恩来1950年10月24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18次常委会上说：“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我们怎么能安定生产？”“假如我们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况且敌人如果将朝鲜侵占了，也不会就此罢手。所以，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

    最后来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毛泽东在评论美国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时就指出：“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完全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美国先是在占领汉城（今首尔）以后，对外界说不会越过三八线，如果要过三八线也要提交联合国讨论后决定，结果还是很快越过三八线，侵略朝鲜。后来占领平壤后，又说到距鸭绿江40英里时即停止进攻。结果还是继续前进，打到鸭绿江边，甚至其空军越过鸭绿江轰炸中国边境城市。美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行径说明，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妥协退让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坚决抵抗和斗争才是出路。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一步步地制造并扩大战争。”“现在对美帝如果不抵抗，一着输了，就会处处陷于被动，敌人将得寸进尺”；“如果我们予以打击和斗争，它可能缩回去，否则它必然照计划继续推进”。

    基于上述考虑，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讨论后认为，我们出兵援朝，“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

    三年后，在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共同斗争下，美国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全：粉碎了台湾蒋介石集团借美国侵朝之机，企图实现在美国的支持下反攻大陆的美梦，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使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此后不敢对中国大陆轻举妄动；在越南问题上，美国除了在幕后支持法国干涉越南独立的战争，后又阻挠日内瓦会议“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的签署和执行外，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没有直接军事入侵越南。抗美援朝胜利带来的一连串效应打乱了美国的如意算盘，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毛泽东所担心的美国同时从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方向上向中国施压和攻击的情况，有力地保障了新中国的地缘战略安全，为我国人民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赢得了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敢于抗击任何外来侵略的坚定决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望和地位。美国军事史专家赫尔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此后，帝国主义不敢再对中国轻举妄动。以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美国发动的侵越战争为例，美国地面部队一直未敢越过“日内瓦停战协议”规定的北纬17度军事停火线。究其原因，美国兰德公司一位学者的评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信的视角。他分析说：“美国期待选择对越南进行军事上干涉时，限制美国参加越南战争范围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的记忆犹新。用约翰逊政府国务院主要官员的话说，‘我们考虑过中国干涉的可能性。我们肯定是非常深刻地牢记鸭绿江的教训’。美国决策制定人心目中把关国参加朝鲜战争蒙受的巨大损失和所谓的风险已铭刻在心中。”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的确起到了毛泽东所预测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效果。正如毛泽东1953年9月12日在总结抗美援朝胜利的意义时所指出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有意味的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一年多后，毛泽东和周世钊再次谈及抗美援朝问题：

    周世钊说：“1950年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真是够紧张的啊！那时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人民得到解放，建设新国家是大好机会。人民希望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那时您就决定抗美援朝，派志愿军到朝鲜作战。我当时怕影响我们的和平建设，但后来居然把关帝国主义打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

    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完全证明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朝人民胜利了，美帝国主义失败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不仅打出了军威，而且打出了国威。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我们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经过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以后，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看来我们打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

（作者高长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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