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经给党中央写信并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有些人“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2、43、44页)这篇讲话，在“文革”十年后的当时，对全党全国起到了统一思想、团结前进的重要历史作用；在改革开放35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应该用这样的科学态度，来全面认识邓小平理论。

　　一、要害是姓“社”姓“资”

　　在改革开放中，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毋庸置疑的常识问题，但在较长一个时期，在理论和实践过程中被搞得很混乱。有人把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某些话曲解为改革开放就是不问姓“社”姓“资”，甚至鼓吹突破姓“社”姓“资”的界限，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

　　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主要是针对当时“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顾虑来作分析的。他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显然，这段话的意思绝不是说可以不问姓“社”姓“资”，而是指出了姓“社”姓“资”问题的要害性意义。邓小平紧接着强调：“特区姓‘社’不姓‘资’。”因为，“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他在上海还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这是个大原则。要用实践来回答。……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0页)由此可见，邓小平是坚定地把姓“社”不姓“资”当作改革开放的一个基本前提和原则，把“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当作改革开放实践探索的根本目的和归宿。

　　要问姓“社”姓“资”，但决不能墨守成规，要大胆突破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束缚，不断推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创新发展。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贡献主要在两点：一是在改革进程中根据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突破“一大二公”的经济构成框架，“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的重要思想；二是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的重要思想。这是经济改革指导思想的两大创新，为增强社会主义经济活力开辟了广阔前景。从内在联系讲，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一大二公”界限，是指经济成分构成由“单一”到“一主多样”的转变；在经济运行机制上突破“计划与市场”界限，是指资源配置手段由“计划为主”到“市场为主”的转变，二者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就可以突破姓“社”姓“资”的界限。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只有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进行，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

　　邓小平1985年总结改革经验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并强调“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一点个体经济、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国独资经济，“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南方谈话时，他仍然强调非公经济“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可见，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关于“主体”和“补充”的定位是始终不变的，并且根据所有制与分配的内在规律，揭示了公有制为主体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条件。这就告诫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不可动摇的底线。

　　联系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可以看出，他是高度重视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他明确指出：“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他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他在答美国记者问时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110、172、297页）这些话实际上在告诫我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围绕着姓“社”还是姓“资”问题，争论客观存在，必须重视！

　　二、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用左和右表示政治思想倾向，起始于近代法国。在1789年6月的法国国民代表议会上，在讨论新的共和政体是否保留封建王室权力议案时，主张完全废除王室否决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坐在议会大厅左边，就被称为左派；主张给予王室绝对否决权的大资产阶级保守派，坐在右边，就被称为右派；而观点动摇不定，采取折中态度的人坐在中间，就被称为中间派。后来，这种做法在欧洲乃至全世界流行开来，并以左、中、右分别代表对社会革命和进步的三种政治态度。正因为这样，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和革命群众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称为左派，而把反人民、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称为右派。毛泽东说过，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而从列宁开始，用加引号的“左”来表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一种超越现实条件可能的“幼稚病”错误倾向，当然，其含义与左派完全不同。毛泽东做过精辟概括：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的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左”、右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偏离党的正确路线而会给革命、建设造成损失，所以，真正先进的左派政党，必须予以坚决防止和反对。

　　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党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一个根本原则。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发生的历次“左”右倾错误，都是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造成的后果。邓小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经常遇到的‘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而且，“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9、380页）像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党内国内的思想政治情况复杂多样，且在不断变化着，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什么错误倾向就反对什么错误倾向。如果不管什么时间，不问具体情况，只用一个反“左”为主或者反右为主的固定模式来套，只会让自己重蹈历史的覆辙。

　　纵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抓反倾向斗争的历史轨迹，他始终坚持既戒“左”又戒右。比如，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又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针对当时思想领域搞精神污染的情况，强调“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但同时又指出：“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7页）邓小平曾经客观评价：“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9页）

　　邓小平之所以讲“主要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是由于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受“左”倾错误影响比右倾错误影响的时间更长，在搞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后，很多从以往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同志，头脑里“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5页）如果“左”的枷锁不解脱，改革开放就迈不开步。正如邓小平所描述的：“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说明“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所以“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229页）

　　对改革中发生右的危险倾向，邓小平从来没有轻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应对几次大的风波，都是反对右的错误倾向。他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5页）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后，他进一步指出：“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380页）可见，反对右的倾向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是防止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颠覆性错误，必须立场坚定，来不得半点含糊。

　　更值得重视的是，邓小平在对当时的干部提出主要防“左”要求的同时，特别强调：“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他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他还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344、380、379页）想想邓小平晚年的郑重告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想想这些年西方敌对势力从意识形态到经济政治领域对我国的渗透颠覆；想想习近平总书记提醒我们汲取苏联亡党亡国教训，莫要落到偌大个党“作鸟兽散”，“竟无一人是男儿”境地的警言，难道不该引起我们的深刻思考吗？

　　三、“不争论”不是无条件的

　　“不争论”，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邓小平名言。那么，邓小平的“不争论”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是有前提、有条件的，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规律和群众史观，在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前提下，大胆进行改革实践探索，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首先，“不争论”是有前提的。邓小平强调“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什么叫“看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个大前提，同时，要对改革的方向和前景做出客观分析。“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8、267、288页)

　　其次，“不争论”是为了进行科学的改革试验。邓小平认为，对于看准了是符合人民利益和意愿、又能够做好的事，就要胆子大一些，减少无谓争论，在试验中探索前进。在政策上，一是不搞争论，也不搞强迫。邓小平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二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邓小平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229页)

　　最后，“不争论”的认识对错要接受实践检验，随时纠正错误。邓小平强调，改革中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教训，“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他一再交代，改革“是有风险的事情”，“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把错误纠正过来，就能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267、288-289页)可以说，这概括了他“不争论”的改革试验全过程。说到底，就是要实事求是，按人民群众的意愿办事，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纠正错的。

　　改革开放实践反复证明，经济建设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同样要出大问题。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绝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要正确认识邓小平关于“不争论”的论述，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靠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靠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谎言，让科学战胜谬误。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同理解毛泽东思想一样，我们不能够从个别词句来理解邓小平理论，因为它通篇贯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血脉和营养，凝聚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任何割裂的、教条式的理解，都违背了邓小平理论的实质，也会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的联系中，历史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工作，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才能真正凝聚起全党全国共识，坚持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作者：解放军某部少将，曾任全军统编《邓小平理论》教材副主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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