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运动，一般是指人民群众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而采取运动的形式则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历史必然。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是必然要失败的。领导群众运动是无产阶级政党极为重要的历史任务，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之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相互关系的深刻原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运动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选择。毛泽东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即产生于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的交融之中。

　　一、青年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认识

　　毛泽东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从6岁开始，他就参加田间劳动，并时断时续地读私塾。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传奇小说，以儒学为主干的民族传统文化，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影响着青少年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感情。1913年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后并入第一师范）后，毛泽东更为系统地学习中西伦理学说，以“真心求学”、“实意做事”的湘学士风探索救国救民之路。

　　1915年9月发生的新文化运动，高举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发动猛烈的毫不妥协的攻击。尽管由于没有涉及广大民众所关注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并且形式主义地看待中西文化的价值导向，因而无法形成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但它揭示出近代中国民众运动之所以失败的一个基本原因，即重视社会改造而忽视人的思想道德改造，或者说是缺乏一种以人的思想改造来实现对社会改造的深层思考。

　　青年毛泽东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从人心改造重于社会改造的意义上探索具有“宇宙之真理”意义的“大本大源”。在他看来，太平天国的宗教宣传、辛亥革命的宪法总统、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一般号召，都不是改造人心风俗的根本办法。而以“大本大源”来改造人心风俗则完全不同。他认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瞳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这种重视人心改造甚于重视社会改造的爱国主义思想特点，有利于青年毛泽东认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

　　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爱国运动的胜利，使青年毛泽东意识到民众运动的兴衰关系到社会改造的成败。从1919年7月21日开始，他在《民众的大联合》的系列文章中指出：民众运动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社会“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但“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大联合而形成的民众运动更有力量。“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其“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而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胜利，则是以民众的大联合所形成的社会力量，而逼迫统治者屈服的结果。它充分说明“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但究竟哪一种主义、学说对民众具有哲学、伦理学变革的意义呢？青年毛泽东一方面欣赏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认为向强权者作“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比“有血革命”好，“不至张起大扰乱”。而且，提倡“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的主张，其意思“更广，更深远”。这是一种传统的人文关怀的思考。另一方面，他又摇摆于各种学说之间。1920年3月，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剌（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随后，他参与发起组织湖南的驱张和自治运动，采取通电全国的和平请愿方式，试图通过正义与道德的力量以发动组织全省民众，而达到驱除军阀和实现自治的目的，认为这是解决社会腐朽问题之“连根拔起”的好办法。但“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的状况令他沮丧。各种改良主义对于民众来说，并不具备哲学、伦理学的革命意义。而俄国十月革命“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其“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1920年底，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北京、武汉等地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的实验等相继破产，似乎都说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都不能从广大民众的切实利益上对他们产生哲学、伦理学之思想变革的意义。加之古代中国前赴后继的农民起义和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的影响，1921年1月2日，青年毛泽东在《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明确说道：唯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后来，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在毛泽东看来，唯物史观最能唤起广大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历史主体意识。

　　二、毛泽东对湖南工农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认识与领导群众运动，首先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从事工人运动的。党的一大的纲领提出了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第一个决议把建立产业工会与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作为“党的基本任务”。1921年8月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开始组织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力图依靠工人运动而取得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1921年冬，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与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并相继发动组织了一系列工人运动和劳动立法运动。其中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失败后的“硕果仅存”。但这也恰好说明：尽管是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工人运动，但工人运动难以成为全国规模的足以决定斗争胜负的群众性革命运动。

　　1922年7月发表的党的二大的宣言，比较确切地分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和各个社会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在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阶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为此要求“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群众里面去”。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进一步提出，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和采取“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更把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与工农联盟联系起来，要求全党明确，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必须“努力获得最大多数农民为工人阶级之革命的同盟”。否则，“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统一战线、农民运动开始成为大革命运动的重心，各种类型的群众运动也开始从民主革命的意义上展开与发展。

　　毛泽东于1925年2月6日回到韶山，利用养病的时间进行大革命的思想宣传，并在湘潭县西二区先后培养组建了中共韶山支部、国民党韶山区分部、秘密农民协会和公开的群众组织——雪耻会，开始发动组织韶山农民运动。到年底，湘潭县西二区建立30多个乡农协，发展会员8200多人，共产党员110多人，韶山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并成为湖南和周边各省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

　　1925年10月通过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提出：以“耕地农有”来号召农民群众参加革命。会议决定建立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1926年9月至10月，毛泽东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他在亲自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1月，毛泽东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将全国农民运动的重点集中于粤、鄂、湘、赣、豫。截至1927年1月，湖南全省已有农会会员200多万人，可以直接动员的农民群众1000多万人，并直接推动周边各省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形成了以湖南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重心应当开始转向农民运动。

　　针对当时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思想对农民运动的一片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回湘实地调查了解湘潭、湘乡、衡阳、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沿途不断肯定农民运动的性质和方向，批评所谓“糟得很”的错误论调，后又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提出四个值得全党高度重视的问题：其一，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推翻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中国几万万农民群众将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其二，能否领导农民运动是对革命政党的严峻考验。即“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这个思路与其抽象地说“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不如具体地说是对当时党内轻视农民运动而放弃党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批评。其三，农民运动应该建立依靠贫农的阶级路线。贫农群众不仅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而且“最听共产党的领导”、“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其四，革命政党应当通过农民运动来实现国民革命的斗争目标。湖南农民运动之建立农民协会、农民武装、开办合作社、反对封建宗法思想与制度的斗争等14件大事，“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领导农民运动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极为艰难的任务之一。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出农民武装应当“上山”或“上船”的主张，坚信农民运动创造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阶级斗争的好方法，是唯一能够最终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斗争方式。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从群众运动的意义上说，其积极的方面是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其消极的方面则是未能提出建立乡村苏维埃的任务，而且强调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要服从于“准备农民的总暴动”。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应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们“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最初思考。经过极力争取，会后，他受临时中央委派回湘协助改组湖南省委，并准备领导秋收暴动。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秋收暴动的有关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开展平分土地、组织工农革命军、武装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这与八七会议所提继续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和建立民选的革命政府是不同的。它促使9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秋收暴动是探索“工农武装割据”运动的开始。

　　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与毛泽东提出发动组织工农群众的革命理论

　　1927年9月9日的秋收暴动以后，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在9月19日召开的前委会议上提出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将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粤赣边境的农村去，与农民斗争相结合，获得多数委员支持。9月29日，毛泽东主持著名的三湾整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党的小组，实现党对工农武装的绝对领导。10月3日，毛泽东率领暴动部队到达宁冈县古城，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先后恢复与建立了酃县、宁冈、永新、莲花等县的党组织和工农地方武装，颁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创建了茶陵、遂川、宁冈等县工农兵政府，初步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方式。

　　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会后，又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开始领导开展土地革命。10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如何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和整顿党组织的问题。他为大会起草的决议《政治问题与边界党的任务》，以及11月写给中共中央的《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总结了秋收暴动一年来的斗争经验，首次把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开展土地革命三者结合起来，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一）“工农武装割据”必须发展成为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必然发生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它存在的地区又是大革命时期开展过工农运动的南方各省，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红色政权的存在与发展，是完全可以而且必须依靠广泛深入地发动与组织工农群众而形成革命运动的。湘赣边界的割据斗争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就是从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和进行武装斗争三个方面来发动组织群众。即“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二）通过群众运动使“工农武装割据”成为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在1929年4月5日给中央的信和1930年1月5日给林彪的信中，已经开始摆脱“城市中心论”等错误思想的束缚，强调“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而且，应当明确“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后来，他又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通过“工农武装割据”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因此，“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使广大群众“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如果这样，“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三）加强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以担负起发动组织工农群众的艰巨任务

　　毛泽东指出：边界地区开展割据斗争，“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使“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而且军队党组织也几乎都是农民成分的党，加强军队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建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红4军党的七大期间有关军委与前委等问题的争论，其实质即是没有认清党与红军的关系，党、红军与群众工作的关系。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思想基础上，毛泽东在1929年12月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即从深入分析红4军党内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近十项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的原因和危害着手，提出一系列纠正错误思想的原则与方法，以加强军队党组织的建设，实现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进而完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四）发动组织群众要从群众斗争中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而不要以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以土地革命路线为例：党的六大的决议虽然正确地规定了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但它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城市中心论”，仍然是“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分析总结历史经验，经过1928年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1930年2月二七会议以后颁布的《土地法》、8月颁布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土地法》、1931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布的《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第九号通告，2月28日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才形成一条完整准确的土地革命路线，使土地革命真正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五）依靠党领导下的各级各类群众组织来发起形成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是以阶级意识克服和改造家族意识，实现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斗争，必须建立党领导下的各级各类群众组织，依靠它们发起形成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如建立各级农民协会，是以“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领导农民，对地主阶级斗争以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田地分与农民，扫除农村中一切封建势力为目的”。建立红军各级士兵会的宗旨有四：一是“提高士兵政治水平，加强阶级认识，确定革命观点，增进斗争力量”；二是“团结士兵革命精神，联合工农革命势力，达到革命的政治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三是“代表士兵利益，改良士兵生活（给养卫生待遇娱乐等）”；四是“帮助军政机关，维持革命纪律，扩大红军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各级群众组织要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发动和组织群众。同时，通过这种斗争的组织形式，“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

毛泽东发动组织“工农武装割据”的群众运动的理论，是对近代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经验总结，是以农民革命运动来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创造性实践。

　　四、中央苏区建设与毛泽东以群众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开始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中央苏区的群众工作，以一系列保障工农群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的工会、共青团、贫农团、妇女部等群众组织为依托，艰难而有效地发起组织了广泛的群众性的革命与建设的运动。

　　经济建设以改善群众生活、全力支援革命战争为目的，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任务：即奖励开荒垦田、组织劳动竞赛、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兴修农田水利、创办中央农业学校、中央农业试验场、开展农业科技宣传、提倡多种经营、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等等，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如中央苏区1933年开垦17.9万担荒田。1933年底，赣、闽两省17县合作社发展到2400余个，50万群众加入。与此同时，群众性的工业生产竞赛和参与民主管理、认购公债与股份、交纳红军公粮、运送弹药军粮和猛烈扩充红军等活动也成就斐然。

　　政权建设以“组织苏区广大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运用自己的政权”来“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为中心任务。以广泛深入的群众性的选举和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来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以各级党组织之监察委员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之工农检查部和工农控告局来发动组织群众（包括“轻骑队”、“突击队”等组织形式和《铁锤》、《警钟》等报刊专栏形式）监督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工作。群众运动“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发扬民众创造力的机关”，“成为最能动员民众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这也是历史上无论什么政府所做不到的”。

　　文化建设“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坚持“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的指导方针，以“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努力扫除文盲”和“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为中心任务。从1933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并通过夜校、识字班普及了成人教育。根据中央苏区部分统计，江西、福建、粤赣三省共设立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除福建省外，识字组32388个，组员155371人。当时每乡平均至少有1所以上列宁小学，2所以上补习学校和10组以上识字组。妇女学习的热潮更为普遍。广大工农群众还利用田头、工余时间，采取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先学与后学之间的方式互教互学。另外，还创办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和一批专业技术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工农干部。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和体育运动也成绩斐然。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旨在灭亡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之后，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深刻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新格局之后，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反对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建立起党所领导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建立起来，归根结底是能否将国内革命战争条件下的群众运动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条件下的群众运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严肃地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实际上就是按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特点和需要来认识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为能够领导农民群众运动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具体化为工农群众生气勃勃的革命斗争实践。“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五、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群众运动理论的历史经验与双重影响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所发表的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著作和讲话，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到中共七大的报告与讲话，都体现着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群众运动之关系的思考，简而言之，是从群众运动的角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群众运动。

　　（一）群众运动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运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只能根据群众运动和通过群众运动予以制定和贯彻实施。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群众运动，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性质和方向。在中国，如果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是在群众运动中产生的，是“在政治问题上，军事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文化问题上，党务问题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的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或不大适当”的问题中发展与完善的。离开群众运动，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展。

　　（二）群众运动是密切党群关系的革命运动。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是在长期的群众运动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以群众性的整党整风运动来保持和发扬光大的。离开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三）群众运动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运动。工农群众运动，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是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的结果。“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根据实际斗争的状况，坚持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的原则；坚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利益原则的统一；坚持从群众运动中培养劳动模范和战斗英雄来引导群众逐步前进。

　　（四）群众运动是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锋和桥梁。“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只有在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才能完成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转变，才能担负起其历史使命。

　　毛泽东关于群众运动的理论思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依靠群众运动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群众运动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认识与双重影响。群众运动对毛泽东认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群众运动之翻天覆地的作用，使毛泽东坚信“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民主革命时期，以密切党群关系而领导这种最强大的生产力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又继续思考如何率领全党解放和发展这种最强大生产力。如在1956年初听取34个部门汇报时，他多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超过苏联，强调“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际，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而提出应当通过妥善处理十大关系来贯彻实施党的群众路线，以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由于把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混为一谈，开始将群众运动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心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以致逐步出现历史主题的错位。

　　（二）群众运动对密切党群关系的经验认识和双重影响。群众运动对认识与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从而密切党群关系也有筚路蓝缕之功。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在长期艰苦卓绝的群众运动中形成的血肉相联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实现了群众运动由小到大和由弱变强。即毛泽东所说“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开门整风是党领导群众运动的必然趋势。而群众性的整党整风运动，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上认识与把握党群关系的，也是以群众性的威慑力量来监督和处理党内的不正之风的，因而是以党的坚强领导来焕发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有效方式。1957年的开门整风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而群众运动则是“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群众运动对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经验认识与双重影响。依靠群众运动以实现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是在革命战争的历史条件下，依靠党的群众路线来贯彻实施的政治运动。但其本质上是思想道德运动，主要是依靠思想道德教育来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政治觉悟而实现自己解放自己，但容易产生以思想政治工作替代其他一切工作的偏向。毛泽东晚年提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深层思考，却最终没有付诸实践，也是担忧它与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矛盾。因此，群众运动有排除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与人民群众彻底解放之间的密切关系的一面。

　　（四）群众运动对认识与把握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认识和双重影响。群众运动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容易从阶级立场和政治情感上去认识和判断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以从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上去思考，可以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则要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去思考。而且，这个统一战线又属于后一个联盟。因此，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容易产生以政治认识替代学术认识、以阶级情感等同思想情感的做法。群众运动使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错误在所难免，“双百”方针也难以为继。

总之，毛泽东晚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所产生的重大失误和错误，与其照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息息相关。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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