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丧失了革命精神，一心想保住既得的成果与满足于现状，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也将消失。

　　一

　　20世纪的中国，颇似18世纪的法国，革命几乎是贯穿一个世纪的主旋律。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革命不仅是人们最熟悉的词汇，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领域与学术领域使用频率最高的话语。在许多人的心灵深处，革命是一个神圣的字眼，追求革命是其崇高的向往，献身革命，做一个革命者是其崇高的理想与信念。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似乎在发生变化。有人公开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并以反思的名义，开了对革命的批判与拒斥的先河。进入21世纪以后，有人又以时代发生了变化，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与历史使命发生了转移，夺取政权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建设现代化强国已成为主要任务为由，提出了应改变对马克思主义关注点的主张，认为我们应从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关注，转为对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时下，学术领域的这种所谓“转向”的思想倾向或思潮，似乎呈现日益扩张与漫延的趋势。例如，最近又有人提出，共产党已从过去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因此，我们的政治观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转变，应从过去的革命的政治观转向执政的政治观(参见许耀桐：《政治观革新的六个方面》，《人民论坛》2012年第28期。)。时下的中国，无论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革命一词似乎已从人们的意识与话语中悄然消失，反思与批判革命的言论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反而成为一种所谓思想解放和与时俱进的时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时下，革命已经渐渐成为一种稀缺的历史词汇。诚然，导致革命一词从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与学术领域日趋淡出的原因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但一个不容否认的因素是，它与上面所提到的这种否弃革命的思潮和言论的误导不无关系。

　　虽然，在总体上我们可以将上述各种观点与思潮称之为对革命的否弃论，但也应看到，在这些观点或思潮之间还是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在这些观点中，对革命概念的理解都具有相同的片面性，都将革命视作一种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视作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斗争与运动，都将革命诉诸为一种对于武装斗争与暴力运动的理解，这是其共同点之一。在上述各种观点之间，不论其基本的立场有什么不同，对革命作用的看法与评价有何区别，但所呈现出来的否弃革命的意蕴都是明确的，所导致的结果也是类似的，即都将导致革命的概念从人们的生活与语言中淡出与消失。在上述观点中，如果从其对于革命的基本立场的差异上看，我们可以将其区分为两种不同的否弃革命观。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完全诉诸否定的立场，对所有类型的革命运动都给予一种负面的与否定性的评价，“告别革命”论即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否弃革命论。“告别革命”论者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与历史上的革命都诉诸否定和拒斥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革命就是暴力，就是社会动荡，就是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秩序被破坏的代名词。另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并不持反对与否定的立场，对革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过程中的作用是持积极与肯定态度的。他们只是认为，随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结束与任务的完成，人们的知识与思维也应随之进行与时俱进的改变，应努力放弃与淡化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思维与理念，实现从革命到建设，从革命政治到执政政治的转变。很显然，上述两类观点虽然都具有明显的否弃革命或告别革命的浓厚色彩，但它们在性质与理论基础上的区别是明显的。第一类观点表达的是拒斥革命的意蕴，第二类观点表达的是革命过时论的意蕴。

　　无论是以拒斥革命为理论基础的否弃革命论，还是以革命过时为理论基础的否弃革命论，也无论他们的问题是立场性质的，还是认识性质的，在他们的理论或观点中都确定无疑地存在着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即对革命概念都做了一种片面性的歪曲或误读与误释。首先，他们的观点是对革命片面的理解与歪曲，因为在他们的视野里，革命的含义通常被赋予一种极其狭隘的理解，仅仅是指以社会的阶级斗争为内容和主题的政治革命，而人对于自然的改造，人对于自身的改造，以及人对于社会关系其他方面的改造被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其次，他们的观点是对革命的歪曲或误读与误释，因为在他们的视野里，革命是什么?革命即是战争，即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即是暴力与流血。也就是说，他们更多的只是赋予革命以破坏与否定性的理解，没有看到革命是破与立、否定与肯定的统一。

　　不可否认，在私有制社会中，阶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的尖锐化通常会爆发政治革命，政权的更迭也主要以政治革命的方式加以实现。而在每一次政治革命的过程中，战争、暴力、流血是其显著与突出的特点。而战争与暴力不仅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的失范与混乱，有时还会造成社会生产力与文明的破坏，甚至是历史的暂时倒退。尤其是在20世纪的中国，所有的革命几乎都涂上了极其明显的政治色彩，赋予阶级冲突与斗争的含义。在马克思主义有关革命的理论中，政治革命无疑是革命的一种重要形式，对阶级斗争与政治革命的强调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重要特征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确实占有突出地位，他们不仅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形式视作其在各种斗争形式中的最重要甚至是最高形式，而且也确实极为重视暴力革命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中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一方面，由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与条件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缺乏深刻、全面、准确把握的缘故，我们党在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革命观的宣传与阐释中，的确在强调、突出政治革命方面出现过片面性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片面性的宣传与误导，在许多人的意识与观念中，包括许多学者的意识与观念中，无论是革命的拥护者，还是革命的反对者，革命的确意味着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战争与暴力行动。然而，上述现象的存在，并不能使形形色色的否弃革命的观点获得历史与理论的辩护，既不能使那些以拒斥革命为理论基础的否弃革命论得到辩护，也不能使那些以革命过时论理论基础的否弃革命的观点得到辩护。深刻的原因在于，革命的含义是极为丰富的，政治革命只是革命的一种形式，而不是革命的全部内容，一切革命，包括政治革命都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与杠杆。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革命观中，政治革命虽然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因而政治革命只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与杠杆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动力与杠杆。

　　二

　　将革命仅仅解读与歪曲为政治革命，继而将政治革命中某些极端的表现形式，如街头的暴力与抗争、武装反抗与战争、阶级冲突与政权争夺等等，都视之为革命的同义语或代名词，并以此为根据，或是鼓吹一种拒斥革命的观点，或是宣扬一种革命过时的观点。对此，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革命观的立场与维度上，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尽管不同的阶级与持有不同立场的个人对革命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革命观的视野里，否弃革命论者对革命概念的解读与阐释，具有歪曲与误读的性质。

　　什么是革命?革命的含义与本质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既有关于革命的原因、动力、类型、形式与特点和历史作用的论述，同时也对革命的含义与本质作了毋庸置疑的阐释与界定。受制于探讨主题的约束，本文无须也无法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进行全面的探讨与阐释，重点聚焦在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有关革命的含义与本质的阐释和界定上。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革命观的视野里，革命不仅是一种必然性的历史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进步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没有革命，既没有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历史的发展。深刻的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历史是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上生成与发展的，人的实践活动既是人类社会历史生成与发展的基础，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生成与发展的动力与杠杆，而人类的实践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不断革命化的活动。关于人的实践活动本质与革命本质之间内在性的本质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这样阐述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这样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即是说，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视野中，“改变世界”是哲学最根本与最高的任务与使命。而人的“改变世界”的活动，既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也是一种革命性的活动，因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5页。)。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革命概念的阐释与界定是明确而肯定的，革命是一种“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与革命观的理论逻辑中，革命概念的内涵指向人的一切“改变世界”或“改变现存的事物”的活动，从广义上说，它既指向人们改变自然的一切活动，也指向人们改变现存社会状况的一切活动，同时也包括人们改变自身的活动。当然，我们也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到革命时，更多地指向人们改变社会历史中现存事物与现存状态的活动。即是说，从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理论逻辑上看，人们改变现存的自然状态的活动，也具有革命的意蕴，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革命观的理论重心，却主要集中在对社会历史领域的现存事物与现存状态的改变或革命化上。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革命的含义与本质的界定，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一切领域都存在着革命现象，因为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在人类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地发展与变化，从低级到高级，依次演进与拾级而上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社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演进，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创新，思想观念上的与时俱进，甚至包括社会的风俗与习惯的改变，都可视之为一种革命现象。当然，新兴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的阶级统治的行为，也是一种革命，即政治革命。如果我们循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所提供的思维理路，可以大致将社会历史领域的革命分为三种相互联系的类型：即社会生产与经济领域的革命、政治领域的革命、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一般来说，社会历史领域的革命，首先发生在社会的生产或经济的领域，然后才传导到并引发政治领域与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在阶级社会中，那些在社会生产与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必然以政治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治领域与思想领域的统治。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革命观的理论逻辑，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革命概念的含义与本质的界定，人们一切“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活动，或者说一切以超越现存世界，将社会历史推向进步为目的的活动都具有革命的性质。但事物的发展遵循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则，新旧事物的矛盾，通常呈现出一种从潜在到凸显最后发展到尖锐激烈的过程。因而，不是所有类型的革命都呈现出激烈对抗的形式，也不是革命在所有阶段都表现为激烈对抗的形式，更不是一切形式的革命都必然诉诸战争与暴力。暴力革命通常只表现在争夺统治权的政治领域，而不是表现在一切领域的革命中。即使在政治革命中，暴力革命也只是政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是必然的与唯一的形式。从历史的经验上看，无论是在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过程中，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并非所有政权更迭都是通过诉诸战争与暴力的方式来实现的。不可否认，马克思作为一个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为毕生事业和真正使命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的理论，政治革命是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革命观所关注的一种重要的革命形式，尤其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斗争与政治革命始终给予高度的关注。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政治革命的总体论述上看，暴力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革命关注的唯一焦点。他们虽然极为重视巴黎公社武装斗争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但人们也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巴黎公社之前的著作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谈到革命，即使是在直接针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时，并没有特别突出暴力革命在政治革命中的特别意义，马克思虽然极为重视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重视通过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砸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但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将巴黎公社的经验赋予绝对化与普遍化的意义，即没有排除政治革命的其他形式。例如恩格斯就对工人阶级利用议会合法斗争形式给予积极的肯定，认为“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4页。)。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革命观的理论中，革命范畴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与丰富内涵的范畴，它指向一切“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的一切活动与运动，以夺取统治权为活动目标的政治革命只是社会历史领域革命的一种类型，而决非唯一的类型。革命所借以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激烈对抗的表现形式，也有逐渐进化的形式，即使仅就政治革命而言，也存在着暴力与非暴力、合法性与非合法性的不同情况，也不是所有的政治革命都表现为暴力与流血冲突的形式，政治革命究竟是采取暴力的形式，还是非暴力的形式，合法性的形式，还是非合法性的形式，完全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力量对比。革命无论是采取对抗形式，还是非对抗形式，暴力的形式，还是非暴力的形式，合法性形式，还是非合法性形式，都只具有手段性的意义，不具有本质性意义，革命的本质是要“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对于人们改变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现状的革命来说，对抗与暴力冲突并不是通常的表现形式，而是属于罕见的特例，人们大多数“改变世界”的革命活动更多地采取的是非对抗、非暴力的形式。例如，人们经常谈到的科技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生活方式的革命、风俗与习惯的革命，通常都是以温和的方式进行的，不是说在这些革命的过程中不存在矛盾与冲突，而是说这些矛盾与冲突并不表现为激烈对抗的形式，更不是采取暴力与流血这种极端的方式而得以实现。

　　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革命观中的革命概念的含义与本质时，有必要澄清革命与改良的区别。革命与改良似乎都具有改造与改善的意蕴，然而二者之间却存在本质区别，革命不是改良，不应在革命与改良之间简单地划等号。革命与改良的区别首先表现为二者的出发点不同，革命的目的是“改变世界”，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革命的价值取向是促进社会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改良的目的虽然也有使现存世界的现状获得改善之意，但其出发点并不是要“改变世界”的现存状况，而是力图通过改良与完善的途径，使现存状况维持得更长久些，甚至是万岁、万万岁。如果说革命的价值取向是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与发展，那么，改良的价值取向则是维持现存状况的性质不变。改良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保守主义。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几乎所有统治阶级或既得利益者，反对革命，却并不反对改良。当然，也并不是所有要求改良现存世界的思潮与行为都能被视之为革命，有些现存状况的反对者反对现存世界的现存状况，并不是想推动社会历史向前推进，而是想开历史倒车，回到已经逝去的、过时的历史状况中去，这些现存状况的反对者不仅不是革命的，而且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视野里，凡是想维持现存社会状况不变的，属于保守主义者，虽然是反对社会历史现状，但想开历史倒车，具有怀旧心理与复辟愿望的人属于反动派，唯有那些既想“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并将社会历史不断推向进步的人才属于革命者。

　　革命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活动，是一种变革性的活动，而革命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变革性活动，无疑具有否定性，甚至破坏性，这种否定性与破坏性在社会的政治革命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从历史上看，在社会的每一次转型与制度和政权的更迭中，通常都会引起社会的激烈动荡，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失范，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甚至是社会发展进程的暂时中断与倒退。正因为如此，革命不仅经常受到那些想开历史倒车与维持现状的人的反对，同时也会导致一些革命同情者的恐惧与担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革命观对革命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否定性与破坏性从不否认，所不同的是，不像革命的反对者那样，对革命所具有的否定性与破坏性并不仅仅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而更多的是诉诸一种积极的肯定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革命观的视野中，革命确有否定性与破坏性的一面，但革命所否定与破坏的是旧的或过时的事物、社会状况和社会秩序，革命是破和立的统一，不破不立，破是为了立。在革命的过程中，难免会使某些阶级与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使社会生产力与人类的文明成果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并在人们的心理与情感上产生一些恐惧、忧虑与迷茫，但这都属于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与阵痛，没有革命过程中的代价与阵痛就没有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三

　　对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正确理解革命的含义与本质，坚定不移地坚持与捍卫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既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弃守的基本底线。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应仅仅被视作一个科学家，更不应仅仅被视作书斋里的学者，而应首先视作革命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评价既适合于马克思的一生，也适合于恩格斯的一生，是对他与马克思一生所承担的“真正使命”与最大历史功绩的概括。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的学说与理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无疑也具有革命的性质。这不仅是一个合理性的逻辑推论，更应该看作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判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或思想体系，它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离的性质，科学性是革命性的基础，革命性是科学性的必然表现。因此，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像过去“左”倾思潮猖獗的时代那样，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深刻性，片面地强调其革命性的方面，将马克思主义片面地视作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当然也不能像当下的某些研究者那样，淡化或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只是片面强调与突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术性的解读与阐释。正如马克思首先是革命家一样，马克思主义也首先是一种革命的理论，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本质与特点，是基本的立场与内在灵魂。一旦革命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消失了，或者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纯粹的学术与学问，马克思主义就将丧失它的灵魂，失去它的光芒，从而也就丧失它的吸引力，充其量也只是学者进行咬文嚼字彼此讼争的对象。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间，有着水乳交融般的关系，革命像一条色彩鲜红的红线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链条，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或“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这应是无可争议的。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哲学。这种“新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不仅体现在其对以往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扬弃与超越上，更为重要的是其体现在“新唯物主义”哲学本身的精神实质上。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革命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革命，即对“对象、现实、感性”不再诉诸一种纯客体的或纯主观的直观性把握，而是诉诸对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把握，将人的社会与人的历史，以及人的“感性世界”视作人的历史实践活动的结果与产物。正是由于这种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野里，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才表现为随着人的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与不断进步的历史。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也体现在其所持的阶级立场以及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旗帜鲜明地声明“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对于“新唯物主义”哲学来说，无产阶级是它的“物质武器”，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新唯物主义”哲学是它的“精神武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最充分地体现在对哲学功能与使命的理解上，在“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中，“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不断革命化，使现存世界向着属于人的与为人的方面生成和发展，既是它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与落脚点，是它的哲学理论全部问题的核心所在与聚集点。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贯彻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改变现存的旧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其一生最重要的目标与使命，因而马克思一生理论活动的中心与重点，始终放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与解剖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方法与基本原理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通过其研究，深入地揭示出资本的本质与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自然规律，从而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与代表性著作的《资本论》，在本质上是动员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论，是一篇预先为资本主义制度与资产阶级统治准备好的送葬词。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其全部理论的核心。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核心理论，其实质与使命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两部经典著作中，写下了完全相同的话给予明确而肯定的回答。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完成“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4页。)概括地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关于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事业”的理论，是“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或者说是唤起无产阶级的自身解放与“解放世界”而进行的斗争与革命的理论。在这里还需补正一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正如“马克思在他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一样，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也贯彻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所有内容无不呈现出革命性的光芒。

　　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本质与特点，是其理论光芒的底色，是不可否弃的理论之魂。否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无异于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质与特点的改变，告别了革命，无异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告别与游离。　　当然，当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与马克思科学理论的基本精神，对马克思革命观中的革命范畴诉诸以“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是一种变革性活动的诠释，将马克思的革命观视之为贯穿于马克思的历史观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条红线与全部学说的灵魂时，其主旨与出发点指向的是纠正人们过去对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革命范畴与革命观所做的片面和狭隘的理解及误读，意在突出与强调革命范畴的意蕴并不仅仅指向政治革命一种形式，或者说将革命等同于阶级对阶级的斗争，等同于以夺取统治权为主要目标的政治革命，意在突出与强调马克思首先作为一个革命家，马克思主义首先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其革命范畴具有广泛的涵盖性与概括性，革命首先是变革现实的一切活动，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它的精神实质是通过变革现实的实践活动以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然而，我们也应确认这样一个事实：政治革命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对政治革命的关注与探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主题和重心。这不仅在于，马克思作为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它的理论旨趣、理论使命与理论内容也是主要指向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革命的。换一个角度说，马克思之所以将毕生的实践活动与理论活动投入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合理的答案只能是“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中，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无产阶级与人类的全面解放，虽然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革命性改造与变革，但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首先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夺取国家政权，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政治革命建立自己的统治，无产阶级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地位与获得真正解放，即使通过其他斗争方式获得资产阶级的某些让步，最终也很难保持自己的胜利果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尔夫和皮阿之流的愚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3-124页。)

　　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很显然存在着两种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革命，一种指向的是“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一切批判的、实践的活动，另一种指向的是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反对旧的社会制度，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与新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前一种意义上的革命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我们不妨称之为广义的革命，后一种意义的革命则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表现为政治革命，我们不妨称之为狭义的革命。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广义的革命与狭义的革命之间，通常表现为一种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在本质上必然是革命的，因为它的根本目的与全部使命是“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对旧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之所以被赋予政治革命的意义，其原因在于，这种斗争同样是一种“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活动，政治革命不过是“改变世界”意义上的革命的一种特殊形式。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狭义的革命即政治革命虽然也是一种“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活动，但由于政治革命所指向的对象，所运用的手段，所表现的方式以及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与作用具有特殊性，因而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占有突出与核心的地位，这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革命的大量论述中可以得到无可争辩的印证。澄清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的广义革命与狭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对于完整准确地把握与阐释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一方面，它有助于避免人们误读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将政治革命视作唯一的革命形式，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盲人摸象式的错误，忽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革命本性的正确把握，防止某些人以世界局势的暂时缓和，以及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建设时期为借口，否定革命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反对那些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尤其是对政治革命抱有敌意的人，认清他们利用在政治革命中有时产生的某些负面效应或对社会历史产生的暂时震动与混乱，利用丑化政治革命的方式，进而达到否定政治革命，乃至一切形式的革命，颠覆马克思主义革命本性的目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切形式的“告别革命”的口号、丑化革命的观点与行为都是不能接受的，以政治革命的消失为借口，进而宣扬从革命政治转变为执政政治，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转变到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与观点不能接受，否定政治革命，丑化政治革命，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告别革命”的观点也不能接受。狭义的政治革命之所以不能告别，也不能丑化，这不仅在于，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看，社会历史形态的每一次重大发展与转型无不伴随着不同形式的政治革命，尤其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有任何民族与国家不经过政治斗争和政治革命而实现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先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与新的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不能放弃政治革命的手段，尽管这种手段的运用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可以是和平的，也可以是暴力的，即使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由夺取政权转变为进行经济建设、政权建设与巩固政权的时期，以政治斗争为手段与特征的革命虽然不再成为主要的革命形式，但政治革命仍是不可或缺的斗争形式。历史经验表明，在国内外还存在各种敌对势力，演变与反演变、颠覆与反颠覆、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仍然激烈的情况下，宣扬一种淡化政治革命的观念、放松政治警惕，放弃政治斗争，不仅是幼稚的，而且是危险的，否定政治革命，宣扬告别革命也是别有用心的，苏联与东欧共产党人的失败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与教训，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历的风风雨雨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不可否认，今天的时代较之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较之于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历史地位与面临的历史任务也完全不同，不仅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与时俱进的问题，共产党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也存在与时俱进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当前，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则是社会主义革命，两者在性质上无疑是不同的。这种性质上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而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阶级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社会的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让位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各种需要的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也由原来的夺取政权转变为主要以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表现在革命的斗争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处于中心地位，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占有突出的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革命的主要方式表现为改革与建设。抹杀这两个阶段的性质是错误的，我们不应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与思维方式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而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与时俱进地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然而，两者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它们都是一种革命，都应贯彻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精神，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革命观作指导。因此，人们不能以任何借口否弃马克思主义革命观，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这是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革命观的理论逻辑，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历史进步是一个永无止境没有终点的过程，只要人类社会继续存在，历史没有终结，革命就无法否弃与“告别”，深刻的理由在于，“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不断革命化对于一切社会与历史时代都是必需的，否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每一个历史时代，每一个历史时代中的历史时期，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和所要达成的主要目标与任务可能是不尽相同的，但“改变世界”活动的革命性质是不变的。不能将革命与建设对立起来，对旧的社会状况的破坏是一种革命，对新的社会状况的建设同样是一种革命，而且是一种更具积极意义的革命，这不仅在于破坏与建设都蕴含着“改变世界”的底蕴，更重要的是，对旧世界的破坏不是最终目的，不破不立，对旧世界的破坏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政党来说，无论是执政党来说，还是处于非执政地位的反对党来说，他们代表的都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在某些具体政策与策略的取向上因其各自分属于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而有所不同而已。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就其根本性质而言，都不具有革命的性质，而是具有鲜明的保守性甚至是反动性，因为他们捍卫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都试图使资本主义制度永恒化。共产党作为“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的无产阶级政党，不管是在夺取统治权的过程中，还是在执政的过程中，都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执政党与反对党具有不同的性质，共产党并不会也不能因为历史地位的变化而改变其自身的革命性质。过去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是革命，今天为巩固政权与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也是革命，所不同的只是革命的具体形式与斗争策略，不变的则是革命本质与革命精神。深刻的原因就在于，成为执政党并不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不断地“改变世界”，不断地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强化革命意识与革命精神。破坏旧世界是革命，建设新世界也是革命，而且是一种更具积极意义的革命。夺取政权的斗争是革命，对我们过去形成的各种体制与机制，包括对我们的政治体制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也是一场革命，并且是一种更具挑战性与更需要革命勇气和精神的革命。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只有始终不渝地以“改变世界”为宗旨，保持不断扬弃与不断改革、不断创新与不断超越的革命精神，才能保持先进性。如果丧失了革命精神，一心想保住既得的成果与满足于现状，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也将消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5]罗伯特•查尔斯•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高岸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0期

原标题：不应误读与否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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