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宁夏的人一定看到了母亲河为这片塞外高地所带来的物阜粮丰,而游过洛阳重渡沟的人想必感受到了那里的绿，满目青翠，小溪流水鸣潺潺。可这些美景都是上帝的恩赐，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每当想起记忆中的故乡来，一种风景这边更好的豪情便油然而生，人工雕凿的山川既保持了北方雄浑奔放的风格，又增添了江南青山绿水的韶致，跨跨渡槽这里如一弯月牙横架，那里如彩虹起舞绕缠，孔孔(山)洞口喷波吐珠，座座水库倒映蓝天，田间麦浪翻滚，群山层林尽染......水流村头千户喜，风吹稻谷万家香。一切皆由我的家乡有条渠。

　　红旗渠得意之时，拍板允许林县人去山西调水的原山西省委书记、布衣宰相陈永贵的伯乐陶鲁笳调侃亦为京官的我们的老书记：“你当初说是要修条渠，我哪知道竟是条这么大的渠啊!”新中国以它的浩然正气取代国民党重返联合国后出席六届联大，经中央审定带去的十部展示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新闻记录片，第一部就是《红旗渠》。村县人民不畏艰险，战胜自然的战斗豪情一下子震憾了世界，许许多多的华人后裔看得热泪直流，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首脑与世界各地的水利专家徒步攀涉太行山，第一位的就是学习。在哪些水利专家们看来，奇就奇在太行山腰，在不能修渠的地方修了渠。作为新中国的两大奇迹之一，周总理亲切地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在如潮的好评中，有一句最为经典的话：“红旗渠的人工修建，是毛泽东思想在红色中国的突出表现”，而林县人民则说：“毛主席的书里有渠，毛主席的书里有水，红旗渠是靠毛主席的书修成的。”

　　红旗渠的再次唱响是沉寂十年之后的1990年(通水25周年)，但辉煌已成往昔。关于水，我们的祖辈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曾想到，“绿衣摇曳水之乡”，不靠神仙皇帝，竟有他们自己亲手实现。可现在，又成了我们的一种梦，联而告之，就叫做“林县梦”。历届父母官虽曾重整旗鼓，无奈“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但在宣传之中，却加了两个字——红旗渠精神，即便如此，也还是纯正一些的好。

　　林县(林州市)地处豫西北，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历史上十年九旱，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五百年时间里，大旱一百次，绝收三十次，人相食五次。恶劣的自然环境养就了林县人民倔强的性格和勤劳俭用的传统，野果、草根、树皮、观音土皆为食，红萝卜与红萝卜缨，白萝卜与白萝卜缨、红薯叶踩在缸里;柿子与谷糠和成泥，数九寒天碾成面，放在泥缸里，可长久保存......“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那是鲁迅在赞扬人的精神，而在这里，却是真实的生活。曾祖父走得早，曾祖母在青黄不接，干旱少雨的“苦长春天”里，常常仰天长叹：“天啊!可叫俺娘儿们咋过啊!”晚上一跪一柱香。某一家逃荒路上，饥不得食，把一儿子换了两斗谷子，连糠煮食，饭后哭成一团：“我们吃的这是儿子的肉啊!”忆苦思甜会上，哭声一片。

　　地主霸地霸水，穷人逃了粮荒逃水荒。爷爷弟兄俩个逃到了山西省的大山深处，过上了“大包干”的日子，算起来要比安徽小岗的早了整整五十年。弟兄俩自耕自种，但也是叶圣陶笔下的《多收了三五斗》。人类早已不是刀耕火种时代的吃饱穿暖，外出当泥瓦匠，现在有了一个叫得更响，并引以为荣的新名词——“十万大军出太行”，在家乡，文字记载已有六百年的历史了(1975年为430人)。南山有虎，北山有狼，穷人逃到哪里都一样，爷爷几番穿梭下来，家庭已是伤痕累累。清政府闭关锁国，腐败无能，面对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割地赔款。民国政府紧随西方列强挥舞的大捧，门户洞开，华夏九州却又沦为了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国内外统治阶级的双重剥削压迫之下，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家家都有一本血泪帐，户户都是一部苦难史。

　　阶级斗争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斗地主，自奴隶社会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它是一架观察历史的航天望远镜，又是一种加速辨别社会两条道路的化学染色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部人类社会史黑白分明，剥削阶级的贪婪狰狞嘴脸一览无余。

　　1934年，党的文艺工作者冯雪峰从鲁迅身边回到了中央根据地。有那么一个晚上，主席找他畅谈，进门便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话题就是鲁迅。冯讲：“有一日本人说，读懂中国的有两个半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那半个就是你毛泽东。”主席爽朗地笑了。鲁迅用他那入骨三分的笔，揭出了旧社会的病根，催人留心，以设法加以疗救。而毛泽东则用阶级斗争这把手术刀，对封建社会加以解剖，用他的思想唤醒了世界东方的这头雄狮。

　　劳动创造世界，平等就是力量。物品交换产生了金钱，归根到底是劳动创造成果。进入阶级社会以来，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统治者为了奴役人民，欺世盗名，把自己粉饰为受命于天的英雄，硬说历史由他们创造，满口“仁义道德”、“三纲五常”，宣扬“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变革的对象始终是劳苦大众。金钱成了他们奴役人民的工具。在毛主席的思想中，劳动创造世界，平等产生力量，人民创造历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真正的英雄来自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建立平等的关系，干部是决定的因素。从三湾改编时推行“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官兵平等，到后来常抓不懈的整党整风，大手笔的就是“文革”，“治国就是治吏”，干部参加劳动，被写进了宪法。人与人平等的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无尽力量。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是毛泽东思想中的灵魂，而建立人人平等的关系则成为了他老人家终生执著追求的一种理想。

　　“农村包围城市”使他赢得了中国，而“人民公社”却又再造了中国。“地是刮金板，刮了一板又一板”。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剥削阶级取之不竭的最大财源，但毛泽东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使土地失去了金钱的价值，成了人民与生俱来的先天配给。

　　1951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互助组的发展有着向富农方向发展的可能，山西省委为此提出了增加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的方法向初级社过渡。刘少奇从农民是农产品出卖者的方面考虑，认为如此“战胜不了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否定了这份报告。毛主席从农民是劳动者的立场考虑，对农民晓之以理，可以引向社会主义而肯定了这份报告。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出了自己的优越性，办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粮食更是连年增产(农业总产值1949年是326亿元，1957年是604亿元)。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兴起了大修水利的热潮，在很多地方，已经冲破了现有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并社，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诞生初期，人民互助合作，热情高涨，紧接着就是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一些地方出现了瞒产私分与浮夸等不正之风，主席透过纷繁的事物，从理论上认为是否定了价值法则，否定了等价交换，否定了按劳分配，做出了“生产队为核算基础”，“以二三十户为宜”，“至少30年不变”的硬性规定。一线领导人，经历了欢喜、亢奋、怀疑、彷徨。七千人大会后，无视走出困境的人民公社，提出了分田(包产)到户的主张。主席出于无产阶级的敏感，当头拦住。高瞻远瞩地指出，那是复辟倒退，我们的劳动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论是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认为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一联系到产量，主席是坚决的不答应。吾人唯有主义之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并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当安徽小岗的那么一群人沾沾自喜时;当某些人视为灵丹妙药，自以为开创了新时代时，主席曾指出，“中国两千年来就是如此”。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就是这么个单家独户到二三十户，就是这么个劳动创造世界与人人平等的关系，我们的生活便充满阳光，农业和工业相结合，教育同物质生产相结合。劳动人民第一次把谋生的劳动当成了光荣与神圣的使命，把拜神的诚恐变成了改天换地的自豪。县委书记下塘挑泥，开国功臣到农村当支部书记，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从身背钢枪捕鱼的东南沿海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从天山脚下的青春红似火到北大荒的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激情燃烧，处处飞歌。翻阅这段历史，可以看到雷锋热情助人的微笑;可以看到陈永贵挥汗如雨，抬石砌岸的镜头;可以看到戈壁大漠上空腾起的蘑菇云;“活着没有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的”焦裕禄，又使多少人泪流满面。正是这样的阳光沃土，这样的环境气候，才出现了这样的人物，才滋生出了这样的精神。红旗渠精神排在最前的八个字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并非红旗渠一家独有，它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人民公社兴则红旗渠兴，人民公社亡则红旗渠衰，红旗渠之母正是人民公社，精神内涵是无产阶级的亲如一家，是劳动人民的当家做主。

　　“衙斋卧听潇潇雨，疑是民间疾苦生”。这是官僚剥削阶级假惺惺的惯有特色，境界如此的人少之又少，但在林县的历史上就有一位，明万历年间，知县谢思聪主持开凿洪谷渠，长九公里，宽0.4米，解决了沿途四十个村庄的吃水难题。“你懂得”，谢公少不得去上级衙门求告一番;少不得与那些慷百姓之慨的富豪戴上一顶造福乡里的高帽，并答应青史留名;少不得在权力的运作上有那么一点倾斜，但“发展就是硬道理”。谢公克服了人力、物力、占地等一系列困难，难能可贵。于是，人民感恩戴德，称之为“谢公渠”，建有“谢公祠”，至今香火不绝。

　　“天”还是这方天，但是“地”，不再是单家独户耕种的地，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第一次拧成了一股绳，抱成了一个拳头，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一切似乎都翻了个个儿，一切又似乎才刚刚开始”，焦裕禄在兰考看到的是“风沙、盐碱、内涝”，而我们的杨贵书记在林县看到的是水与地方病。有了水就有了农业、工业的大跨步发展;根除了地方病，人民的生活将锦上添花。“六亿人民六亿兵”，而站在老书记身后的是五六十万战天斗地的社员。先是修建了三座中型水库，但五九年的一场大旱，井塘干涸，河水断流。面对秦二世的暴政，西楚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而杨贵，这个封建社会时的七品芝麻官，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却奏响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号角。于是，寂静的太行山深处便飞沙走石，龙腾虎跃。

　　——多变的早春二月，是漳河的枯水季节，为了建好拦河坝，面对木桩、铁丝、石块组成的阵线都被冲得无影无踪的漳河，社员们纵身跳了下去，人墙一出现，河水就一个巨浪接着一个巨浪，劈头盖脸地打来，把人墙几乎吞没，一道人墙驯服不了河水，第二道人墙又在水中出现……臂挽臂、手拉手、肩并肩，挽成了一道又一道坚不可摧的人身肉墙。雪花纷飞，穿山风怒吼，水下的社员们嘴唇发紫，上下牙磕的直响，但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好像燃烧着一团火，为了驱赶身边汹涌而来的寒流，他们高声地朗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念着、吼着、咆哮的浊浪里又传出了他们冷热相激，酿就迸发的歌声：“天寒，我们心里热，水猛，我们意志坚。困难就怕英雄汉，誓必漳河上高山”。在英雄们的背后，一块块石头投下去，一筐筐石渣倒下来，一包包沙袋贴上去……

　　——鸻鹉崖工段，位于林县与山西省平顺县的交界处，谷堆寺，鸡冠山，鸻鹉崖三座险峰威风凛凛地耸立在漳河南岸，峰顶白云缭绕，崖下浊浪翻滚。城关公社是林县最大的一个公社，最初由他们施工，但进展缓慢。总指挥部党委决定，从十五个公社的社员中，挑选出五千名精兵强将，会战鸻鹉崖。号称“飞虎神鹰”的除险队来了;东岗公社的“爬山虎”来了;合涧公社的“常胜军”来了;采桑公社的“半边天”来了……先辈们在石崖上筑山窑，在土崭上挖土洞，在山洼里搭席棚。架起了一盘盘铁匠炉，建起了一座座石灰窑，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炸药自己碾。一时间，鸻鹉崖前又增加了一座村庄，来了一方流动的工业园，人们为之起了一个颇有时代意义的名字，并写在了石壁上——“林红庄”。农民秀才劳动之余，即兴赋诗一首：蓝天白云做棉被，大地荒草做绒毡。高山为我站岗哨，漳河流水催我眠。峰顶上，壁中间，银锤闪闪，锤声叮铛，打起背锤，上下一条线，抡起圆锤，恰似一弯新月。甩过头顶，顶高处、最高处，缓手间，用力往下一拽，八磅或十二磅的铁锤便增加了万千的气力，钢钎铿锵作响。站着打、跪着打、手开裂、腿跪麻。平炮、竖炮、老炮、小炮，有的装药几千斤，三千米长的工段上，整整装了三百八十四炮。

　　十二点整，山脑上，公路上竖起了警戒线，几十名炮手进入了警戒区，铜号一响，炮手如空中飞燕，蹲身点火，又急起狂奔……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突然，在险崭半腰冲起股股浓烟，一阵阵撼天震地的巨响，半架半架的崖壁和着瀑布似的飞起的石块，裹着浓烟，栽向河槽，漳河猛地一跳，身子一扭，滚向了河床的另一边。

　　放炮之后，险崭瘫痪了，石头酥散了，十二名除险勇士大绳往腰间一拴，钎、钩往腰间一别，犹如一只只雄鹰凌空飞荡，去石除险……五十多天后，渠道如银带一般缠绕在鸻鹉崖的半山腰上。

　　“除险队长任羊城，阎王殿里报了名”，“神炮手”常根虎，“钻洞英雄”王师存，舍己救人的李改云，前赴后继的小迈江……处处争先进，人人逞英豪。吴祖太，河南原阳人，红旗渠工程中科班出生的水利专家。七岁时就离开了家乡，帮父亲在郑州卖水。数九寒天，小祖太光着脚丫子，踩着冰凌碴……晚上回来，在那半间四面透风的草棚里，母亲心疼地把小祖太的脚压在被子里，把那双通红的小手暖在胸口。他就仰起脸问母亲：“他们吃水咋叫咱成天管送?”在一颗幼小的心灵里，就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学校毕业后就分配到了林县，后成为红旗渠工程中的技术负责人，为人民引水。王家庄隧洞由“嘴”洞改为“鼻”洞;青年洞一端，由绕山挖明渠改为开凿隧洞;在干渠跨越浊河的地方，设计的空心坝，渠水走坝心，河水坝顶流……工作中遇到了难题就找当地的老石匠、老羊倌，向群众寻求真理。太行山的沟沟岭岭留下了他的足迹，总干渠的处处工程刻下了他的印记。正月初一结婚，初五就回到了工地，三个月后，在淇县教学的妻子为救过铁路的小学生而英勇牺牲，我们的“吴技术员”守着妻子的遗体坐了一天一夜，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与他一起去的同志说：“祖太不停地哭，后来眼泪都哭干了。”1960年的3月28日晚，他刚端起碗，闻听洞中有裂缝，炊事员喊也喊不住：“现在不排除了，明天怎么开工?”突然塌方，大家发疯一般地刨出了他的遗体，我们的“吴技术员”“静静地，就像睡着了一样。”

　　寒暑廿载如一日，踏遍青山生逢时。贫农社员路银，旧社会是个长工，兴修水利开始，还只是个会打石头的石匠，经过了摸索与实践，他不但学会了测量、绘图、施工等技术，并且还创造了“简易水平仪”和“盆面测量法”。皇后沟渡槽是总干渠上最大的一跨渡槽，也是他第一次独自负责，由三个大队的二百多名社员整整修了两年。几十万块石头如同燕子垒窝一样，崩出来，经过一锤一钻的加工，再抬到渡槽上。熬过了炎炎的夏日，耐过了寒冷的冬天，眼看就要完工了，老路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他又一次走近了渡槽，爬上爬下，东瞅西看，慢慢地，在一个渡槽腿前停住了，“有裂缝!”在渡槽券的渠壁上出现了一道裂缝，有火香宽，三米来长。顿时，他的额头上出现了一层冷汗……抢救治理工程展开后，山上山下，风里来雨里去，又得摆布人吗，又得看管技术，他的饭量减少了，有好几次炊事员找他吃饭都找不到。顶着星星出去，天黑了还不见回来，回来后就对着煤油灯深思，半夜以后，屋里又没有了人，只留下一堆儿烟灰。他的所作所为，深深地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指到哪里，大家就干到哪里。又是几个月的奋战，皇后沟渡槽这次真的要竣工了，工程已进入扫尾，但老路却突然躺到床上起不来了。与其说是劳累过度还不如说是被竣工的喜悦击垮了——他病倒了。解放战争结束后，四大野战军中最大两支野战军的指挥员林彪与粟裕不得不离队养病。皇后沟渡槽，那也是老路的“淮海战役”呀!病情稍一减轻，不顾总指挥部与医生的劝阻，就跑回了工地。远远望去，大渡槽像一块晶莹的宝石镶在山脚下，泛出奇光异彩。他快步走上去，面对着大渡槽上的每一块石头，用手摸啊摸啊，心里悄悄地说：“总算保住你了”!

　　当时粮食紧缺，分份吃饭，先辈们捞河草、挖野菜、食野果，偶尔“打牙祭”，一两面的小包子，吴祖太一顿吃了二十七个。“这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小伙子”，老书记记了他一辈子。繁重的体力劳动，就是生铁吃到肚里，想必也能消化。厚厚的老茧，别人长在了手上、肩上，可除险队员们却长在腰间，原新华社社长、老记者穆青禁不住背过身去拭泪，还有让他唏嘘不已的，采访任羊成时，曾见他一口气吃了两盘馒头。从此，任羊成带到北京的是山里的小米、绿豆，而从北京捎到山里的是大米、面粉。

　　红旗渠工程历时十年，三十万人次，动用的土石方如砌成宽三米，高两米的长城，可从哈尔滨、途经林县，南到广州。这么大的工程，腐败与之如风马牛毫不相及。没有中纪委，没有反贪局，没有预防腐败局，没有行政诉讼法。时下的是一个高房价，三代沦为奴，而那些视土地为滚滚财源的居庙堂之高的老爷与那些先富起来的精英，载歌载舞，齐颂“盛世”，“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温总理家宝先生毕总理之力十年九调控，房价是越调越高，“喜儿要嫁黄世仁”蔚然成风，难怪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口口声声要“鞠躬尽瘁”的总理，面对世界媒体无奈感言“政令不出东南海”。而毛泽东，这位农民的儿子，在南方正要插秧，北方正要播种的寸金寸时，一封要合理密植，更要讲真话的信，从省委书记直到生产小队长，如春风，似春雨，在第一时间内，润泽到了祖国的沟沟坎坎，角角落落，使千千万万的生产小队长，敢于对不合理的瞎指挥说“不”。无怪乎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公曾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使我们的干部成为即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打掉官风，实事求是……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这些，领袖做到了，红旗渠工程中的各级指挥员也做到了。

　　第一任指挥长因病而退。

　　六零年六月十二日，工地指挥部的电话铃一响，第二任指挥长王才书的心又揪紧了，等他放下话筒，眼里已噙满了泪水。出了门，一路小跑了五六里地，趟着没膝的河水，来到了对岸。老远就看到，几百号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手里头拿着工具，但谁也不说话，全像木头似的。渐渐跑近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山坡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九具尸体，一旁的城关公社分指挥长史炳福，坐在地上使劲用手拍打着自己的头，痛哭失声：“这可咋回去向父老乡亲交代啊……”，原本明天大家就要回去收麦子了，炸酥了的山坡上巨石松动，从人群中滚过……其中有一位过门后三天就来到工地的新婚媳妇。消息传到县委大院，悲戚阵阵，从电话的话筒中都可感受到大院中低沉的氛围，“生者且投生，死者长己矣”，不，他们不是农民工，也不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从此，城关人民公社的社长史炳福就像变了一个人，九条鲜活的生命老晃游在他的脑际，几个月后，饮恨自绝于世。

　　王才书指挥长也是因病而退。

　　第三任指挥长，副县长马有金，人称“黑老马”，任期最长，一干就是是十个年头，直到工程全线竣工，即当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为红旗渠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就是这样一位应该大书特书的人物，至今没有一篇完整介绍他的文章。但他的种种传说却更富传奇色彩。我们的马副县长有一件随身的物品——一杆撬，远远看见马副县长提着撬过来了，工地上那些连长、班长，带“长”字号人物，如当今的商贩见到城管一般，纷纷躲避，如若发现灰浆坐的不足，那副风吹日晒的黑面孔想必很凶。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位石匠师傅，是一位锤手，曾手把手地教年轻人碫石头，理论更是一套套，“抡高锤，把好钻，不怕石头不好碫”，“戳直道，手要硬，手软了，钻就蹦”……人生有几不赌，其中就有不赌“力”，而我们的马副县长与人赌的偏偏就是力，并且是万人头上争状元。他保持的一口气打锤的纪录被谁突破了，他就会找上去战上几百合。于无声处显身手，此处无声胜有声。他常常白天参加劳动，晚上提着马灯沿渠巡视，指挥部的同志说，他有着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最后抡锤不能支撑了，就蹲在地上双手握钎，实在痛得无法忍受就趴在地上，手握钢钎。总是一身汗，一身泥。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干部、干部就是带头干活的”。曾三过家门而不入，母亲病重期间没有回去。病逝后，这位铁石男儿跪在灵前边哭边诉：“娘啊，在你病重期间，孩儿没来支应你。请原谅我吧，孩儿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用常规俗理看，他不是一位孝子，可我们的老书记却说他“为人民立了一功，是林县人民的好儿子”，先辈们也许是不习惯特色公仆的衣冠楚楚，一尘不染，回忆起那段逝去的岁月，提到了“黑老马”，常常感概万千：“那时那人那党啊!”前不久与一位一家三代都曾奋战在渠上的老者攀谈，谈到了我们的马县长被赶回家后，生火取暖，中煤毒去世，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连连感叹“好人啊好人”!

　　新中国的农业战线有两面旗帜，那就是大寨与红旗渠。有人称之为“两贵”，那就是陈永贵与杨贵。陈永贵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带领大寨人民斗酷暑，战严寒，苦干、巧干、拼命干，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治理得井井有条。“脚踏虎头山，胸怀全世界”。而杨贵带领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一个“光岭秃山头，水却贵如油”的旧林县，建设成了“渠道网山头，清水到处流，旱涝都不怕，年年保丰收”的社会主义新山区。“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红旗渠工程进入第二年的1961年，也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中央号召“百日休整”，红旗渠工程大部停工，作为咽喉工程的“青年洞”仍在施工。为此有人将状告到了正在新乡调研的谭震林副总理的案头，到会的县组织部长被当即撤职，并通知杨贵到会。我们的老书记一下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头天晚上一夜没有合眼，他想到了林县人民缺水、盼水的历史;想到了十几岁就投身革命以来的岁岁年年;想到了在红旗渠工程中餐风露宿的日日夜夜。第二天的会场上，谭副总理面带冰霜，省委领导神情严肃，台下的与会者正襟危坐，敛声屏气。面对这沉闷的气氛，老书记首先肯定了中央的方针政策;讲到了林县人民的盼水梦;讲到了水已到了家门口，可为了吃水，仍有几万人在外出担水，人民迫切要求修渠的心情;讲到了林县还有积攒的储备粮，越讲情绪越激动;“林县干旱缺水，迫切要求修建红旗渠，如果说这是错误的话，责任在我。撤我的职可以，撤组织部长的职我有意见。自然灾害是事实，但坐着等老天爷的恩赐，战胜不了自然灾害。修建红旗渠为的是林县人民，为的是子孙后代，我问心无愧。如果不调查就处分我们，作为一个党员，我有权利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我们的老书记其实并不老，才三十岁出头，他不知道自己讲了多长时间，只想把心中郁积的委屈吐出来，好在也没有人阻止。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竟然与拜阁入相的开国元老较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较真?这是一个“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的同志之间的较真，这是一个“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的较真。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所倡导的原汁原味的“实事求是”。

　　老书记在任时还为林县人民办了一件大事。食道癌是林县及方圆地区的一种地方病。六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就在林县设立了食道癌研究所，治标治本，开展防治研究工作。走访、研究、排查直至迁往省外的人群。七十年代初期，进行了一系列水去胺，粮防霉，改善饮食习惯等预防措施，建立健全了县、社、队三级防护网。生产队在家家户户醒目的墙上书写了预防常识，我们刚识识字时还跟着从哪里学，“食道癌，能治好，关键在于抓三早，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县社为各大队培养了细胞学检查人员，对相关年龄段的人群实行拉网排查，定期检查，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些都发生在“十年浩劫”期间，如果再有一场这样的“浩劫”，想必我们也可以欣喜若狂地“借问瘟神何处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了。事实上，这一切随着人们公社的消失也寿终正寝，倒应了一句古语;“人成各，今非昨，病魂长似秋千索”……林县人民每每忆说到此处，别有一番痛惜堵心头。

　　分田到户后，我们的老书记很长时间没有回林县，1990年的通水二十五周年，很多参加仪式的老百姓是带着看看老书记的心愿去的。他的一封贺电仅仅是望梅止渴。1991年，李先念主席的“发扬红旗渠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词揭幕时，老书记回到了他久别了的林县，当主持人念到杨贵的名字时，五千余人的剧场沸腾了，他十多分钟的讲话，响起掌声二十七次，“杨贵回来了……”“杨贵是林县人民的大恩人……”会场外一时人山人海，人们争相与他握手，有很多百姓眼含热泪用力鼓掌，老书记也是眼含泪花。大街上人潮涌动，万人空巷……在太行山脚下一座破旧的房舍里，老书记见到了“黑老马”，年过七旬的“黑老马”“孩子似的哭了”，他们一起来到了路银的坟上，祭奠这位土工程师。老书记弯下腰，往坟上捧了三捧土，边捧边说：“老路，我来看你了，你为修红旗渠做出了大贡献呀!”

　　二十一年后的春天，八十有四的老书记又一次回乡，在后人的搀扶下，来到英雄的坟前……

　　忆往昔，意气风发，鼓角相闻，滔滔渠水诉不尽;

　　叹今日，萧瑟霜染，阴阳两隔，一杯薄酒寄深情!

　　这次被祭奠的英雄，又增加了一位，他就是人民的“黑老马”。

　　红旗渠动工之后，就感动着一级又一级的领导，1961年河南省委省政府把从行政经费中节省下来的二百万元拨给了林县，省委书记刘建勋说:“不然，无法见英雄的林县人民”。

　　“亲不亲，阶级分，无产阶级才是一家人”。红旗渠精神并非是林县独创，山西省平顺县的人民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迁移了祖坟，毁掉了果木，腾出了自己的住房，他们说：“每逢大旱，这(漳)河槽里有多少人(路过)逃荒要饭，眼见得饿死了多少人，那时咱瘦的皮包骨头，都还要省出一碗半碗，周济穷兄弟哩。现在，咱天下农民是一家，咱不能再让林县的兄弟受干旱的苦，过苦日子了”!“毁了平顺的几百亩地，可就救了林县六十万亩，这是一丢卒保车的好棋”……多么朴实的语言，显现出的是他们的那一颗金子般的心。前不久，徒步红旗渠源头，眼见得河水蜂拥而入，想到漳河水将从这里奔赴林县，心亦欣欣然;可走了几百米，一道大闸拦住了去路，很大很大的一部分渠水又泄入河槽，心中已凉了半截;又走了不到三公里，眼见得“多乎哉，不多也”的渠水又被一座电站拦去大半，这时呈现在眼前的是山川如昨的荒野上，一座座干渴的水库，一跨跨荒废了的渡槽……我的心已近乎愤怒，转念一想，又为自己“小岗式”的肤浅短见而感到可笑。过去，平顺、林县的人民心心相通，难道现在就不通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过去通，现在通，世世代代相通。

　　“光绪三年人吃人”,“上了猴猿梯，两眼泪凄凄”(1942年翻越太行山的逃荒路)，这是此前两次大旱林县人民的口瑶，“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当它又一次来临时(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林县人民没有再拖儿带女地上猴猿梯，而是要“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他们豪迈地说：“过去爹娘走的这条路，那时走的逃荒路。今日俺走这条路，是党指引的幸福路”。先辈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十几年如一日，“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天当房，地当床，虎口崖下度时光，我为后代创大业，不建成大渠不还乡”……捏成的窝窝头，蒸熟后就成了一堆(糠多)，用勺子分的小米稠饭(水多)里掺着为量不少的沤缸菜(白萝卜与白萝卜缨，或红薯叶踩在缸里);每日的劳动报酬以角分为单位，也就是当今碗中的几粒米或面条三两寸而已。然而就是这样的吃糠咽菜，就是那样的角角分分，却撼动了太行山，建成了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圆了林县人民世世代代，望眼欲穿的“盼水梦”。红旗渠以铁的事实践行了劳动创造世界，人民创造历史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红旗渠是时代的产物。红旗渠精神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公社体制和杨贵“黑老马”式的“干部、干部，就是带头干活的”与平顺人民的阶级情谊、林县人民的勤劳勇敢，这人世间最美最好的事物，聚到一起发扬光大后而开出的劳动之花，结出的无产阶级之果。毛泽东思想是母、是核心，没有毛主席便没有红旗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红旗渠精神。

　　年过古稀的母亲是红旗渠工程的建设者，也是弓上水库(林县三大水库之一)的第一批建设者。看得出，母亲很想去当年劳动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今年春上去到了弓上水库。当年人欢马叫，热火朝天的工地，如今已是一库碧水十里长。走过大坝，穿过高高的溢洪道栈桥，倚着东坡拾级而上，近距离地看到这一层又一层坚硬的花岗岩，母亲的记忆才豁然打开，当年就是在这里抡锤打钎，放炮采石。上到观景道，再次展望这高峡平湖，山水一色的胜景，母亲的神情一下子年轻了许多，又一次讲起了抬夯夯土的情景，工地上上百架的夯，八个或十二个人一架(四五百斤或五六百斤不等)，和着喊夯人悠扬的号子，抬过肩膀，举过头顶：“咳呀的咳呀……”“劈开太行山，漳河穿上来”，这首歌是《红旗渠》纪录片的主题歌，每逢听到这首歌我总是心潮澎湃，常常想，该是“月是故乡明”的缘由罢。现在，我突然明白了，作为红旗渠水哺育长大的下一代，红旗渠精神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融入了我们的灵魂，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无比崇高的信仰!

　　林县有一则家喻户晓的传说。在县城的东南有一座山，名曰“龙头山”，是林县人民的灵气所在，将要出为一斗芝麻数量的当家做主的官员。南方的一个“智叟”，真实身份是封建统治者的“卫道夫”而已，巡游到此，怕得要死，于是就在山上建了一座塔，暂时压住了这道脉。从知道这则传说起，我的心中就疙疙瘩瘩，每一个林县人莫不以这座塔的早日倒掉为快。这个可恶的、愚蠢的“智叟”，以一座塔与一座青山比毅力，难道不知，这座塔终究是要倒掉的吗?

　　红旗渠精神不朽!

　　2014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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