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论史、鉴史，是毛泽东很注重的一种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这种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不仅体现在他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也渗透在他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毛泽东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谈史、论史，生动展示出他神游史海、以为政鉴的历史情怀，同时也给人以春风化雨般的启发、教育和激励。

    　初次见面谈历史，把讲解历史掌故作为拉近距离，促进交流的桥梁。学贯古今的历史涵养，加上精妙娴熟的用史之道，毛泽东跟人见面谈话，总是能够找到让对方轻松的话题，在短时间内拉近彼此的距离，为相互沟通交流创造愉快融洽的谈话氛围。比方说，有一次到了河南，他讲关云长不是山西人，是河南人，关云长本不姓关，因为在河南有了人命案，逃往山西，到了潼关人家问他姓什么，他一看这里是潼关，就说姓关。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之所以讲这些历史掌故，目的“就是要采用这种方法，把空气搞得活泼些，使大家不拘束”。

    　这种富有特色的“开场白”，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薄一波回忆说：“1943年春，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他说话非常引人入胜，甚至他的话题已经开始了，我还没有感觉到，还以为是闲谈呢。他问我：你就是薄一波同志？我答是。这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口中反复地说着：‘如履薄冰，如履薄冰。’”接着就谈到汉文帝母亲也姓薄以及汉文帝曾分封在代国驻守山西的事。薄一波感慨地说：“我当时怔住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翻阅了《史记》，果然如此。”

    　毛泽东这种借助历史打开话匣子的谈话方式，让很多干部深受教益。长期担任中央领导俄语翻译的师哲深有体会地说：“1940年3月底，我在杨家岭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主席见我有些紧张，就问：‘你是哪里人？’我说韩城人。‘噢，你和司马迁是同乡。’这句话像一只灵巧的金手，一下子就找到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激起了我万千思绪。”师哲说：“毛主席初次和我谈的这一席话，使我感到他明达开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博古通今。此外，我还感到主席的这一番话似乎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意义，需要我去体会和理解。”曾任北京军区政委的陈先瑞谈到1937年在延安毛泽东同他的一次谈话时也说，毛主席“旁征博引，纵论古今”，“虽然什么都谈，但又不是漫无边际，而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他那渊博的知识启发你，使你有一种求知的渴望，产生奋发向上的力量”。通过这种方式“了解、熟悉和教育干部，这是毛主席教育干部的一种艺术”。

    　交谈中谈历史，有益于促进干部尤其是青年人增强提高自己文化素养的自觉性。1944年7月，关联社记者斯坦因曾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毛泽东明确回答：“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是“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和贺龙、徐海东两位将军聊天时曾说：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这种对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推崇的历史情怀，表现在毛泽东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工作会议之余，还是外出巡视考察，他常常利用茶余饭后的机会谈论历史，增进领导干部和其他同志了解历史文化、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的兴趣。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有一次对身边医务人员说：“你们这些学医学的，不能光看医学书籍，要多看些其他书籍。我们中国人要关心祖国的优秀遗产，一定要精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曾担任中南海医疗组成员的汤沛回忆说：“主席兴之所至，在餐桌上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解这些书中的某些片段和情节，以及它们的意义。周末的晚餐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考我们的场所，当然也是我们增长知识的场所。此后，我们一有空闲就抓紧时间循序渐进地阅读古典名著，并努力将其中情节、背景、来龙去脉，以及其意义弄清楚，并熟记之。”

   　 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在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文化的国度成长的中国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都应当读史、知史、懂史，这是提升文化素养的必备基础。在一次外出考察途中，毛泽东曾同一位列车保卫员聊天，听说他是河南荥阳人，就问：“荥阳是关公过五关、斩六将的头一关，你知道吗？”对方说不知道，于是就建议他“多看看《三国演义》”，并说“你们年轻人要多学习一些历史知识”。毛泽东还经常提出一些带有宏观性的历史问题启发人们思考。比方说，他曾向青年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想象一下500万年、1000万年之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一些同毛泽东接触较多的专列组乘务人员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要求我们学习历史，说明主席“希望我们年轻人早日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有用人才”，同时，也是“在教导我们要学会用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批示中、会议上讲历史，把读史、鉴史作为领导干部提升领导水平和思想素养的重要渠道。通过开会、讲话、座谈、批示和文章等不同方式谈史、论史，是毛泽东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鲜明特色。除了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号召全党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外，日常工作中谈史论史可谓俯拾皆是。1965年，毛泽东在《汉书》的《李固传》、《黄琼传》上批示“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一阅”，“送陈毅同志阅”。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二人均以国事为重，并以耿直方正、忠言谏君著称，毛泽东推荐阅看他们的传记，意在为高级干部树立正气作借鉴。这些历史传记，曾在不少领导人手中传阅。据工作人员回忆，看到毛泽东批示后，“刘少奇立即认认真真地进行了研读”。如此注重读史和用史可以说是中共领导人独树一帜的工作方法，也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工作内容。

    　谈历史，也是谈工作。毛泽东同领导干部论说历史，主要是为了拓宽思维视野、提高修养境界，以利改进工作。曾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回忆，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找他和胡乔木到中南海谈话。谈到如何办报纸时，毛泽东讲起了历史。他评说汉代几个皇帝的优劣，称赞汉高祖刘邦会用人，认为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并当场背诵了《史记》中刘邦的“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一段话。毛泽东说，史家称颂汉高祖之后的文景之治，其实，汉文帝、汉景帝乃守旧之君，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拓展了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的父亲汉宣帝曾说过“乱我者太子也”。毛泽东认为，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1959年3月底4月初，为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针对当时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本位主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讲了秦始皇的故事。他说：要学习和借鉴秦始皇善于集中力量于主攻方向，同时要学会走群众路线。不利于群众的事情就是不利于国家，没有什么有利于群众而不利于国家的事。秦始皇并不是没有过错，给秦始皇翻案，要看到他还有重大的过错。历史上的秦始皇搞专制独裁，同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一方面领导上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允许保留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方面领导要以身作则，提倡作自我批评。这样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经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这个基础上集中起来，这是革命的“秦始皇”，集中统一就有了群众基础。

    　毛泽东把读史、鉴史作为提升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思想素养的重要途径，这种工作方法在党的高级干部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曾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一口气读完了吴晗主编的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并建议我们买一套，浏览一下。之后，我照办了。读后感到很通俗、很生动、很受教益”。他深有体会地说，毛泽东“把阅读和研究中国文史作为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些是值得我们担负领导工作的人反复思考、认真学习的”。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听从毛泽东建议读了《通鉴纪事本末》后，对读史有了自己的感悟和体会，“以史为鉴，对现实中的某些问题，往往会有更深的感触和豁然开朗的感觉”，因此，用历史“指导实践”是“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把握好的一门艺术”。

    　在与一些学者的往来书信中谈历史，有助于他们自觉地把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毛泽东和不少学者都有密切交往，有的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间或书信往还，切磋学术，或秉烛夜话，说古论今，这是领袖与学者的沟通和学术对话。

    　1940年9月5日，毛泽东致信初到延安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称赞他在延安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演是“头一次”“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鼓励他继续史学研究。这封信让范文澜深受鼓舞，也促使他进一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此后，他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专著。《中国通史简编》出版时，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历史学家吴晗以研究明史见长，1948年底进入解放区，正在西柏坡为平津战役而紧张运筹的毛泽东在百忙中接见了他。吴晗将先前出版的《朱元璋传》修改稿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仅很快阅读了书稿，还和他“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随后又专门致信讨论书稿并提议：“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毛泽东的建议对吴晗震动很大，以致吴晗由此想得很多，感到自己“具有知识分子的洁癖，孤高自赏，脱离群众。自以为清高，其实是逃避，自以为超阶级，其实并不如此”。毛泽东的谈话让他建立起著书立说也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1965年2月，花费了吴晗十多年心血的《朱元璋传》再次修订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好评，也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有人评价，在“中国史学专著里，受到毛泽东如此直接和深入影响的，《朱元璋传》大约是首选之作”。

    　毛泽东对史学家的关怀、鼓励和支持，无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延安时期曾涌现出了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金灿然、叶蠖生、尹达、谢华、何思敬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史学事业奠定了骨干人才的基础。

   　 毛泽东对历史知识、历史经验的娴熟驾驭和深入浅出的讲述，使得从党内到党外，从高级领导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员、到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等，许多人从中得到教益和启发，其影响是会长久地起作用的。毛泽东的历史情怀和历史智慧在一些外国政要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也说：毛泽东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作者王香平，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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