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研究湘赣边秋收起义（以下简称“秋收起义”）的文章中，往往只重视中共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中所发挥的作用。诚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现有的史料可知，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中共湖北省委及其地方党组织均在秋收起义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试就中共湖北省委及其地方党组织在秋收起义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阐述，以期抛砖引玉，并请教于党史界同仁。

一、中共湖北省委及其党组织是驻修水秋收起义部队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桥梁

      1927年8月初，原计划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因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追赶不及转赴修水待机。作为我党所掌握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其行动去向，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必然高度关注。警卫团也急需将自己的去向迅速向中共中央和军事部汇报。于是，警卫团就通过中共湖北省委及其通城党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并听取中共中央和军事部的指示。

       警卫团到达奉新后，接到了时任江西省委负责人夏曦的指令，要求卢德铭、辛焕文、韩浚南下追赶起义部队。但卢德铭等却改变了行程，赴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命令部队到修水这个“三不管”的地方待命。卢德铭等辗转到达武汉后，找到了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向她汇报了工作，并听取指示。在卢德铭离开警卫团半个月左右后，卢还将向警予的指示及时送达修水， 亲历者何长工后来回忆，“他（指卢德铭，笔者注）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叫我们准备好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的旗子、领章、袖章、印章等。”①特别是起义爆发的当天，卢德铭还带着由向警予传达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及时赶回了起义部队，指挥秋收起义。

       由于鄂南与修水山水相依，鄂南党组织与修水地方党组织素有往来，修水向中共江西省委汇报工作，一度也是经鄂南到九江，再赴南昌找党组织。所以警卫团到达修水后，即刻通过湖北通城地方党组织与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发生联系。当时留下的部分原始材料为我们粗略介绍了这一联系过程。《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提到，中共湖北省委收到鄂南特区委（1927年）9月2日送来的报告，报告称“（一）通城已取得政权，县长表现很好。（二）据通城来人云，修水驻有二团，团长系余洒度、苏斌，是同志，已与通城接洽，请查明介绍” ②。 亲历者徐子恢回忆：“农军总指挥部商量，敌众我寡，向北参加鄂南秋暴不行须向东移，遂派刘基宋、罗荣桓、谭梓生三人前往修水与余洒度部联络。9月初，刘、罗、谭从修水回县，说余洒度同意通崇农军向他们靠拢，并派来两位教官。”③又一亲历者雷子权在1958年4月5日所写的《通城“八．二0”暴动亲历记》也有相同的回忆。《余洒度报告》中亦称：“为灰色态度起见，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度即被指为师长，贲民为副师长，内部负责为师委会。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④又云：“不久得通城刘某某同学（注：刘某某，指刘基宋，时任崇通农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笔者注）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 ⑤当时国民党的报章《汉口民国日报》也介绍了警卫团与通城的这一紧密联系，在其《兜剿鄂南共匪近讯》中提到： “修水方面，系余洒度主持，与黄埔的暴烈分子广通声气，聚众二千余人，有枪千余枝，骚扰赣鄂交界各县，鸡犬不宁。”⑥这些史料给我们充分的想象空间，当时两地交通员往来频繁，警卫团和湖北通城党组织过往甚密。

       以上史料，均充分证明了当时驻修水的警卫团通过中共湖北省委及其地方党组织接受中共中央及其军事部的直接领导。

二、中共湖北省委及其地方党组织为保存和扩充秋收起义的军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修水不是警卫团的终点，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当时的目的地是往广东或湘南，准备进行第二次北伐。警卫团及平浏农军对这一计划都很清楚，所以就有苏先俊的“以四面敌人包围，在修、铜恐不能立足，屡催度南迁” ⑦之说。而余洒度则“度以未得中央命令暂缓南迁”。⑧即余洒度只得到“嘱我们积极准备”⑨的命令，而暂时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关于指示警卫团往南迁的命令，所以余洒度对苏先俊的建议予以回绝，决定暂缓南迁，以等待中共中央命令再行定夺。当时若起义部队南下，则秋收起义又将会是另外一番结果。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命令均是通过中共湖北省委和地方党组织传达到修水的，所以，中共湖北省委对于保存这支秋收起义的主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湖北党组织还为扩充秋收起义部队的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城秋暴成功后，由于敌人的进攻，崇通农民革命军被迫向修水转移。徐子恢回忆：“9月4日，王武扬、罗荣桓率通城、崇阳农民革命军500多人、400多支枪和通城党、政人员100余人枪，浩浩荡荡向通城东部前进，当晚宿营麦市镇。”⑩根据亲历者雷子权、徐子恢的回忆，当时几乎是搬家式的从通城往修水开拔。通城县史志档案局编写的《通城点燃秋暴火炬》中记载，参加通城秋暴的13位主要领导只有3位留守通城，王武扬、叶重开、罗荣桓等其余10位主要领导均前往修水。但不幸的是崇通农民革命军在修通边界通城一侧的麦市被敌冲散，只有100余人由叶重开、罗荣桓率领到达修水，驻修水县城冷家祠堂。崇通农民革命军的到来，为起义部队输送了新鲜血液，扩充了秋收起义的军力。从崇通农民革命军这支部队中走出了秋收起义唯一的元帅罗荣桓。崇阳县的胡龙奎就是这次跟随崇通农民革命军来到修水的，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与1927年参加秋收暴动战士合影中，前排右一即是胡龙奎。

      特别必须指出的是，笔者认为，中共湖北省委为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作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9月初，在修水县山口镇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对驻守修铜的部队进行了整编。但这到底是成立“江西省防军第一师” （以下简称“省防军”）还是建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史学界仍是见仁见智。但笔者认为应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整编会，并非是“省防军”的组建。“省防军”只是掩人耳目称呼，便于收税，利于保存实力，是对外的称呼。若只是组建“省防军”，则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不需躲到偏僻的修铜边界山口镇去开会编师；只是掩人耳目的形式上的编师，也不必兴师动众地将伍中豪、黄坚、黄永胜等调至铜鼓去，更没有必要“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⑾见证者的回忆印证了笔者这些推测。何长工回忆：“起义前夕，师部在修水的山口主持召开了一个‘山口会议’。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我清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师的领导，还有一、三团营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整编会”。⑿亲历者陈树华、刘基宋也有如是回忆。山口土著居民回忆起来则言之凿凿。如魏信品老人说：“我28岁时，正是丁卯年，在万寿宫（即山口会议旧址）下隔壁福和铺当店员，见万寿宫门口上方用红纸写了四个簸箕大字‘世界大同’，还扎了柏树牌坊，万寿宫中用红纸贴了一幅横联叫‘工农革命军建军编师庆祝大会’”。⒀《苏先俊报告》则是更有力的说明。如《苏先俊报告》中称：“第三期，一、名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实力：步枪一千三百枝，机关枪二艇（挺），驳壳枪二十枝。”⒁苏先俊所述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从其力量看，显然不包括安源的部队，只是驻修铜的军队。可见在安源会议召开之前，驻修铜的军队已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了。这一点《余洒度报告》也有佐证。《余洒度报告》中指出，当时驻修水铜鼓部队的实力亦是：“合计共有枪一千三百余枝，机关枪两艇（挺），子弹平均每人约百发。”⒂与《苏先俊报告》中所述军力惊人吻合。由此观之，《余洒度报告》中所述的“省防军”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但许多学者对山口会议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提出质疑，其理由是秋收起义是中共湖南省委和毛泽东领导的，既然从目前所找到的史料看，1927年9月7日前，没有史料可证明中共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已与驻修铜的部队联系上。所以许多学者因此质疑：此前，没有中共湖南省委和毛泽东的指示，驻修水部队何来“工农革命军”的称谓？同时，没有中共湖南省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怎么会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所以尽管并没有发现安源会议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史料依据，由于安源会议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所以很多专家学者仍予以“合理”推测。

      其实，这里恰恰忽视了中共湖北省委在秋收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部的命令都及时通过中共湖北省委及其地方党组织传达到了修水。如以向警予为代表的中共湖北省委就非常关注驻修水的秋收起义部队,中共中央关于组建“工农革命军”的指令等也一定会及时传至修水。故笔者认为山口会议应是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中共湖北省委在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中共湖北省委与湘、赣省委共同领导了秋收起义

      到底是谁领导了秋收起义？过去只突出中共湖南省委及毛泽东的作用，笔者认为这是片面的。由于中共中央驻扎武汉及紧邻江西，中共湖北省委因其特殊的地位，亦在秋收起义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从秋收起义领导职务的任命看，卢德铭、辛涣文和韩浚的任职就是在中共湖南省委不知情的情况下，由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告知的。如卢德铭的秋收起义总指挥的职务就与中共湖南省委和前委书记毛泽东无关。韩浚回忆：“．．．向警予同志和蔼可亲地告诉我们省委的决定，她说：‘昨天夜里我们开了一个会，研究了你们的问题，省委认为你们回原部队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替你们着想，你们离开时已经指定余洒度当师长，那么你们回去干什么呢？我们认为你们回去可以成立一个指挥部，卢德铭同志当指挥，韩浚当副指挥兼参谋长，辛焕文为政治指导员。以余洒度师为基础，另外，把两湖的武装农民集中起来训练，必要时编为部队。’”⒃尽管因事隔多年，韩浚的回忆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向警予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举行秋收暴动的指示则是无疑问的。同时，卢德铭急忙赶回部队时，由于此前卢并未与中共湖南省委接上关系，他向部队传达的指示，包括在渣津千人誓师大会上的讲话，也只能是通过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传达的中共中央的精神。另外，中共湖北省委还对这次起义给予了经济上、组织上的大力支持，除对他们作了指示，传达了中共中央的精神，还发给了3000元银元，派了6名干部。此事既有韩浚的回忆，又有当时原始材料可资证明，易礼容在给苏先俊的信中就提到：“．．．．．．闻洒度已向中央领有款项，能分兄处若干否？”。⒄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后来的文家市前委会上，卢德铭之所以站在毛泽东一边，支持毛泽东取消攻打长沙的计划，是有原因的。中共湖北省委制订的《鄂南农民暴动计划》中提出，“最后如万不得已时，亦须至通山、通城一带上山”。（18）这一“上山”思想，对卢德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为后来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发挥了作用。

诚然，纵观整个秋收起义的全过程，毛泽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在充分肯定毛泽东所起的伟大作用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中共中央和鄂赣两省委的作用。其中中共湖北省委及其地方党组织在秋收起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历史功绩应载入史册。

资料依据：

①见《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何长工。载《秋收起义在江西》P181，江西省文物厅文物处等编，文物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

②见《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湖北农民暴动经过之报告》。载《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一辑P55，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编，1987年9月。

③见《从通城秋暴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徐子恢，1979年4月1日。载《通城点燃秋暴火炬》P85，通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通城县史志档案局编，2007年。

④见《余洒度报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载《湘赣边界秋收起义》P112—113，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8月。

⑤见《余洒度报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载《湘赣边界秋收起义》P113，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8月。

⑥见《汉口民国日报》之《兜剿鄂南共匪近讯》， 1927年9月28日。载《秋收起义在江西》江西省文物厅文物处等编，文物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

⑦见《余洒度报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载《湘赣边界秋收起义》P113，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8月。

⑧见《余洒度报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载《湘赣边界秋收起义》P113，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8月。

⑨见《余洒度报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载《湘赣边界秋收起义》P113，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8月。

⑩见《从通城秋暴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徐子恢，1979年4月1日。载《通城点燃秋暴火炬》P86，通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通城县史志档案局编，2007年。

⑾见《余洒度报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载《湘赣边界秋收起义》P113，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8月。

⑿见《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何长工。载《秋收起义在江西》P182，江西省文物厅文物处等编，文物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

⒀采访修水山口老街居民魏信品老人记录，采访人：刘烈根、朱正平，1977年6月29日。原件存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

⒁《苏先俊报告——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1927年9月17日。载《湘赣边界秋收起义》P77，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8月。

⒂见《余洒度报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载《湘赣边界秋收起义》P113，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协作组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8月。

⒃见《韩浚先生谈话记录》，1982年5月19日，唐宏生访问。引自《江西党史资料》第三辑P125—126，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1987年9月。

⒄见《汉口民国日报》之《发觉共党图谋骚动密函》， 1927年9月30日。 载《秋收起义在江西》P251，江西省文物厅文物处等编，文物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

（18）见《鄂南农民暴动计划》（1927年8月5日）。载《鄂南党史文献资料》第一辑P14，中共咸宁地委党史办公室编，198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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