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中外记者团，二排右一为赵超构

毛泽东很推崇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很喜欢他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匆匆几十年过去了。带着人们不相信他的自我解剖的遗憾，毛泽东也谢世近40年了。

现在无疑是该信的时候了。

可话又说回来，伟人的自我解剖，未必能反映他自身的全貌。有时未免谦逊，有时未免责己过严，有时则是出于微妙的政治需要……

于是，毛泽东眼里的那个毛泽东，自然就是加引号的了。

在他的自我解剖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对自己、对历史的反思与矫正。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进行了一番自我解剖。他以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态度也有一个转化过程为例，现身说法：“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衣服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这就让那些正在被要求思想改造的文艺家们意识到：哦，原来毛泽东也曾经如此……距离一下就近了。

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代表中央提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党章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的思想体系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个人的最高评价，无疑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里面。

这是1945年“七大”的事。其间，毛泽东不断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进行反思和矫正。

在此之前，主要是1942年“整风”以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就出现了。开始，宣传者还是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提法，说的是“毛泽东主义”。如1942年7月1日，当时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的邓拓，在该报便以醒目的标题刊登他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如果是延安的报社，发表这样的文章，尤其是以“社论”形式推出，不会不送给毛泽东审阅，可远在另一个边区，大概事前是没有给毛泽东看过，发了也就发了。

中央有关部门，如中宣部，在1943年初比较郑重地提出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不得不重视起来。1943年4月，他在给中宣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里特别申明：“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的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段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做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可当时，毛泽东的个人表态是一回事，党内的期望和政治上的需要又是一回事。因为中国共产党确实希望并到了有必要打出自己的思想理论旗帜的时候了。这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王稼祥的长文《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的解放道路》，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发表前，王稼祥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一天傍晚，毛泽东专门来找王稼祥，谈他读后的意见。开始，他不同意提“毛泽东思想”，由于王稼祥反复陈说理由坚持，他同意了。

但是，他还是坚持，不能提“毛泽东主义”。他说：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认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在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和理论概念，就这样确定下来了。毛泽东不同意叫“主义”，而接受“思想”的说法，按他的意思，他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不敢和他们并列，再说那时他认为自己的思想作为一种“体系”还没有成熟。但把自己当作马列的学生这种心理，他后来一直没有改变，即使“文革”当中林彪之流把他的思想吹捧为“顶峰”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在思想理论上同马克思和列宁并列。

新中国成立前，一些人还是习惯用“主义”的说法。凡是经历过“五四”的人，大多数人会觉得，提“主义”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事，“五四”时期动不动就说某种“主义”的事太寻常了。或许是觉得“毛泽东思想”不如“毛泽东主义”气派和响亮，或许是觉得“毛泽东思想”还不足以显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上的理论贡献，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革命老人吴玉章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说自己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第三天，毛泽东径直写信给吴玉章，再次明确地表示：

“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说的‘中国革命经验’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这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在十分谨慎的自我审视中，毛泽东迎来了一个新生的国家。从20世纪40年代到1956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诸项事业，蒸蒸日上，党心，民心，奋发顺畅。毛泽东的威望，也如日中天，是最高的时候。这个“最”，当然不同于后来的盲目崇拜，而是有着科学的态度在里面的。这个科学的态度，首先是来自毛泽东本人对待“毛泽东的思想”的宣传的科学态度。

新中国成立初，各个领域都在制定一些指导性的文件法规，在其大原则处，免不了要提到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此外，一些专门的文稿信函中也是如此。对此，毛泽东曾反复表态。

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把该报准备发表的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把草稿里“这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删去；又把草稿中“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随后，还在草稿上给邓拓写了一个批示：“此件已阅，可照这样写。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4月初，政务院副总理兼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就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有关情况，写了封信给彭真。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特别对彭真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这年5月，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把报送中央军委例会通过的有关军队的几个条令草案，送给毛泽东，同时还附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后，批示说：“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1954年3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给毛泽东送上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毛泽东特意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则草案》第二条开头一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同月，当时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写了个关于呈请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报告后面,还附了一个对毕业证章制度的说明，其中提到：“毛主席题字‘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是表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看后批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

如此这般，一再审改，还真是不胜其烦。干脆，发一个标准文件。

于是，1954年12月，中央宣传部专门发出一个怎样解释毛泽东思想的通知稿。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

这个通知稿报送毛泽东审定的时候，他又特别加写了一句话，说：“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这个通知下发以后，有的省委对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有些不明白，向中宣部发来电报询问，说“毛泽东同志”几个字是不是“毛泽东思想”之误。中宣部又专门复电解释，说并没有印错，“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

这样，从延安整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对待党内宣传他的思想，，便经历了这样3个转变：“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一目了然，这是越来越谦虚。

清醒而科学地对待自己的权威，也就能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反过来，清醒而科学地从事中国的建设，也就会清醒而科学地审视自己的思想。

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火车上同部分省、市第一书记谈话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大跃进”及其以后：经济工作“不懂”，“这一辈子搞不了了”

怎样搞经济工作，对毛泽东来说，是个新课题。这方面，他一开始就不像在军事上那样特别自信。

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注意经济方面的学习，力求掌握经济规律，但也有些失误，做过自我批评。1953年8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番话，大概是他在经济工作上最早的一次自我批评。当时对财经工作批评得很厉害，毛泽东讲：“我说我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接着讲了自己应负的几方面责任，诸如抓得少，抓得迟，关于统收统支，关于预算等，自己都有责任。其中还说：“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

此后，他尽管还是花主要精力搞社会主义革命，但为了指导经济建设，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仍然做了大量调查，写出《论十大关系》那样的著作。这部著作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的论述，和一线的具体经济运作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后来他冲到一线，搞“大跃进”，直接指挥，并一心要干成一件大规模经济运作。

由于急躁冒进，搞得国民经济很不协调，得不偿失。捅了乱子，就有一个怎样认识的问题。这样，毛泽东又一次面临对自己搞经济工作的反思。

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对“大跃进”，毛泽东是推动最得力的人，也是较早意识到“大跃进”有问题的人。时间大致在1958年10月底。他于11月初亲赴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他的反思，也常常结合对自己的检讨。

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的头一天晚上，毛泽东把田家英和吴冷西找到自己的房间深谈了一次，基本意思是要“压缩空气”“泼点冷水”。

当时，毛泽东心里不大痛快，感触很深。事情是由这天下午他同各大协作区组长（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各中央局书记，也称大区书记）的谈话引起的。他本来想同他们商量压缩1959年的生产指标，比如说把钢产量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结果是各路“诸侯”反过来说服他保持此前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定的高指标。毛泽东对田家英和吴冷西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依据。毛泽东还说，中央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还有一件事也让毛泽东担心。此前，《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说用三四年或五六年就行了。这个社论本来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写的。在北戴河会议的决议里，谈到过渡时间，在三四年或五六年后面还有半句话：“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谈话中，毛泽东告诉田家英和吴冷西：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泼点冷水，但是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说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显得很激动：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

此后，经过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中央又决定7月间召开庐山会议。

可以说，在这期间，毛泽东内心世界有这样3条路交叉前行着：一是下决心纠正“大跃进”中高指标的偏差，但在一些领导干部中，要立刻转过弯来一时也不容易，这使他有为难的地方。一是虽然想纠偏，但他不愿意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这“三面红旗”，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这场运动毕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这是他一生特别看重的“民气”，因此他反复提醒，既要“泼冷水”，又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事实上这是一个两难之境。再一条路就是“大跃进”毕竟是毛泽东本人积极促成的，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准备承担责任，并在反思中意识到自己搞经济工作还不像搞其他工作那样顺手。

胡乔木生前为了写《回忆毛泽东》一书，曾向参加撰写的人员披露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这样一个心态：

在庐山会议开会前， 毛泽东曾开过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表示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他认为他“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还是陈云搞得好。这些话在庐山会议前期也讲过：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经济工作还是要陈云出来。后来庐山会议的气氛完全反过来了。

1959年7月初上庐山后，毛泽东的心情还是很舒畅的。前半截的会议，被说成是“神仙会”，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也不忌讳在人面前谈他的失误。

譬如，11日晚上，他找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谈话时，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我这个人四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自己就是个对立面，自己常跟自己打架，有时上半夜想不通，下半夜就想通了。

“大跃进”的失误，对他原先良好的自我感觉影响不小。如果说，在庐山会议后期，他的许多自责的话，由于是针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不免有些赌气的意思在内，那么，在处理了这种被他认为是错误的思潮以后，他的一些反思，就是很深刻和真诚的了。

庐山会议一个月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说道：我也是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各门学科没有学好，外国文没学通，经济工作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赶起，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时我的心情会舒畅些。

这里虽然说了经济以外的其他方面，但毛泽东真正要说的，或者说引起他发这一大通感慨之语的，无疑是“大跃进”的经济失误问题，是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的把握能力问题。

说完这番话后3个月，他便带着一个班子到杭州去了，去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用他在杭州写给女儿的一封信中的话来说，是要“下决心搞通经济学这门学问”。

但是，由于反对所谓“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经济工作方面的“左”倾倾向，仍未得以消除。毛泽东继续做自我批评。

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作《十年总结》的报告时，便说道：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钢，又在上海同意了可以完成1650万吨钢……如此等类。

纠“左”的高潮，当然要算是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了。

在此之前半年，196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对几年来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讲完还提出让与会者把他的自我批评传达到下面去。然而，由于他的特殊地位，许多地方并没有传达毛泽东的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30日这天讲了一大通话，还说到一些地方没有传达他的自我批评的事情：“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不只是中国在探索，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探索的事情，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关注的事情。这样，接见外宾时就免不了要谈到中国的经济建设情况，在“大跃进”失误以后，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也是常常说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

中国缺乏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把握方向、起决策作用的毛泽东缺乏经验，并懂得很少：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事实上，在“大跃进”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过多地插手经济工作了。正像他说的那样：“这一辈子搞不了了，年纪这样大了。”

回顾历史：“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1959年以后的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上，意识到自己懂得太少，可在其他方面，他还是相当自信的。对自己过去的成功，特别是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看得更重了。也是从庐山会议开始，他时常谈起革命年代的一些往事。其中也有一些自我解剖的内容。

在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批评彭德怀，不知为什么，扯到了30年前在闽西苏区的一些事情，他说：“闽西时我有责任，那时个别谈得少，公事公办，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别人讲得不多，违反原则事即斗，必须立即当众回答。横直公事公办，那时方式太生硬。后来慢慢学会一条：谈话。现在方法又少了。谈话，小型会议，像这次庐山会议，少了。”

这是毛泽东从历史的回顾角度，多少觉得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工作方法，特别是在联系群众做细致的意见交流方面，有些不足。

接着又说：“中央苏区整我，也睡不着觉。整我狭隘经验主义，山上无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一次反‘围剿’后，我们这些人早几天也是在城市的。……而土包子，是毛派。但整狭隘经验主义，给我很大刺激，因而读了几本书，到后来，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政治结论。”

这多少是借过去的经验来意味深长地指今日之事了。

这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接见外宾或在中央会议上，以及同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谈话中，谈论自己的历史，特别是在中央苏区挨整的事，明显多了起来。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自己67岁生日的前一天，把在北京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共13个人，叫到自己的家里，搞了一个聚餐会。他说：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的，得过3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也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8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指《战争论》——引注）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准备，而且其中还要有两个通宵不睡觉。准备一个星期，讲上两个钟头的课，就卖完了。课不能照书本子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讲了一大段自己在中央苏区挨整的经历。得出的结论是：“可以锻炼革命意志。”

在各种场合下讲自己过去的遭遇，自然有不同的用意。但他用自己的经历要说的道理，无论是“人没有压力不会进步”，还是“锻炼革命意志”，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在挫折面前，要进取，把坏事变成好事。

这个意思，或许毛泽东在女儿李讷大学毕业时送给她的4句话里表达得更详细：“1.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毛泽东送女儿的，无疑是自己的经验，是对自己的经历的反思，以及自己的现实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