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的新时代意义

刘  仰

导读：长征精神对于中国的今天好未来，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新近召开的“六中全会”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核心”，这就是在新长征的路上又迈出了一步，这将使得长征精神在未来持续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长征虽然过去了80年，但长征精神不灭，长征精神永恒。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为纪念和总结这一伟大的胜利，不少机构组织了与长征主题有关的活动，我参加了一些，例如“我们的长征永远在路上”。关于长征的影视作品也不少，我看了一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从年初开始策划制作关于长征的纪录片，我参与了第一次策划会，后因时间、精力问题，未能参与制作过程。十月下旬，这部纪录片定名为《永远的长征》，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晚间播出。与相近时段播出的其他关于长征的纪录片相比，我认为《永远的长征》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作品。第一轮播出结束后不久，十月三十一日，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了纪录片《永远的长征》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此文根据发言提纲补充整理而成。

八十年前完成的长征，对于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意义非常重大，很多专家学者以及作品对此有各个方面的阐述和总结，我不再赘述。我认为，长征除了八十年前的当下意义，还具有跨越时空的现代意义。事实上，长征结束后不久，毛泽东对此就有阐述。例如，毛泽东说“长征是播种机，是宣传队”，就没有将长征的意义局限于眼前，而是放眼未来。纪录片《永远的长征》也体现了这一点。例如，说到长征，一般都不会遗漏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呢？以往的解释大都是说红军追求平等，摒弃大汉族主义之类。这固然不错，但这个解释并不完全是这个故事的本质。《永远的长征》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部分，并用较大的篇幅讲述了红军长征路上与众多少数民族交往的事迹，勾勒出当年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较为完整的概貌，从而在一个侧面体现出“播种机、宣传队”的意义。事实上，参加长征的少数民族指战员不少，在战争岁月里，他们如何面对民族传统、宗教习惯和共同的信仰、理念？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红军长征胜利十三年后，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创立了新中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难道不是长征播种机从播种到发芽，再到开花、结果的体现？今天，面对中华民族新的长征，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民族政策？我认为，长征以及之后的历史经验可以给今天不少启示。

很多描述长征的故事往往局限于就事论事，专注于红军如何打仗、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围追堵截，即便提到北上抗日，也常常是红军内部的北上、南下之争。而在长征之外、长征之后由西安事变延伸的另一套叙事中，才会讲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恶果。我觉得这些叙事方式都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陷。其实，我一直想在此类节目中做一个时间对照表，即，从1930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前后开始，对照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例如，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对中国共产党挥起屠刀后，1928年，日本策划实施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1930年12月，1931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一、第二次围剿后，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三省。与此同时，1931年7~9月，蒋介石又紧锣密鼓地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1~3月，日本进兵上海，蒋介石匆忙结束“淞沪抗战”。3月，日本策动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同年冬天，蒋介石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则指派杨靖宇等人赴东北组建抗日联军；就在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还没有结束的时候，1933年1月，日本军队进入了山海关。此后不久，1933年9月，蒋介石不甘心第四次围剿的失败，又调动100万兵力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6月，中央红军正在爬雪山时，日本策划了“华北事变”。此后不久，当中央红军正在艰苦卓绝地为了“北上抗日”而付出巨大牺牲穿过松潘草地时，蒋介石与日本军国主义签订了《何梅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由此，1935年8月，中央红军还没有结束长征时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就凸显出了拯救民族危亡、国家危难的深刻历史意义。

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简单时间对照表，可以清晰地看出蒋介石致民族危亡、国家主权于不顾，调集上百万兵力对红军围追堵截，一意孤行地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异于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气焰，同时也给日本侵略者一次次提供了蚕食中国的良机。同时，我们也能更清晰地理解红军长征路上不断宣传抗日对于凝聚民心、得到民众支持的意义，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北上抗日”的政策也就有了更完整的理解，对于分析张国焘分裂主义、逃跑主义的危害也大有帮助，对于长征胜利之后不久，原本要奉蒋介石之命继续围剿陕北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也就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永远的长征》没有按我的这一设想完整地体现，应该是由于我的方案已远远超出了长征的时间段。但在与长征相对应的时间段上，《永远的长征》还是体现了日本侵华与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对内打内战的历史背景。比较而言，对这个历史背景的呈现，是其他关于长征的影视作品缺乏的。不仅如此，有些影视作品甚至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很不合适。例如在《永远的长征》之前播出的某部受到非议的纪录片，为了实现借外国人之口歌颂长征的目的，用了不少当年日本的历史材料。但这些来自上世纪30年代日本关于红军和长征的历史素材，只被编导用来介绍长征过程或事后评价长征。穿过历史的岁月，我们可以问一下：80年前日本关注红军长征，难道是为了80年后描述、赞美长征？显然不是。当年日本关注红军长征，其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侵略中国而急需了解中国内战的进展，并为它蚕食、侵略中国寻找合适的机会。因此，那部外国人视角的长征纪录片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用真实的材料做出了一盘虚假的菜。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完整总结了长征精神。前不久，我参加了有关部门组织的“我们的长征永远在路上”活动，该活动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说：红军长征冒着生命危险，缺衣少食，步步艰辛，你们却飞来飞去地趁机旅游，还好意思说重走长征路？我理解这种说法的心情，但我认为，重温长征并不完全是指要再次经历一遍红军的艰难困苦，而是要理解红军长征的真正精神，尤其是这一精神对于当代和未来中国的意义。这就好比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绝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只能用毛笔、宣纸而排斥电脑、手机，只能回到牛车、轿子时代而拒绝火车、飞机。要对长征精神的新时代意义有深入的理解，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

首先，80年前的红军长征在极端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体现了无比坚定的理想和信念。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面对？我认为，我们今天的物质条件与当年红军相比已远远不可同日而语，要比他们优越得多，然而，我们今天要坚定理想和信念却比80年前的红军指战员要困难得多。80年前，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还有很大的影响，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苏联在国内战争后几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显著成就，大大激发了工业欠发达国家的共产党推动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的动力。换句话说，80年前，我们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精神上我们并不孤独，80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有很多志同道合者，我们还有可参照的目标。当年的国产国际也试图推动全世界范围的革命浪潮以整个推翻资本主义。但是今天，自上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只剩下四个，还并不那么团结一心，唯独中国出类拔萃。因此，今天乃至未来，我们虽然也提出了类似当年“北上抗日”的坚定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孤独远甚于80年前，要坚持理想和信念的难度也远大于80年前。尤其是，我们今天的物质条件大大优于80年前，使得理想和信念不仅遭遇80年前所没有的由外部环境造成的孤独感的同时，还遭受来自内部的严重腐蚀。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今年紧挨着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中纪委领衔制作的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它就是对继承长征精神的一个新时代体现：我们要进行一场理想、信念的新长征。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新时代的新目标，这一精神上的新长征，其艰苦卓绝的程度并不亚于80年前。

其次，长征并没有完整清晰的事先计划、方案。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事先制定好了完美的计划方案而遵照执行的。长征胜利是在一个明确的目标引导下，凭着坚定的信念，采取了一些列灵活多变措施的结果。其中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即便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主持大局，也有过失误和挫折，例如四渡赤水开初的战斗，例如张国焘的分裂。对于今天来说也一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个明确的目标，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并没有按部就班的计划。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也可能遭遇失败和挫折。但只要我们发扬长征精神，坚定信念，明确目标，我们就会看到，失败是暂时的，它孕育着成功；挫折是可以克服的，它展现着光明的坦途。对于国内、国际都如此。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恰似80年前的长征路上，有的人会掉队，有的人会怀疑，有的人会捣鬼，有的人会叛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这些情况也会出现，例如那些贪污腐败分子，那些甘做间谍的叛国、卖国者，那些对实现“中国梦”的某些举措遭遇挫折或刚刚起步就阴阳怪气的冷嘲热讽者，等等。长征精神的新时代意义对于这些现象具有正反两面的价值。一方面，有人反对、有人怀疑、有人捣乱，这都很正常，但他们阻挡不了生机勃勃、势不可挡的中国，改变不了中国的锦绣未来；另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多种手段、多项政策，恰似长征途中要摆脱、战胜敌人，除了军事战略战术，还需要民族政策。而实现中国梦也需要“一带一路”这样的宏大战略，它也要求我们为了一个总目标灵活地不断调整。试图事先做好清晰明确的计划、步骤，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长征精神对于今天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于独立自主、实事求是。80年前的长征由于摆脱了外国指挥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结合中国的现实和自身的经验，独立自主地完成了这一壮举，这个意义对于今天更为重大。近年来，一些外国的共产党人也时常访问中国，其中就有势力微弱、生存困难的德国共产党人。回想当年德国人李德在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地位，现在的德国共产党人几乎是抱着谦虚求教的态度来到中国，哪里还敢对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当年，在中国共产党之外有榜样、有参照，有指示、有命令。如今，国产国际早已消散，外国共产党即便还有，再也不会对中国共产党耳提面命。虽然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抬头，但也没有解决问题的有效药方。写出《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的皮凯蒂，对于西方现实政治、经济的影响也很有限。相反，当今世界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更多是资本主义“普世价值”指导下自以为是的谩骂、指责，甚至歪曲和污蔑。今天的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没有导师，也没有榜样和参照，马克思、列宁也因历史局限而鞭长莫及。因此，我们更需要在意识形态和现实手段上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探索我们自己的方法。庆幸的是，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的主张，为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新长征提供了理想和信念的精神基础。当然，自信并不是顽固和僵化，也不是保守和教条，而是立足中国现实，结合中国需要，有比较、有鉴别、有吸收、有扬弃地对待包括中国自身传统在内的、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成分，探索最适合中国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承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长征精神。如果说长征精神具有全人类的价值和意义，那么，当今中国勇于探索、勇于成功的未来结果，难道不会是对全人类的另一巨大贡献？难道不会为全人类提供更有效、更真实的广泛意义和普遍价值？

长征是伟大的。长征精神对于中国的今天好未来，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新近召开的“六中全会”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核心”，这就是在新长征的路上又迈出了一步，这将使得长征精神在未来持续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长征虽然过去了80年，但长征精神不灭，长征精神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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