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的“四个最”

张小灵

篇一：毛泽东与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从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因遵义会议而彪炳史册，遵义会议因毛泽东而光耀千秋。毛泽东与遵义会议留下了一段特殊的历史情缘。 毛泽东最先提议“搞个扩大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后，红军强渡乌江，挺进遵义。1935年1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军旅长易少荃的宅邸里。晚上，周恩来赶了过来，查看他们的宿营地，向他们通报遵义及周围的敌情、民情和社会情况以及红军的部署安排。同时，周恩来还带来一些中革军委二局侦听电台截获的敌人电报抄件，并就军委纵队在遵义的活动日程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此行更为重要的事项，是来找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定将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内容、范围及可能的组织调整方案。

看到周恩来一脸的疲惫，王稼祥关切地说：“恩来同志，你可不能累垮呀!” 毛泽东鼓励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见周恩来行色匆匆，张闻天打断了毛泽东的话题：“抓紧时间，商议正事吧，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也打断张闻天的话：“我看这次会议应该扩大范围，除了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把军委的负责同志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人都请来参加，他们处在斗争第一线，应该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问周恩来：“你说是不是?”

周恩来看了看张闻天、王稼祥，回答道：“我看可以吧。然后他又问张闻天：“你的意思呢?”

张闻天说：“不一定都来嘛，来几个就行，还是以政治局成员为主。” 毛泽东接着说：“那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的同志能来几个就几个，根据实际情况定。”

上述情况，据毛泽东身边秘书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20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也作过类似的回顾：

“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三票;他们那边是四票，一票是博古，一票是李德，加上另两位。每次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永远不能解决问题。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三票对四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老是三票对四票下去不行，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的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正如毛泽东回顾中所说，在毛泽东的首先提议和张闻天、王稼祥的附议支持，以及周恩来的共同努力下，博古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确定于1935年1月15日正式召开。除随中央红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

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后，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遵义会议)主要的报告”。

毛泽东在发言中深刻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方针上的错误，如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从而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的错误观点，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

严重损失。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通俗语言，来说明必须考虑战争实际的深刻道理。

毛泽东还批评了战略转移中的错误：“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同时，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他还指出中革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高屋建瓴，富有说服力，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陈云后来说：在遵义会议上，“只有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

李德也曾回忆，毛泽东的发言是遵义会议上“主要的报告”，确定了会议的主旨和基调。为了用遵义会议精神统一全军思想，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大会师后，毛泽东即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讲演的内容即是他在遵义会议上发言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最先透露遵义会议相关情况

遵义会议后，由于敌人已逼近遵义，红军即向赤水地域移师北上。1935年1月29日，当红1军团第1师准备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时，毛泽东派红军总司令部一名参谋找来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政治部主任谭政等人，和他们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遵义会议。毛泽东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毛泽东说，1师及其他不少部队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缩编问题。毛泽东说：“部队到扎西以后要进行缩编，准备把师改为团。你(李聚奎)这个师长就要当团长啦!你看行不?”“行!没有问题!”李聚奎回答。

“对啊!应该没有问题，你就只有那几个兵嘛!名义上虽是一个师，实际上只是一个团。”毛泽东又问李聚奎1师还有多少人。

李聚奎答有3000多人。毛泽东认为3000多人编一个团又太多了一点。由于毛泽东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来到扎西，红1军团除把师直属队精简之外，师级编制未变。

这是李聚奎等人第一次听到遵义会议的情况，他们听了毛泽东的传达都非常高兴，印象特别深刻。李聚奎后来回忆说：“当我们听到这次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时，大家非常高兴。因为这个问题，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党心所向、军心所归。”

李聚奎等回到部队后，立即向师里其他干部作了传达，大家十分高兴，一致表示要按毛泽东讲的办。

遵义会议后，由于军情紧急，来不及传达会议精神。中革军委曾用电报或个别告诉方法先向团级以上干部打招呼，让基层指挥员了解遵义会议情况。据目前有史记载的，毛泽东向红1师干部打招呼，是最先向团级以上干部透露遵义会议的相关情况。

毛泽东最先简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何时开始简称为“遵义会议”，这在很长时间是一个谜。

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莫斯科所作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史平同志的报告》，是至今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长征报告”。陈云在报告中提到了“第二阶段西征取得的第四个胜利，就是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

治局会议”。1936年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根据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整理而成的《英勇的西征》一文，文中表述为：“在遵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84年首次公开发表的一份遵义会议参会者陈云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1985年1月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为题在全国各大报公开发表)，从文章标题到内容，都表述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使是简称，都简称为“扩大会议”或“扩大会”，没有一处简称为“遵义会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何时在正式文件中简称为“遵义会议”呢?经考证，系毛泽东于1941年最先亲笔简称的。据胡乔木回忆：

毛主席对文献的审核是很认真的。他不仅把每篇文献都通读一遍，而且对某些文献的题目作过修改，如将《请看!!!反日战争何时能够取得胜利?》改为《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或者在原有文献的标题后加个简单的题注，如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几个字。这样就使人们对文献的内容更加一目了然。

胡乔木回忆中提到的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后用括号加上了“遵义会议决议”这件事，发生在1941年上半年。当时，为了给党的七大准备材料，党中央着手收集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在审核这些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过去没有看到过的材料，这使他对党的历史有了一个系统地了解和认识。于是，在1941年八九月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建议把这些历史文献汇编成册，用作党的高级干部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的材料。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六大以来》一书的编辑工作。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自然成为其中一份重要文献。又据参与《六大以来》一书编辑工作、主管档案的裴桐回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括号中“遵义会议”几个字就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毛泽东亲笔题注的这份文件，首次把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简称为“遵义会议”。

《六大以来》一书编辑出版后，对统一党的思想，特别是提高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觉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伴随着《六大以来》一书在全党的普及和影响，

篇二：遵义会议前毛泽东的三起三落

跌宕起伏的权力争夺：毛泽东的三起三落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即便伟大如毛泽东，也不能逃脱这一必然规律。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待遇如何，就很少有人知道了。人们都熟知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经历，但毛泽东的三起三落，就鲜为人知了。

第一次：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写下那首《沁园春》时，还只是一位空有理想与抱负的青年。虽然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但却依然“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迷茫。1921年毛泽东作为13名代表之一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明确了自己奋斗与拼搏的方向。

当毛泽东写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就渐渐成为了一个激进的、崇尚枪杆子、不合群的的人。从1926年开始，毛泽东的想法已经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高层分道扬镳。虽然那时候他自己也不确定农民运动到底能否挽救共产党，挽救中国革命,挽救水深活热中的中国人民,但他相信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只有人民才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虽然秋收起义起到了极好的效果，并且拥有者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但不可否认，这次起义是以失败为告终的。现在看来，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极为正确而且必要的决定，但是当时的领导人主张“城市中心论”，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持反对和打击态度。“农村包围城市”和“城市中心论”的矛盾与对立，正式造成毛泽东三落的根本原因。

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迅速做出决断，停止向大中城市的进攻，带着队伍上山，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上山，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但中央却认为他“停止长沙暴动”，是“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共产国际的代表说得更严重，是“最可耻的背叛”。很快，毛泽东就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以讹传讹，又演变成“被开除党籍”。这就是毛泽东的“第一落”。

从攻打大城市到退败山沟，毛泽东的处境自然很不好，部队士气低落，没有人会料想到，这位一介书生可以扭转困局。通过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争取到了底层民众的支持，同时在军队中还进行了“三湾改编”，撤换不称职的军官，缩编、精简部队，推行军队内部民主改革，建立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体制。这些改

革遭到部分军官的激烈反对，却受到基层士兵的热烈拥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土地上成功创建了相对牢固的革命根据地。

一年后，随着战事的胜利与根据地区域的扩大，毛泽东获得了上下一致的拥戴。他不仅解决了生存难题，同时也坚信扎根农村是正确的道路,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命运转折点。

第二次：落选前委书记离开红四军

当时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坚信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人，还是没有看出井冈山工农民革命的真正意义。毛泽东与教条派由来已久的矛盾再次爆发，他再次遭受来自内部的打击。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第一军第一师与朱德部属会合，共同组建为第四军，这就是著名的也让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的:朱毛红军。但不久，质疑的声音就再次出现。因为毛泽东在如何治军、如何带兵打仗、如何壮大军队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并且经常提出有别于中央指示的主张，这让中央特派员刘安恭非常不满。1929年5月，刘安恭批毛泽东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红军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毛泽东大争议,与毛泽东比起来，朱德不仅读过军校，而且身经百战，战斗经验丰富，获得大多数大小军官的支持。而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仅有林彪、谭震林等少数人。因此，毛泽东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被撤，由陈毅接任。

陈毅在处理好这次内部矛盾时，他对朱毛各打五十大板，这让毛泽东非常忧郁,导致他大病一场，也患上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而思想上的打击似乎更为沉重。他第一次离开了亲手创建的红军，养病去了，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国统区的报纸甚至发了一个号外，称“匪首毛泽东被击毙”于山中。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郑重其事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里面说，“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讣告还宣布，“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此时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部分领导虽不认可毛泽东的工农武装革命理论,但也看见革命根据地发展壮的事实,事后不久陈毅赴上海汇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明确表态说:“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他的作战思想和建军理论”。1929年12月，毛泽东又重新开始指挥红四军，他的工农武装,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逐步得到党内的认可。毛泽东立刻抓住这一机会，起草一个三万多字的文件，交四军党代表大会通过，史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确立了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军的纲领。

毛泽东的“第二落”是红四军内部意见分歧的结果。由于红军处于初创时期，红四军内部对如何带兵打仗、如何发展壮大红军，爆发了大争论。在讨论中毛泽东一度成了少数派。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甚至说他是“自创体系”，是“反中央派”。红四军召开党代表大会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落选了，只好离开红四军，到地方工作。直到几个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做出裁决，对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肯定，毛泽东才被再次请回了红四军。

第三次：成为中央批判对象

由于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屡战屡败,总统和三军司令蒋介石不可能坐等苏区一步步壮大，从1930年开始接连展开彻底消灭红军的大围剿。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充分运用他的军事指挥才能，避实就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典范。到1931年底，毛泽东和朱德下辖的红军已发展到数万人，并开辟了大片根据地。也在井冈山这个武装斗争中毛泽东建军思想及其军事指挥才能为他在人民和军队中赢得了更高威信，奠定了在以后抗击日本侵略和消灭国民党统治阶级坚实基础。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苏联报章多次报道红四军的战绩，措辞热情洋溢。1930年6月，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他在1925年因为与陈独秀的分歧离开中国共产党中央五年后，再次走近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最高领导层;就在红军前景一片光明的时候，听从共产国际命令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却仍相信革命的前途在城市。尽管中央苏区不断壮大，他们依然鄙夷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的那套想法,鄙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中央对擅自行动的毛泽东越来越不满，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也让中央担忧，因此开始防范并打压毛泽东。1930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毛泽东被安排在长汀休养，这是他再一次被迫离开中央。

1933年6月，毛泽东从瑞金沙洲坝赶到宁都，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毛泽东为自己做辩护，但换来的是更严厉的批评。第二年他则被遣送到瑞金东二十里的东华山上古庙里休养，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更令他痛苦的是，被王明主义左右的中共中央坚持“进攻路线”和“阶级决战”，使得国民党军队得以“步步为营”和“碉堡政策”逐渐蚕食中央苏区。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被留苏派毁掉，这更坚定了他摧毁“教条宗派集团”的决心。

他对探视他的赣南军区司令员龚楚说，“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次更将造成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我的身上。现在可是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生死犹关的时候了;”说时凄然泪下,共产国际和留

苏派让毛泽东彻底伤透了心;养病期间，毛泽东读了大量马列著作。他的目的是增强理论修养，以此来反击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

毛泽东1957年回忆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人民民主,实行耕者有其田，居住有其屋,发动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组织自己的革命武装,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中国工农红军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兵折将，被迫长征，而又一路损失惨重。军事失败加上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的意见逐步统一，攻占贵州遵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开会探讨中国革命前途，挽救危难中的红军,用什么方式推翻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中国新生的革命保存继续下去。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和思想得到周恩来,朱德等绝对多数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支持，从而重新进入领导层核心。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的“三人团”独断指挥权利，也就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毛泽东用自己的智慧,军事才能,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赢取了天下,震慑了世界霸权国家。

毛泽东三次被打击的根本原因是同中央在认识上的分歧，即以什么方式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问题。但一次又一次的实施表明，毛泽东的认识才是正确的。遵义会议毛泽东被确立领导核心的地位不是偶然的，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人民选择了毛泽东。随着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确立，屡遭挫折的红军柳暗花明，从此开始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征程。只有，也只有毛泽东让中华民族重新挺了脊梁,让中国人不再是外国列强眼里的狗,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让中国广大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篇三：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如何在担架上定计反对博古李德

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如何在担架上定计反对博古李德

翻开2015年1月的日历，我们的眼光定格在15、16、17这3个数字上。

80年前的这3天里，在遵义市老城一幢坐北朝南、临街而立的两层楼房里，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在这次被称为“生死攸关之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甩掉共产国际的“拐杖”，开始独立自主地走中国道路，无比精彩地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这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在此刻选择了遵义。

1 担架上的谋略

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毛泽东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那里得到消息后，便提出请求，自己要同张闻天、王稼祥一路同行。

在毛泽东看来，转移途中如能与这两人结伴同行，便可借机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若能得到他们二人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目前红军面临的极为严峻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或是最后一次机会，因为红军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很有可能一着不慎就全军覆没。

其时，毛泽东因经受了几个月疟疾的折磨，差点丢掉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因此，过了于都河，他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凑巧的是，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遭敌机轰炸，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长征一开始，他就坐在了担架上。张闻天身体没什么毛病，时而骑马，时而步行。

他们一路相谈。路宽时一左一右谈，路窄时一前一后谈，走上大路，就两副担架并列前进躺着谈;行军谈，休息谈，宿营时住在一起仍然在谈。路上，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苏区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特别是导致广昌保卫战惨败的经验教训。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毛泽东对此也是心急如焚，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却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对行军路线的建议。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后，有时便不坐担架，到各个军团去看看。时隔40多年后，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沿着湘江西岸越城岭、老山界进入湖南通道。12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军事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放弃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寻机开辟新的根据地的建议，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18日，在黎平县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提出向遵义挺进的主张。同时，中革军委决定，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

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此时的张闻天因身体不好也坐上了担架。橘园里，他和王稼祥头挨头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这个时候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顺理成章。

橘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于是，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么定下来了。

2 立下头功的“反报告”

担架上频频召开的“碰头会”，让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逐渐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成功，尔后又迅捷智取遵义。这在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经过酝酿，党和红军领导人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充足的准备。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

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的失利归结为敌强我弱，过多地强调了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则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起来批判。在长达1个多小时的发言中，他手执“提纲”，侃侃而谈，矛头直指博古、李德，而且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点名道姓地加以批评。他的发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被视为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宛如剥笋一般，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引爆了与会者积压多日的对“左”倾领导的不满和怨气，从而有力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1935年二三月间，在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其中对遵义会议讨论的概况作了如下简要的述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从中不难看出，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得到了周恩来和除博古、凯丰和李德以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同意”。也就是说，“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代表了党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和各军团首长的共同意见。

遵义会议结束时，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他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和战术原则。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期间关于选举的讲话中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可以说，没有张闻天的襟怀坦荡和仗义执言，没有他为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惜、除了党的利益一无所求，或将没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

“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作了很好的铺垫，也为毛泽东的发言奠定了基础，从而立下头功，永留史册。

3 “关键一票”的关键作用

在1932年10月举行的宁都会议上，当苏区中央局决定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时，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表示坚决反对，主张毛泽东留在前线指挥部队。

被解除军权的毛泽东十分失意痛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而此时，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亲近毛泽东，增进了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

战略大转移中，在毛泽东的积极争取下，王稼祥同毛泽东、张闻天等被编在一纵队所属的中央队结伴同行。

一天，王稼祥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目前形势已非常危急，如果再让李德这样瞎指挥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挽救这种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采取果断措施，把博古和李德‘轰’下台。”毛泽东忙问：“你看能行吗?支持我们看法的人有多少?”王稼祥坚定地说：“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

接着，王稼祥先找了张闻天，详细谈了毛泽东和自己的主张，三人逐渐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又利用各种机会，找了聂荣臻等其他一些同志，一一交换意见，并获得了大家的支持。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同周恩来、朱德进行了谈话，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对批评错误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在随后召开的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上，毛泽东战略转兵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到会的20人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王稼祥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完全摆到桌面上来了。

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接连失败，“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完全同意。

多年后，王稼祥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谈道：“我是带着伤发着烧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发言完后，我紧接着发言。我首先表示拥护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并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尖锐地批判了他们的单纯防御的指导思想，为了扭转当前不利局势，提议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部队。”伍修权同志也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正是王稼祥这“关键一票”，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4 与会者的“唇枪舌剑”

博古近乎推卸责任的报告让与会人员深感失望，很多人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而周恩来就军事问题所作的副报告则说出了绝大多数同志的心声，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对于批评，李德、博古、凯丰等人听得直皱眉头，表情十分尴尬。

主、副报告作完之后便是大会发言。张闻天作“反报告”的话音刚落，毛泽东便一反常态，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他点名批评了博古、李德，指责他们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路是要用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方针问题，而你们根本不顾这样明白的现实。假如一个指挥员不了解实际地形和地理情况，只知道根据地图部署阵地和决定进攻时间，他肯定要打败仗。”他稍稍停顿一下后，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前四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都面临数倍于己的敌人，却都取得了作战的胜利，唯独第五次反“围剿”落得惨败的结果，这归根到底是军事策略和指挥的问题，是李德和博古忽视红军运动战的优良传统，脱离红军实际情况所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的论述鞭辟入里，一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两条泾渭分明的军事路线激烈地撞击着、冲击着每一个与会同志的思想。博古被批驳得面红耳赤，无奈地说道：“我要考虑考虑。”

素来谦逊稳重、宽厚慈祥的朱德，这次也声色俱厉地追究起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他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样仗?”同时，他还严肃地指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凯丰会前就忙着四处活动，拉拢人心。他曾找到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三番五次地劝他支持博古，但遭到拒绝。在会上，他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打仗的方法一点都不高明，你就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毛泽东反驳道：“打仗之事，敌我形势那么紧张，怎能照书本去打!我并不反对理论，它非有不可，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决不能变成‘书本子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