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治藏统战方略的历史启示

谢  忠 许可人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毛泽东治理西藏的基本方略之一。从西藏和平解放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次历史巨变中，毛泽东治藏统一战线方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毛泽东治藏统战方略的成功实践，为巩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高度重视上层统战工作，充分发挥它对党的西藏工作的特殊重要作用

由于社会历史和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原因，西藏上层人士在西藏民族中具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在当代西藏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高度重视对上层的统战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党在西藏的中心工作。

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上层统战工作发挥了特殊重要的历史作用。1949年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P655)这是毛泽东关于解放西藏的第一份指示电，确定了争取班禅的统战政策。1950年1月20日，经毛泽东同意，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就噶厦组织所谓“亲善使团”一事发表谈话，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2](P358-359)通过各方不懈努力，西藏地方政府于1951年2月决定派代表赴京谈判。为此，中央多次指示有关单位和部门，要做好班禅和西藏地方谈判代表沿途的安保和接待工作。为了保证和谈取得成功，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和李维汉具体负责指导谈判工作，并特别交代，一定要在各方面照顾好西藏地方谈判代表，“让他们感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3]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

在执行“十七条协议”的8年中，中央和毛泽东通过卓有成效的上层统战工作，稳步地实现了协议的主要条款。协议签订后，毛泽东即派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赴藏，并叮嘱他：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实行爱国一家，一定要说服达赖返回拉萨。[4](P228)张经武携毛泽东的亲笔信赶赴亚东，成功地劝达赖返回了拉萨，并促成达赖拥护“十七条协议”。1952年3月，拉萨发生“人民会议”事件。4月6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西南局、西藏工委：“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5](P62-63)张经武三次致信并两次面见达赖，经过大量工作，最终促使达赖撤销了两司曹职务，噶厦宣布解散“人民会议”。接着，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班禅于6月23日顺利返抵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人民会议”事件的平息和班禅成功返藏，进一步壮大了西藏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力量。8月16日，中央电示西藏工委：“你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以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团结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以及争取时间解决生产自给和交通运输问题为主要任务。其他的工作均应服从这一任务。”[6](P62)1954年2月10日，经中央批准的西藏工作讨论会议《总结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把巩固和扩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作为党在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6](P72)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中央决定进行平叛改革。民主改革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同占西藏人口90%以上的广大翻身农牧民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阶段，但上层统一战线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班禅等人谈话时指出，“我们的方针是长期合作”，这样做，“对全国各族人民都有利”。[5](P215)1961年4月21日，中央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团结上层人士，是团结西藏民族和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需要;对没有叛乱的上层分子，都要做好政治安排和生活安置，逐步对他们实行改造;对班禅、阿沛、帕巴拉等人以及其他愿意跟党走的上层分子，必须坚持长期合作的精神，聚精会神做好工作。因为“稳定地团结了这些人，无论对于团结整个藏族，或者是对于国际斗争，都是十分重要的和必要的”。[7](P258)

毛泽东不仅把上层统战工作作为党在西藏工作的重要任务，而且以身作则，亲自做团结和争取西藏上层的工作。早在1950年12月30日，毛泽东就亲自给阿里地方官员才旦朋杰、扎西才让回信，向他们阐述解放军入藏目的，逐一答复了他们提出的五条请求。[5](P35)1951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班禅和西藏地方首席谈判代表阿沛。毛泽东对班禅说：“要搞好团结。国内各民族要团结，西藏内部也要团结。要与达赖喇嘛搞好团结。”接着，毛泽东又对阿沛和张国华说：“你们要好好谈，有什么问题都摆在桌子上，可以争论，可以吵架，但不要分手，都是一家人。家里的事情要商量着办。”最后，毛泽东祝谈判取得成功，并祝他们在北京生活愉快。[3]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西藏地方领导人，不仅使他们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而且有力地促成了“十七条协议”的签订。

根据笔者对《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的统计，从1949年11月23日到1959年3月15日，毛泽东给达赖信函和电报14份，给班禅信函和电报10份。在这些函电中，毛泽东对达赖、班禅进行了和风细雨的教育和引导，对他们的政治进步表示了由衷的赞许，并对他们寄予了殷切的期望。在达赖和班禅联袂进京期间，据统计，毛泽东曾与达赖、班禅一起见面交谈4次，同达赖、班禅各单独谈话3次。这些谈话给达赖和班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达赖还写诗表达他当时衷心地崇敬毛主席的心情。达赖逃亡印度后，还对公众承认曾写诗颂扬毛泽东。[8](P171)此外，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从1952到1957年，毛泽东先后7次接见西藏地方政府以及西藏各界致敬团、观礼团、参观团的代表，同他们亲切谈话，向他们耐心解释和宣传党和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谈话在西藏各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党的西藏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对上层人士既坚持标准又不作过高要求，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建立统一战线，首先必须确定参加统一战线的政治标准。对此，中央和毛泽东从西藏上层的具体情况出发，并结合党在西藏不同时期的中心工作，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标准。这些政治标准是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逐步提高的。但是，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对西藏上层人士既坚持标准，又不作过高要求，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民主改革前，党在西藏上层的统一战线只以反帝爱国为政治标准。凡是不同程度地反帝爱国，不是死心塌地的分裂主义分子，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争取与联合的对象。当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对只要求上层人士反帝不要求反封建的政策不够理解时，邓小平十分明白地指出，不要因“看不惯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剥削”而“违犯政策”，“遇到这类问题，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9](P86)

1952年5月19日，中央做出积极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对参加统一战线的上层人士反帝爱国的程度不作过高的要求，“只要他不是顽固的帝国主义走狗或蒋匪帮特务”，[7](P80)都应成为统一战线内部争取和团结的对象。1953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时进一步解释说：“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5](P102) 1954年，西藏工作会议《总结报告》分析了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在西藏面临的形势，再次明确指出：“凡是反帝爱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十七条协议’的人，不论其程度差别如何，都应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我们都应积极地团结和争取他们。”[6](P72)同时，中央还根据政治表现把西藏上层统战对象分为左、中、右三派，指出：“达赖属于中派，班禅属于左派。”[6](P72)根据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西藏工委按照西藏上层人士反帝爱国的态度，把他们区分为左、中、右三派：左派是反帝爱国比较坚定的，中派是有怀疑和动摇的，右派则是对协议有抵触情绪，甚至有亲帝分离主义思想的。[10](P1026)

民主改革后，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阶段。这时，中央开始把反帝爱国、赞成民主改革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共同的政治要求。1959年9月12日，中央指示对西藏上层人士重新划分左、中、右三派，指出：反帝爱国明确，反对叛乱、拥护民主改革者为左派;对反帝爱国，对反对叛乱、对民主改革摇摆不定者为中间派;有分离主义思想，没有参加叛乱，态度顽固，反对民主改革者为右派。[6](P157)此时，就全国范围而言，对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般对象是以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政治要求。但是，西藏此时还没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对西藏上层人士只要求他们反帝爱国、赞成民主改革，并没有提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直到1965年1月11日，西藏工委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对西藏上层人士进行政治排队，这样在政治标准上就与全国趋于一致了。这说明，随着西藏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中央逐步提高了对西藏上层人士的政治要求。

三、坚持必要的斗争与必要的让步的策略方针，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西藏稳定

“既联合又斗争”是毛泽东统战思想的策略方针。这一方针在毛泽东治藏统战方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在西藏和平解放、平息“人民会议”事件、平叛改革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央和毛泽东对西藏上层实行必要的斗争与必要的让步，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了国家统一和西藏稳定。

1953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西藏时说，我们对西藏是“先礼后兵，兵后又礼”。[11]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放西藏时期同西藏上层既联合又斗争的曲折过程。1949年10月13日，毛泽东把经营包括西藏在内的大西南的任务交给西南局。[12](P24)围绕和平解放西藏这一中心任务，中央、西南局、西北局开展了一系列统战工作。然而，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不仅企图以武力抗拒解放，而且对前往拉萨劝和的人员予以驱逐、拘禁甚至杀害。8月23日，毛泽东决定以打促和，批准了昌都战役计划。昌都战役打开了通往西藏的大门，但解放军主力却按预定计划撤回甘孜。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向西藏地方政府“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5](P23)在中央和平政策的感召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压力之下，西藏地方政府最终决定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

1952年3月“人民会议”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西藏工委，指示西藏工委对上层分子坚持又斗争又让步的策略。一方面，为了“准确地打中敌人的要害，争取广大的群众”，[5](P77)维护“十七条协议”，要求达赖撤消两司曹职务，噶厦取缔“人民会议”。另一方面，考虑到当时不具备全部实行协议的物质基础、上层基础和群众基础，毛泽东指示西藏工委，在坚持协议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协议规定要执行但条件不成熟的条款做出必要的让步。如决定暂不成立军政委员会、暂不改编藏军、允许藏币暂时流通，等等。毛泽东在接见西藏上层代表人士时解释说：“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5](P89)实践证明，这种让步在当时是必要的，稳住了西藏上层中的大多数，巩固和发展了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民主改革是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7](P44)但是，考虑到西藏特殊的实际，中央和毛泽东在西藏民主改革的方式、方法和步骤上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措施：一方面，没有采用直接发动农牧民群众斗争农奴主的方式，而是希望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在肯定西藏必须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强调改革要等待西藏上层和群众中大多数的同意。昌都等部分地区的反动上层发动反对民主改革的局部叛乱后，考虑到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 12月16日，毛泽东正式做出“六年不改革”的决策。根据这一决定，西藏工作和党、政、军、群机构进行了全面大收缩。这是中央对西藏上层的又一次巨大让步。显然，这种让步是必要的、积极的，是为了耐心等待西藏上层人士的觉悟，“使他们赞成改革”。[5](P210)

然而，西藏反动上层无视中央的善意，叫嚣“永远不改”“根本不改”，并大肆组建叛乱武装，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青海省委关于叛乱问题的报告批语中，坚定地表示：“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武装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13](P286)

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中央和毛泽东迅速做出“边平边改”的重大决策。在民主改革中，中央仍然对西藏实行比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更为宽容的政策，有条件地争取上层人士接受和平改革。其一，对未叛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经济上实行赎买，政治上给予安排，生活上予以照顾，把他们由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二，在农区民主改革中，只划分农奴主、农奴阶级，不划富农;在牧区、寺庙、城镇、边境地区，不公开划分阶级。其三，只处理叛首、骨干、坚决分子;对叛乱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5](P184)对投降回归人员实行不杀、不判、不关、不斗的“四不”政策。[6](P163)其四，实行“先叛先改，未叛缓改”，[7](P203)少数边境地区直到1966年后才进行民主改革。

四、实行民主协商，适当照顾爱国上层人士的利益

民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统战工作的主要方式，是毛泽东民族平等思想在西藏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在“十七条协议”谈判过程中，毛泽东亲自为谈判确立了“家里的事商量着办”的原则。双方代表按照这一原则，平等协商，很快就许多原则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于谈判中出现的重大分歧，中央政府代表并不勉强西藏代表接受，而是进行反复说明和解释，通过民主协商，互谅互让，最终达成一致。[14](P229)

关于民主改革，中央、毛泽东一贯主张要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1950年5月27日，邓小平将他起草的和平谈判十项条件报送中央审查。其中，第八条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7](P19)5月29日，毛泽东批示：“除第八条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5](P16)可见，在西藏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毛泽东充分考虑到达赖、班禅在西藏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并决定同他们进行民主协商。1951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社论时，明确提出，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要以和平方式进行社会改造。[5](P50)以后，毛泽东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多次说明，西藏的民主改革要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后来，尽管由于西藏上层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中央做出了“边平边改”的决定，但仍然强调：“对于改革中的重要问题，要和上层中的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进行反复协商，尽可能取得他们的同意。”[15](P99)西藏工委认真贯彻同上层人士民主协商的要求，驻藏部队在开荒生产、修筑公路占地、组织畜力运输、采购粮食物资、发放布施和贷款、进行调研、为群众帮工、演戏或放电影等问题上，都事先与上层人士商量，尽可能争取共同办理。[16](P227)

照顾同盟者利益是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重要方法。中央和毛泽东在各个时期都实行了一系列照顾爱国上层人士利益的政策措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团结西藏上层人士的真诚意愿。

为了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央政府做出了巨大的政治让步，最大限度地照顾了西藏上层的利益。“十七条协议”规定：维持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西藏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

西藏和平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西藏上层人士政治上作了妥善安排。1951年10月，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增补达赖和班禅为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9月，达赖和班禅应邀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常务委员;同年12月分别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常务委员。达赖、班禅联袂进京并双双成为国家领导人，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标志着西藏同祖国的联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国务院任命达赖为主任委员，班禅为第一副主任委员，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秘书长，在51名筹委会委员中，藏族48人。据统计，在政权和群团组织中安排了上层人士2000人。1959年3月达赖逃亡印度后，由班禅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除去参加叛乱的上层人士以外，在自治区、专区两级行政机关安排565人，其中贵族官员215人，宗教界200人，头人、千户、百户150人。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沛·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

适当照顾西藏上层的利益还体现在经济方面。1952年4月2日，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党委指示西藏工委：上层统一战线应该贯彻到具体政策和工作中，团结上层就必须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17]根据指示，西藏工委针对因美、英、印等国对西藏实行贸易禁运而造成的西藏400多家羊毛商大批羊毛无法销售的状况，经报中央批准，由中央拨款400亿元(旧币)，以高于出口印度市场的价格，收购西藏积压的羊毛。[6](P58)1953年3月15日，西藏工委确定大力开展经济统战工作，要求广泛地同西藏上层人士订立买卖合同，开展贸易工作。当时拉萨几乎所有大贵族，包括达赖家属都同国家财贸机构有联系，订有买卖合同的有20多家，金额900多万银元。[18]日喀则、江孜、那曲、昌都等地上层人士也同样如此。在西藏民主改革中，对未叛农奴主实行赎买政策。据统计，国家共支付4500多万元，赎买了1300多户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90万亩土地和82万多头牲畜。[19]这些措施适当照顾了西藏上层的经济利益，争取了他们的绝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分裂主义分子。

五、把团结上层同争取群众相结合，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西藏是我国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省区，藏族占西藏人口总数的95%以上;佛教已经渗透到广大藏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之中，在西藏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毛泽东治藏统战方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把团结上层同争取群众相结合，通过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和争取广大西藏人民。

中央和毛泽东在处理西藏问题时，总是首先考虑到民族和宗教因素。早在1949年2月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谈话时就明确指出，解放西藏属于“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12](P380)在“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叮嘱张国华：“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6](P41)从此，“慎重稳进”成为西藏工作及全国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

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时改写了一段文字，要求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5](P51)为了减轻西藏人民的经济负担，中央和毛泽东还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等指示，实行“保障军需，兼顾民用”“统一采购，紧缩开支”等一系列财政政策。

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说：“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21](P192)十八军先后制定了《进军守则》34条、《入城纪律》《藏人的风俗习惯和禁忌》等规定，要求所有进藏人员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和执行。在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各路进藏部队不仅实现了进军西藏、保卫边疆的战略目标，而且同广大西藏人民结成了深厚的情谊，被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为“新汉人”“菩萨兵”。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党在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帮助西藏发展、改善人民生活。1952年4月6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指示西南局、西藏工委：我们在西藏“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5](P64)同年8月18日，毛泽东在给达赖的信中明确表示：“中央人民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使西藏的经济逐渐繁荣，人民的生活逐渐改善。”[5](P87)为了加快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央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如中央政府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拨出巨款，修通了川藏、青藏、新藏公路。此外，中央政府还在财政补贴和建设项目、人才技术援助等方面对西藏实行比其他自治区更为优惠的政策。显然，这不仅仅是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西藏人民的福祉和整个国家的利益。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5](P103)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人民经过8年的对比，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西藏人民利益真正的代表者、维护者，祖国是中华各民族温暖的大家庭。在广大西藏人民大力支持下，驻藏部队迅速平息了叛乱，进行了民主改革。从此，广大翻身农牧民成为西藏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和主要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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