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以正治国

水  石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会意地笑道：“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能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毛泽东说的考个好成绩，就是要中共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周恩来作为新中国首任总理，保持了中共的优良作风，一身正气治国理政。他立正身、行正道、树正气，向人民交出了合格答卷。20世纪60年代初，陈毅元帅在与文艺界的人士谈到周恩来领导品格时说，“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一、立正身，廉洁奉公

中国古语说，“政者，正也”，“己不正，焉能正人？” 一个领导人的威望来自哪里？公生明，廉生威。打铁首先自身硬。周恩来毕生严于律己，两袖清风，廉洁奉公。

1、对自己，生活艰苦朴素朴素，公私分明。

周恩来认为，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反对特殊化作风，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不要向剥削阶级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齐，要向我们历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看齐。他在日常生活中认真践行。

衣着，朴素大方。在公众场合，周恩来给人们印象是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和皮鞋，大都穿了几十年，有的破损了，精心织补后继续穿，直到不能再穿。在出国访问期间，他还穿着那些补了又补的内衣内裤。为了不被外国人发现而影响中国人的形象，他每天都把这些补了又补的衣服装在一个被外国记者视为神秘的钢纸箱里，让卫士偷偷地在晚上送到大使馆去洗。有一次，他穿织补过的衣服接待外宾，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礼服”早该换换啦。他笑笑说：“穿补钉衣服照样可以接待外宾。”“织补的那块有点痕迹也不要紧，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的传统才难看呢！”他的衬衣磨破了，换上新的领口和袖口照旧穿。1963年，他出访亚非欧14国，到了开罗，他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中国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馆的同志一看总理的衬衣领子、袖口都是后换上的，内衣还打了补丁，感动得边洗边流泪。她们含着泪水给总理的卫士提意见：“总理代表我们几亿人民，你们怎么能让总理穿这么破的衣服? ”一位女同志说：“是不是国内买衣服要布票，你们缺布票? ”她出钱买了件衬衣送给总理，但周总理不收。为了减少衣袖的磨损，周恩来一坐到办公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他穿用了几十年破旧的睡衣、皮凉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国产手表等，已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饮食，家常便饭。周恩来的饮食清淡，平时每餐一荤一素。吃剩下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周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一次，一位机长看他吃饭，掉了个饭粒在桌上，他连夹两次才夹住放进嘴里，笑着吃了。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他在外地视察或主持会议，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不搞特殊，离开时一定付清钱和粮票。

1973年9月，周总理陪法国总理蓬皮杜访问杭州。16日中午，周总理同随行人员到楼外楼饭店吃便餐。饭店职工非常高兴，除准备了西湖醋鱼等名菜外，还端上了周总理喜欢吃的绍兴霉干菜、豆芽菜等家常便菜。饭后，浙江省委的同志说：“这顿饭，由地方报销。”周总理知道了，坚决不同意，饭店同志知道不收费周总理不会同意，便收了10元钱。周总理当即说：“10元钱怎么够，要收足。”

饭店同志商量后，又加收了5元钱。不料，周总理仍说：“不够的，要同一般顾客一样收。”这样，饭店同志只好又收了5元钱，谁知，1小时后，机场忽然打来电话，让他们去取周总理走时留下的10元钱饭费。

楼外楼饭店的同志拿回这10元钱，心情激动万分，他们认真地核算了这顿饭，总共只需19元多一点，可周总理整整留下了30元。于是，饭店同志把饭菜清单写好，并给周总理写了个详细核算报告，连同多余的钱一起寄到周总理办公室。

住房，遵规守旧。建国初期，周恩来搬进了中南海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厅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建的老式平房，由于年久失修，柱子的油漆已经脱落，墙面斑驳，地面返潮阴冷。身边工作人员于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缮，但他坚决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邓颖超出差外地时间较长，对西花厅进行了保护性维修。他回京一进门就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谁叫你们修的？”说什么也不进屋。经过大家苦劝，他才勉强进去，但是要求必须换回旧窗帘和旧桌椅。他说：“我住的房子修得这么好，有的百姓还是几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我能心安吗？”他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陈设。事后，对这次“修房风波”，他主动在国务院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向到会的副总理和部长们说：“你们千万不要重复我的这个错误。”

西花厅前院有一水榭，南侧有一块小菜地，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进行生产自救而开辟的。菜地东头的一片小竹林中有一眼水井，还安装了一台手压泵，是专供菜地浇水使用的。但这台水压泵是周恩来1960年自己出钱安装的。

用车，公私分明。他自觉履行私事用车自费制度。去理发，医院看病，探亲访友，看戏等，都算作私人用车，总要叮嘱身边工作人员照章付费，从工资中扣交。对自己的亲属来往，要求同样严格。他一再提醒司机老杨同志：“我的任何亲属来京都不许派车。”就连淮安老家唯一的长者、他的八婶母在1952年两次进京去探望他，他都没有派车子去接过一次。无论情况多么特殊，他也绝不允许家人或身边的工作人员用公车去办私事。他对自己乘坐的轿车没有特殊要求。刚进城时，中央领导都坐外国车。后来，中国一汽制造了红旗牌轿车，周恩来的专车就是红旗轿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国产车。”国家进口了一批高级奔驰车后，有关部门想给他换一辆。他不同意，严肃地说：“那个奔驰车谁喜欢坐谁坐去，我不喜欢，我就坐‘红旗’。”

花钱，节约帮人。国家实行薪金制后，周恩来的月薪404.80元、邓颖超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当时领导人的收入中不算少。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18年间共收入工资161442.00元，平均每年8969元。此外再没有任何其它收入。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在这18年的全部开支里面，周恩来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总收入的1/4。这说明他们对有困难的同志给予补助，体现了关爱。如，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周恩来、邓颖超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颖超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20世纪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颖超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周恩来一生没有任何额外收入，他从来不要稿费，平时稍有节余便多交党费，卫士知道的就有多次，最多的一次交了5 千元。因此周恩来没有多少积蓄，更没有遗产。他去世后，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出版社给了3 万元稿费，邓颖超考虑到周恩来生前从不要稿费，而他又一直惦念着延安人民的生活，便把这3 万元送给了延安老区人民。周恩来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颖超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20世纪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颖超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战士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1992年，邓颖超去世后，工作人员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礼尚往来，自掏腰包。周恩来的客人很多，有来西花厅拜访的、谈话的，还有来请示工作的。每当快要吃饭时，他总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他请客吃饭，一般都是简朴的家常饭菜，从不大吃大喝。1952年初夏，他邀请冰心夫妇俩到西花厅做客，共进晚餐，吃的是四菜一汤，而惟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蛋。冰心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把我们当作外人。” 一次，周恩来和陈毅请《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吃饭，但周恩来已经没有钱了，只好用邓颖超的钱。吃饭时，周恩来当众宣布：“今天请客的是小超，不是我，我自己没钱了！”

周恩来不收馈赠礼物。1961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元钱 。信中说：“周总理和邓颖超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有一次，他过去的一位老警卫员给他捎来一筐新鲜桔子。他问清值25元钱后，让寄去50元 。他说：“多余的钱让他处理，不这样做，就制止不了他，这样以后他就不再送了。”

1964年初秋，蜜橘收获季节，外交部礼宾司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礼宾司以周总理名义给某国王后送一些蜜橘。礼宾司在办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感到，如果以国务院总理的头衔送欠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很快得到周总理办公室答复：总理同意礼宾司的意见，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

听了这话，礼宾司的同志愕然不知所措，脱口而出：“这要花总理多少钱呀？！”当时礼宾司认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还是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都应由公家报销，因此没有考虑费用问题。蜜橘本身不贵，但运费可观。周总理的警卫秘书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尽量省着些用吧！”礼宾司的同志心里很不平静：我们出的主意给周总理添麻烦了，周总理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的总理，公与私的界限是那样的分明。后来，礼宾司的同志找了几个同志商量，既要按周总理的指示不花公家钱，又要千方百计节省周总理仅有的400元。人多主意多，终于想出了个好办法：托便人带。这样省去了昂贵的运费。

1972年11月，周总理到天津，住在天津招待所。临走时，带了16套煎饼果子。周总理的卫士在结算伙食费时，问服务员煎饼果子要多少钱？服务员心想，这么一点点东西怎么好收钱呢？坚持不要。周总理回到北京以后，在百忙中还想起这事，问卫士交了钱没有？当周总理知道服务员不肯收时，指示卫士一定要按价把钱和粮票送到天津去。于是，工作人员便托人给天津招待所送去一封信和1元l角2分钱、1斤6两粮票。

1973年10月14日，周总理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周总理一边翻阅，一边说买一套带回去。于是，周总理问明每套的价钱，便问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说钱带得不够，周总理又问在场的一位省委常委带钱没有。这时，洛阳市一位陪同的负责同志提出送给周总理一套。周总理严肃地说：“国家的财产怎能随便送人！”当讲解员对《龙门二十品》拓本作介绍时，周总理又问外交部的一位同志：“到底带了多少钱？”这位同志也说钱带得不多。秘书看到周总理的心情，问周总理：“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先给一套，以后再把钱汇来。”周总理认真地说：“不行，那样他们就不要钱了。”就这样，周总理临走也没有带《龙门二十品》拓本。

2、对家属亲友，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15年的侄女周秉德的记忆中，伯父对亲属的要求十分严格，他总对大家说：我们是共产党，不能搞封建社会那样的裙带关系，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邓颖超是五四运动的先锋，中共建党初期的老党员，长期担任过领导工作。开国之初,许多人建议，应该让邓颖超在政府里担任部长职位，周恩来坚决不肯。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当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就混到一起了。这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我的工作，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50年代，确定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时，邓颖超定为5级，他知道后，下压一级，改为6级。60年代，他到杭州治病，邓颖超不放心，陪着去，其食宿费完全自费按标准交纳。70年代中期，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毛泽东已批准邓颖超为酝酿中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见到名单后，将邓颖超的提名划掉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

周恩来没有子女，但他对自己的亲属、晚辈既关爱备至又要求很严。亲属有困难，他或者给予经济上帮助，或者帮助解决思想问题，“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以公为私，这是严格的。”他列了“十条家规”：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亲友的生动写照，带动很多领导干部树立起了清正廉洁的家风。

他唯一的胞弟周同宇在2 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是政府工业部门的普通工作人员，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多次提出意见，又在大会上讲了这种事，说他的胞弟既“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就应该按规定办理因病退休”，不能当参事“拿干薪”，“如果他因此生活上发生困难，我个人给予补贴。”并说“我讲的不是客气话，是要让你们按规定去办的。”后来他的胞弟周同宇提前办理了因病退休手续。

周恩来的侄子周尔辉在北京当教员。为了照顾夫妻关系，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有关方面打算把周尔辉的妻子孙桂云从淮安调到北京。周恩来知道后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调到小城市? 后来由邓颖超出面给侄媳做工作，组织上调周尔辉到淮安县中学当一名

普通教员。当我国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时，周恩来又教育侄儿周荣庆下基层，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后来周荣庆当上拖拉机手，在农村成了家。“文革”期间,，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周恩来教育和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草原当了牧民。在牧区，周秉建表现好被推荐入伍，穿上了军装。周恩来对侄女讲：女兵很难当，怎么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他动员侄女回到内蒙古草原当牧民去了。后来，周秉建考上大学毕业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并与蒙族青年结了婚，在内蒙安家落户。侄女周秉德从学校毕业后在北京一所学校当老师，不到3个月被调到朝阳区委去搞“肃反”了。周恩来听说后严肃地责问她：“你怎么不当教师了？调到区委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给你特殊照顾？”周秉德感觉很委屈：“不是啊！人家都不知道我是谁，是为了开展‘肃反’工作，上级临时抽调一些党员到区委工作的，我们学校的党员就那么几个。”

周恩来是党内透明度很高的领导人，他对组织襟怀坦白。他多次讲过自己亲属中有劳改分子，这是指与他一同长大，小时候交情很深的一位堂兄。抗战时此人帮助我们建过电台，解放后仍留在铁路系统工作。1 9 5 3 年因历史问题和经济问题被判刑劳改。这个堂兄的孩子因家庭关系，入党后一直没能转正，1 9 5 8 年来找周恩来。周恩来帮助他正确认识家庭问题，鼓励他接受党组织考验，说“不能因为你是总理的亲属，就去干涉你的转正问题。”这个堂兄的孩子后来终于靠自己的努力转为正式党员。

周恩来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风范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和形象，受到党内外，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誉。邓小平说：“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宋庆龄说：“周总理在个人生活和作风上，和他在政治上一样，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屈武老先生说，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乃人生不朽之盛事，周恩来可以说是兼而有之。著名大夫林巧稚说：我过去本来是信仰上帝的。上帝我们谁也没见过。我从见到的周恩来身上看到了我想往的那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是他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信共产党。日本友人说：对世界来说，周恩来是中国的“代表”，这个“代表”已赢得世界的信任与支持。印度外交官说：世界上有许多十分伟大的人，但是像他这样的，只有一个。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周的儒家品德，为他赢得了中国人民持久的爱戴。他是唯一众望所归的人物，赢得了“我们敬爱的领导人”这个美称，在中国政坛，他的名望形成一支无法比拟的力量。由此可见，周恩来廉洁奉公的品格形成的崇高威望，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意识形态，他既是共产主义的圣徒，也是中华民族的圣贤；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榜样，也是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代表。

二、行正道，光明磊落

周恩来领导处理所有事务都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恃德不恃力，恃诚不恃谋，行正道，光明磊落。工作中讲策略方法，但不走“歪门邪道”不搞“阴谋诡计”。

1、忠于职守，勇于担当。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担任首届总理。他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对人民负责。他强调，干部要有革命热情和担当精神，敢于正视困难、努力解决问题。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他对大是大非问题、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做到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他和同事之间的相互尊重信任、不是表面上的相互吹捧，而是以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为前提条件的，从政治上关心、工作上帮助、生活上照顾，缔造了上下级的深厚感情，激发了大家奋发向上的工作激情。

坚持按客观规律建设新中国。

建国之初，周恩来即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探索。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脚踏实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没。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依社会发展中必然的规律实现的，生产发展不起来，用逼的办法，也逼不出社会主义来。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经济部分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要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规定，便保证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对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实行优待和扶助其发展的政策，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引导农民逐步地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他指出：“按照《共同纲领》不折不扣地做下去，社会主义的条件就会逐步具备和成熟。”周恩来还认为，“实现社会主义要有一定条件的”。没收资产阶级的企业，去掉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而“我们中国有所不同”，“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要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 周恩来主张，进入社会主义，要转变得自然，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水到渠成”。对于改造个体农业经济，实行农业集体化，周恩来说，不能过急，一急就会出乱子，“苏联搞集体农庄，犯了一下急性病，便垮了”，应当引为鉴戒。1953 年，他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说，“必须承认还有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征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还有五种经济并存，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并在新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1955 年下半年至 1956 年初，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国内农业的丰收， 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一些同志开始头脑发热，产生急躁冒进情绪。一时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过热现象。面对严峻的事实，在冷静的理性思考与周密的科学计算中，周恩来敏锐地觉察到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倾向。他告诫全党：“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周恩来不顾被扣上 “右倾保守”帽子的危险，着手纠正脱离我国实际的急躁冒进错误。 1956年1 月 30 日，他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明确地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1956年2月，国务院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他严肃告诫国务院各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特别提出：绝不能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与此同时，周恩来果断地对1966年度计划草案的过高指标采取了 “压一压”的措施，特别对严重妨碍当年计划平衡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作了较大削减，使计划比较符合实际。这一计划执行的结果，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减少了由于冒进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失。在反冒进中，确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制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其中大部分指标，如钢等，都留3年余地。这个计划促使了国民经济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

1958年1月南宁中央工作会议批评1956年所谓“反冒进”错误，实际上批了1956年中央纠正冒进错误的正确方针，开始背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在经济建设上，否定了八大通过的周恩来作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正确的建议报告。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承担了责任。从1958年春开始，“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的“左”倾错误严重地发展起来，急于求成，急于求纯之风愈刮愈凶。1960年外有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我还债之忧，内有自然灾害、生产下降、物资短缺，人民生活困难。国务院各部、委、局和各省、区、市上下出现互相埋怨的情况。周恩来为了安定团结，主动承担三年困难时期大办钢铁、“大跃进”错误的责任，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周恩来回答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在国家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同志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具体工作由谷牧同志牵头。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请示，第二天清早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措施，紧急调度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连煤矿工人家属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也立即采取特殊措施，加供一顿井下工人的粮食补贴和每月供应2斤白酒。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这个小组为度过最困难的岁月，做了许多工作。在这种极端困难之中，周恩来顽强维持局面。最后在他的主持下，研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 “退够”求前进，使国民经济得到健康发展。1960年6月18 El在上海会议上，毛主席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1956年恩来同志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在1965年经委向毛主席的汇报会上，毛主席深刻地总结了“大跃进”的历史经验教训。他说，1958年大办钢铁，几个大办，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后来，万马齐喑，一马也半死了。今后再不要闹这个笑话了。

在热火朝天的大干快上社会主义建设中，全国高指标、高速度蔚然成风。而周恩来却能“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敢于对高指标“压一压”，坚决“促退”，而且顶住压力，主动承担责任，努力扭转困局。正是周恩来清醒的理智，实事求是、科学决策，坚持原则，勇于担当精神的体现。

对部属严格要求，真诚关爱。

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部属要求很严格。工作从不推诿，也不争功诿过，不做一味的老好人，而是真诚关爱。周恩来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他对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他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待!我们这些人一辈子就是为国家、为人民拉车啊！一息尚存,就得奋斗。”

工作中，周恩来善于创造一切条件和氛围鼓励他人发表见解，虚心听取和认真对待各种意见，善待那些敢讲真话、实话甚至“冒犯”领导的人。论证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时，刚从“牛棚”解放的长江规划办主任林一山始终持有不同意见，每次开会，总理都特意嘱咐秘书通知他到会。会间，他还要问一声：“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他不止一次地说：“林一山敢提意见，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

对工作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周恩来不讲情面，严肃批评教育。当时，有的部长送来的材料连数据都是错的。遇上这样的情况，周恩来当众为难他们，让那些懒散糊涂的官员下不了台。他说，“这就是你弄的文件？数字都弄错了。” “你看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难道还要我给你们当秘书？”有的部长汇报工作，到会有百余人，他们都照着念，生怕出差错。可是，越是紧张越是念错字。周总理就打断说“不对，看清了再念”。后来，周恩来找来这位部长，追问“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这位部长无言以对。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外宾，可是大厅里断电了，怀仁堂刹那顿时一片漆黑，搞得人们都很难堪。后来电恢复后，接见照样进行。周恩来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待到晚上，人们都休息了，周恩来突然命令工作人员发出通知，召开紧急会议，把相关负责人叫来，研究中南海停电的事。周恩来说：中南海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与会的人这时才知道深夜紧急会的原因。后来一个一个的追查，找到问题所在，并给予了及时处理，解决了中南海的后勤保障。会后，周总理幽默地说“你们没有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是让你们印象深一点”。周恩来用这种特殊形式来处理问题，给部长们随时敲响警钟。

1973年9月9日夜，第二届亚洲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结束，各国运动员和某国政府代表团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一架波音飞机回国，从首都机场起飞，乘客加机组人员共138人。升空不久，一个发动机着火，巴航机长立即请求地面指挥，要求返航降落。由于起飞时全载重，油箱是满的，着陆易爆炸。机长便同时请求先在空中放油。

当时我们国家没有波音飞机，人们不了解这种飞机的性能，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塔台指挥员不敢做主，报告机场值班领导。这个领导不熟悉业务，是局的政委，不敢批准，就向民航总局请示。民航好几层领导都不敢做主，又报告空军。空军几级领导也不能决定，又报往总参……一共报了十几层领导，都下不了决心。

飞机就燃着火在天上转，情况危急！机场调度人员急得团团转，这时，有人忽然想到曾任总理专机驾驶员的张瑞霭，就给他家里打电话。张瑞霭一听立即命令：“同意放油着陆！地面准备抢救！”说完就披衣赶往机场。几分钟后到了机场一看，飞机仍然带着着火的发动机在上空盘旋。一打听才知道，民航总局领导因还没接到上级指示，不批准放油着陆。这下张瑞霭急了，强行命令塔台：“立即放油，着陆！”塔台这才通知飞机放油着陆，此时距起火已有半个多小时了。飞机平安着陆后，滑到停机坪，客人拥下舷梯，广场上一片混乱：有哭的，有叫的，有的跪在草坪上祷告，有的在胸前画十字，有的拿出亲人的照片狂吻……纷纷庆幸自己大难不死。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上面正在查问是谁擅自下令放油的，要追究责任。张瑞霭听后心情沉重，不知自己错在哪里。

周总理一直关心着这批客人的情况，随时询问他们的行程，所以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当夜叫杨德中同志打电话向张瑞霭了解情况，随即于凌晨1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紧急会议。周总理进门后，把到场人员扫了一遍，然后目光停留在张瑞霭身上，声音洪亮地说：“张瑞霭同志，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你的决心下得对、下得好、下得及时，我非常感谢你！”

接着周总理就一个个地问有关领导和值班人员：你当时在干什么？为什么不作决断？……你呢？……从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一直批评到机场值班员。批评到民航总局值班副局长时，他辩了一句：“我也是同意放油的。”周总理立即追问：“那你怎么不代替张瑞霭下决心？为什么还要一级一级地向上请示呢？”那位副局长不再吭声了。

周总理问副总长：“你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打起仗来要不要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他最了解情况嘛。你不下决心，还追查人家什么责任？”

副总长实话实说：“我怕放油会给地面庄稼和老百姓造成损失。”

周总理忍不住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真不懂行。那么高的空中放油，风一吹就跑啦，都成了气体，早就挥发掉了。”周总理当时批评的重心就是官僚主义。他说：“我们许多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办事要层层上报，无人做主。今后机构要精简，权力要下放，要改革，减少层次，一定要让飞行员出身的人来指挥飞机，让懂行的人来领导。”

会上决定，把这次的事向全国通报，各机场都要划出放油区。民航从此没再发生这类事故，领导作风、管理制度都得到改进。

工作中出现了问题，特别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周恩来敢于承担责任，解脱做具体工作同志的精神压力。1973年6月16日至2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烈日涅夫访问美国，同尼克松总统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周恩来一直关注这次会谈。会谈还没有结束时，周恩来让外交部长姬鹏飞好好研究这件事情。在姬鹏飞外长指示下，外交部美大司写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烈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刊登在6月25日出版的外交部内部刊物第153期《新情况》上。文章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指出：“美苏两家欺骗不了世界人民，要想主宰世界也做不到。”周恩来看后表扬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外交部的同志高兴地说，受到总理这样的表扬可不多。可毛主席看了后，严厉批评了这篇文章关于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观点。周恩来遵从毛主席的意见，作了检讨，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致信外交部：“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观点是我同意的，是我让你们写的。我看了文章，我同意了，这个事情你们没有责任，如果错了，这个责任我来承担。”信中还诚恳地写到“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以要求我召集短小会议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随后，周恩来召集外交部负责人研究起草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送交毛主席和部分政治局委员传阅。并在附信中写道：“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另写报告。”毛主席阅后批示：“检讨不要写了。”根据毛主席的要求，周恩来又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的文章发到各驻外使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等单位。在当时，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只有周总理主动承担责任，才能为外交部的同志们减轻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沉重的思想负担。

工作上出现差错，周恩来不掩饰，批评先自我，揽过不推责，认真及时纠正。他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要自我批评，要多负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周恩来对自己说过的意见，做过的批示，一旦发现不全面，不正确，都会自觉认真纠正。1970年，国防科工委给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有个试验生产项目，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外界反应，准备停止。在一次研究核试验的专门会议上，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情况。碍于这个项目是周总理批准的，不好直说需要停止生产，绕来绕去好几分钟也不提出明确意见。秘书纪东是这个项目报告的承办者，他看出了国防科工委领导的矛盾心里，就凑在周总理的耳边说：“总理，试验生产这个项目的报告是您批准同意了的。”周总理听了后，马上明白了国防科工委领导同志的意见。他既严肃又亲切并郑重地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是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批准过的，不对的也可以改嘛！”

当同事在工作和生活上遇到困难时，周恩来及时关心帮助。他长期主管外事工作，深知翻译的幸苦。他常常事先就让翻译知道大体内容，让他们先看有关文件和讲话稿，预先准备。他看到翻译在宴会上顾不上吃饭，就故意与中国人说话，让翻译抽空吃点东西。工作人员家里有困难，周恩来知道了总是解囊相助。谁家生了孩子他让邓大姐送去老母鸡和鸡蛋，谁家有人生病住院或其它困难，他和邓大姐出钱慰问。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成立了一个互助会，每人每月交1元钱作为基金，谁家里一时有困难，就可以用这笔钱救急。如果有谁离开了或调走了，再如数还给他。这事被周总理知道了，他交了12元钱也参加了。警卫战士家里遭水灾或有其它困难，周总理和邓大姐还另外拿出自己的工资来救济。

2、坚持公平正义。

新中国建立以后，周恩来一直负责外交工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他坚持公平正义，求同存异，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以强凌弱，从不以势压人。他以浩然正气、光明磊落、“言必信、行 必果”的人格形象，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崇高道德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

对待大国强国，立场坚定，不卑不亢，坚决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又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却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寻求苏联的支援。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在斯大林70岁生日期间访问苏联。1949年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的专列到达莫斯科。中国共产党领袖、新中国的国家主席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无论政治上还是外交上都具有重大意义，斯大林和苏联党、政府高度重视，并给予最高规格的接待，祝寿活动也是很成功的。但在会谈、签约等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并不顺利。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斯大林终于搞明白了毛主席这次访问的意图和打算：他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即废除旧约，签订新条约，而且这些具体工作一定请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前来处理。这些前提性的问题决定后，毛主席电告国内的周总理，并商定了工作日程。

1950年1月20日，周总理一行抵达莫斯科。 到后第三天，即1月22日开始了正式会谈。毛主席、周总理与斯大林会谈；李富春、王稼祥与维辛斯基会谈。师哲任翻译。会谈中，涉及很多重大问题，如新旧条约问题、中长铁路问题、旅顺港问题、贸易问题，以及所谓的第三国公民进入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问题，双方进行了充分讨论。总的说会谈还是顺利的，在每个重大问题的会谈中，常常是斯大林让中方先发表意见，而中方的原则意见又常常是毛主席先提出来，再由周总理具体说明，或与苏方讨论。在个别问题上斯大林和苏方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原则问题上则据理力争，决不让步。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重新签订中苏条约；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在法律上保留原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性，而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中长路领导职务由中苏双方轮换担任；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会谈，并首先讨论了苏方提出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1月24日23时，经中方修改后的草案递交苏方。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方的修订草案除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后来双方又有两次对条约文本的修改，但都是个别文字的改动或调整。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

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月26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该草案首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针对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条款，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

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是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至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紧张研究和反复修改。在俄国档案文献中有苏联对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尽管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别修改的，而且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一份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勾划掉了，其字里行间透露着斯大林的恼怒和愤慨。然而，在经过冷静商讨和慎重考虑之后，斯大林还是决定做出让步。苏方于1月28日交给师哲的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1月31日，中方又针对苏方草案提出：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调运。对此，苏方不能再容忍了。于是，中苏双方在1月31日至2月2日的谈判中发生了激烈争论。米高扬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如果中方坚持，那么将重新考虑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期。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议后放弃了这一要求。2月11-13日中苏代表进入了新一轮谈判。显然是为了防止因苏联势力退出东北地区而造成美国在东北亚扩张的结果，苏联又提交了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经营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补充协定》。对此中方表示接受，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周恩来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经济利益的冲突总算化解了。

这次中苏谈判，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坚决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在具体问题上周恩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斯大林也考虑新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作用，苏联方面最终做出了重大让步。中长铁路的争夺基本上同意了中国提出的方案，即中长路的控股权、人事权、管理权全部移交给中国，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明确写入了中国收回中长铁路的条款。至此，由1896年满清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开始，先后被沙俄、日本、苏联侵占了50多年的中长铁路，终于回归祖国。在旅顺、大连的归属上，苏联采取的是拖延策略，即承认旅顺、大连是中国领土，也同意归还，但要求将其与对日和约联系起来。声称苏联、中国与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之后，旅顺、大连将立即归还中国。苏联之所以声称要与对日和约相联系，理由仍然是旅顺、大连的地位归属变动、会牵涉到雅尔塔协定这个国际协定，是一个所谓的国际问题。这种说法显然是在有意拖延，假如对日本的和约迟迟不能签订呢？那岂不是可以长期赖着不还了？中国领导人很清楚的看到了苏联的企图，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个补充条件：中方在同意苏军于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的前提下，要求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这一补充条件非常关键，意思很明白，苏联人别想再赖帐了，无论怎么赖，就是只给你三年的期限。三年之后，无论对日和约是否签署，苏联都必须从旅顺、大连走人。就是这一条关键的补充条款，使得三年之后，即1952年旅顺、大连回归祖国。周恩来捍卫了中国的尊严。

1960年7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援华协议，撤回专家，破坏对华援建项目，应提供的设计图纸、工艺资料、关键的原材料全部中断。猝不及防的釜底抽薪，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影响，使得初露微光的中国航空航天工业又呈现出一团淡雾。当时在西方国家仍对新中国实行技术经济严密封锁的形势下，如果不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新中国航空工业在一段时间内就很可能出现“后继无机”的局面。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亲自筹划下，中国军民并没有停止设计工作。

当赫鲁晓夫看到他们“釜底抽薪”的邪恶手法，并无法使中国服服帖帖地听从他们的摆布后，便又摆出一副求和的面孔，力图修补已经冷却的中苏关系。1961年2月，赫鲁晓夫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说：苏联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1战斗机的制造权，希望中国政府尽快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

朝鲜战场上王牌飞机的空中对垒，使敏锐的军事科学家们意识到了研制高速战斗机的重要性。1958年，美国率先实现这一目标，研制成功M2．02（2146千米/小时）的F-104星式战斗机。苏联紧随而来，也在同一年研制出了性能相近的米格－21战斗机。

米格－21还在研制之中，中国就与苏联签订了引进该机的技术援助合同。合同刚签不久，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单方面中止执行合同。中共中央军委在同年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空军建设的需要，明确提出空军以高空高速战斗机为重点的发展方针，并要求首先将歼-6飞机（仿米格－19型）优质过关，继而研制出仿米格－21的歼-7飞机。如今，在中苏关系异常紧张之时，赫鲁晓夫作出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反常友善举动，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思前顾后、满腹疑虑。但大度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决定派团前往。

因为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派往苏联的第一个代表团，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周恩来亲自指定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任国防工业代表团的团长。

刘亚楼率团出国前，周恩来单独召见了他，一起研究分析了种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理方案。周恩来说：这是中苏关系破裂后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主席对此非常重视，总的精神是不亢不卑，有理有节，以平等互利的态度谈判，要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气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对方蓄意挑衅，那就坚决据理还击。

刘亚楼详细汇报了空军和航空工业局就苏联准备转让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问题的讨论情况及意见。周恩来凝眸沉吟片刻说：围绕制造权问题，我们已先后去过两个代表团。第一次是1951年1月，由何长工同志带队；第二次是1957年，由聂老总带队，苏联政府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前两次去的专业人员都比较少，摸底不多，这一次要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的专家，尽量把所要索取的技术资料提得全一点，特别是原材料的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刘亚楼汇报说，代表团的成员除了空军工程部副部长丁仲、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空军军务部部长刘克江、冶金部副部长陆达、化工部副部长陶涛、公安部八局局长严复外，还有112飞机制造厂总设计师叶正大（叶挺之子）等航空方面的专家。周恩来满意地点头认可。

刘亚楼还说：米格-21战斗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型歼击机之一，如果苏联政府真有诚意将它的制造权转让给我们，那无疑是我国航空工业的一次转机，不但解决了空军后继机种告急的问题，同时也可让我们的飞机设计、制造部门来个大练兵，在吃透米格-21战斗机的各种性能基础上，设计制造出我们自己的新型歼击机！

周恩来神色严肃刚毅，坚定有力地说：米格-21战斗机制造权我们可以要，但不能允许苏联政府以此为借口附带任何条件。如果他们想利用制造权进行讹诈，压迫我们在原则上让步，那我们就宁可不要!

周恩来还让刘亚楼领导代表团从各方面，通过一些微末细节、蛛丝马迹，观察和摸清苏方各类人员的态度，了解他们对撕毁协议的反映。他要求代表团每天都要做记录，不仅正式谈判内容要记，席间对话、谈判外的寒暄也要记下来，把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记得越全越好，事无巨细都有价值。

谈到记录如何快速送回国内的问题时，周恩来着重指出：不要发电报，即或密码电报也不可靠，容易被“克格勃”截取破译，至于电话就更容易被窃听了，他们破译密码的手段高明，速度快，这对我们谈判十分不利。因此向国内发回的材料只能靠特派信使传递，而且要直接送给我。刘亚楼表示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回去后马上向代表团全体人员原原本本作了传达。

刘亚楼曾留苏8年，组建空军后又曾多次赴苏，可这次却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后的新形势下首次出访，可谓是临危受命。在冰天雪地的3月，他率国防工业代表团一行22人来到了莫斯科。苏方接待人员一反往日的热情、友好，不是满脸冰霜，就是故作姿态，表现出一种很不协调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表情。谈判主要按小组进行，刘亚楼每天都召集代表团成员开会讨论当天谈判的情况，以便研究对策。

谈判不比打仗轻松。中苏关系破裂后的第一次谈判更是艰苦。遇到重大问题，刘亚楼都要亲自出面与苏联航空工业部和对外经济联络部的负责人面谈。每场受到克格勃监视的谈判唇枪舌剑之后，他和代表团几位精通俄文的团员立即开始工作，凑在一起回忆情况、补充材料，充实记录。每天整理出的记录都有几十页，最多的达100页以上。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汇报内容后，刘亚楼一丝不苟逐字逐句修改后，重要的用特派信使专门送回，一般的则用密码电报向国内汇报，使总理能及时看到知道情况，研究对策，作出新的部署。经过数个回合的激烈交锋，这次不同寻常的谈判终于取得了满意的成果。3月30日，刘亚楼在“协定”上签字。合同规定，苏联将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中国生产米格-21飞机（包括与米格-21匹配的P11-300发动机和K-13型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的特许权，但所有的技术援助都是有偿的。

4年后，中国顺利试制成功了米格-21飞机，国内命名为歼-7飞机。此后，又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学习、引进、创新的方针，在原型机的基础上，成功地改进设计了歼-7飞机系列。中国航空工业在周恩来确定的方针指引下，从小到大，从修理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

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是当时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在国际交往中，美国推行霸权主义，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对美国立场坚定，不畏强霸，以浩然正气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维护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入侵朝鲜。周恩来总理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这句话讲完两个礼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入朝参战了，把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了三八线。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按照协定，主动地陆续从朝鲜撤回。而美国方面却不履行协定，其军队仍然驻扎在朝鲜半岛，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同时，在印度支那，当地人民的抗法战争进一步开展。为此，美、法帝国主义焦头烂额。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4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作为与朝鲜和印度支那关系密切的大国，中国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1954年4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不久前还在朝鲜战场上短兵相接仍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代表同时来到日内瓦。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会议，就与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代表的“十六国”，在日内瓦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激战。周恩来通过台前幕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但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也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杜勒斯敌视新中国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他亲自向美国代表团下令：禁止任何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任何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握手。26日会议开幕式后，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英国驻北京的谈判代表）找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外相介绍杜勒斯国务卿同周恩来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总理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询问杜勒斯先生的意见。宦乡请示总理后答复杜威廉说：周总理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周恩来愿意经过艾登外相的介绍，同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但在第二天一早，杜威廉对宦乡说：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先生的建议，拒绝与周恩来握手。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履行他的秘密中国之行，特别注意握手言和之礼仪。他在《白宫岁月》一书中写道：“9日下午4时，周恩来来到，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即微笑和我握手。这是将旧情嫌隙抛到脑后的第一步。”当尼克松首次访华走下飞机时也是首先把手伸向了周恩来。

4月20日清晨，周恩来率领200余人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北京机场登机，分乘3架苏联伊尔—14飞机，取道苏联、民主德国飞往瑞士日内瓦。胡志明率领的越南代表团同行。

4月26日下午3时，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即有“小联合国大厦”之称的万国宫）理事会会议厅拉开了序幕。出席会议的除了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美国5个大国的代表外，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和以“联合国军”名义派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菲律宾、卢森堡、新西兰、泰国、土耳其、比利时、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荷兰。这些国家中，当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要发挥作用，有着明显的难度。

4月27日下午3时，日内瓦会议正式进入讨论朝鲜问题阶段。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担任会议主席。朝鲜外务相南日在发言中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3点方案：一、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由全朝鲜自由选举；二、一切外国武装力量，在6个月内撤出朝鲜；三、要创造条件以促使尽速完成以和平方式把朝鲜统一成为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国家的任务。美国和韩国代表明确反对这一方案，他们主张按照韩国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在全朝鲜进行选举，并且强调要由联合国来实现朝鲜的统一。联合国被美国操纵，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将朝鲜半岛交给美国人支配。

4月28日下午，会议继续就朝鲜问题进行发言，英国外相艾登担任会议轮值主席。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作了长篇发言。他没有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方案，而是在回顾朝鲜问题的由来时对东方阵营进行了攻击。杜勒斯要求，将朝鲜问题放到联合国框架内解决，由联合国监督朝鲜大选，他以韩国已经举行过这样的选举为由，要求联合国接纳韩国为成员国。

杜勒斯讲话后，周恩来发言，这是新中国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首次面对面交锋。他以洪亮的声音说：“全世界人民期待着的日内瓦会议已经开会了。这个会议的目的应该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

周恩来说：“五大国外长和其他有关国家外长们坐在一起来审查和解决最迫切的亚洲问题，这还是第一次。我们的任务是复杂的。但是举行这个会议本身，就意味着经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可能性的增长。”周恩来说，杜勒斯的发言是不能接受的，“他的主张完全违反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绝对不同意”。

周恩来说：“现在，朝鲜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是朝鲜的和平还没有巩固，朝鲜的统一还没有实现，与朝鲜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印度支那的战争还在进行。全世界人民对于这种情况正感到深切的不安和焦虑。他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够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变——使朝鲜问题得以和平解决，印度支那的和平得以恢复。”

周恩来说，在朝鲜问题上，撤军是关键。“从朝鲜谈判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正式提出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建议。现在，朝鲜已经停战，一切外国军队就更没有理由再留在朝鲜”。

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世界各国都遵守这些原则，并抱有相互合作的愿望，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他表示坚决支持南日提出的恢复朝鲜统一的3项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

周恩来的发言，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指明了共同点，这种求同存异的论辩逻辑，使对方无可回辩。他说：“虽然与会各国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在事实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因为在会上，没有人反对朝鲜的和平应该得到巩固，并且大家认为，会议的目的是要达到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在从朝鲜定期撤出一切外国武装力量的问题上，也只有少数代表表示了不同意见。”

他进一步强调：“我们既然有了这些共同基础，我们更应该努力寻求具体解决问题的道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建议：“与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在发言结束时，周恩来呼吁：“我希望，参加会议的代表能够本着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利益，共同努力，寻求途径，来解决会议议程上的这些迫切问题。”

当天会议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在“记者之家”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龚澎向到会记者介绍了周恩来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可以说是同时开辟两个战场，一是在会议之内，一个在会外。同会场内充满火药味的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相比，会外的活动则显得平和、儒雅，彬彬有礼之中透着机敏和睿智。

这次会议，共有700多个文字记者和600多个摄影记者及广播、电视记者前来采访。他们分别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周恩来对接待外国记者提出了5项原则指示：来者不拒，区别对待；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接待中，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中国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后，代表团新闻办主任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说，台湾中央新闻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提出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请求已被拒绝，并向周恩来建议，与日内瓦会议所设的“记者之家”进行交涉，追缴王家松的记者证。

周恩来问：为什么要这样做？熊向晖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日内瓦搞“两个中国”。周恩来不以为然，说：“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周恩来特意关照，在我们的记者中找一位便于同王家松接触的人向他做些解释，告诉他今后如愿意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我们欢迎，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酌情帮助。但是要注意，同他接触要掌握好分寸，不能过头，要顾及他的处境，不要使他为难，更不能让他丢掉饭碗。

有了周恩来的这番安排，王家松在日内瓦的活动自然轻松了许多，也大着胆子和中国代表团成员接触。

新闻办的成员特别关注西方记者的报道和言谈。当周恩来得知有一位美国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几亿中国人的“悲哀和愁苦”时，立即指示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

从纪录片《1952年国庆》中，人们看到了从世界东方站立起来的新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有人看了以后说：再不能拿1949年前的眼光看中国了。一名瑞士记者在报道中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过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为让西方人全面了解中国，周恩来又安排播放了一部精彩的中国爱情片——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周恩来提出：“要在请柬上写上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在放映前做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语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做其他解释。”影片放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对爱情的诠释。一名印度记者看后惊叹：“新中国成立不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经过几轮的辩论和斗争，虽然美国代表及其追随者试图阻止会议达成有利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协议，但周恩来依托雄辩的事实、凭借高超的谈判艺术，艰难地推动着会议的进展。

尽管至6月15日，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最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是，由于周恩来、南日和莫洛托夫等人的默契配合，使美国等阻挠会议达成协议的国家陷入比较被动、尴尬的处境。周恩来以其过人的敏锐、出众的智慧、令人陶醉的风度和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了所有与会者。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也使得美国代表的顽固好战的立场暴露无遗。周恩来赢得了众多与会者的赞誉和国际舆论的好评。一些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人感叹：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在日内瓦的舌战真是妙不可言！甚至有人说：“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成为艺术。”

进入第二阶段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后，参加的国家变为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的印度支那三成员国——南越（即保大政府）、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9个国家。莫洛托夫和艾登轮流担任主席。

朝鲜问题谈判破裂后，莫洛托夫忧心忡忡地对周恩来说，谈判正陷入危险境地，如果印度支那问题也谈不成，日内瓦会议就前功尽弃了。周恩来坚定地指出，印度支那问题不能停下不谈！他分析说，目前谈判的关键是我方是否承认有越南人民军在老挝和柬埔寨作战。事实情况是有，如果我方坚决不予承认，会谈就谈不下去了。所以，我方可以退一步，承认过去有越南军队在那里作战，是志愿军，现在有的已经撤出。如果现在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来办理。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以退为进的方案。

6月16日中午12时30分，周恩来前往艾登的别墅，与他交谈了1个小时。一见面，周恩来就对艾登说，中国对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就结束是不满意的，因为没有一点点和解的精神嘛。如果对我们的提案有困难，可以商量嘛！但是连限制性会议都不愿意开，我们的感觉是，美国就是要使任何协议都不能达成，这是他们的预定计划。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带着和解的精神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但是和解必须来自双方的努力。我们希望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不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否则，和解之门就关上了。我想艾登先生是具有和解精神的，我们希望情况不至于发展到如此地步。周恩来告诉艾登，在军事上，柬埔寨和老挝确有抵抗部队。那里也确有越南志愿军，有的已撤退，如果仍有，应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

这就是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处于关键时刻的让步。对周恩来的让步，艾登一听就明白了，高兴地说：“有希望了，很有希望了。”他进一步说明，我们要求的也正是这样。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老挝、柬埔寨成为任何国家的军事基地，不论是越南的或是美国的。

正式会谈时，与讨论朝鲜问题时的情形大不相同，虽然在多次全体会议和限制性会议后，会谈也曾一度毫无进展，但周恩来抓住有利形势，在会议进程中与苏联、越南代表紧密配合，尽力争取法国、英国等多数与会国代表，集中力量反对美国代表的阻挠和破坏，并积极开展会外活动，终于使会议实现了突破。

6月19日，会议在吸收周恩来提出的6点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建议的基础上，通过了由法国代表提出并经中国代表团修正的《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这期间，周恩来为达成日内瓦会议的协议，为了印度支那的和平费尽了心血，历尽了忙碌和奔波。7月间，他还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之机，专程回到广西柳州同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会谈，然后又到莫斯科同马林科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大力协调3国领导人在越南南北分界线问题上的看法，最终使中、越、苏三国取得一致：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过高的要求，既不现实，又容易使美国破坏会议的阴谋得逞，因此应力争达成妥协，迅速把战争停下来。

7月21日凌晨3时30分，日内瓦会议各方代表在取得共识后，终于签订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和《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

当天，尽管美国代表顽固地宣布不参加《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签字，但是，这一宣言仍然如期在日内瓦会议上通过，美国把自己放到孤家寡人的位置上，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却取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结果。

7月23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飞离日内瓦，途经并访问民主德国、波兰、苏联和蒙古后，于8月1日返抵北京。当周恩来结束历时3个月的国际会议后，新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周恩来浩然正气的外交形象，深深地留在了国际政治舞台上。

1971年7月，美国为自身利益想改善与新中国的关系，派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周总理的亲自接待基辛格，主持会谈。外界可能会以为，世界头号强国要与中国改善关系，中国人一定受宠若惊，双方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不然，周总理立场坚定，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既严肃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又求同存异，实现了会谈的目的。

在基辛格来华之前，尼克松和基辛格定制了一整套谈判策略。他们认为，中国改善对美关系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抗衡苏联威胁的迫切之需，因此中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将呈现灵活姿态。那么，华盛顿就可以通过增加北京对于苏联威胁和日本在东亚发展趋势及“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以实现三方面的目的：其一，利用北京对苏联威胁的担忧，促使北京同意暂时搁置台湾问题或做出妥协。其二，将台湾问题分为从台湾撤军和从政治上承认“一个中国”两步走，在军事方面，将美国从台湾撤军同结束越战相“挂钩”，迫使中国人为缓和中美关系并解决美军驻台问题，向北越领导人施加与美停战和谈压力；在政治方面，将“一个中国”的政治表态推延至讨论中美建交时再解决，迫使中方进一步主动缓和中美政治关系。其三，利用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强调美军驻台的必要性，延迟从台湾撤军。

然而，中国领导人在谈判桌上一一打破了美方的谈判策略。周恩来先发制人地提出“互惠”的谈判原则，这就戳破了以“和平”、“平等”等措词伪饰其现实主义外交原则的基辛格的“道德”外衣，为解决中美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也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订立了基本的原则。按照互惠的原则，周恩来巧妙地利用尼克松访华的希望，尽管并不为尼克松的访华铺设任何前提条件，但提出尼克松访华的成果之一应当是中美双方就解决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方案。这就使美方设计的分军事和政治两步走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破产，并将缓和双边关系的责任分担给美方。

关于与苏联和日本的关系，与基辛格的料想完全不同，中国领导人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并没有表示出担忧，更没有乞求美国援助之意。周恩来更为关心的是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向及其对台湾的意图。按照毛泽东有关“天下大乱，形势大好”的指示，中国领导人向基辛格展现了中国人不怕牺牲、不怕恫吓、不怕侵略的勇气和立场，从而反制美方承诺将压制日本觊觎台湾的野心。

在周恩来的施压下，基辛格不得不对中方在台湾问题上所提五点要求表明态度。中方的五点要求是：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三、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四、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五、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基辛格表示：“其中四点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并且保证尼克松在访华时会向毛泽东重申：“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不支持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不支持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而“台湾属于中国”一条，基辛格认为其他三点满足之后，这一点自然就实现了。“因此，只有一点，我们要等到大选之后，这就是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随后在周恩来的追问下，基辛格再次重申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我们不会给予任何支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我们不能为没有美国参与、没有美国支持的事情负责，因此，我们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它。我重申，如果您有任何关于美国支持它的情报，请告诉我，我会立即制止。”不仅如此，基辛格还表示，尼克松政府不仅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而且绝不会支持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大陆的进攻。

对于基辛格在第一天会谈中提出的美国在日驻军可以防止日本重整军备、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论点，周恩来的回应“严厉而精准”，目的也是要迫使美方明确表达政策态度。他指出，在中方看来，“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兴”，而始作俑者便是美国：“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受到你们两国在1969年声明的鼓励和支持。”“日本第四防御计划的总开支，是前三个计划的1.5倍。第四个计划超过160亿美元，而前三项计划只100亿多一点。”而第四防御计划远远超过了日本自身的防务需求。按照目前日本的经济实力，日本可能不需要五年就能完成这项计划。对此，基辛格承认，日本拥有自我防御的能力。他承诺：“我们不会鼓励、并且事实上我们反对日本的军事扩张。”

在7月11日基辛格临行前的会谈中，周恩来又再次提到了台湾问题。在前两天中方提出的五点要求之外，又提出两点：第一，中美建交时，美国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必须废除；第二，针对日本，美国需承诺，美军撤离台湾之前，不让日本军队进驻台湾；控制日本不参与“台湾独立运动”。对于第一点，基辛格表示，美国政府非常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对于美台“废约”的要求，在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中国政府坚持的中美建交的必要前提。而对于日本，基辛格承诺：“只要在我们能够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内，我们将反对它这么做。”

后来，美国人评价周恩来：他是一位坚强的、决不妥协的革命家。在台湾问题上，他在时间和方法方面向美国作了妥协，可是从来没有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原则上作过让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周恩来是坚强的，抓住一事不轻易放下，但是解决我们之间不同意见时，又有伸缩灵活性。在所有会谈中，他自始至终保持冷静自若的态度。同赫鲁晓夫的滑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戏剧性行为大不相同，周从不提高嗓子喊叫，从不拍桌子，发脾气，从不恫吓要中断谈判来压制对方让步。公报中关于台湾那部分，双方立场相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想也不能抛弃台湾，他不想也不能放弃他对台湾那毫不含糊的要求。他想利用我们的公报重申这个要求。我们终于达成一个折衷方案，不用刺激的字眼，各自声明自己的立场。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主要功劳应归诸基辛格和周恩来。

对第三世界国家，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反对大国主义，霸道作风。

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进行谈判。3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印方代表团，在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发表谈判公报，并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公报和协定中，把它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同年6月底，周总理先后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他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的《联合声明》都写进了这些原则，并进一步确认它适用于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宣言提出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包括了这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获得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完整体现，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1970年25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的14个国家，怀着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切同情，提出了我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这八项原则 的主要内容包括严格尊重受援国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 援助对方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提供优质的设备，保证传授技术，我们派出的专家和当地专家同等待遇等。这些原则，体现了援助、支持是相互的，双方是平等的精神，同大国沙文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周恩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若不经常警惕，政府官员容易对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盛气凌人。他还经常告诫负责援外项目的政府部门，要记住中国的援助不允许只顾自己，更不允许有任何剥削成份，也不允许以施舍的面目出现，一定要无私而又真诚。如果中国只顾自己，那就是民族利己主义；如果中国以恩人自居，那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常常发生利益矛盾，比如某些援建项目竣工后，其产品将同中国的传统 出口产品竞争。但是，中国始终信守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只要某个国家想寻求中国帮助援建某个项目，如建纺织厂、制糖厂、制茶厂、制烟厂、种植棉 花、甘蔗、茶树和烟草等等，宁可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场，也决不附带任何条件，尽可能提供所需的帮助。中国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设计人员说废水排入湄公河。周恩来当即指出，“这样做法不行。我们援助别国建设不能给人家制造公害，一定要为湄公河沿岸，特别是沿河下游的群众着想。造纸废水排入湄公河，必将危害渔业及下游人民生活用水。” 要求立即修改设计，并待修改满意后才同意交付柬方使用。周恩来处理与小国、弱国间关系的这种道德精神，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也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所深深敬服。

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分别于1961年和1964年独立。两国独立后，不仅面临发展民族经济、巩固独立成果的历史重任,还要继续打击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实现整个非洲的最终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修筑坦赞铁路的计划被提上日程。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对这条铁路寄予厚望，认为“当铁路建成后,收益的不只是赞比亚国家，坦桑尼亚也能获益。……不仅如此，整个非洲将会因这条铁路而获益，我们获益因为铁路将增强赞比亚，进而增强自由的力量，非洲国家间的贸易将会变得更加便利”。作为内陆国家的赞比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局面，铜矿是其支柱产业，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却苦于没有出海口而使得铜矿贸易大大受限，控制了铜矿的出海通道，就控制了赞比亚。赞比亚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命脉。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独立前就设想：要在罗得西亚铁路之外,另寻一条通向印度洋的铁路，这条铁路始自赞比亚北部，经过新独立的坦桑尼亚,最终到达印度洋。

为解决发展难题,坦、赞两国纷纷向西方求援。世界银行最早参与这一项目，但其结果却令两国失望。世界银行认为,修筑这条铁路不经济，赞比亚可以开发其他通道，拒绝了他们修筑铁路的贷款要求。与此同时，联合国派出的六人赴赞比亚勘测组，也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坦、赞两国还向美、英等国寻求援助。1964年，两国向英国寻求帮助，但因实力不济,英国迟迟不愿采取行动。1965年9月21日,在美国的推动下，英国与加拿大同意各出资75000英镑，对铁路进行联合勘测，但从此之后,再无下文。坦、赞两国也曾直接向美国寻求帮助。1964年,尼雷尔就向美国驻坦大使馆发出信息，第二年正式向美国国际开发署提出申请，但美国以“从经济角度考察是不值得修建的。至于从政治方面的考虑,同经济方面相似，也是没有必要的”为由拒绝了其请求。在1966年8月，美国同样以“没有充分的经济和技术理由支持修建这一项目”为由，回绝了赞比亚的请求。在多次遭拒后,尼雷尔开始怀疑西方国家的真实动机：“我一度跟西方世界的关系很好，那个时期认为它最讲道理。但在建设上我们得到了些什么呢？它们在援助别的国家进行建设的问题上是很少以慈悲为怀的。”除了西方国家,尼雷尔还曾向苏联求援。1964年8月，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向苏联提出援助请求。1965年，尼雷尔亲赴苏联,向勃列日涅夫面陈坦赞铁路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但是，苏联因阿斯旺水坝分散了自身太多资源也拒绝了他们。屡屡求助无果之后，尼雷尔将希望转向中国。

坦、赞两国摆脱西方控制、巩固民族独立的政策,使它们在西方世界求助无门、四处碰壁；“两霸”重重压力下的中国也急欲寻求战略突破，而帮助修建坦赞铁路则为中国提供了机遇。不同的境遇，相同的目标，使三个国家逐渐走到了一起。

1965年2月，在坦桑总统尼雷尔访华前，贸易代表团先期抵达北京，向中国提出了帮助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要求。中国外交部根据中央有关方针，写了一个请示报告给党中央，提出“如有可能，中国应该承担这项工程”的建议。

对外交部提出的援建坦赞铁路的建议，中央进行了慎重研究。周恩来总理先后征询了对外经委主任方毅和铁道部长吕正操的意见。

方毅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些援建的问题说：“这条铁路就按国内的建设费用来说，少说也得十几个亿人民币；如果铁路设备全部由我们提供，那十几个亿也打不住。像我们这样一个刚刚摆脱困境的国家，一下子拿出这么大数字去援外，恐怕国力吃不住。”

“那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

“用这样大的数字去援建一条铁路，不如用这笔钱去援建一些中小型项目，可以帮助许多非洲国家建设几十个乃至上百个厂矿、场馆、商店……”

“你说的也有道理。”周恩来点了下头。“一下子拿出几个亿、十几个亿来搞援外，确实超出了我们的国力。如果不是一下子，而是分为几年，一点一点地拿出来，比如7年、8年、10年，你觉得怎么样？我想那时我们的国力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况且坦赞铁路不会马上动工，这个问题还比较复杂。”

周恩来深入地谈着自己的看法：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其追随者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的真正的独立解放。而这条把他们连接起来的钢铁运输线，却可以使他们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控制、讹诈，还可以使他们把世界反帝、反殖国家为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所提供的生活物资和军事物资运送到非洲南部、中部和西部谋求解放的自由战士手中。坦赞这条铁路必须修建，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由谁来修，可以是中国，也可以是其他国家。如果中国同意修建，肯定会引起西方一些国家的恐慌，他们有可能被迫接受承建任务，也许是一个国家，也许是几个国家共同承担。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必须是真心实意地同意帮助修建，而不是虚情假意的政治游戏。总理还说：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需要帮助的人却解囊帮助别人，这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嘛!人世间穷人帮穷人是出于真心实意，不会有什么企图，被帮助者会受惠不忘；富人帮穷人，即使没有企图，也会使人感到是恩赐或施舍，被帮助者不会受之坦然。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决不能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项经援项目，援助了他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毛泽东同志讲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方毅表示：“总理，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也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在征询吕正操的意见时，周总理问：“如果把中国的铁路建设者派往非洲，帮助非洲国家修建铁路，能不能完成任务？”吕正操回答说：“总理，我部下的铁路建设队伍都是开得动、过得硬的硬骨头工程队伍，别说是非洲了，就是天涯海角也敢去!”“如果真要帮助非洲朋友修建铁路，我这个铁道部长决不搞本位主义，一定把最好的设计队伍和施工队伍派出去!”

之后，周总理在外交部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为援助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果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援建坦赞铁路问题，我意应同意。毛泽东、刘少奇均圈阅表示同意。

由于坦赞铁路涉及坦桑、赞比亚两国，除与坦桑达成原则协议外，还需同赞比亚达成协议。坦赞铁路的作用，对赞比亚来说远大于坦桑，但因当时决定接受中国的援建是需要一定政治勇气的，卡翁达的态度不如尼雷尔积极。卡翁达本来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直到1967年初，南罗得西亚片面宣布“独立”，致使赞交通运输和经济发生更严重的困难，急需另寻出海口，而西方援建铁路又无望时，他才转而想了解中国的态度。卡翁达在先派副总统卡曼加来华进行试探之后，他本人于1967年6月正式访华。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卡出于自尊，未主动提出援建铁路的要求，周恩来体谅其自尊与困难，直截了当地提出修建铁路问题，并反复询问有关情况。卡这才说：他访华之前，已向中国政府和日、英、法三国私人公司提出要求，下个月坦、赞、肯、马四国要召开财政和交通运输部长会议，进行讨论，作最后决定，因此想先了解一下中国政府的意见与态度。周恩来表示，我们已与尼雷尔总统谈过多次，答应帮助修建，我们是把坦桑和赞比亚一起考虑的。只要两国总统下决心，我们愿意承担投资，并且将把有关设备从海上运去。这是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反帝反殖的斗争，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巩固民族独立。卡满意地表示：我不可能要求更多的了，在目前阶段，你们愿意帮助我们修，完全满足了我们现在的要求。周恩来进一步说：如果你们两位总统商定，下决心要修，愿意让中国帮助修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去勘察。卡翁达访华后，坦、赞两国政府很快组成代表团来北京商谈有关修建坦赞铁路的事宜。

1967年9月，三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协定规定分三个步骤：(一)中国政府派出必要数量的专家赴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就铁路工程进行考察，其费用由中国负担。(二)中国政府派出必要数量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对铁路工程进行勘测，根据考察、勘测的结果，由中国方面进行设计。(三)根据设计结果，由中国政府派遣必要数量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坦桑尼亚政府和赞比亚政府组织施工。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地形复杂，给施工造成许多困难。周恩来一再指示要加强机械施工，无奈中国设备落后，大部分时间还是以“人海”战术取胜。在施工高峰时，工人达到两三万。那时，美国人正在修的那条公路，有一段几乎与坦赞铁路并行，不远处便有公路与铁路的交叉点，谁抢在前面，谁将占便宜，同时某种心理的东西也在起作用。

周恩来与陈毅再次商议，要派一个得力的大使去加强对施工的领导。陈毅提议让仲曦东去。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解放前夕，他在烟台和美国人谈判，把美国人“谈”得一筹莫展。前两年又在捷克当过大使。谁都知道，陈老总不搞本位，他来外交部不带一个“华东”的人，而仲曦东却是破了一例。陈毅又顾虑起来：“可他正在挨批斗啊！”

“告诉造反派头头，国事当前，放人！”周恩来心里火急火燎。邓颖超也很关心此事，跟仲曦东的夫人刘锦琳说，非洲的“小咬”特别多，要多带点清凉油。

仲曦东一到非洲，一头扎在铁路上。他在部队，是个说作15分钟报告决不讲16分钟的政委，如今他还是一股军人作风，既较真儿，又雷厉风行。他起早贪黑地巡视铁路，热了，跳进河里洗个澡；饿了，在工地食堂抓根油条，边走边吃。有一次吃了根油条感到胸口堵，司机以为噎住了，在背后给他捶，不管用，仲曦东直起腰说：“不要紧，走，到下面一个点去看。”他一直坚持行了600多公里，才返回首都达累斯萨拉姆，那时病情加重。使馆没有医生，第二天早上用直升飞机送到医疗队做心电图，发现是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心脏已到了危险的边缘。陈毅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北京阜外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陈再嘉去抢救。无奈当时飞机不能直航非洲，只能由巴基斯坦航线转。怕误事，陈再嘉就在北京打电报指挥就地抢救……仲曦东病情稳定后，知道中国铁路已赶在了美国公路前面，宽慰地笑了。

中国中铁二院自1965年起，派出勘察设计团队前往坦赞两国开展全线踏勘，于1969年12月完成了详实的踏勘报告。中国中铁一局、中铁二局、中铁三局、中铁四局、中铁五局、中铁电化局和中铁建工集团的5万余名铁路建设者自1970年10月开始，历时六年时间建成了举世瞩目的坦赞铁路。坦赞铁路工程的艰苦程度无法用笔墨描述，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所创下的业绩确实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该铁路穿越坦赞部分高山、峡谷、湍急的河流、茂密的原始森林，有的路基、桥梁和隧道地基土质为淤泥、流沙，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群居出没，全线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异常困难。铁路全长约1860公里。全线建桥梁320座，总延长米为16520米；隧道22座，总延长米8898米；兴建车站93个；建设房屋总面积37.6万平方米。为建设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共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万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队伍多达1.6万人，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8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铁路建成后，交由坦赞两国组成的铁路局共管。其后，为保障铁路的正常运营，中国继续提供无息贷款，予以技术合作援助，并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参与管理或提供咨询。

坦赞铁路在1976年6月7日全线通车后，为坦赞两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非洲南部的民族解放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坦赞铁路减小了赞比亚经济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及南非的影响。坦赞铁路建成后，成为赞比亚出口铜的运输路线，沿线也建立起不少市镇。坦赞铁路也是该地区的主要经济管道。加之这一地区矿藏资源非常丰富，成为中国不断扩展的经济利益的一部分。货车满载各式中国商品，从电器到纺织品，给当地人带来便宜的商品。另一方面，铜、钴及其他矿产品则被运往中国，保证这个亚洲经济巨人的需求。经济社会研究会的主席奇丽舍·穆兰甲指出，当年在计划修建这条铁路时，西方人认为这个项目非常不划算。不过中国当时的目的，是为了交到更多的朋友，因此他们决定修这条路。今天他们（中国）正在从坦赞铁路得到经济上的回报。坦赞铁路日渐重要，成为东部和南部非洲近20个成员主要运输线。坦赞铁路的管理者说，随着非洲各国的政治形势进一步稳定，这条铁路将更为重要。官员们称这条铁路的影响力已经波及布隆迪和卢旺达。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是，中国在政治上打了一场胜仗，从政治影响上看，不仅打破了西方和苏联对中国实力和技术的怀疑，而且使中国赢得了非洲各国坚定而真诚的政治支持。坦赞两国人民亲身体验到中国援助真诚无私，倍受两国政府和人民、以及许多非洲国家和人民的信任和好评。在坦赞铁路通车10周年庆典上，尼雷尔总统表示：“这种感激之情是存在的，而且将存在下去。”卡翁达总统也坦言：建设这条“伟大的自由之路”是中国与该地区国家之间“深入而真诚合作的伟大见证”。“患难知真友，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中国帮助了我们。”“坦赞铁路已出色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使非洲前线国家陆续解放，它今后的使命更加繁重，不仅为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服务，而且还要为东部和南部非洲优惠贸易区做出贡献，这给予我们新的希望、骄傲和勇气来面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困难。”

这条被誉为“非洲自由之路”的铁路，联结起中非之间跨种族、跨世纪的真挚友谊。它是新中国早期对外援助的典范和缩影，是中国外交中的一笔无形资产，是中国与非洲甚至中国与整个第三世界“兄弟情谊”的丰碑。中国不仅在非洲树立了执行援外八项原则的典范，而且还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赞扬和友谊，其政治影响远远越过坦赞乃至非洲。正因为中国人民竭尽全力，援助了非洲人民，而非洲人民也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当时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在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引起很大反响。这个项目让中国在外交上也受益良多，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在“一个中国”问题上从未动摇过。70年代初，联合国对《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进行投票表决，坦桑尼亚的代表穿着中山装参加投票，除极少数国家外，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投了赞成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功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毛泽东风趣地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当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通车时，周恩来已经逝世。但是，坦赞两国人民举行坦赞铁路通车庆典时，首先为周恩来默哀数分钟，以示纪念。

对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勇于承担及时纠正。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缺点错误。对此，周恩来不回避、不袒护，而是光明磊落，勇于承认，及时改正。每当他发现违背我国对外政策的事情时，一定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和补救，必要时还亲自向对方表示歉意，或公开对我国有关人员 提出批评。 1967 年 8 月，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对此，周恩来多次给予严厉批评。代办处修复后，周恩来专门接见了英国代办，对他重新搬进代办处表示祝贺，并指出，代办处是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这种做法的，修复费应由中国政府负担。对于“文革”期间 一些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蒙受冤屈，周恩来知道后都一一加以纠正，亲自向他们当面道歉。各国专家们无不动容，没想到一个大国总理如此谦和，受伤的心灵涌起一丝暖意。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回忆，在1972年2月访问中国访问的后期，有一天要到十三陵去游览，为了一件事情，周恩来向我们道歉。一个低级官员找了一批儿童来，把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并且教他们在客人来到时，如何装模作样表示欢迎。他说：“有人找来一些孩子们，把十三陵装扮起来，做出骗人的假象。你们的新闻记者指出这个问题，我们承认这是错误的。我们不想掩盖这个错误，当然也已批评了犯错误的人了。”周恩来这种实事求是，光明正大的道德风范赢得了崇高的外交声誉。尼克松说，在访问的整个过程中，我不禁联想到赫鲁晓夫的夸夸其谈，觉得中国人对事物的态度健康得多。赫鲁晓夫赤裸裸地吹牛皮，显然是对自卑感遮遮掩掩。周的巧妙自我批评，是成熟自信确凿无疑的证明。

三、树正气，扬清除浊

周恩来深刻认识到，要建设一个清风气正的新中国，不仅自己要作表率，而且要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中，在全社会树立正气反对歪风。

1、建设清正廉洁政府。

从新中国政府建立之日起，周恩来就为建立“廉洁而讲道理的人民政府”进行不懈的努力。他认为，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而首当其冲的，则是从政廉洁。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就指出：“我们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它同旧中国的压迫人民的管家机关在原则上基本相反。”“假公济私，贪污诈骗，任用私人，打骂群众这些旧官僚机关的传统恶习，在我们的国家机关里是完全不允许的，并且这些现象在我们绝大部分的国家工作人员中也绝迹了。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的、艰苦奋斗的、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他要求：“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要反对特殊化作风，恢复和发杨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树立新风气。”

1954年高岗事件之后，他告诫高级干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旧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尽管我们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场习俗在社会上存在着。脱离群众,生活特殊，讲究排场,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他教育干部学习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现在建了国，“那个历史教训离现在三百多年了，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值得重新温习一下”。如果怕艰苦，图享受，追求奢靡生活,那不仅会引起群众公愤，也有亡党亡国危险。他强调：“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奋斗成为我们的美德。”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他要求共产党的干部要过好“五关”，即指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第一，过思想关，就是在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做到思想不落伍，跟上时代的步伐，做到与时俱进。第二，过政治关，就是解决立场问题。只有政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爱憎分明，是非分明，才能更好地服务人民。第三，过社会关，就是在面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时，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以积极的心态去改造它。第四，过亲属关，就是指不要因为是亲属就不顾体制给予照顾，而是应该更积极地把亲属交给社会去锻炼、管理。第五，过生活关，就是指在生活中要艰苦奋斗、知足常乐，注重精神、思想上的修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呼吁领导干部，“首先是我在内的这四百零七个人(指当时国务院及其直属机关的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

周恩来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在开国大典时，他仍然穿一套旧的绛色咔叽中山装。身边人员建议做一套新衣服。他说：进城以后不能学李自成啊，今天开国大典，更要注意。我不能带这个头哇! 1949年12月30日，为了节俭地过好新中国的第一个春节，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次会议，通过了《新年和春节期间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宴请、收送礼物和相互拜年的规定》。他身居高位从不谋私。平时外出，吃饭、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钱。乘车到医院看病、看望朋友，每次都要司机老杨记下公里数，自己交汽油费。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地方给中央送礼。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中央机关的生活很艰苦，就从青海湖打捞了2000多斤鳇鱼运到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知道后，要求退回去。但因为路途遥远，退回去，鱼会腐烂，他才同意作价，把款汇过去。为此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要各省、市以此为戒，不准再送东西给中央。凡是送给他个人的礼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很深，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国度里，干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点。请客送礼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在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国务院开会，不上茶。在一个大盘子中放上一小包的茶叶和烟，上面都标着价，谁用谁付钱。新政府建立后，有人提出要修政府大厦，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指示，在我任总理期间，决不修政府大厦。”他反对各地建楼堂馆所，要求国务院要带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树一代共产党人的新风。他所住西花厅的房屋，窗户列开大缝，冬天工作人员只好用报纸把窗户缝糊起来。地面潮湿，铺的是大块方砖。有关方面，几次要给他修房子，都被他拒绝了。有一次，趁他外出工作，把房子简单地维修了一下。他回京后，在全体国务委员会议上，做了多次严肃的自我批评，检讨自己没有把好关，承担了全部责任。后来部长们说，“总理，你别再检讨了，再检讨，我们都要落泪了。”总理说：“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副总理、部长们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他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国家总理，如果带头修房子，下面就会跟着来。倘若一级一级都这样来修，不知道要造成多么严重的政治后果。我们国家还很穷，很多群众没有房子住。我们难道还不能像杜甫那样为“大庇天下寒士”着想？他还多次郑重表态：“只要我在总理位置上一天，国务院的小礼堂就绝对不允许翻修。”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利用权力为他们谋取任何私利。五十年代，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工作细则，提出警卫保总理的安全，医生保健康，秘书保工作 ，周恩来看后，又特别加上一条， “保政治影响”，即周总理、邓大姐和身边工作人员共同维护党的政治影响。在商品短缺年代，总理出差，规定身边工作人员不能在所住招待所买内部价的便宜东西，需要什么，到市场上去买。“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鼓励侄女去内蒙古插队当牧民。在见到侄女穿了军装成为军人后，他对侄女讲：女兵很难当，怎么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他动员侄女回到内蒙古草原当牧民去了。 他知道身边工作人员也有人走后门，把孩子送到部队当了兵，都让他们给孩子办理了退伍手续，仍送回农村插队。

2、大力弘扬正气新风。

雷锋、焦裕禄，南京路上好八连、大庆油田、大寨大队等是新中国建立后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关心、支持并利用各种方式大力宣传这些典型，在全社会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精神的正气新风。

雷锋是196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普通战士，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他生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言行，听党的话，爱国爱民，工作上爱岗敬业，日常生活中主动帮助别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为人民好事，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雷锋被人民群众誉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是无私奉献的典范，是共产主义人生观，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体现。雷锋精神，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雷锋题词发表，全中国掀起学习雷锋精神的热潮。

雷锋事迹当时在报刊电台报道后，引起周恩来重视。他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带头学习雷锋。周恩来先后两次为雷锋题词，在毛泽东题词之前，他已经题过一次了，内容是“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第二次题词的内容具体而鲜明，“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为学习雷锋指明了方向。

雷锋因公殉职半年后的1963年2月初，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团长贾六同志，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元宵节文艺工作者联欢会，周总理到会接见大家时，得知贾六来自沈阳军区，就对他说：“沈阳军区出了雷锋这么个典型，你们能不能把他搬上舞台，让更多的人来学习他的精神？”周总理的这一指示，使贾六同志深感责任重大，于是他连元宵都没顾上吃就连夜赶回沈阳。后来他把那张没用过的餐券保存了很多年。到沈阳下了火车，贾六直奔八一剧场，在那里召开了临时党委会，决定尽快创作话剧《雷锋》。与此同时，军区刚好召开一个四级干部会议。军区领导在电话里对贾六讲，听说你们“抗敌”要演《雷锋》，干部们都想先睹为快。 领导的电话，就是对剧团下达了任务。会期只有6天，算上1天放假，即使到最后一天看话剧，总共也才7天时间，真可谓刻不容缓！于是，包括贾六在内的6名创作人员立即分工赶写剧本，同时组成剧组、选定演员。全剧组雷厉风行，加班加点，三天出本子，四天紧排练，七天七夜之后，话剧《雷锋》基本定型，终于让出席干部会议的领导和代表当成了观看首演的观众。

话剧《雷锋》由抗敌话剧团编演成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1963年7月，军委调剧组赴北京向三总部和首都人民汇报演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观看了话剧，上台接见了剧组全体演职员并合影留念。周总理看过两场演出，对演职员的表演给充分肯定和鼓励。周总理说：“戏不错！这样的事能写成戏很不容易！”“本子不错，戏也演得好，应该在北京多演几场。” 据后来统计，在北京的两个多月里，共演出50多场，观众达7万多人次。《雷锋》后来拍成电影，在全国上演。雷锋的事迹和雷锋的精神传遍中国，走向世界。

焦裕禄，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1964年因肝癌病逝于郑州，终年42岁。他担任县委书记时，该县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工作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焦裕禄，以清正廉洁、无私奉献，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

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的报道。1966年2月7日，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等采写的1万多字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和《人民日报》刊发后，震撼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

周恩来非常重视学习宣传焦裕禄精神。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以焦裕禄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当好人民的公仆。他让有关部门安排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登上了天安门，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文革期间受到迫害，被关押批斗，身体备受摧残。周恩来两次指示河南军区，让张钦礼出来工作。张钦礼出来后任河南省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等职。他坐镇兰考，继续实施焦裕禄生前制定的除三害规划，集中六年时间领导群众和三害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果：兰考由老缺粮县，到1976年，已上缴给国家3000万斤粮，100万斤皮棉，80万斤油料。粮食产量由1962年的6000万斤增加到三亿两千多万斤。就连当年来兰考视察工作的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兴奋不已。不经意地对张钦礼说，大庆缺少副食，黑龙江省过年也只能给他们500头生猪。张钦礼当真地立即派当时的副书记杨捍东和四杆旗的支部书记给大庆送去1000头生猪、60吨粉丝、120吨酒。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特务团三营第8连。八连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社会情况仍然十分复杂。该连于1949 年6月进驻上海市南京路执行警卫任务，坚持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的侵蚀，团结人民群众，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全连干部战士勤俭节约，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63年4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该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称号。

“南京路上好八连”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连队：1947年8月6日，在山东莱阳城西水头沟小园村，几十个胶东农民子弟编在一起，组成了该团的四大队辎重连，1949年6月，改编为三营八连，向上海进发，开始担负保卫上海的任务。

毛泽东曾把中国共产党主政比作“进京赶考”，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复杂的“考场”要数上海，而上海最复杂的“考场”当属南京路。

1949年7月，部队分配了在南京路上值勤的任务。但时间一长，情况便悄悄发生了变化：有的战士看到男士女士手挽手进歌厅、电影院，有点羡慕了；当一些打扮时髦的女子经过时，也禁不住瞟上几眼。连队也开始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有人一次花几块钱到国际饭店开“洋荤”；有的不惜花5块钱到高级理发店理发；有人不抽老叶土烟，去买一块多钱一包的雪茄……

这些情况，引起了八连首任指导员张成志的警惕，他在党支部会议上指出：南京路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到这里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我们要让全连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绝不能吃败仗。

多次教育后，八连战士纷纷表示：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牢记“两个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之后，官兵们开始自制针线包，衣服破了，缝缝补补再穿；扛着铁锹、推着粪车，步行到十几里远的郊区开荒种菜；开展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等竞赛活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八连官兵在艰苦奋斗的熔炉中锤炼出了“拒腐蚀，永不沾”的金刚之体。八连的先进事迹引起了部队宣传干事吕兴臣的注意。

在《解放日报》记者的帮助下，吕兴臣用了6个月的时间，深入八连，与官兵们一起生活，站岗，执行任务，最后将稿件的主题定为“身居闹市，拒腐蚀永不沾”。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同时配发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这是八连事迹首次被完整地报道出来。

这一年，正值全国粮食严重短缺，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严重饥荒，“好八连”精神显示出难以估量的价值。八连的感人事迹，引起上海乃至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南京路上好八连”开始为全国人民所知晓。

就在上海报纸、电台大力宣传八连的同时，上海警备区也开始高度重视对八连这一典型的培养和宣传。三野赫赫有名的虎将王必成指出：要争取让八连的精神在全党、全军发扬起来。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曾在一顿便饭席间对时任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沈西蒙说：“沈西蒙啊，你要帮我们做件事。上海有个好八连，你写了不少好戏，也要为好八连写个戏。”

回到南京没休整几天，沈西蒙就重返上海，住在八连一班，和战士们一起站岗、放哨，摸爬滚打在一起，细心体察战士的思想情感。后来，当时前线话剧团二队队长漠雁接受任务也住到八连体验生活。作为报道八连事迹“第一人”的吕兴臣，这次也受命参与创作剧本。三人在八连一住就是40多天，日夜切磋，于1961年共同完成了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

剧本写好了，交给话剧团彩排时，有人却说：“这是一株毒草。”原来，在话剧里，新战士童阿男与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林媛媛谈情说爱，并公然出走；排长陈喜经不起诱惑，丢掉了从山东老区带来的土布袜子，要与乡下妻子春妮分手。在当时有些人看来，这些情节是给八连抹黑，给解放军抹黑，不能上演！甚至有关领导还下了一道命令：《霓》剧稿本不许外传。

事情反映到周恩来和陈毅那里，周恩来说：“难道我们的战士都是铁打的，没有思想感情吗？”陈毅一听也生气了：“真是乱弹琴，战士就一点毛病都不许有？我看这种瞎指挥要不得。” 周恩来的关怀，使剧本“起死回生”。

1963年1月，周恩来到上海，正巧上海在举行华东话剧汇演，周恩来应邀出席观看。周恩来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让人打来电话，以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名义调《霓虹灯下的哨兵》到北京演出。2月20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人员来到北京。22日、23日在总政话剧团剧院连演两场，引起很大轰动。

1963年4月，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将好八连指导员刘仁福请进中南海。在西花厅俭朴的办公室里，新中国的总理与解放军最基层的带兵人促膝谈心，象道家常一样询问连队情况：“八连是什么时候组建的？现在有多少干部、战士？战士们都是哪里人？有多少党员？文化程度如何？……”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最后勉励刘仁福说：“八连的工作做得很好，八连的宣传对全国很有意义。希望八连同志建设好连队，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

后来，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观看了南京军区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当看到剧中的上海籍战士童阿男闹情绪离队时，他焦急地自言自语道：“童阿男，你可不能跑啊，跑了要犯错误的。”后来，受到育的童阿男又回到了连队，毛主席高兴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健步走上舞台，热情地对全体演职人员说，是个好戏，很动人，写得好，演得也好，要多给些人看。

1963年8月1日，毛主席挥笔写下了后来名扬天下的《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毛泽东一生作诗赞颂过的唯一连队。

1963年年底，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开始拍摄。周恩来要求一句台词不能变，一个演员不准换。1964年年初，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王苹任导演，沈西蒙等负责编写剧本，参加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的原班人马，在南京路实地完成拍摄了同名电影，把话剧搬上了银幕，并在全国公映。“好八连”这个名字，就此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

新中国建立之后，受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封锁破坏。在毛泽东为核心中共中央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国方针指引下，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奋发图强，打破了封锁，创造了人间奇迹。大庆油田和大寨大队是杰出的代表。周恩来关心、支持、大力宣传大庆、大寨典型。

解放前，中国是一个贫油的国家。解放后，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黑龙江省的茫茫荒原上，进行石油大会战。从1960开发至1988年，大庆为国家生产原油9亿多吨，财政上缴800多亿元，出口原油1.05亿吨，换取外汇242亿美元。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和石油化工基地。大庆所取得的成就，无不浸透着周恩来总理的心血。

早在大庆油田会战前夕，周总理就指示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会战，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为大庆油田的勘探开发建设指明了方向。1960年春开始的大庆会战，几万名职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人人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对待当时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和困难，创造性地解决生产建设和生活中的各种难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周总理三次到大庆油田现场视察，指导工作。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解放前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群众生活十分艰苦。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陈永贵为代表的大寨人依靠集体力量，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落后的面貌，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周恩来三次到大寨视察，到田头，入农舍，与农民亲切交谈，与干部群众商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良策。他还多次带外国领导人到大寨参观，宣传大寨艰苦奋斗精神。

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宣传了大庆和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从此，全国掀起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

3、旗帜鲜明地反对歪风邪气。

建国后，一些党员干部思想逐渐发生蜕化，脱离人民群众，贪图享乐。周恩来坚决反对党员和干部的蜕化，认为党员及干部如果蜕化，就必然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自己毁掉自己，因此，他强调：“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他针砭社会上不良现象说：“党员有一些政治上特殊；不要说高级领导做官当老爷，就是一般的党员在群众中间也做成一个小老爷，这怎么行呢?”周恩来对于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堕落问题，与毛泽东一样有着敏锐的洞察力。1951年10月，天津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查实后，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刘、张二人。并请示华北局，华北局讨论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周恩来立即签字同意。在这一问题上，他与毛泽东一样，向来以教育为主，不主张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他在与毛泽东及刘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议论时，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对那些所谓“手上不干些净”的，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周恩来明确赞成枪毙刘、张二犯。他说，“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

对于党员干部出现贪污腐化问题，周恩来主张先从思想上进行教育防范。他认为如果不注重预防，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他说：“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 1954年2月10日，周恩来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他认为全会“敲起这种警钟是适时的，绝对必要的，哪怕只发现了这种危险状况的萌芽”。 “如果不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便不会认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甚至还会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听任这种危险的萌芽蔓延滋长，这样，必致贻害全党”。

周恩来积极主张依法治理贪污腐化，不搞人治，反对“领导人定生死”和“功过相抵”等陋习，加强监督制约，从制度上进行预防。建国初期，周恩来主持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监察室等专门监督机构，强调监督要实现多元化，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工会、社会各界、新闻媒介和政府机关内部的相互监督作用。他还主持或协助制定了共和国第一批惩治腐败的专门性法规文件。1951年 l 2月，党中央决定开展“三反”斗争，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和《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等文件，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952年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3月，他又连续主持政务院工作会议，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两个文件，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周恩来深恶痛绝官僚主义。他认为，新中国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反对高高在上，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他每次作政府工作报告，总要尖锐地批评官僚主义。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把官僚主义表现归纳为20种，详细进行剖析批判，以警示政府工作干部。他严肃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在我们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严重的虽然是少数，然而，正如党中央三月一日的指示上所说，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周恩来认为， 治理官僚主义作风，关键在一个“治”上。只要敢“治”，上梁正了，下梁岂敢自歪？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反对官僚主义并非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身体力行，有三件事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9年4月召开上海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大跃进”、“高指标”风还在继续，一些部门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追加计划”。为了配合钢铁、煤炭工业和运输需要，铁道部提出了一个1960年到1962年后，3年修建一条小铁路的补充计划，送给周总理。他当即认真审阅，当看到表中列出“二五计划”后3年要修一条35万公里的小铁路时，感到很荒唐。为这件事他把铁道部部长找来批评了一顿，原来是漏掉了一个小数点，3.5万公里成了35万公里。

第二件事是发生于1963年的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轮“跃进号”沉没事件。“跃进号”首航日本，在日本海域沉没了，政治影响很大。外电议论纷纷，被救回来的船员对事故原因也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被某国鱼雷击沉，有的主张发警告抗议；有的说只听到一声巨响，有的说是两次响动。因情况不明，周总理决心先查明情况，再做处理。他亲自召开专家、船员会议，反复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跃进号”出航前，船长、政委、船员班子组建仓促，试航训练的时间很短，对航线、海域、暗流情况不熟悉，因此，“跃进号”沉没的原因很可能是偏离航线触礁所致。随即决定派海军和潜水人员到沉船现场，克服种种困难，潜入海底勘查真相。事实证明了周总理关于“可能是触礁”的判断是正确的。事后，周总理把“跃进号”沉没事件作为一件官僚主义的经验教训，教育大家。

第三件事是甘肃定西灾荒问题。1973年5月末，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听取甘肃省委领导同志的汇报。宋平同志如实反映了甘肃中部定西等几个县有200万人口的地区许多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被子，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周总理听了非常难过，落了泪，他说：“搞了20多年还是这样，国务院有责任，过去都不晓得。200万人的问题，为什么不解决？军队仓库里有东西，为什么不救济？听了很难过，知道了就要去解决。”他立即通知军队和有关部门组织救济，帮助定西地区发展生产，以最快、最实际的行动，为反对官僚主义做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