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文本解读

余守萍

摘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以实现党的思想领导为目标，以展开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为主要内容，以干部教育、学习运动、文化建设为主要途径和方法，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利于实现党内思想的高度统一。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建思想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充分吸取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思想建设是延安时期中共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也成为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温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思考，对于我们“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 年版，第35 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延安时期，如何能在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的情况下，采取正确的革命策略，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运用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件基本武器至关重要。关于如何运用好这两件武器，毛泽东认为加强党的建设是关键环节，因为党的组织“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13页。）。尤其是党的思想建设，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党的命运。在 1942年给刘少奇、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毛泽东文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92页。）这封电文不仅明确了延安时期中共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必须完成的主要任务，同时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视，是其“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重要体现。

因此，毛泽东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毛泽东文集》第 2卷，第 435页。）思想领导，就是党在思想战线上具有领导权和主动权，使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掌握思想领导，是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党力量的前提和基础，也为中共的发展壮大、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提供思想保障。

毛泽东之所以突出强调党的思想领导，一方面是由党在延安时期所承担的主要历史任务决定的。当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承担的主要历史任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仅仅依靠党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争取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凸显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时代命题：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613页。）。其中，思想上的巩固是重要方面，也是核心要求。而思想上的巩固取决于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认同。需要通过党对思想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使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支柱。

另一方面，突出强调党的思想领导也是由党在这个时期的特点决定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也要看到，中共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农民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革命的敌人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艰难地生存。这些时代背景决定了中共从成立之初就处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包围之中。对此，毛泽东指出：“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 ”（《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33页。）也就是说，许多党员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还没有彻底入党，还难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染，就容易使一些党员发生思想的动摇甚至立场的转变。1943年，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就这样说过：“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许多同志的思想意识中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89页。）这对党能否始终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必须强调党的思想领导，把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二、“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掌握党的思想领导，首先必须积极应对党在思想上遇到的挑战，开展思想整顿，尤其要对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875页。）这就提出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任务和要求。思想斗争不仅是实现党的思想领导的基本途径，也是推动党内团结的有力武器。这种团结对于中国革命来说至关重要，奠定了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的重要基础。

思想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途径。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不利于统一全党思想和实现党的团结。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必须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帮助他们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1943年，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党校里也有争夺领导权的一种斗争，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散漫性、自发性这样一些东西。”（《毛泽东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56—57页。）无产阶级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此，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实质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战胜和克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1945年，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的社论中，毛泽东将党内存在的“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概括为“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1108页。）。

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因此，思想斗争的开展必须加强针对性，以克服这些错误思想。在《矛盾论》《实践论》中，毛泽东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批判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矛盾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人的认识过程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到特殊的循环反复。但教条主义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忽视实践的重要性，将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千篇一律地套用所谓的公式。教条主义者在研究问题时，局限于表面和片面的认识，而不深入把握事物内部的规律。因此，教条主义者直接表现为主观主义，使党内的理论研究走向保守、僵化，这显然不利于党的思想领导。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毛泽东详细列举了自由主义的 11种危害，明确指出自由主义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他们往往把个人利益置于革命利益、党和国家利益之上。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是教条的，不准备用马克思主义克服自己的自由主义，客观上是对敌人的援助。因此，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即是用马克思主义克服自由主义。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将思想斗争的矛头指向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指出党内这三种错误思想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学风上的主观主义无法培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党风上的宗派主义将个人置于党之上，造成党内不团结；文风上的党八股苛求形式，阻碍了对生动活泼革命精神和真理的启发。毛泽东认为，这三种错误思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有针对性地展开思想斗争予以批判。

三、“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领导、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重视党的思想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延安时期，毛泽东着眼于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亟须提高的现实，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1094页。）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中共采取整风教育的方式，在党内开展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

党的思想教育应面向全体党内同志，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干部教育予以了高度重视，将干部教育视作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实现途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践行者，是联系党员群

众的依靠力量。“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277页。）可以说，党的各级干部的思想水平、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直接关系到党的思想领导，也对党的状况有直接影响。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干部教育工作的比重应占据全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从这一认识出发，延安时期中共充分发挥抗大、党校、马列学院等教育阵地的作用，加强各级干部教育，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

实施干部教育首要在于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现实需要出发，各级领导干部承担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承担着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任务。“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00页。）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毛泽东提出，从党指导伟大革命的使命出发，必须自觉造就成万数的干部队伍。“好的干部”是有明确衡量标准的，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277页。）等等，明确规定了干部教育的内容和目标。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结合中国问题教育、中共党史教育和政治路线教育，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干部教育也要为提高各级干部的工作能力，改进其工作作风服务。干部教育以提高理论水平为首要目标，以此为基础，使各级领导干部掌握思想斗争的主动权，在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指导下，自觉克服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革命实践经验的主观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实现党在思想战线上的绝对领导。尤其要引导各级干部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克服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等错误倾向。通过不断加强干部教育，端正各级干部的态度，使其认清使命，增强为革命、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意识。

加强干部教育同时也是教育一般党员的有效方式。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了，作风端正了，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在普通党员群众中的模范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75页。）。在广大干部带头受教育的引领下，整风运动取得了教育全党的重要成效。

四、“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

如果说“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那么掌握思想之基础和保障就在于学习。从掌握思想领导、加强党的干部教育出发，毛泽东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533页。）这就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离不开学习，党的干部教育的成功实施，首要也在于党内学习运动的开展，必须引导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自觉学习。1939年《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毛泽东文集》第 2卷，第 185页。）这就明确了学习是全党共同的任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党内和军队广泛开展了学习运动。

关于学习什么的问题，毛泽东强调的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都要学。要注意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鉴于当时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普遍不高，毛泽东建议在

全党开展一次学习竞赛，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的深入。其次，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学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学。他强调，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立足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把握，绝对不能割裂历史，要珍视历史文化遗产并批判总结性地学习。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加强精神认同。再次，毛泽东还认为，学习还要指向对中国现状的研究，要结合中国革命形势、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思想实际、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现状的学习，提升理论学习的指向性和现实感。

解决学习什么的问题仅仅是第一步，要实现通过学习统一全党思想，“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178页。）。如何才能做到善于学习，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重点比较了主观主义的态度与马列主义的态度，指出主观主义的态度将注意力放在空洞的理论上，脱离了实际，割裂历史，无的放矢，这对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是不利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列主义的态度“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801页。），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地学习，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注意理论学习与现状调查相结合；是克服“言必称希腊”、对中国的历史浑然不知的学习，将现实关注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是克服“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学习，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将理论学习与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相结合，克服对马克思主义抽象空洞的把握。毛泽东还认为，正确的学习态度还要注意对自我满足的克服。“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535页。）

五、“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

文化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与党的思想建设息息相关。文化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反映，又对政治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化建设的开展，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保障，同时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实现思想统一的有效途径。因此，毛泽东认为，文化建设具有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战略意义，是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根本保障。《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加强根据地和党的自身建设，“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毛泽东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461页。）“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离不开全党开展的文化建设，离不开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对先进文化的掌握。

在充分认识了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毛泽东将文化建设置于与经济、政治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予以整体把握。毛泽东提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705页。）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重点在于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的落后、反动成分，努力创造新文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698页。）这种新文化在五四运动后出现，区别于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主义旧文化，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领导下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加强先进文化建设，是实现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的基本途径。

实现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必须注重先进文化对党员的武装。从延安时期党的生存环境和重要使命出发，毛泽东强调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实现先进文化对党员的思想武装。而

实现先进文化的武装，提高党员的文化知识水平是基础。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体系，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理论性等特征，没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的积累，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掌握会困难重重。对此，毛泽东强调：“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818页。）通过用先进文化武装党员、提升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这是我们党能够充分发动群众、实现思想统一的重要途径。先进文化提供思想指引的同时，能够营造积极的宣传教育氛围，实现马克思主义潜移默化的濡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能够拉近马克思主义与群众的距离，在具体实践中，建构群众能够接受的、通俗易懂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对于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调动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非常关键。为此，延安时期不仅兴办了大量正规集中的中小学校，同时各类村学、识字班、读报组也纷纷建立，取得了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化教育工作的突出成绩，为全党和根据地群众学习先进文化，从而实现先进文化的武装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实现先进文化对党员的武装，必须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 2卷，第 698页。） 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区分了“有书本知识的人”和知识分子。前者拥有书本知识，但是不善于将知识运用到现实中去，不接触实际或者实际经验很少，所以不能真正称得上是知识分子。将“有书本知识的人”改造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必须推动其参与到实际工作中去，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使其在党的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上述五个方面，就是延安时期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强调，掌握思想领导为第一项工作，这是目标。而延安时期，实现党的思想领导受到党内外广泛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威胁，因此“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克服消极有害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想，这是主要内容。为真正实现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克服，必须采取一定的途径和方法，因此，毛泽东在全党开展了普遍的干部教育和学习运动，并提出要加强文化建设。通过这些途径，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实现了党内思想的高度统一。重温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思考，对于新时期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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