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不容否定

团中央知乎团队

团团说

前不久，知乎300多网友邀请我们回答“如何评价义和团？”这个问题。

一时间，我们仿佛感受到了朴素的求知欲和隐隐的恶意。既然大家这么问了，我们就来回答回答。

19世纪末的山东、河北的农民，突然觉得这世道不太对劲儿。地主老爷们压榨得更狠了，官府的苛捐杂税也更多了。

更令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无赖王二麻子和李老歪信了洋教，从此税不用交了，就连县太爷都让他们三分。

山东、河北的农民们浑身难受

然而农民们也并不是完全不懂分析学，他们简单地分析了一下当前的局面：地主们还是那些地主们，官老爷们还是由读书人们在当，王二麻子也还是王二麻子，李老歪也自然还是李老歪。

那到底是什么变了呢？答案呼之欲出——我们浑身难受怎么想都是洋人的错。（此观点可以出一本书）

当然，这个看上去很可笑的结论，其实并不冤枉。

农民们浑身难受这事，洋人们是有锅的

《马关条约》赔了日本两亿两白银，外加三千万“赎辽费”，大清朝没钱啊，没辙，还得找列强借款，连盐税都抵出去了。

加上早就不知道抵了多少的关税，大清就更没钱了。但没钱，这日子还得过啊，怎么办？羊毛出在羊身上，接着薅老百姓呗。

当然，令农民们感到无法理解的自然也不止于此，上面收一分，底下收三分自然是常例，上面要得越多，底下翻倍的也自然越多。

而且最可气的是，要是官府和胥吏能一视同仁也就罢了，关键是信了洋教的王二麻子和李老歪们可以不交，你说农民们能不气嘛？

说到教民，很多人想到的形象可能是这样。

但问题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这样的。

（青岛贵妇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黑你的……）

要知道，除了不用被乱收费之外，教民还有不少特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官府很少敢管他们，毕竟连上了刑场都被教士拉回来的先例也不是没有过，有的时候官府和教民怼起来，被怼输的还是官府。

一来二去，教民们就成了法外之民，这样的待遇谁最喜欢？那当然是犯罪分子们啊，因此许多地痞流氓、青皮无赖，甚至江洋大盗也都入了洋教。

而教士们，或是不知道，或是知道之后还以为自己能让他们立地成佛，也就把他们给收了进来。而最令山东、河北农民们愤恨的，也就是这群教民。

当然，像爱莎那样的“白莲花”，一般教民也不是没有，这些人要么是官宦人家的子弟，要么是小康之家，都是货真价实信了洋教的，但教民中到底有多少“白莲花”、多少无赖汉，真的很难说。

除了教民，教士也不是好相与的，拿小孩内脏去做药和施法应该是没有的，但19世纪末的这群教士和收养的萝莉正太们做点羞羞的事也不是没可能。

当然，这些也是小节，教士们和农民们冲突最多的，往往还是修教堂、改坟地这种事——毕竟教士们是大爷，修个教堂占个农田农舍甚至农民家祖坟也是常事。

还有些不安分的教士们，还担负着列强排头兵的作用，勘察个地形，刺探个军事机密都不算事。

真正施药救人、收养孤残，顺便再传播个福音的“洋菩萨”也是有的，问题是“文明的冲突”这事客观上确实存在——不管是习俗、仪式，都与中国传统不同，农民们对这些“非我族类”的有意见，也自然不奇怪。

而不爽积累到一定程度，那自然就是义和团了。

今天我们看义和团，有人会说他们愚昧、残忍

可能是因为，他们是19世纪末的农民，普遍没文化没知识，更不懂科学，在他们看来，洋人们的洋枪洋炮轮船火车都是西洋邪术，洋教的教士们都在妖言惑众（虽然也不算太错），他们对身边事物和自然规律的解释，都靠的是封建迷信。

若是他们能够了解科学，还能客观辩证看待事物，那才奇怪。但问题是，他们没文化、不懂科学，他们就没有反抗不公的权利了吗？他们就不可以和那些令自己浑身难受的事作斗争了吗？

至于残忍，一方面可能源自他们无法区分教民中的地痞流氓和“白莲花”，也无法区分教师中的混蛋人渣和“洋菩萨”；而另一方面，他们残忍，洋人们就不残忍？打死义和团团民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就不残忍？自1840年以来用大炮轰开中国国门的洋人们就不残忍？在旅顺屠杀了两万人的日本兵就不残忍？别忘了，如果没有洋人的残忍，他们的使馆就不会以那样的方式驻在北京东交民巷。

义和团的战斗力，固然是捉急的，毕竟他们大部分不会使用洋枪洋炮，又普遍因为穷困吃不饱饭而身体羸弱，甚至有了被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1  VS  36的无双战绩。他们表现出的实力，甚至连屡战屡败，不堪一击的清军都不如。就连廊坊大捷，可赞叹的也更多的是其象征意义。

但义和团的正面意义，是他们的战斗精神。就算这种战斗精神是被封建迷信洗脑出来的，是在毫不清楚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催化出来的。

但他们敢打敢战，就已经比1840年以来无数望风而逃的清军强上太多了，而且义和团最可贵的一点，就是让列强认识到了人民群众汪洋大海的恐怖，这才有了瓦德西的“无论欧，美，日各国，皆无脑力与兵力。 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日本人不相信瓦德西的论断，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今天，我们固然可以用我们所有能想到的语言和词汇去批评义和团，而且还能够基本保证这种批评并不冤枉，但是别忘了，他们做的，只是他们当时唯一能够做的，毕竟忍下去，也毫无意义。

义和团是中华民族在1840年以来为了民族解放的又一次试错，尽管他们自己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们和其他许多人的努力，告诉我们：

传统的农民起义救不了中国、官僚集团的改良和洋务救不了中国、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救不了中国、软弱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救不了中国、有爱国热情的军阀救不了中国、封建残余严重的官僚资产阶级，同样也救不了中国（当然，学医也救不了）。

只有一个懂科学、有文化、能打仗、会练兵并且能够团结最广大人民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救中国，这个政党的名字，想必，你们都知道。

延伸阅读

如何评价义和团？

作者：刘梦龙

可以这样说，义和团运动的基本史实是清晰的，它作为近代最大规模的自发群众运动，必然存在种种可议之处，这来自于它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但无论如何不应该否定，它的抗争是一次饱受压迫的民众不惜一切的反抗，核心是一场正义的爱国运动，是瑕不掩瑜的。而对义和团运动最大的争议除了在这场运动中由于迅速扩大导致的鱼龙混杂、秩序混乱以外，恐怕是在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中，弱小的一方是不是该主动反抗。

这个答案此后争吵了三十年，抗日战争给了一个答案。抗战胜利后，新中国建立后本来是清晰的，只是最近一些年多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我在这里还是可以给出这个中国人用鲜血证明的答案，中国是一个大国，他不怕鲸吞，他就怕蚕食。只要敢于去战斗，中国就能生存下去，而失去战斗的勇气，要比失败更可怕。义和团运动所应反思的是方式方法，而不是战斗本身。

义和团运动，是北方地区民间结社由于民教矛盾，借着北方大旱形成的流民潮而兴起的。谈论义和团的人常常嘲笑它的盲目排外，但在清朝中后期这种民怨的爆发并不罕见，无论是五省白莲教起义，还是太平天国，这些矛头都是对内的，然而到了庚子年这个矛盾迅速地转向对外。用教科书里的一句话，这就是典型的外部矛盾已经大于内部矛盾，是饱受欺凌的老百姓对外国侵略者的厌恶已经大于对无能的清廷的厌恶。

虽然近现代有很多国际友人给中国人民带来不小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许多传教士确实是真诚地帮助中国人民的，但有无辜的个人没有无辜的阶级。

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突破口——民教矛盾，也是当时已经如一堆炸药般积累多年的华洋矛盾的一部分。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恰恰是列强自身，甚至这是他们有意识造成的局面。清代一直在试图压制民间秘密社会，列强的入侵迅速地加快了清政府的毁灭速度，社会秩序趋于崩解，民间结社也一发不可收拾。应该说八国联军试图扮演一个文明守卫者和惩罚者的角色，却就像德皇出征前的演讲一样，他们才是20世纪的匈奴人，是造成这个局面的元凶。

至于另一点也需要指出，义和团绝不是送死，说他们送死是对义和团运动极大的污名化。义和团运动由于影视作品和一些宣传，成了一群乌合之众用大刀长矛和列强的排枪对抗，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猎奇描述，就像西方人描写祖鲁战争一样。

义和团运动实际是一个导火索，它引爆了当时整个中国下层民众对列强乃至对朝廷的怒火。清廷之所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采取招抚之策，也是因为举国之怒，如果不引导这股力量必将粉身碎骨。这点实际上和日后西安事变中的国民政府很像，如果不能顺从这股民意，那么在被日本人毁灭之前，它们会被国民所抛弃，被体制内，乃至体制外的其他力量代替。

实际上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乃至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过程中，最能发挥作用的还是清军的基层士兵和一些爱国将领。比如围攻东交民巷的是董福祥的甘军，在大沽战死的是老将罗荣光，在天津战死的是名将聂士成，在北仓自杀的是南来勤王的李秉衡，在瑷珲死战不退的是副都统杨凤翔，在齐齐哈尔与城同亡的是黑龙江将军寿山。应该客观地说义和团虽然和八国联军发生了相当激烈的战斗，甚至在清军溃败后仍然战斗了一段时间，但和八国联军战斗的主力还是清军的正规军。

在论述义和团问题时，常常出现一种倒因为果的逻辑。把近现代中国的落后归结于义和团式的人民拒绝欧洲人送来的现代化。典型的如鸦片战争带来文明，乃是为贸易而战的理论。其最终的进化版本大约就是日本人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圣战。有趣的是，这种理论的倡导者在过去常常是欧洲人，而最近接过大棒的却大多数是中国人。

这种自虐式的史观只要我们看看非洲的例子就不难驳斥了。作为距离欧洲文明中心最近的存在，非洲的直接结果是被列强分割成一块块地图上边界笔直的殖民地。列强的入侵虽然客观上带来了被动的技术进步，但其主观是要弱化，乃至消灭被征服者的。

中国的幸存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构成的，距离使列强在技术条件可以达到之前无法投送太大的力量到达这里，而当技术水平足以使欧洲军队投送足够的力量的时候，已经进入二十世纪这个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浪潮，皇冠落地、殖民时代结束的狂飙时代了。可以说1840年到1914之间，是殖民主义最后的狂欢，这段时间任何微小的抵抗都值得我们重视，是这一点点看来或成或不成的抵抗延缓了毁灭的脚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从这一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具备真正宝贵的价值。

我们过去把义和团运动的视角可能还放得悲观些了。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导火索，它引燃了整个北方地区对列强的不满，将数十年举国上下的积怨释放出来，乃至它的整个战场也遍布从东北，到华北，到山西的广大地区。同样它也是列强对华侵略的最高峰。列强从天津打到了山西，但是清政府可以逃亡到西安，列强可以占领中国沿海的任何一个省份，而中国始终有着可以继续战斗的辽阔国土和广大人民，这场无尽头的征途不是区区数万外来侵略者能承受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日后日本人疯狂的侵华战争的翻版。

固然日后中国签订了空前耻辱的《辛丑条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验证了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由于列强间的矛盾，由于中国辽阔的国土，深远的纵深，文化认同的高度一致性，既难以鲸吞，甚至也难以蚕食。在海边架起几门炮固然能吓唬无能的清政府，但那是建立在清政府还能维持其统治的基础上。此后列强的政策转而在中国倾向于经济手段，依托于中国本土的势力，实际上中国亡国的危机已然度过了。三十年后，作为距离中国最近的列强，不信邪的日本不惜一切发起的侵华战争，从三月亡华到扶植汪伪，最终仍然不免导致了使自己覆灭的太平洋战争，恰恰印证了这个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