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前，毛主席为何对人民日报发火？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今年是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简称《正处》）发表60周年，《正处》发表前，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主席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主席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这时已经进入四月，全国各地都在讨论《正处》讲话，并对党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通过南下，特别是杭州座谈会，毛泽东又了解到不少情况，使他更加坚定了以“正处”为主题，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的决心。这次南下，给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党内党外、党的报纸和民主党派的报纸，对《正处》讲话的反响存在很大反差，党外传达快党内反而迟。特别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这些情况，对于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以扭转党内认识跟不上形势的状况，起了促进作用。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1]，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

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其实，《人民日报》当时对宣传《正处》讲话不热心，是事出有因的。

据胡乔木回忆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中间有些复杂的过程。毛主席最初认为暂时不要宣传，怕别的国家接受不了。可是后来上海文汇、新民报这些非党的报纸大讲特讲，毛主席感到应该讲，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不宣传作了严厉的批评。”[2]

毛泽东在询问了四月十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3]，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一九五三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要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对今天的谈话总结了一下：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三、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一点。要改进编排和文风。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五、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六、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八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4]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注 释：

[1]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3页。

[3]见1957年4月6日《人民日报》。

[4]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等的谈话记录，1957年4月10日。

（来源：“思想火炬”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