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

付  闪

1956年6月14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排）毛泽东（左5）、周恩来（左4）、朱德（右6）、陈云（右5）、林伯渠（右4）、邓小平（右3）、聂荣臻（右2）等在中南海与参加制定全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全体学部委员和科学家合影。

1958年6月，当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坚定地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时，还清晰地预判了搞成这件事的时间表：“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这些掷地有声的话，不单单是一种口号，它既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发展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等尖端武器的决心，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发展国防力量的信心。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开始，就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忘我奋斗，独立自主地完成了“两弹一星”等尖端国防技术的突破，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的重要基础。

“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

1955年1月15日，一块神秘的石头摆在了正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桌子上－－这就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铀矿石。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钱三强、李四光两位科学家。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小学生向老师讨教的会议。他们仔细听取了两位科学家对铀矿石和原子能的介绍。会议从下午3点多一直开到晚上7点多，气氛时而轻松，时而凝重。在会议结束后的晚宴上，一向不喝酒的毛泽东破例举起了酒杯，此时的他显得很兴奋，因为在刚刚结束的这次会议上，他拍板做出了一个后来证明足以改变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决定，那就是研制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说：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其实，对于发展中国自己的原子能事业，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有所关注了。1949年春，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批准，中央曾计划拿出5万美元的外汇，让准备去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等设法购买一批用于原子能研究的先进器材、书籍资料和实验药品。1949年12月，毛泽东对苏联进行了首次访问。在这期间，苏联方面专门为他放映了一部电影，那是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纪录影片，影片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毛泽东肯定也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那咄咄逼人的核威胁。从朝鲜战争到此后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的作战中，美国不仅将原子弹运到了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进行针对中国的核模拟袭击，还将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日本的冲绳岛，扬言要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所有武器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击。

面对美国不断挥舞的核大棒，毛泽东清楚，美国人之所以敢如此威胁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人手里没有那枚“小小的东西”——原子弹。从那时起，毛泽东就下定决心，新中国一定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他想起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曾托人捎来的那句话：“你们要反对原子能呢，必须自己先要有原子弹。”

毛泽东坚定地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0年5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此后，大批怀有报国理想的科学家从海外陆续回国，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开始起步。

为了加强领导，1955年7月，中央决定由聂荣臻、陈云、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不久，具体负责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后来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

1956年，毛泽东还领导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确立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略。其中，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被列为第一重点任务，以此带动科技事业的全面发展。

对于新中国即将起步的原子能事业，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是这样说的：“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的坚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对抓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这件事，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我们可以自己试一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虽然毛泽东很早就下定了研制原子弹的决心，然而，研制原子弹是当时世界上最浩大的尖端工程，以当年中国的科学和工业水平，几乎和登天一样难。

1954年国庆，毛泽东曾对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现在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我们也打算搞这项工业。”当翻译把毛泽东这番话译过去时，赫鲁晓夫一愣，本能地回答道：“搞原子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困难，那个东西太费钱了……如果现在中国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国的电力全部集中起来都难以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家都搞。”

赫鲁晓夫的这番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此前美国为研制原子弹而实施的“曼哈顿工程”，在3年多的时间里，组织了上千名科研人员，顶峰时曾起用了53.9万余人，累计投入资金25亿美元。如此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对新中国来说无疑是极为困难的。

向困难低头不是毛泽东的性格，他还是说服了赫鲁晓夫。苏联同意在中国将来的原子能研究中给予一些基本的帮助。同时，毛泽东还鼓励中国的科学家说，我们有了人，有了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并确定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子能研制方针。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程迅速开展起来。

从1958年开始，在中共中央的组织号召下，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和研究者从天南海北会集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那片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草原，开始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实际研发工作。而在北京的毛泽东也时刻关心着基地的建设和研制工作。在科研人员对原子弹研制流程有所争论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在原子能研究上“要先学楷书，后写草书”。正是这一指示确保了我国原子弹研究工作一直按照科学步骤向前推进，免走弯路。

然而，就在各项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风波使研究工作遭遇了空前的困难。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建议被中国拒绝，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缝。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借口苏联与美国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协定，打算中断向中国提供有关原子弹研制的一切技术资料。10月1日，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有人曾经记载了这期间他和毛泽东的这样一段对话：赫鲁晓夫说，关于原子弹生产，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从容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一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当然，中苏关系的曲折，绝不像这段对话描述得那么简单。

不久，赫鲁晓夫下令单方面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终止了苏联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苏联的毁约，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困难。当时的中国，没一个人搞过原子弹，自力更生，远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但是困难吓不倒毛泽东和中国尖端科技工作者们。

1960年7月18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有关会议上，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很难还的。

关键时刻，毛泽东一锤定音

就在原子弹研制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新中国却遭遇了建国以来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此时，对于原子弹是继续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最高决策层也引起了争论。

1961年夏，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原子弹研制是否继续的争论还在升温。会上有人认为研制原子弹花钱太多，会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因而主张暂时下马，等国民经济好转后再上。而主张原子弹继续上马的则以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元帅为代表。据说陈毅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

毛泽东对这个会议非常关心。他充分注意到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之前，当时主管国防科研工作的聂荣臻曾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报送给他。几天后，毛泽东做出批示：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经过研究，国防尖端技术发展方针被确定为收缩战线，集中力量抓两头，一头抓科研试制，一头抓工业基础。

聂荣臻事后说：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

为了掌握实际情况，解决争论，经毛泽东批准，中央还委派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对原子弹研制工作进行实地调研，一个点一个点地摸情况。历经数月艰苦调查，张爱萍向中央递交了调查报告，认为我国的核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只要加强组织协同力量，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或1965年成功试爆原子弹是有可能的。

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决定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下马，并且决定在1964年试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再次挺过了难关。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时间进入1962年，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10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实现原子弹爆炸必须取得全国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援，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上，郑重地写下了这样一份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不要小看这短短15个字的批语。在研制原子弹这项异常复杂浩大的工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多部门甚至举国协同。仅是提取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其整个工艺流程就要跨越大半个中国，经过数万人的劳动。许多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要大力协同”的批示，在当时经济上、技术上举步维艰的中国，仅仅要制造出武器级的铀－235都是难以想象的。正是因为这个批示，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26个相关部委，900多家工厂、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了原子弹研制紧密协调，通力合作。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以领导原子能工业建设。这个由15人组成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非同小可，除了周恩来直接牵头，里面仅副总理就有7位，其他7位都是政府部长。名单如下：

主任：周恩来。

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

如此强有力的领导阵容，显示了这个机构极大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中央专委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

中央专委的成立，大大加强了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领导。在全国上下协同配合下，新中国的原子弹事业向着成功越走越近了。

1964年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如期装配完成，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进行试验，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美国扬言，中国若要进行核爆炸，他们就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中苏之间也正在激烈论战，相互敌对。因此，中央专委做了两套方案，一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不怕风险尽早试验。

方案报到毛泽东那里，最后由毛泽东拍板，决定顶住压力，尽早试验。据中央专委成员回忆，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让它早响。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人迹罕至的新疆罗布泊的戈壁滩上传出了一声震惊世界的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从地平线上升腾而起、喷射出耀眼光芒的蘑菇云让人永远地记住了这个时刻。

喜讯传到北京，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喜讯的时候，毛泽东沉稳地说，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当确定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演出时，当场宣布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会场上响起了久久不息的掌声。当晚，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

这一刻，距离毛泽东在北戴河提出要下定决心，自力更生搞尖端技术的时间仅仅四年。中国迈入了核大国行列。

这一声巨响，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不屈不挠的骨气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也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实力。法国《民族报》曾这样报道说：“中国的原子弹把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它作为一个大国登上国际舞台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而在1964年10月21日西德出版的《明镜》周刊上，有文章则认为：“中国的核爆炸……从长期来看，将改变世界力量对比。”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我们必须打破常规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自信心，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满足，他始终注视着国际上尖端科学的最前沿。就在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的10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原子弹的爆炸，会引起我们思索一些问题，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迎头赶上，要搞新技术，不要走老路。周恩来的这一想法，与毛泽东不谋而合。在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也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我们必须打破常规。

随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地做出了“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广大科研工作者在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鼓舞下，奋力拼搏，于1967年6月17日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而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

在当时世界，除了原子弹和氢弹，以运载火箭技术为基础的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也是最重要的尖端科技。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太空。毛泽东对此很重视，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也及时向中央上书，建议开展中国的运载火箭和卫星研究工作。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此后，中国科学院制订了分三步走的卫星研制规划，即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

发射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基础是运载火箭，早在1956年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运载火箭的研究工作。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参观了T－7M火箭。当听到这是在没有苏联专家，没有资料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专家设计研制而成时，毛泽东连声称好，并询问火箭能飞多高。回答能飞8公里，毛泽东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

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推动下，中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迅速突破。1960年，中国便成功研制出第一代东风弹道导弹，同时培养了一批导弹专家。

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独立研制出东风－1至东风－5系列弹道导弹，其中东风－5系列弹道导弹射程已经覆盖全球，其制导精确性也大大提高，并可以携带多个分导弹头，成为中国武库中战略威慑的又一重器。

就在中国洲际导弹技术取得突破的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的重视下，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也成功上天。它的直径约1米，重173公斤，超过了苏、美、法、日四国首颗卫星质量的总和。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成功，是广大科技专家和参加研制工作的人员经过了四年多的艰苦努力实现的。1970年4月24日21点35分，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一号”火箭带着卫星直冲云霄，13分钟后成功进入轨道。这是一颗不但看得见，而且听得着的卫星，它以20兆赫的频率向全世界播放着歌曲《东方红》。1970年5月1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参加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作人员代表，并且和现场群众一起观看了通过广场上空的卫星。

中国由此成为第五个能用自制运载火箭发射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国家。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可以说，毛泽东打破常规搞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的决策，使中国较早地跨进了核大国和航天大国的门槛，从而拥有了自己的核保护伞和安全天空。这对摆脱那些超级大国对中国的核讹诈和核威胁，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科技事业全力追赶世界先进国家，尖端科技跨越发展的年代。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当年的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曾说过一句话：“没有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不硬。”有史家评论，“两弹一星”挺起的不只是一个外交部长的脊梁，更是一个世界大国的脊梁。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问题时，深刻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科学家在回望我们民族和国家获得这种能力的过程、欣慰这种兴旺发达的标志时，耳边始终回荡着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