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革命接班人不能偏离毛泽东的“五条标准”

朱永嘉

[导读]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长期的历史使命;如何培养合格的接班人，是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时代之问。毛泽东鉴于苏联的历史教训，立足于社会主义革命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总体判断，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意在使革命传统代代相传，始终保持共产党的革命本色。重温“五条标准”，矢志“不忘初心”，对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提升自我修养及培养合格接班人都是有益的。

7月26日、27日，中央为准备十九大而召开了党政军各方面领导干部的专题研讨班，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讲话，是为准备十九大而统一全党的认识。他强调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开好这次大会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事关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会议。这是说明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如何谋划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方面，首先必须判断当前的世情、国情、党情，也就是要分析形势，对国际国内、党内的形势作出科学的判断，为制订各项任务提供科学的根据。其实这是我们一贯的传统，那就是不断地分析形势，正确地判断形势发展的趋势，才能顺势而实现党的方针和各项任务。“两个一百年”，即建党一百周年的2021年，建国一百周年的2049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前一个是十九大将产生的中央领导必须在2021年前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三年时间，我们要完成党所承诺的义务。至于第二个一百年，还有三十多年时间，这三十多年我们还要召开五到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么如何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也是摆在我们党面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在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在分析形势时，要充分估计到我们在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从那儿寻找我们继续前进的机遇。危是和机联系在一起的，为可能出现的危险做最充分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当然会议也充分肯定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成绩，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反贪腐、从严治党所取得的成绩。在国际事务上，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倡议，为世界局面展示了新的前景。我相信不久就要召开的十九大将是一个成功的大会，团结的大会。

培养革命接班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使命

从十八大到十九大，在领导班子上，大体不会有什么大的调整，有两三位同志年龄到期了，要有新的同志来顶替他们的工作。到了二十大，2023年的时候，领导班子会有多大的调整呢？人的生命是有限制的，任何一个人能够工作的年龄也是有限制的，虽然这个问题在十九大还不迫切，但从长远看，到二十大、二十一大如何培养接班人的事始终是一件大事，应该放在党的议事日程上。怎样使我们红色江山代代相继？

记得毛主席讲过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一百年还不够，要几百年的时间。那么长的历史阶段，这世界形势会有多大的变化啊。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有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俄国革命胜利提供了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机会。后面的五十年是冷战的时代，苏联在九十年代垮了，中国挺住了，中国成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形势会怎么发展，我们能否永葆社会主义的青春，严峻的考验正等着我们，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美国军方的一部分人不断叫嚣着要对中国发动战争。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我们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没有平息过，西方对中国搞和平演变的图谋从来没有放弃过，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设想也从未放弃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如何保持革命的本色，始终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不断考验着我们党生生不息的战斗力。所以如何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在1964年7月9日说过：“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看看毛主席与邓小平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是怎么说、怎么做的，这几十年我们有过不少教训，也有经验，关键还是在认识上有没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观念。我想说一下毛主席在1964年7月间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还是有益的，因为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这是一件大事，苏联便是垮在了这个问题上，领导班子的老年化，在交接班问题上，出了那么两个，如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接班人，当然还有整个党建上的问题，苏联的垮塌，内因起主要作用。

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过去我耳际听到这方面的议论，都是关于人事方面的消息，但我对这些都不关心，还是关心如何培养未来接班人，还有作为未来接班人，应具备什么条件。由于这是关系到党的生命线的大问题，到了二十大、二十一大召开时，再来研究这个问题，也许就太迟了。

毛泽东有过不少关于接班人的条件和要求的论述，这段历史在许多人头脑中，早已置之脑后了，他们关心的是人事如何安排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关系到权力再分配的问题。有那么一些人，总希望在人事安排上分一杯羹，为自己的未来，在官和钱的问题上能前途无量。我关心的是一个非常抽象的问题，就是接班人标准问题。毛主席最早提出如何培养接班人的问题，那有当时的国际背景。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具体时间是在1964年6月16日的晚上，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毛主席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今天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地方抓军事，一个是培养接班人。”关于地方要抓军事的话，我在这儿就不说了。关于第二个问题，即有关接班人的问题，我把《毛泽东年谱》的记载引述于下：

毛泽东说：第二，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和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最后说：我想得不完全，你们开会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

毛泽东在这里讲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不仅是中央领导集体如何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而且是讲全党各级领导都要自觉地培养好接班人的问题，目的是如何使党的革命传统如何能代代相传，始终保持革命政党的本色。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工作能否做好，是关系到党的存亡问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如何使全党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不忘初心”。“不忘初心”是什么？无非是不忘并保持党的革命本色，所以提出“不忘初心”，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执政党，不能因执政的利益改变革命本色。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许多错误的观念，中国历史上曾经有打天下坐天下的观念，那是把中共的革命胜利变成改朝换代了，这是错误的。有的把西方所谓执政党的观念搬过来，要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来改造中国社会，这是和平演变的一个手段。

苏联的历史教训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是在中央领导层讲的，当时并没有公之于大众。正式见之于文字，那是在1964年7月14日在《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上发布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的最后部分讲到接班人问题。

我记忆中《九评》的起草是邓小平具体主持的，起草的地点在今天北京的钓鱼台，吴冷西那本《十年论战》讲了这个文章起草的过程。实际上这篇文章是中央集体讨论的产物，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共同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年谱》在1964年7月5日，有中央讨论这篇文章的具体记载：

从本日起几次召开会议，逐段讨论修改《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将标题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有一句话“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毛泽东将“相当长”改为“很长”，并在这句话后加写：“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十二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九评》。这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十三期发表。

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之第十五章，详细记录了《九评》起草过程中，毛泽东与他们的几次谈话，及邓小平主持起草时的经历，今摘录相关内容，读一下毛主席在那时的一些谈话，还是有益的。这些内容是对《毛泽东年谱》记载的补充，在观念上，两者的论述是一致的，吴冷西的记录显得更直白一些，今节录其重要内容于下：

从本日起几次召开会议，逐段讨论修改《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毛泽东将标题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文章有一句话“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毛泽东将“相当长”改为“很长”，并在这句话后加写：“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十二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九评》。这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十三期发表。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会议议程为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农村工作，这次会议是加强战备和反修防修双管齐下。

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这两大问题是从同赫鲁晓夫多年斗争中引起的，毛主席在常委会上指出，从赫鲁晓夫反华的大趋势看，我们要考虑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同时，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反修防修。

6月8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了讲地方要搞军事以外，他在会上还提出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他说，赫鲁晓夫上台以来搞了五次政变，一次又一次把同他意见不同的人打下去。先搞掉贝利亚，接着又搞掉所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接着又搞掉朱可夫，还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等一批人都被他打下去了。这个教训值得重视。

毛泽东接着又问及《九评》写好了没有，小平同志回答说，秀才们苦得很，改了一次又一次，快成形了，还需要再作些修改。毛主席说：丑媳妇不要怕见公婆，梳妆打扮好了才出来，披头散发也可以。只要大致可以，就拿出来请大家议论修改。小平同志说，再修改一次就可以拿到起草小组上讨论，讨论后再修改就可以送主席、少奇同志、总理审查。

7月5日起，毛主席召开几次会议讨论《九评》修改稿。（这件事《毛泽东年谱》上有记载，我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吴冷西的回忆更具体一些。）也是逐段边讨论边修改，而且他自己也动笔修改。毛主席在会上提出的修改意见，或者他自己动笔修改的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毛主席说，在讲到苏共领导集团一步一步走向修正主义时，还要补充说明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的伟大业绩和功勋。毛主席强调，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表现了开天辟地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战胜白匪军和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中，表现了艰苦卓绝的英雄气概。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光辉成就；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是赢得了拯救人类伟大胜利的主力军。（永嘉按：在赫鲁晓夫之后，苏联在修正主义道路上继续滑行，到1991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下，终于崩溃了，苏联解体了，帝国主义并不到此罢休，不仅瓦解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体系，而且肢解独联体各国。叶利钦乞求西方希望参加北约，西方帝国主义仍然从地缘政治的视角，要瓦解俄罗斯。在霸权主义时代，苏联覆灭的历史教训，说明搞修正主义，除了自取灭亡之外，是没有其他出路的，即使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作为一个民族，俄罗斯民族还是伟大的民族，今天中俄关系，是国家关系，与赫鲁晓夫时代的中苏关系是两回事了。俄罗斯民族经历那么多苦难，总会有苏醒的一天。美国的霸权主义逼迫着俄罗斯，除了抗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俄罗斯人民仍在怀念列宁和斯大林的时代。对历史的发展要看得长远一些，历史的发展是有反复和曲折的过程，经历一些失败，只要能吸取教训，还是有益的，对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还是要有信心。所以我对俄罗斯还抱着希望，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的，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不管我身处何种境地，我终身矢志不渝）

毛主席还强调阐述民主和专政的关系，要求我们在讲全民国家问题时，要讲清楚民主的阶级性。毛主席亲自作了修改，增加了一段：“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个消灭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消灭掉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民主就灭掉了。”（永嘉按：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还是强调民主的，不是西方那种拿投票箱中的多数与少数的关系来显示民主。事实上许多问题的正确与否，都不可能依靠票数来决定。再说，在历史上真理往往在少数人一边，慢慢才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我们讲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让大家广泛发表不同的意见，然后把意见集中在正确的方面，然后贯彻下去。军队是最讲集中统一指挥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在军队中作为纪律来遵守，但毛泽东强调军事民主制度，在红军时期设置士兵委员会，作战时在战前听取战士的意见，在战场上能发挥士兵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作战指挥的权力仍然集中在各级军事指挥员手上，其实这才是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政治上，政协这个机构便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当然运用过程中，还是有不少需要改正和提高的地方。我们的民主与西方的多党制、议会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九评》最后一段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主席强调，在这一段里要指出，一切新生事物，无产阶级专政也一样，都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过程，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败。他说，我们现在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既要看到那种遭受到资产阶级武装镇压和失败的无产阶级专政，像巴黎公社、匈牙利苏维埃那时的样子，又要看到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我们更应该值得注意的，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一种危险，这就是和平演变。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的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

毛主席还说，分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形成的原因时，着重讲内因。列宁、斯大林领导时，外部情况比赫鲁晓夫时代严峻得多，但都顶住了。赫鲁晓夫受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发生了质变。外因（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通过内因（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腐蚀）起作用，特殊地说这又同赫鲁晓夫本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关，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这些原因要在《九评》中逐一加以分析，使人有一个系统的清晰的概念。

此外，小平同志也要求我们对毛主席最近两年关于反修防修问题的论述加以系统的整理，写入《九评》中去。因此，我们在毛主席主持会议讨论之后，又作了一番修改，其中主要的是把这几年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论述，系统地归纳为十五条。（永嘉按：这件事，邓小平是有功的，是他出的点子啊）

《九评》最后定稿是7月12日，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大家在会上逐段议论并修改。

在这次定稿过程中，毛主席对新增加的十五条中的第二条又做了修改，这一条基本上是他重新改写的，他改写后的全文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以上这些话，都是毛主席1964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的，到现在53年过去了，经历了这些年的变化，再来回味毛主席这些深刻的语言，实在发人深省。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杜勒斯寄希望于我们的第三代或第四代会出现如赫鲁晓夫或者戈尔巴乔夫那样的领导人，那么值得我们感到安慰的是，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领导人。八、九十年代苏东剧变那场冲击波，我们顶过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六十年代进行了反修防修，从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算起，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也有六十八年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并未崩塌，而且比过去更强大了，在世界上的地位比过去更高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告慰毛主席在天之灵。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过去，或者说已经完全解决了，和平演变的危险仍然存在，对有一些问题，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也得做某些调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是有进有退的，不是一次性的改造就能结束。为什么？中国在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存在，不可能是完全孤立的存在，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世界资本的活动自由化和全球化，发展经济还得利用市场经济。现代的市场经济说到底是资本说了算的，它姓资不姓无，劳动力只是作为商品，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资本与劳动的本质关系没有变，当年不辩论，只是为了顺利地推行市场经济，搞一个模糊意识。要发展经济，我们只有利用这个工具参与世界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资源，那么从国内讲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点我们脑子要清楚，党的领导可不能成为资本的代理人啊。这些年那么严重的反贪腐斗争，社会上和党内如此严重的贪腐现象，我们怎能无动于衷呢？十八大以来，王岐山主持的中纪委自上而下开展的反贪腐斗争，那么多贪官污吏，上到中央如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苏荣这类人物，在全国范围，从中央到地方那么严重的反贪腐斗争，怎么能不承认这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在思想政治战线上，这方面的斗争就更严重。至于国内政治思想的混乱，我就不一一具体讲了。所以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建国以来六十八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多年的历史，都生动地证明毛主席的判断是正确的，不仅我这一代人，包括我们的子子孙孙，这个观念必须代代相传。从这一点上讲，如何培养接班人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对每一代人都是严峻的考验。

培养革命接班人不能偏离“五条标准”

具体什么条件，才能充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九评》是这样说的：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我们目前在位的国家领导人，还不都是在文革的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的考验中，长期基层工作及地方各级领导机构的历练中诞生的。任何一个人的成长和他的血缘关系无关，是在他经历的社会生活过程中锻炼成长的，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要经受住各种锻炼和考验，不是作为接班人培养就能保证他可以顺利接班的。人到了一定地位是会变化的，会忘乎所以，会自以为是，会有野心，乃至急不可耐地搞阴谋，所以他还可能从接班人的地位摔下来，弄一个粉身碎骨。林彪便是这方面的典型。关键是自己思想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否正确，而这五条是完整的有机联系在一起的。

记得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时，也议论过这五条标准，《毛泽东年谱》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1964年的7月、8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一号楼与毛远新有过关于接班人五条标准的讨论。毛泽东问侄儿：“接班人的五条（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必须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看了没有？懂不懂？”

“基本都懂。”毛远新点了点头。

“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强调说，“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是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这样毛泽东把培养接班人这五条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讲清楚了。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作为接班人的未来中国国家领导人，除了上述五条之外，还应补充一个要求，那就是他必须懂得中国的历史。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花那么多的时间读二十四史，读《资治通鉴》，他晚年借助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处理实际问题，也值得后人借鉴。要用中国的办法处理中国的事，也要懂一点世界历史，从毛泽东晚年接待国际客人的讲话中，也可以知道他有丰富的世界知识。懂得一点世界形势发展，对我们未来十年在世界错综复杂的矛盾中知道何以自处，何以应对各种挑战，知道世界矛盾的焦点在哪里，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知道如何保全自己，如何巩固世界和平，也都是有益的。

关于接班人问题的思考，如果离开了毛泽东讲的培养接班人那五条，那么接班人的安排便成为权力再分配的问题。那样的话，为了争夺接班人的地位，作为接班人与在位的执政者之间的关系成了如何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问题，那样的话，势必矛盾纷争，没有安宁的日子了。中国历史上东宫制度的悲剧就是前车之鉴，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后宫与前朝之不同派系，都离不开一个争字，其争夺的激烈程度，可以说是你死我活。所以从历史的教训讲，亦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了。我是学历史的，在这方面的教训，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都看的多了，而且亲身经历过，真是切肤之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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