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毛泽东的路子走，农民或许就不会进城遭罪了

——浅论毛泽东的兴农战略

寿思华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马克思主义又告诉人们：“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然后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是毫无疑义的。应当说，无论任何时代，任何轻视、忽视农业和农民作用的观念和思想，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毛泽东一生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把之当作“第一位”的东西。他对农村工作十分关注，始终从关注变革农村生产关系，调动农民积极性上，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把农业当作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国家兴衰成败的战略性产业，毛泽东不仅自己身体力行，也告诫全党同志，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下气力研究农村，研究农民，研究农业，要进行专心致志地考察、分析、研究，寻找、制订和提出推动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策略、方法和建议。应当肯定，毛泽东的农民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和思维是成功的、正确的。本文旨在探究毛泽东兴农战略的深刻寓意和宽厚内涵。

一、重视培护好农业这个基础

毛泽东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由来已久，这是他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从未改变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始终都在高度关注和致力于培护好农业这个基础。

(一)始终强调农业的重要，把农业摆在经济发展的第一位

战争是需要经济力支撑的，社会发展，国家强大，也必要有经济力为基础。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央苏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四次“围剿”，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上的残酷的封锁，1934年，毛泽东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1941年和1942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解放区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指出，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号召解放区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毛泽东本人也亲自参加农业生产，赛江南的南泥湾及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辉煌成就，不仅使解放区军民胜利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而且给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很好的经验。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为这一时期工作作总结时再次指出：“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应当说，这一经验是用血和汗写就的，在当时时期无疑是绝对正确的。

毛泽东认识和始终重视农业基础，是由他的世界观决定的，也是由他认识到中国的具体情况和认识了发展的规律所决定。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看到中国抗战胜利后建国的中心所在，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毛泽东：《认联合政府》)。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性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实践，不仅是农村农民为全国提供粮食和原料，消费了大量的工业品，使城市工厂活了下来并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是农业的积累，实际就是农村农民提供的积累，支持和推进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农村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为国家政权巩固，为国家的初步繁荣富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至今天，在现代化建设中，如果我们丢掉了农村农民这个广大市场，就一定会裹足不前。这是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建立和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毛泽东直到逝世，他始终不忘农业农村农民，始终重视农业，重视让农民有力量，想方设法把农民组织起来，为的就是推进农业发展，壮大农村市场。

1956年，赫鲁晓夫登上苏联党的最高席位。“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反斯大林，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的辩论潮”(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国内党内也有人怀疑农业合作化，怀疑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方向。对此，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两年内不可能完全化好”，“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是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可以说，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中国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各方面对农民的指导和支持不足，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问题很多，我国正处于迈向工业化之始时说的。可想而知，假如没有当初毛泽东对于农业发展的战略性思考和策略性指导，中国的全面发展是很难想象的。人们不能也不应离开当时历史背景去臆断某些问题。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是念念不忘农业农村农民，多次提到：“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必须把布匹抓紧”(1967年9月29日《解放军报》)。“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1972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1972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些思虑，在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试想，无论是当今的基础工业、装备工业、电子信息、生物产业，还是其他，如果能多一点向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方面靠拢，它们的发展也还是能再上一层楼的。

(二)处理好农业与各行各业的关系

“民以食为天”，这也许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这是毛泽东把农业摆在最重要的基础地位的思想源头。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从来就强调要解决吃饭、穿衣的问题，因而把农业摆在第一的和基础的位置上，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最坚定、彻底的思想。在各个革命阶段，毛泽东都肯定了农业的重要作用，提出关于农业的第一位和农业的基础地位的深刻论述，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是把农业的良好发展看作是工业发展，顺利推进工业化的前提，把农业看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认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认为，以农业为基础，需要重视处理好农业与各行各业的关系。

在农业与其他方面的关系中，应当说工业农业是最为重要的关系。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思想，结合到中国国情，结合到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指出革命时期，靠工农联盟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后建设中国，主要的也是靠工农联盟的力量。要求任何时候，工业都不能歧视农业、脱离农业、遗弃农业。毛泽东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合作。……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在实践中，毛泽东多次指出，不要剥夺农民，不能让人民税负过重。并提出，工农产品剪刀差过大，不合理，不仅会破坏农业生产，降低农民生活水平，而且一定会在政治上破坏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工农联盟，结果也一定对工农产生消极影响。近年来发生的某些农资坑农事件，不仅坑害了农民，冷了农民的心，也给外国公司提供了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压缩和排挤中国产业企业发展空间的机会。中国的某些企业由于信誉等原因，在竞争中纷纷败北、停产、倒闭，不也应了毛泽东的话吗!这些现象的出现，简单看，是一种市场现象、生产现象，是一种利益分配关系在起了变化。而其实质，则是折射出某种不太正常的工农关系，影响、动摇、破坏了工农联盟，损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终是影响、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农业发展，农业的基础地位，也并不是孤立的，它同能源、交通、商业、商品生产、科技、卫生、教育等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它们之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血肉关系，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可以有一定的侧重点，但不能只求一点，不计其余。强调一定要从搞好综合平衡上，从要逐步趋于协调上处理好这些关系，做好统筹兼顾，在不同时期要有实事求是的、不同的、各有特点的处理方式方法。即使是农业内部也存在紧密的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和谐。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对此都有过比较精辟的论述，人们在阅读毛泽东的各个时期的著作中，是完全看到对这些方面的论述的。

(三)对农业关怀备致，做好具体计划，周到安排

旧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一个极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分散化，组织的程度很低，或可以讲几乎是没有。旧中国的农业之所以难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恐怕这是根本的原因。旧中国的农业农民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小，其原因也在此。因而，当时农业效率、效益都是不高的。这是中国仍然是落后的传统农业国的根本原因所在。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十分注意农业上的科学化组织化问题，引导和帮助农民从事和发展农业生产。1934年，即使在最为残酷的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也已提出：“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面，对于某些重要农产品作出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这是容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在进一步的注意和努力”(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对发展农业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思想，不用讲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就是在和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也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不少的同志还在那里迷信所谓“订单农业”，迷信市场主宰的功用，完全没有半点“预则立”的科学思想，没有半点引导消费、预测需求的思维，这实际是一种懦夫懒汉思想。这种被动应对的思想和做法，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和反思吗?

1955年，针对我国农业合作化时间不长，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农业合作社提出：“一切合作社，均应做一个几年的生产计划，经过社员多次讨论，加以修改，然后付之实施”(毛泽东：“一个做了三年生产规划的合作社”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并提出：“全国各县，都应当在一九五六年，由县委领导，做出一个全面规划，包括合作化，农、林、牧、副、渔业，工业或手工业，水利、肥料、农具，改良耕作技术，改良种子，商业，金融，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各项内容。如果不能这样全面，首先抓住几个主要的项目也好。计划包括的时间，三年，五年，或者七年，都可以。如能计算到十二年(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当然更好。省应当督促所有专、县、区、乡都这样做，着重点放在县、乡。做得粗糙一点，也不要紧，可以在一九五七年加以修正，使之具体化和完善化，一九五八再加以修正，使之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化”(毛泽东：“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了将农业引上规范发展的轨道，从而促进农业更快更健康发展，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同时，针对某些人对国家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的不正确认识，毛泽东又指出：“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并强调：“我们作计划、办事、想办法，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均引自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怀，不仅体现在大政方针、计划统筹方面，同样也体现在农业农村农民的某些具体事情上。众所周知的远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我们党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要切实关心群众的油、盐、柴、米、婚丧嫁娶等问题，在农业合作化高潮迭起之际，他也做到满怀信心和希望地支持综合发展副业，说：“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市、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均引自毛泽东：“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从科学计划到生活的合理安排等方面对农业农村农民表现出的关怀备致，是感人的，对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村农民生活水平是有效的，恐怕还没有一个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们会反对这种说法。

(四)始终不渝地关心农民生活

毛泽东深信，农民是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的最基础最有活力的部分。没有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热情，要搞好农业，发展农业是很难可能的事。毛泽东讲革命，谈工作，就一定说生活。这不仅是在他的文章、报告、书信中屡屡所见。而且至今我们从他身边工作人员、警卫战士等人的回忆与毛泽东相处的日子和生活纪事文章，都可以看到毛泽东这一特点。他同人民群众有着似水乳交融的情感，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为培护农业基础，推进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的小抓手大作为。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会上提醒与会者：“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当提出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生活问题。……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当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延安时期的1943年，毛泽东挥毫为中直生产展览会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确，当时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只有共产党好，新中国好，社会主义好的直觉，只有听党的话，跟共产党走的朴素感情。针对这些，毛泽东深情地指出：“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一生心中只装着人民群众，只装着革命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和建设强盛国家事业，唯独没有他自己，没有他的小家庭，没有他的大家族。六十年代初，我国经济大困难时期，他看到卫士们从农村拿来的农民吃的野菜窝头，知道农民生活很苦，他流着泪当着卫士的面把窝头吞下去。他几个月不吃肉，脚都浮肿了的故事，更为人们街谈巷语的佳话。也许，没有人不为毛泽东的克己奉公，关心群众疾苦的精神和行为所感动。就在“1976年7月，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那是在毛主席逝世前一个多月，他老人家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身边的同志读报给毛主席听，当他听到受灾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时，眼角里涌出了晶莹的泪水”(姜泗长：“战斗不息——回忆毛主席在病中的伟大革命精神”，《我眼中的毛泽东》)。正是在对人民的正确的牢固不变的认识下，毛泽东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毛泽东：“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深刻认识，转化成了真正的、始终不渝地关心人民群众，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行动。“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民作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二是向书本作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逢先知：“博览群书的革命家——毛泽东读书生活我见我闻”，《我眼中的毛泽东》)。也许正是由于领袖对人民群众、对农民的真实了解和深情关怀，才激发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矢志不渝地跟共产党走，无怨无悔，奋勇前进，才使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二、抓住根本，寻求突破

中国过去是一个典型的传统的农业大国，相对于二十世纪世界近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的发展状况，中国是比较落后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巩固政权，确保和逐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满足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人民的吃、穿、用、住的需要，当然首先得关注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这就需要在农业发展上有新的突破。毛泽东不是农业专家，然而他是人民中国的领袖，他必须思考运筹这个最为实在，最迫切需要的问题，需要切实解决好这个世间难题。从哪里去实现突破呢?毛泽东找到了答案，也在领导实践中作出了成效。

(一)发展农业，需要提高农村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共产党宣言》指出，社会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出丰富的物质，就必须“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恩格斯指出：“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恩格斯：《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就中国的状况来说，尤其是对广大农村而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特别是过去，真正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就是科学文化知识。正是由于广大农民群众没有文化，长期生活在愚昧之中，所以长期以来，农村农民不仅缺少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出更多的物质的知识、技术基本条件，也缺少远见卓识，奋起反抗压迫剥削，解放自己的斗争精神。因此，在革命时期，就是要唤起农民群众，在把农业经济工作搞好的同时，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之中;在建设时期，使农民群众看清发展前途，接受现代农业科学知识，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

毛泽东长期在农村领导革命，对农民群众缺少文化知识的状况深有体会，也深感这一工作的重要和艰巨。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重视科学文化教育是始终不渝的。他始终认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对于争取革命胜利和发展国民经济，具有决定性，关键性的重要作用。而政治素质是与文化水平高度相关的。

革命战争年代，在农村革命根据地里，毛泽东就指出了文化教育的重要，要求党予以极大的关注，他说：“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毛泽东：《必须重视经济工作》)。“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在毛泽东看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可以使生产力冲破束缚而发展。文化教育也是另一种意义和形式的革命，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样具有重大作用。毛泽东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也把文化教育工作抓得很紧、很具体。要求“在教育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班和识字组”(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边区的小学及中学应设农业常识课，并应编制包含边区实际农业常识的冬学课本，以达改良农业增加农产的目的”(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不仅是在理论上将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讲透、提高，而且在实践中循循诱导，采取符合民意的一些政策、规定、措施来促进农村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主张、鼓励农民学文化，提高素质，而且大力提倡学以致用。正是在党和毛泽东的倡导下，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文化教育确实发展很快，识字运动开展起来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普遍都接受了文化教育，父子、夫妻、兄弟、姐妹、村民间互教互学，形成了一股浓重的学文化，掌握科学知识的风气。为什么即使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也要这样，在根据地、解放区里也能这样?这实际就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一个缩影：没有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国家是很难独立富强起来的。在这个方面，农民则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如同毛泽东指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今天，在强手如林，竞争极其激烈而残酷的当今全球化浪潮的世界里，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提出提高全民族素质，假如没有把提高广大农村农民的素质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同样是所谓的提高全民族素质，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谓发展现代农业，也是离开了农民的，恐怕也要大半成为空话的。面对当今农村农民的教育、科学文化状况，真的，需要我们有一些危机感和紧迫感。

政治引导和行动上落实好，是毛泽东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素质的双管齐下的方式方法。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方法确实收到了极好的效果。政治引导，就是广泛宣传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必要性。毛泽东是通过理论联系实际，通过讲事实，摆实例来进行和达到的;行动上落实，则是要求甚至是制定政策、制度来规定各级党和政府把具体工作做好。毛泽东特别重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和共同作用下，推进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指出：“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和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毛泽东：《1945年的任务》，《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毛泽东不仅从理论到实践上重视人民，尤其是农村农民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也不仅从大的方面去着眼、动手。而且非常重视从小的方面着眼，重视做具体细致入微的工作。一般容易被主要工作(例如战争、经济发展)掩盖的事，他也从长远利益、长远需要上去考虑。例如卫生习惯和现状问题。1933年的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在《长冈调查》中就提出：“疾病是苏区一大仇敌，因为他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苏维埃的责任。”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12月，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958年，毛泽东写下了不朽诗篇《送瘟神》二首，更表明了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重视。

可以说，毛泽东是将经济发展、发展农业放在提高人民、特别是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教育水平的扎实基础上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毛泽东指出：“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毛泽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实际上，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教育水平，毛泽东不仅是在革命战争时期提倡：“这里说的提高技术，是说从边区现有的农业技术与农民生产知识出发，依可能办到的事项从事研究，以便帮助农民对于粮棉各项主要生产事业有所改良，达到增产目的。某些改良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已有了相当的经验，对这方面缺乏信心，缺乏热情是不对的”(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同时提倡推动科技进步也要从现实基础出发，要坚持实事求是，这就是毛泽东对科技进步的思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念念不忘发展人民、尤其是农村农民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关注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问题。毛泽东提出：“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员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毛泽东：“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不仅能深刻地清楚看到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教育水平同发展国民经济、同发展农业的紧密关系，而且能身体力行地从理论到实践始终高度关注和引导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这便是毛泽东。

(二)发展农业，出路在技术改造，实现农业机械化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必须变革劳动过程中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及提高劳动生产力”(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同上)，“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同上)。列宁也告诉人们：“技术奇迹首先应该用来改造全民的、参加的人数最多的、最落后的生产——农业生产。……我们的义务和职责在于利用这种力量，把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纳入新的轨道，改造它，把它从盲目经营的旧式农业变成建立在科学和技术成就上的农业”(列宁：《在全俄土地科、贫农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把生产力发展，把农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技术进步和对技术的运用之上的。

毛泽东寻求中国农业发展的突破，也主要地放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毛泽东对农业的技术改造，他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尚难与当前发达国家的生物工程，自动化等现代化水平相对比。但如果我们把毛泽东关于农业的技术改造的思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条件，同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一同思考，你就会发现，毛泽东从科学技术方面寻求发展农业的突破，毛泽东对实行农业技术改造，实现农业机械化并逐步为发展到现代化准备条件和奠定基础的探索，是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的实事求是之举，具有十分长远的重大战略意义。

中国农业基础十分薄弱，这当然同历史遗存、同制度同体制有关，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和发现了这个问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就提醒人们注意：“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都是迫切需要的”(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指出：“推行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以获得较多的收成。……先在各县各择一二个区令一部分农民试种，如觉土壤、气候适宜，即可普遍推广，以期增长”(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应当说，毛泽东提出这些有关农业科学技术和发展农业方面的问题，确实是真知灼见，不仅在当时是需要的，对推进农业发展有现实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战略性眼光，对农业农村的技术改造，提高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都有长久的推动作用。试想，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在发展现代化农业的过程中，能够少得了改良土地、水利建设、优化肥料、精选良种等这几个方面吗?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地主手中夺过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了第一步的社会变革。要推进农业发展光有分到土地后农民的积极性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造。而当时要进行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造，困难与阻力当属一家一户的个体农业经济及其农民大多是文盲、半文盲。在当时农村农民状况中实现技术变革，谈何容易。正如毛泽东所言，这时要高产是不可能的事。从搞好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造，不断增加农业发展的技术条件出发，党需要指导和帮助农民奔社会主义，搞好农业合作化，并运用好农业合作化这个平台和载体，不断推进农业技术改造，逐步走上农业现代化。为了搞好农业合作化和推进农业技术改造。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实际上帮助农民。提出：“所有农村都应当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户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中国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均引自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并没有将社会改革与技术改革孤立看待、对立起来，而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统筹提出办法。他不仅强调了要在农业领域搞技术改造，肯定了技术改造的可能性和光明前途，指出了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的可能性及其前提条件，在具体行动上提出了要求，而且对我国农业技术改造的实现和农业发展，充满了信心和满怀希望。事实上，在以后的实践中，证明了毛泽东所讲的道理，而且推动了我国农业机械化实现了前所未有，连世界都惊奇的大发展。即使在我国农业机械化及其水利建设方面受到某些挫折上，也印证了毛泽东思维和理论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中国农业的发展基础十分薄弱，技术有机构成相当低，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又比较差，光是一二次的指导和帮助，是不可能实现技术革命，完成技术改造的，决不可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毛泽东总是反复强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的根本出路只能在机械化，强调对于农业来说，国家要给予实实在在的帮助，要坚持党对农业农村的领导，强调农村农业农民自身要努力。1956年，毛泽东又提出：“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总是对自己思考的、提出的、利国利民的事身体力行，同时不折不扣地向人民作宣传、动员，鼓励人民群众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努力奋斗。他给人们的是一个个充满信心和希望的前程展现：“在生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总理向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加写的一段话)。在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造，发展农业，探寻发展农业突破口的问题上，毛泽东坚持的就是不断实践、探索、总结。也正是由于这样，不仅使毛泽东自己有了新的发现、发明和创造，也使中国的农业在毛泽东那双巨手的推动下，在技术改造、发展进步方面，书写了一篇又一篇新的篇章，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我国的面貌不断有新的改变。

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毛泽东十分重视科学种田，他认为“我看中国就靠精耕细作吃饭”。提出：“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推广。……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应当说，这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在那种基础上能有这样见地，能提出这些问题，很有战略眼光，是非常先进的，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对运用科学的一种最为有力的支持、鼓励、鞭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把科学种田归结为农业的“八字宪法”即：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合理施肥)、水(发展水利和合理用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这个农业“八字宪法”的提出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无论从哪一角度看，它对发展农业都有积极的意义而不带消极因素。在今天走现代农业路子，强调“科技兴农”的实践中，也仍然离不开这些方面。比如广西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韦本辉创造正在不断试验且已取得初步成果的“粉垄”技术，就是在八字宪法，在改良土壤、革新种植方法思维的启迪下创造出来的。该技术就是通过对土壤的技术性改造，最大限度地利用地面以下土壤、养分、微生物和自然降水、光能等自然资源，在同样的土地上使各类农作物，包括草原和经济林木达到增加10——30%的增长效果。可以预见，如果这一技术最后成功，将使农业在不增加肥料，种子等的投入，只依托这项技术投入，便可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中国的这一耕作方式的革命，将对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

(三)发展农业，要重视生产的社会化、区域化和专业化，提倡多种经营，综合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技术进步必然引起生产的各部分的专业化、社会化，因而使市场扩大”(列宁：《论所谓市场的问题》)。这是一种规律。然而这种规律并不是在一切时期，一切地区都能显现或讲是及时准时地出现。

毛泽东所处时代，主要是我国革命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的起步时期。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即小生产的海洋，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国家。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封建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二、三千年。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了中国，外国资本也大量输入了中国，外国的技术、生产方式随之也进入和影响了中国，由此开始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然而，这种状况虽然引起了一定生产领域的专业化，但是人民的购买力并没有提高，市场也没有真正的质的扩大。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外国资本大量输入中国，并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把中国建设得繁荣昌盛起来，而是在于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剥削和掠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被破坏，但是封建剥削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不但依然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特别明显的优势。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大批破产并日益贫困化，土地等生产资料更集中地落到了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手中，中国人民还是以租种田地为主，或以靠小手工业、靠打工活命，中国还是小生产的海洋。中国，尤其是农村，仍然处于异常贫穷落后的状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严重存在。正是由于这种现状，直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生产关系不能实现彻底的变革，中国要实现农业的社会化、区域化和专业化，显然难有可能。然而，生产关系实现了变革，解放了生产力，要使经济，尤其是农业有一个大的发展，突破口就要选择在实现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变革，在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区域化和专业化方面。这就是毛泽东的思索。

但是，毛泽东并不是那种要等待全部条件具备、时机完全成熟才去考虑生产的区域化和专业化，而是努力抓住哪怕是一小点有利的条件和时机，就积极地充分利用它，进行试验，以积累经验，准备在条件比较完备，时机完全成熟时就可以大面积去推广。典型的例子是，1942年延安时期，毛泽东敏感地感受到和抓住了农业生产区域化和专业化的苗头，提出：“要因地因时制宜，农业的地区与时间不同，发展的方法也不同。……我们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一种地区以深耕为主，另一种地区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时间上也要有分别：在有荒可开时，以奖励开荒为主;在荒地开尽时，就奖励深耕为主了。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间要有分别，就是在一县、一区、有时甚至在一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区别”(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看到在解放区，在共产党领导力所能及的地方，生产关系起了变化，就创造了农业生产区域化、专业化的有利条件，即使条件尚未完全成熟，也是可以提出和试行的。这就给全国解放后，实现了生产关系大变革之后，提供推进农业生产发展的路径和模式选择。毛泽东的这种思维，应当说，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早的提出和在广大农村中实践了。

毛泽东从大系统发展的战略观上看问题，认为，农业生产的区域化专业化固然重要，而实现社会化，彻底地破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商品生产，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则更为重要。新中国建立初期，毛泽东针对发展的形势指出：“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的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的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

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中的多种经营和综合发展，他不仅把多种经营看成是农民群众的创造力，是真正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象征，而且将之看作是解决农民充分就业和发展高效农业的必然途径。要求引导农村农民广泛推广。毛泽东指出：“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细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人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扩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引自《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写的按语)。1957年2 月27日，邓子恢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农业生产的重大意义和经营方针等四个方面问题，向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作了报告，关于我国农业生产的经营方针问题，邓子恢提出：“第一，就要以增产粮食为重点;第二，要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第三，农副结合也是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重要环节;第四，合作社的生产计划，是既要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又要保持合作社生产经营的独立性。”《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四条规定：“提高农业合作社劳动力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发展多种经营。”应当说，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农业发展思想，是代表先进的思维。如果我们果真不带偏见，从实事求是出发，去分析和研究我们当前的农村农业农民的形势和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毛泽东上述的思想仍然可供我们思索：我们的农村劳动力是不是真的太过剩了;“过剩”的农村劳动力我们把他们组织起来了没有，他们都在干些什么;现时不少农村中以妇女老人小孩为主体的农业生产劳动结构是否合理和科学;将来靠谁来为我们种地，谁能种地并能种好地;我们的土地是否做到精耕细作了，土地收益的潜力还有没有;农村中农田基本建设包括水利建设是否已经完善不必考虑了;农业是否做到了多种经营;农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是否都已到头，农民再无法继续进军;为农业生产经营的部门和范围是不是也已到头而无法扩张了，……等等。无疑，实现农业生产社会化、区域化、专业化，搞好农业综合经营，统筹安排，不仅是过去传统农业发展的正确路子，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途径。在这方面，毛泽东的论述、论证，我们虽见之不多，但这方面的思想却是正确的，是代表先进的。不仅在过去农业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对后人、对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有诸多的启发，具有重大的现实的指导借鉴意义。

(四)发展农业，要依靠激发和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激发和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毛泽东兴农战略的核心环节。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三大法宝”之一，源于对人民群众的正确认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胡锦涛多次强调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党和政府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好群众路线。因而，从战略上思考，农业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广大农民，依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任何一个政党，要使她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人民群众中得到贯彻实施，并取得效果，必须使人民群众接受她的主张和办法。也就是要想办法把人民群众对于她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件事做好了，党就成功了。事情办得不好，群众有消极情绪，群众不买账，党就难以取得成功。这理应当是一种规律。这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最为具体的诠释。

毛泽东一生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问题，重视不断变换方式方法，鼓动、鼓舞人心，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和充分调动起来。

毛泽东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他独特的风格。对于精通历史，信奉 “欲取之先予之” 古训的毛泽东来说，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一贯坚持的方式，就是从关心群众入手，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以此激励群众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主张，而后动员群众、鼓舞士气，使人民群众按照党所指引的方针奋斗。革命之初是如此，革命困难时期是如此，革命取得胜利之时也是如此，在建设时期更是如此。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也是他一生所身体力行的原则。在毛泽东一生留下的文稿、书信、讲话中，恐怕这方面是最丰富的内容之一，无疑是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最好启迪。

井冈山斗争时期，谁都知道，不能把农民群众认识革命、拥护革命、支持革命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革命要能得到坚持并不断扩大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事。而要能将农民对革命斗争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必须关心和改善他们的生活。不然的话，“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而要改善和提高工农群众的生活，重要的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经济。要发展生产，发展经济，靠什么呢?靠的就是工农群众的热情。这就必须拿出好的办法，把工农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怎样去调动，用什么办法呢?毛泽东1933年2月20日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只有深入查田运动，才能彻底地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来。只有坚决实行劳动法，才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加经济建设事业，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这里强调的，就是公平和正义，惠及人民，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问题。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如果不能惠及群众，人民群众不能享受生产和发展的成果，他们是不会支持的，是没有积极性的。这是公理性的常识。但是我们很多同志至今不懂这一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我们试想，农业有了大发展，当然靠的是广大农民，如果农民不能享受大发展的好处，他们会有积极性吗?他们的积极性一旦消失，农业发展立即就要走下坡路。

毛泽东从来就把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看得非常重要。革命时期，把之当作能否使革命胜利的基础;革命胜利后，把之当作政权能不能巩固的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则把之当作搞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今天我们则应赋予新的内容，应当是推进改革发展深化，走上世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必要的和充分的要素和条件。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指出：“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八周年的纪念文章上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1957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如此语重心长地反复告诫人们，就是要人们严重地关切农业、农村、农民，关切调动农民积极性这个基本的重要的问题。农民积极性起来了，农业农村许多问题都会比较好地得到解决。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积极地不断地研究、探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这个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最重要最关键的是首先要关心他们的生活。要从实际上使他们感觉到共产党真正是为了他们，共产党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让农民有了这样的感觉和认识，他们就会跟共产党走，听共产党的话，按共产党指引的干。革命战争时期，正是由于根据地、解放区里，共产党和政府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等等问题，尽可能的减少农民税赋。毛泽东还要求党和政府不能象国民党那样，只会向群众要东西。正是由于党的策略正确，争取和团结了广大农民群众，为党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毛泽东认为，调动农民积极性，要讲求方式、方法和策略，要使党和政府要求农民做的事，要与他们本身的利益联系起来，要对他们的利益有所保障而决不可损害他们的利益。

积极性是主观能动的东西，虽然它属于精神方面，但是可以发生巨大的推动力。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思想。毛泽东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从那里来的?》)。但是，毛泽东并不是精神万能的超然主义者，他更没有那些信奉上帝，听天由命的虚无主义思想。毛泽东主张的是实事求是，是热情(积极性)同客观实际的有机结合。毛泽东强调：“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始终认为，农民的积极性是农业生产能否发展的决定因素。农民有了积极性，他们就能够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主动地想方设法改良土地，培育使用良种，兴修水利，多施肥料，种好管好农作物，这样，农业的发展就会有所保证。这里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如何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能保持和发扬下去，能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革命战争时期，党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抗日战争中搞统一战线，党又实行减租减息。这些措施都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今天，我国农村农业有了长足发展，然而，农村劳动力，尤其是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失过于严重，造成农村空心化现象，这的确不是中国农业的福音，不是中国的福音，将来由谁来种地，如何“养活中国”值得深思。这里的深层原因，恐怕就是农民对农村农业发展的积极性问题。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环境、不同条件，所采取的方法也是不尽相同的，然而目的都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发展。采用不同方法，用毛泽东的思想就是要革命的灵活性和客观实际相结合。一般地，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地思考用那些方法，而是更深层次地思考运用这些方法能否有效地调动农民积极性，实质也就是党引导农民走什么路子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革命战争(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党采用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助工等形式。革命胜利要建立新中国，毛泽东的思考就更深了。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对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认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引导农民走上正确道路，调动农民积极性是个根本问题，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都得有创新的思想、办法和形式。毛泽东总是十分关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总是采取热情支持和诱导前进的办法。在毛泽东看来，挫伤农民积极性，就动摇了民心这个根本，搞革命、搞建设都不可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是摸索着前进的。因此毛泽东特别重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求全党保护好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强调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群众中做调查研究，做到善于发现群众中的某些积极性，并用正确的方法去引导群众积极性作用的充分发挥和不断提高。毛泽东提出：“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在这同时，毛泽东又十分重视关心农民的利益，提出：“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十分重视调动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积极性问题。不仅一次提到“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人民，我们这个队伍就不能存在”(引自1967年4朋29日《解放军报》)。“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1966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群众热情过火，导致消极现象出现，但那是具体工作的失误，是党和政府未能及时地教育引导好人民群众，并不是思想上的不正确，更不是从根本上出问题。我们认为，毛泽东从注意和关心农民生活，重视和关心农民利益，真心实意地帮助农民解决问题，减轻负担，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正确道路上，来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促进农业发展。这一光辉思想，不仅过去做对了，有积极意义，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需要重视农业这个基础来说，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按照这一思想去思考工作，会取得好的成果。

三、组织起来

综观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之所以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中国之所以从一个世界大国强国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贫弱国家，中国的主体还是那个中华民族，还是中华炎黄子孙，还是中国人民，然而成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却为某些船尖炮利的弹丸小国瓜分了、蚕食了。究其根源，就是由于一个团结问题，组织办法的问题。而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之上，赶走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建立了新中国，正是得益于民族的团结奋斗，自强不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动员组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组织办法。旧中国的农村，是小生产的海洋，农村、农民、农业的分散状态，是中国经济社会，尤其是农村处于贫困的极其重要的原因。组织起来，是毛泽东农业发展战略的伟大思想。中共十八大提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也表明，组织起来，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正确选择。组织起来，是毛泽东兴农战略策略的纲领性行为指南。

(一)良好的组织才能真正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列宁曾经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列宁：《伟大的创举》)。斯大林也指出：“如果不在工业和农业方面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就不能解决改造的任务，就不仅不能赶上并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连自己的独立生存也不能保住。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对于我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2年)。现实也向人们证明，不能提高工业、农业劳动生产率，国家就不会获得丰裕的产品和各种消费品，包括文化消费品，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真正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呢?在科学技术相同的条件下，只有改善组织管理的形式和办法。然而，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也同组织管理的形式和办法高度相关。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1)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起来”(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末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末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马克思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对生产方法和管理方法进行改良，要有某些发明，要创造出某种新的生产力，创造集体力。组织起来，当然就是要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创造出集体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观愿望是如此，客观作用在正常情况下，在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下也是如此。

毛泽东在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就十分注意注重通过良好的人为作用，逐步的动员、引导、组织人们，创造新的生产力，创造集体力，毛泽东应当是不愧于掌握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举的领头人和实践者。人们知道，旧中国的农村，特别是军阀混战中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中国小农经济海洋，农业农民是很难获得良好发展的，农民的生活难以好转和改善。面对当时农村的困难，作为一个革命者，1933年，毛泽东在他的《长冈乡调查》中，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在现实的农业技术条件下，耕牛的作用仅仅次于人工，根据瑞金石水乡(无牛的百分之三十)，兴国长冈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五)，上杭才溪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三处的材料，可以知道农民中完全无牛的，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解决方法，莫妙于领导群众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集股买牛。办法是在自愿原则下(经过社员大会同意)，每家照分田数每担谷田出谷二升至三升。……这一办法是石水乡群众提出来的，他们已在实行。我们希望各地都能实行。这不但解决贫苦农民一大困难，对于增加农业生产更有大的意义。”毛泽东这些思考和意见，应当讲不仅对当时农民解决困难具有非常实在的意义，更是发明了一种方法，创造出一种生产力，即集体力，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果。这对于培育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为以后往社会主义方向过渡，很有开创性意义。这就是农业农民农村的互助合作。正是在毛泽东意见下，1933年和1934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中央苏区得到广泛的发展，闽淅赣省加入合作社的人数占全省人口的50%(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生产力有了发展，农民困难得到缓解，生活有了改善。

抗日战争时期，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道路的运动进一步在各解放区广泛兴起。1942年，毛泽东在领导边区人民渡过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的实践中，面对边区的现实情况，总结了边区发展农业、发展经济的经验：“地广人稀，几乎全部属于小农经济的边区，要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组织与倡导人民发展经济，就必须依赖群众化的合作社起纽带作用”(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为了帮助干部和群众更好地认识合作社，调动干部和农民群众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毛泽东于1943年在他的《论合作社》中指出：“今年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劳动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在过去，束缚边区生产力使之不能发展的，是边区的封建剥削关系，一半地区经过土地革命，把这种封建束缚打破了，一半地区经过减租减息之后，封建束缚减弱了，这样合起来，整个边区就破坏了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如果全体农民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那末，现有全边区的生产力就可提高百分之一百。这办法，可以引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引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看看，毛泽东是把组织农民，农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当作生产制度革命，当作生产方式变革的。他认为，单是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就可以在科技水平不变的基础上使生产效率提高，使生产力大增。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历史为毛泽东的预见提供了最为实在的佐证。正是由于此，毛泽东一生都笃信和始终不渝地领导中国农民实践这一充满社会主义因素的生产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革。

正是由于有了良好的组织，把千百年来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劳动特征消灭了，调动起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群众亲身体会了集体力的强大和优越，享受到集体力创造成果的喜悦，更乐意投身于集体力的成果创造上。从而形成一种生产力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了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很好的体现。

(二)组织起来，农村农民的富裕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想富，求富，是人的一般正常的心理，尤其是在农民之众中。然而古今中外，能有几个人能靠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发家致富了呢?在中国，自古以来，作为个体的农民，只能是企求赵公元帅让他们增收，多收获一点，得一些意外之财，能进入富裕行业更是梦寐以求。但那只是奢心梦想。农民世世代代辛勤耕种劳作，还四处打工卖力，结果呢，他们还是那个样，年过一年，代过一代地贫穷下来。遇到天灾人祸(包括病痛)，他们则更为贫困潦倒。这就是事实，是千百年来社会发展过程中昭示的事实。

那末，怎样才能让农民富裕起来呢?

恩格斯说过：“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列宁也指出：“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论粮食税》，1921年)。恩格斯、列宁这里讲的，就是通过改变当时的现行制度和方式方法，让农村农民富裕起来。这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互助合作化、规模化、社会化等的方式方法，引导农民进入社会生产，从而提高农业经济生产力，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而要做到，要达到此目的，只有社会主义才会做，且能做到。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仅不是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并且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人民才有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只有实现了互助合作化、规模化、社会化的社会生产。农村农民才有使用大机器、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产力的基础和可能性，才能打破那种一家一户的、力量分散、难以抵御自然力侵蚀的束缚，形成和创造新的、强大的农业经济生产力，从而让富裕起来成为可能的现实。

毛泽东一贯十分注重把农民组织起来。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敌人”(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这虽然是相对于革命而言，但我们仍可把其当成是一种制度的变革和方法的转变的思维。毛泽东一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生涯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改良和创造的思维。湖南的农民运动，组织农会，不仅让农会会员进行革命，同时也组织会员进行发展经济的活动，特别是组织了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做了修道路、修塘坝和其他一家一户难以做成的事。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由于受白色势力的包围，根据地遇到极大困难，毛泽东提出：“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情况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困难”(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这个“适当办法”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组织起来，提高生产力。毛泽东在1933年8月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演说《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对这个“适当”办法作出了很好的回答。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要求与会同志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许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贸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是亲手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调剂和运输粮食、管理出入口贸易的实际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那末该怎么办呢?毛泽东又提出了四点意见：一是要从组织上动员群众。动员引导群众要依靠群众组织;二是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那不利于合作社的发展，要失去党和政府的信用;三是需要和使用大量工作干部去组织和推动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四是把经济建设同战争的总任务，同其他的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凡是运用这些办法的，都能做好了事情，让经济发展起来。凡是违背了这些大原则，忽视这些办法的，大都遭受了挫折。这个时候总结出的发展经济，包括农业经济的好经验，依靠群众、党和政府的信用和领导、经济建设与其他方面工作的统筹兼顾、大量干部人才的使用，直至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可以更深度的思考，离开了党和政府的领导，离开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人民群众不再相信党和政府，没有大量干部人才具体做组织工作，怎么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又怎么能让群众走向富裕，千百年的历史事实不就摆在那里吗?

抗日战争时期，正是各解放区广泛兴起组织起来走农业互助合作道路的运动，“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劳动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毛泽东：《论合作社》，1943年)，使边区人民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建设实践，更使得毛泽东深深感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复杂和重要，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同上)。用什么道理教育、启发和引导农民呢?要农民干什么、怎么干呢?就是教育、启发和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搞合作化，搞社会化，运用创造出来的集体力，走好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那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毛泽东：“只有合作社才能抵抗天灾”一文按语，《中国的社会主义高潮》)。“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里，要振兴和发展中国农业，减点租税，减少点负担，都不是根本的办法，都只是权宜之计。关键的、重要的是通过制度的制定实施，方式方法的改良转变，教群众以新的方式方法，提高劳动效率，发展生产，增加收入，逐步富裕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955年)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新东西”，就是组织起来集体生产的制度、政策、方式、方法，就是创造集体力。党的十八大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这正是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要给予农民群众的“新东西”。试想，没有这些“新东西”及其具体引导实施和发挥作用，任由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由小生产方式主宰，农村农民日趋困难，农业发展继续乏力，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有可能持续下去吗?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还会实现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是健全的、强有力的吗?

(三)怎样做好组织起来的工作

组织起来，是创造集体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一种重要途径;组织起来，是解决农村富裕问题的可行而有效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对此，也许大多数人，甚至可以认为是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异议的。然而，人们千万不能将我们讲组织起来，只是把农民封闭在原地不动，只一个“互助合作”，搞共同劳作生产那样一种比较简单、单纯的组织行为。我们这里所讲的“组织起来”，是多层次的，而且也是多形式、多方法、多作用的称谓。比如十八大对要“组织起来”的表述就有：“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等等。更为现实的是，在目前形势下如何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业综合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更需要我们有一个“组织起来”的科学行动。组织起来，就是用人的聪明才智即人的智慧，创造人的行为科学方式和导向人的创造性行动。而现实上，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给社会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最重要的恐怕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村的基础设施的陈旧、破败和不完备，机械化程度不高，新型农机耕器具不多，研发更为不足，因而劳动生产率也不高;另一方面，更值得人们关注和需要改变的是农民不愿种地的倾向的严重存在。《东方早报》2012年6月13日刊登孙维国的，后被许多家报刊转摘登的文章透露出一个可怕的信息：目前农村按组形成的年龄结构分四层，第一层是年纪在60岁到80岁及更老的，第二年龄层是35岁到50岁，第三年龄层是20岁到35岁，第四年龄是刚出生的到20岁。目前在家种地的为第一年龄层，第二、第三年龄层都在外打工，第四年龄层在上学和年幼。文章还说，第三、第四年龄层几乎可以肯定，将来不会、也不愿意种地……。这种严重的后果我们这里不愿意讲下去。尤为可怕的是，如今的基层政府还把组织输送劳动力外出打工当作“致富一方”的办法和政绩，而相当长时期内没有考虑如果组织农村农民的农业生产，这真是一个遗害无穷的后患，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误。从农业的现实我们看到了“组织起来”的重要性。“组织起来”，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外在，它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实质，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社会主义文化，是振兴，是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也是农业的希望所在。

怎样搞好“组织起来”，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在毛泽东兴农战略里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可以在这里找到动力的源泉。

一是提高认识，增强信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组织起来”是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的一件新鲜事，人们，尤其是千百年都浸泡在小农经济海洋中的农民，不可能自发和自觉地认识和理解“组织起来”的远大意义、深刻涵义和具体内容。就是党的干部、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未必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在“组织起来”的实践中，要出现波折，或者出现过波折，就更增加了人们对“组织起来”的疑虑和选择的难度。因此，毛泽东早就提出了告诫：“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其实，农民都是比较单纯、朴素、诚实的个体，怎样组织好他们发展现代农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要解决好两个前提：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党有能力引导和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此的论断是：“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这两点今天也仍然是本质和主流。当前的问题不仅是教育农民，也在教育党的干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很好地组织起来，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我们要提高认识，充满信心。领导干部要走在工作的前面。

二是努力学习，提高技能。组织起来，不仅有理论的问题，也有更为重要的是具体工作的能力和技术艺术问题。因此，要真正搞好组织起来，关键在努力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组织起来的技能。

学什么，就是要学政治、学知识，学习和借鉴国内、外成功的好的组织生产的方法。马克思讲过：“历史的教训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得出)：资本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恩格斯也指出：“如果我们所许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我们党的任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毛泽东讲得就更为直接和明白：“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953年)。也许我们有的同志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还在迷糊。其实，列宁至少在1921年就指出：“如果农民经济能发展下去，那就必须稳固地保证它能进一步过渡，而进一步过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孤立的农民经济联合起来，组织成公共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对于这一切，社会主义者一向都是这样设想的。我们共产党也正是这样看的”(列宁：《关于粮食税的报告》，1921年)。列宁还说：“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列宁：《论合作社》，1923年)。斯大林讲的更明白：“党的出发点是：不实行集体化，就不能把我国引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康庄大道，就不能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1933年)。学什么，我们想，要真正做好组织起来，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学社会主义政治。然后再学习如何去做动员、组织农民的工作。怎样才能做好动员、组织农民的工作，那就是如同毛泽东所说的：“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我们应当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也就是我们要学习和掌握帮助农民群众解决生活、生产问题的本领。当前重要的是按照十八大要求，学习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民增收的真本领。

三是搞好工农联盟。十八大提出：“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中搞好工农联盟的科学表述。工农关系从来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关系，是社会前进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可忽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不可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忽视，新时期，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对此也绝对不可忽视。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农民农村农业的实际上分析研究，农民是把城市无产阶级(工人)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的，农民群众把自己的解放和自由寄托在无产阶级的成功之上。即今天，人们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也是这种寄托的延伸。列宁指出：“农民是工人的天然同盟军”(列宁：《工人阶级和革命》，1905年)。“由于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由于同全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俄国劳动农民可以相信，他们定会克服一切灾难，打退帝国主义者的一切进攻，实现共同耕作土地的事业，实现由个体小经济逐步地积极地向共耕制过渡的事业，没有这种事业，劳动人民是不能得到解放的”(列宁：《在全俄土地科、贫农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工农联盟，不是单方面的农民需要工人，农村农业需要工业，而是双方共同互惠的需要。如同斯大林说的：“我们党内有一些人把劳动农民群众看成异类，看成工业的剥削对象，看成我国工业的殖民地之类的东西。同志们，这些人是危险的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农民既不能是剥削对象，也不能是殖民地。农民经济是工业的市场，正象工业是农民经济的市场一样。但农民对于我们不仅是市场，而且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正因为如此，农民经济的提高，农民的普遍合作化，农民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能保证我国工业有较大的发展。反过来说，发展工业，生产农业机器和拖拉机，以大量工业品供给农民，又是一种前提，没有它就不能推进农业。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极重要的基础之一”(斯大林：《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年)。由此，我们可知，城乡、工农两极分化、出现农民讨薪难等等问题，都是与工农联盟相违背的，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让农民组织起来，是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毛泽东一贯十分重视工农关系、工农联盟的问题，强调“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认为“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指出：“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毛泽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词》，1950年)。毛泽东认识到，工农联盟的内涵也要同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善、改变和提升。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农业农村又有了新的变化，要满足农民的新要求，要继续巩固工农联盟，就必须面对新情况新形势，在新的基础上去做好巩固工农联盟的工作。因此，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了：“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又是合作化，又是集体生产，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组织起来”的问题。要让增强农村的发展活力，做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统筹城乡发展，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样的新时期新形势下工农联盟的内涵得以充分体现，在中国形成一种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需要我们在“组织起来”方面有新的战略思维，新的办法，有方式和行动上的创新。但是不管如何，要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党和政府还必须做好教育、引导、动员、组织的具体工作，不能只停留在自发的方面。要认识清楚，社会主义需要灌输，让农民组织起来需要宣传、教育、动员和具体组织。工作不可能一帆风顺，会有波折，需要不断总结成绩和经验，才能提供正确的指导和坚定信心。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就组织合作社的问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总结了组织起来的经验，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说的，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都会在发展为苏联式的被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一年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革命时期，促进“组织起来”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要做好组织起来，促进组织起来，更需要我们善于去总结和推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