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为中国奸民焚掠说辨析

王开玺

1860年10月7日、8日, 侵入北京的法国与英国军队共同劫掠了圆明园, 同时圆明园内的部分建筑也曾遭到焚毁。10月18日、19日, 英国军队对五园三山等处园林实行了大规模的野蛮焚烧、毁坏。

关于圆明园被焚的原因, 史学界历来都是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大致说来, 可以归结为英法侵略者“掩盖罪证说”, “掩盖罪证, 同时惩罚清帝说”, “军事行动说”, “咸丰帝独出下策招致恶果说”, “中国奸民焚掠说”, “消灭罪证并逼迫清廷速签条约说”, “逼降清政府, 速定条约说”, “泄愤或发泄兽性说”, “泄愤并消灭罪证说”和“嫉妒中国文化艺术说”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在以上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中, 最为广泛流行的是英法侵略者“掩盖罪证说”, 笔者曾撰文就其中几个较为重要的学术观点提出了个人的不同见解。[1]由于“中国奸民焚掠说”当时并无历史或专业学者认同, 故此当时并未就此展开讨论。然而, 近年来, 不断有人撰文, 特别是网上的许多文章, 多将圆明园的焚毁完全归咎于中国的奸民。圆明园为中国奸民焚掠的说法是错误的, 有必要厘清事实真相, 修正错误, 以正视听。

持圆明园为中国奸民所焚掠说法的人, 大致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 是外国侵略者的嫁祸之词。

英法侵略者在大肆劫掠圆明园以后, 竟然颠倒黑白地将罪责嫁祸于中国奸民。10月17日法国的首席代表葛罗致函恭亲王奕䜣称:“当和议破裂, 联军由通州进至北京之后, 因战争而占据此避暑行宫也, 其时并未如恭王所言, 抢劫其地。联军占领行宫之举, 乃其分内所有之事, 两军交战, 克其地则享有之, 亦战时公法所许也。其后圆明园之被焚掠, 乃中国土匪所为, 非联军之所为也。”其论据或逻辑是, 在中国“土匪到处有之, 如河西务一役, 即因土匪突来, 攻劫其村中之英法侨民, 故联军不得已而攻之”。[2](P453)

在此, 葛罗显然是偷换概念, 无理狡辩。这是因为, 其一, 圆明园乃是清朝皇帝的禁宫, 并非军事要地, 更非两军交战之地, 西方国家之间的某些战争规则, 并不适用于圆明园这样的非战之处。其二, 葛罗以河西务比之于圆明园, 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河西务地方有匪, 并不能证明在圆明园就一定有匪。其三, 按照葛罗的说法, 在河西务地方是因为有匪突来, 首先“攻劫其村中之英法侨民”, 然后英法联军才“不得已而攻之”的。但是, 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之时, 并未发生清军或“土匪”攻袭英法联军之事, 因此两者亦绝无任何可以比附之处。

英法侵略者的上述观点, 完全是信口雌黄, 荒谬之极, 不值一驳。其事实是, 英法联军抢劫于前, 中国的匪人继之于后。对此, 我们将在后面详加论析。

第二种是部分国人的错误揣度与记述。

1860年10月, 北京已为英法联军所占领, 社会秩序混乱, 人们不可能得到准确的相关信息, 因而各种传言纷纷扬扬。即使如曾为体仁阁大学士的翁心存, 得到的也是些莫辨真假的传言。他在10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说, “闻昨日僧邸兵皆溃, 夷人径趋海淀, 纵火焚民居, 遂炮毁宫门, 火焚圆明园”。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又记载说, “竟日闷坐, 传来消息更益然疑。圆明园被毁, 或云炮打, 或云火烧, 或云仅焚宫门, 或云已被占据”。[3](P1552-1553)在这一混乱的历史条件下, 出现一些根据道听途说而记载的传言,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奸民焚掠说, 虽主要表现在中国的一些史料性的记述中, 并未形成有影响的史学论点, 但仍然有一定的学术影响。近年不少网上的文章, 极可能即是沿袭此说。

较早提出这一说法的, 大概是时人王闿运。他在《圆明园词》注语中记载说:“夷人入京, 遂至园宫, 见陈设巨丽, 相戒弗入, 云恐以失物索偿也。乃夷人出, 而贵族穷者, 倡率奸民, 假夷为名, 遂先纵火, 夷人还, 而大掠矣。”[2](P521)其后, 民国时的学者黄浚据此在《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中更为明确地说:“焚掠圆明园之祸首, 非英法联军, 乃为海淀一带之穷旗人。”在该补篇的另一处, 他再次记述称:英法联军闯至圆明园门外时, 经管园大臣文丰的劝止, 本来“夷兵已去”, 但文丰投福海自杀后, “奸人乘时纵火, 入宫劫掠, 夷人从之, 各园皆火, 三日不息”。[4](P12,14)

时人陈代卿的《庚申畿辅纪变略》也同样记载称:清管园大臣文丰投福海自杀后, “奸人乘机焚掠, 京城九门皆闭, 西北烟焰涨天, 无人过问也。洋人知园中内变, 接踵至, 各园皆火, 三日夜不息”。[2](P3)他在《慎节斋文存》中, 也谈到了同样的意思, “不三日, 奸人趁机焚掠, 夷人知园中内变, 驱兵至各园, 皆火发, 屡朝缔造, 及公私庐舍俱烬”。[2](P331)徐树钧的《圆明园词序》, 也有与之相似的“奸人乘时纵火, 入宫劫掠, 夷人从之, 各园皆火发, 三昼夜不熄”的记载。[2](P513)

以上所记, 均不确有误。

王闿运等人的记载, 内中多有文人的渲染之词。在王闿运的日记中, 同时尚有圆明园被焚之前, 曾有一白胡须的守园之神向咸丰帝跪求“辞差使”, 咸丰帝不解地询问说, “汝多年无过, 何为而去”?园神回答说“弹压不住, 得去为幸”。咸丰帝随后又安慰说, “汝嫌官小邪, 可假二品阶。俄顷不见, 未一年而乱作矣”[2](P521);陈代卿的《庚申畿辅纪变略》中, 亦有“又闻御园未焚前一夕, 妖言传上坐便殿, 见白须翁, 自称园神, 请辞而去, 上梦中授以二品官, 明日至祠谕之, 不一稔而园焚, 岂前定欤”的同样的怪诞记载。因此, 王闿运和陈代卿所记, 皆不可信, 它们不过是彼此间的三人市虎, 以讹传讹, 甚至是荒诞不经之语。至于黄浚的推论之词, 更是难以令人信服。

无论是外国侵略者的中国奸民焚掠说, 还是部分国人的中国奸民焚掠说, 都是错误无据的。我们姑且不说一般的奸民、地痞等, 即便是江洋大盗或是绿林山贼, 在许多情况下也不过是在较为偏僻的村镇打家劫舍而已, 绝不会轻易打劫县衙州府, 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人们很难想象, 在英法联军尚未劫掠圆明园, 园内的清军护军尚在的情况下, 当地的穷旗人或奸民竟然敢于并能进入圆明园内进行抢劫。当然, 在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圆明园后, 确有一些中国的奸民趁火打劫, 浑水摸鱼, 想方设法地潜入园内窃取宝物。其事实或逻辑关系与顺序应该是, 英法联军劫掠在前, 中国奸民哄抢于后。于此, 许多中文史料均有明确的记载。

时人赘漫野叟在《庚申夷氛纪略》中明确记载, 圆明园“御内陈设珍宝、书籍、字画, 御用服物, 尽被搜括全空”, 而实行这一劫掠行为的, 是“夷人先之, 土匪继之, 遂使一丝半缕无遗, 遗弃者遍于道路”。[2](P12)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中有关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期间的许多记载, 多用“闻……”, 以示其所记并非亲眼所见及不能确定是否事实。但是, 他对于英法联军及当地奸民焚掠圆明园一事, 不但以确定无疑的口吻记载说:“圆明园为夷人劫掠后, 奸民乘之, 攘夺余物, 至挽车以运之”, 而且特别记述说, 俟英法军队撤离圆明园后, 清军守军才“稍敢出御”, 将乘机抢劫的奸民“擒获数人, 诛之”。[2](P126)

时人吴可读在其《罔极编》中也记载说:“夷人到园后, 先将三山陈设古玩, 尽行掳掠一空。后用火焚烧, 借口乱兵烧毁。”[2](P66)不但根本未曾言及有奸民参与劫掠, 而且明确指出外国方面尽行掳掠一空, “用火焚烧”以后, 反而无耻地“借口乱兵烧毁”, [2](P126)嫁祸于他人。

内务府总管明善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初次夷人进园焚烧, 尚无土匪。自二十三日 (10月7日) 以后, 时有土匪进园, 后被获正法, 略见稍息。”[5](P574)步军统领瑞常给咸丰帝的奏折说, 是英法“夷人于八月间”, 首先“扰及园庭”, 其后才是“附近土匪, 乘间抢夺”的。[2](P167)恭亲王奕䜣的奏折也说:“该夷于 (八月) 二十二日 (10月6日) 窜扰园庭, 肆行焚掠……嗣因夷兵退出, 旋有匪徒乘势聚众抢劫……现已飞咨绵勋派兵一千名, 屯扎圆明园剿办土匪。”[6](P2423)

内务府大臣宝鋆的一份奏折,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他说:10月7日这一天, 英法夷人先后闯入清漪园 (即现在的颐和园) 、静明园 (即现在的玉泉山) 等处, “将各殿陈设抢掠, 大件伤损, 小件多经抢去”。其后, 他还特别报告说:“静宜园 (即香山) , 夷人并未前往, 各殿陈设, 照旧封锁。”[2](P150)这一史料充分证明, 如果不是英法联军劫掠在前, 几乎不可能出现中国奸民哄抢于后的情况。

就笔者学识所及, 最早对于所谓中国奸民首先劫掠圆明园之说进行批驳的, 大概是光绪年间曾任起居注主事、刑部主事等职的姚大荣。他在言及徐树钧所作《圆明园词》时说, 圆明园等皇家“御苑非公园之比”, 这是因为这些皇家御园有“主帅守之, 无许人出入”。那些欲前往御园“往游者即不自为计, 独不为主帅守卫计乎?”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等皇家园林之时, 中国之“愚民迫于饥寒, 乘乱劫掠, 诚所不免;至于御园, 在当时有恭邸 (恭亲王奕䜣) 及桂相 (大学士桂良) 率禁旅驻守;事棘时, 僧 (格林沁) 、瑞 (麟) 二军并移往偕守;何物奸民, 敢揭竿倡乱乎?”我们的国人, 如王湘绮王闿运, “不斥洋酋挟屡胜之威, 纵火焚掠, 而归罪于孱弱之贫民?何其不衷于事实乎?”同时, 他还以义和团运动时期为例论证说:“庚子义和拳之乱, 奸民聚众杀人放火无算, 然不敢扰及官署或公所。至于御园, 尤其不敢。庚子之乱, 甚于庚申, 以后证前, 其诬立辨。”[7](P44、46)

对于所谓中国奸民首先劫掠说, 蔡申之先生也是颇不以为然, 愤然剖辩说:“元首出走, 民无统纪, 于干戈扰攘之际, 剽掠焚毁之余, 蚩蚩愚氓, 为饥迫寒驱, 乘间窃取”之事确当有之, 但若因此而“遂谓圆明之掠, 掠于我华人, 圆明之焚, 焚于我华人”, 则“此说大谬”。[8](P59)

事实确如当代台湾学者汪荣祖先生所说:“有些人把这场洗劫悲剧全归咎于当地的人, 未免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9](P204)

中国奸民焚掠说, 虽然并未被中国史学界广泛接受与认可, 但在自媒体相当发达的今日, 中国奸民焚掠说的影响却有越来越大之势。中国奸民焚掠圆明园之说, 于史无征不可信, 且严重有违于事理, 不合逻辑, 必须厘清基本史实, 修正以上的错误观点。以上拙见, 若有不当之处, 恳请方家教正。

注释

[1]王开玺.英军焚毁圆明园原因辨析[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3 (3) .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 (2)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3]张剑.翁心存日记 (4) [M].北京:中华书局, 2011.

[4]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1983.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 (上) [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6]贾桢等.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 (7) [M].北京:中华书局, 1979.

[7]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8]蔡申之.圆明园之回忆 (下) [J].中和杂志 (一卷五期) , 新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41.

[9]汪荣祖.追寻失落的圆明园[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 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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