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幸存者回忆日军屠杀暴行：至今都难忘那片火海

蒋  芳 邱冰清

夏淑琴：历史选择的“见证人”

夏淑琴

夏淑琴，1925年5月生于南京。日军进攻南京前，夏家共有九口人。外祖父母、父母亲、大姐、二姐、大妹、小妹和夏淑琴。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闯进她位于新路口5号的家中，转瞬之间，九口之家就剩下了8岁的她和4岁的大妹妹。

“当时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当时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喊着要妈妈……”夏淑琴回忆道，姐妹俩靠家里仅剩的炒米、锅巴活了下来，14天后才被收养。

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记录下了日军疯狂屠城的情景。片中，马吉牧师也拍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李秀英等人当年的镜头，使得她们也都凭借这部纪录片，成为不容置疑的历史见证人。

1994年8月，夏淑琴以战后第一个到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参加日本民间组织的和平集会，向日本民众痛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突然，一名日本女性一下子跪在我面前谢罪，”夏淑琴至今印象深刻，“原来有这么多的日本人不了解当年的历史。”

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和日本自由史观会成员松村俊夫分别出版了两本书，将夏淑琴描述为“假证人”。为了守护自己的名誉，夏淑琴将两位右翼分子告上法庭。针对夏淑琴在国内的诉讼，东中野修道在东京法院竟然又提出了反诉讼，但当夏淑琴站到日本法庭上时，被告突然撤诉，夏淑琴随后提出反诉。经日本三级法院审理，均判东中野修道败诉。

“我多么渴望再吃一串外公外婆给我买的糖葫芦，再次聆听爸爸妈妈的声音，哪怕是爸爸您对我严厉的训斥声……”12月3日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哭墙”前，88岁的夏淑琴用家书表达对亲人的怀念。夏淑琴说，只要还活着，她就要将这段亲身经历讲述给每个中国人听，让和平的种子在人们心中播撒。

常志强：全家八口人中的唯一幸存者

常志强今年89岁。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他家住在南京城夫子庙附近。逃往难民区的途中，全家八口人在内桥南面的王府园过了一夜。这一夜，常志强感到天气特别冷。第二天早上，大家正准备离开，灾难降临了……

“就听见外头喊救命啊，跑啊，叫得很惨。”常志强说，还没回过神，日本兵已经冲了进来，啪啪啪地子弹呼啸而至，父亲当即中弹身亡，母亲则被一刺刀戳倒……“我母亲跌下来了，夹着我的小弟弟还没有放松，撑着又站起来，鬼子又戳了两刀。我小弟弟就掉在地下哇哇地哭。鬼子顺手就把刺刀往我弟弟屁股上头刺，一挑，摔得老远。另外三个弟弟，分别只有4岁、6岁和8岁，一个个地被日本兵的刺刀夺去了生命。”

目睹了这一幕的常志强昏死过去，苏醒时，人都走光了。“我看到我弟弟在吃奶，这边我妈妈身上的血泡泡向外面冒。我用手拼命地捂着，‘妈妈，我给你捂着’。我弟弟他不懂，还是要吃奶，我妈妈看着我，眼泪直掉，掉着掉着以后头一倒，这时候我晓得我妈妈死了。”

常志强无力给亲人打理后事。很久以后他才听说，亲人的遗体被就近埋在了小王府园后面的菜地里。当地收尸的人告诉他，有个小孩趴在死去的母亲身上吃奶，奶水、泪水、鼻涕结成小冰块，母子俩冻在一起，怎么也拉不开。

李高山：死人堆捡回一条命

李高山

幸存者李高山今年93岁。1937年12月12日，13岁的李高山作为战士参加了南京保卫战。他所在的连被分配镇守挹江门城楼。刚从广东过来的李高山，身上还穿着单衣。

13日早晨，日本人对挹江门形成包围。缴械被俘后，李高山和数百名中国士兵被日军押至基建洋房内，遭到日军机枪的疯狂扫射和纵火焚烧。“每一个人前胸贴后背，一点喘息的空隙都没有。日本人把我们关进去以后就把门锁死了，把机枪架在窗台上开始进行扫射，对准我们的头部。前面的人被打倒，一排排地往后倒。”

因为个子矮小，李高山被前面的人挡住了，侥幸躲过了日军惨无人道的集体屠杀。“我被很多尸体压在底下，我就在那儿左右摇摆身体，加上那么多血的润滑，慢慢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踩着尸体跑到了二楼。”

日本人听到有爬动的声音，知道还有人没死掉，拿来了汽油，浇到一楼的尸体上，点火。“烟往二楼蹿。我在二楼上待不住，抓着瓦片往下摔。日本人看到瓦片往下掉，以为这个楼要倒，开始往门外撤退。”看到日本人离开，李高山从二楼跳下来捡回了一条命。

岑洪桂：至今难忘那片火海

岑洪桂

岑洪桂今年93岁。1937年冬，进城的日本兵开枪打伤了妹妹，放火烧死了弟弟。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80年，说起往事老人仍然记忆很清晰。他回忆，日本兵进了城，“一进来就放火。一放火，我们老百姓原本躲在家里的，就向外跑啊，一跑就糟了，远的日本人看见就使枪打，近的使刺刀捅，见人就杀，十几岁小孩都不留。那时候南京城的大街小巷，这边躺三个那边躺五个，马路上都是死人，基本看不见活人了”。岑洪桂和家人看到日本人来了，就往家旁边的城墙洞里躲。路上不到5岁的妹妹岑洪兰被日本兵的子弹打中，从下巴穿过去。妹妹还能讲话，她喊“妈，我还能喝点茶，我还跟你走”。“我把她背在肩上，她血淌了我一脊背，她说‘哥哥你脊背淌血了’，哪来的血，都是她的血。我一背，一颠一颠，血都淌到衣服上了。”

后来，岑洪桂的家被日军用火焚烧，他被日军士兵推入火海，腿部被烧伤，至今留有伤疤，未满2岁的弟弟岑小三被活活烧死。“我直到今天还能想起来那片火海，我跑出来的时候，弟弟离我只有几十米，日本兵就是不让我把他抱出来，眼看着火烧了一会，就没有哭声了。”

余昌祥：藏在地洞里躲过一劫

余昌祥

余昌祥今年90岁。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城时，10岁的余昌祥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在南京烧杀掠夺的暴行。

“日本人来的时候见人就杀，远的就用枪打，近的就用刺刀捅。当时我在门缝里看，不敢出去。”余昌祥家住宝塔山4号，他透过门缝看见2号里面住着的4个军人被两个日本人拖了出来。“鬼子用刺刀从人脖子里捅进去，再一搅，血就喷了出来。”余昌祥吓得跑到家后的扫帚巷，躲进王全胜粮行下面的地洞里。

余昌祥的舅父认为男的不会有安全问题，不肯躲进地洞里。“但日本人来了以后，不分男女老幼，他让你把衣服揭起来，看看有没有枪支什么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用刺刀捅进去。舅父被捅了七刀，打了两枪，肠子都出来了。日本人看到他还在动，又补了两枪。”

杨翠英：触及过往便会大哭

杨翠英

杨翠英老人一辈子都没能走出亲人遇害的阴影，只要回忆触及那段过往，她一下子就会大哭起来。1937年，读小学四年级12岁的杨翠英，跟随父母在日军占领南京前，躲进了大方巷难民收容所。

日军侵占南京时，留在南京的外侨代表以原金陵大学等处为中心，在城内设立了“国际安全区”，杨翠英和家人所在的收容所，就在“国际安全区”内。

“都说国际安全区里很安全，但日军还是会来蓄意滋事。”杨翠英回忆说。她忘不了12月14日中午，日本兵冲进了她家藏身的难民棚，将父亲和舅舅当做中国俘虏兵强行抓走，理由仅是他们的手上和肩部有老茧。

在安全区失去了至亲，12岁的杨翠英剃光了头发，脸上抹上了锅灰，艰难地存活下来。

陈德寿：姑母反抗日军被刺死

陈德寿

陈德寿今年85岁。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日军打进城来。“他们先放火，烧掉了天青街街头的房子，然后抓平民帮他们做事情。我父亲和街坊邻居出去救火，日本鬼子看到了就把他们一起抓走了，父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早晨大约九十点钟，一个日本兵来到陈德寿家附近。当时陈德寿家里母亲怀着身孕，姑母陈宝珠一手抱着表妹，一手牵着表弟。“鬼子看到我姑母就把她往外拖，从第三进拖到第二进。我姑母一直跟鬼子周旋。这个鬼子三拖两拖不耐烦了，就把身上的刺刀拔出来，对着我姑母的大腿深戳一刀，然后紧接着又在她身上戳了五刀。”日军走后，陈德寿的姑母对陈德寿的奶奶说：“妈，你给我端一碗糖水来吃，我疼死了。”当陈德寿的奶奶将糖水端过来的时候，他的姑母因为流血太多去世。

杨静秋：兄弟姐妹骨肉分离

杨静秋

杨静秋今年88岁。她回忆，1937年父亲带着一家人逃到了南京郊县六合。后来父亲被日本人抓走，全家的生活就陷入了灾难。

对于父亲如何被抓，当时还太年幼的杨静秋已经不记得了，后来是哥哥向她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说是看见大卡车运来了好多日本人，还有狗，父亲就跑，后面一直追，他跳河，后来被狗追上了。“我就记得当时哥哥挑着一布包的麦子哭喊‘不得了父亲被抓了’，后来就听说父亲是死了。听到这个消息，妈妈小产，奶奶没多久就去世了。”

1938年春天，全家都躲在家里，粮食、钱都用光了。有个叫姚妈妈的小酒店老板娘每天给他们一些剩饭菜。“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姚妈妈，她是我们的恩人！”

家里的生计都落在哥哥身上，哥哥要做工，因为个头矮，扛包扛不动，总是被日本人重重地抽打。“后来四个儿女就剩了我一个，哥哥送去了打工的地方，小弟小妹都送人了，养不起。我这辈子受的罪太大了，一天吃两顿，喝冷水。现在浑身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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