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重庆大后方党的知识分子工作

钟  波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围绕大局，把握知识分子特点和工作规律，团结、组织起广大知识分子，形成了一支“文化上的部队”。在工作方式上，周恩来一方面利用文工会、文协等合法机构，把广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另一方面又注重通过重大节日活动、戏剧文化运动、报刊媒体等诸多形式，把知识分子发动起来。他还非常关照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安全，花费大量心力保护知识分子。

周恩来大后方知识分子工作的基本经验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带动作用；从知识分子特点出发，关照知识分子的切身诉求；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重视理论斗争和批评；广交朋友，善交朋友，在交友中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周恩来态度诚恳、认真细致的工作，促使大后方的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抗战的宣传和民主进步的斗争中来，成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重要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也对后来解放战争中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状况与党的任务

抗战时期，在以重庆、昆明、桂林为代表的大后方云集了各界大批的知识分子，但由于通货膨胀、物资缺乏、投机活动等，大后方物价急剧上涨，知识分子面临很大生活压力。“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薪水薪水，不够买薪买水”。

吴大猷摆地摊卖起了衣物，吴晗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明版书转让给云南大学图书馆，闻一多在街头刻章卖印。相比于物质上的困难，精神上的压迫和人身安全上的威胁，则带来更多的不安。老舍就曾这样描述说：“在肉体的病痛之外，我还有一点精神上的苦痛。每逢我拿起笔来，我必须象小贼似的东瞧西看，唯恐被人抓住。”1941年2月5日，深感没有出路的戏剧家洪深一家三口在家服毒自杀，留下遗书说“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归去”。周恩来闻讯后，立即着人予以救助，幸告脱险。如此种种，折射出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真实境况。

国民党在其五届五中全会后，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磨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分裂、倒退成为最大危险。皖南事变后，环境愈加险恶。从1941年1月到4月，《全民抗战》《救亡日报》《国民公论》等数十种进步报刊先后被迫停刊，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黑暗重重。

为克服投降危险，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里，文化人与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团结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在国统区党的工作被迫全面转入地下的严峻形势下，如何在采取“荫蔽精干”政策的同时，争取和团结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打开国统区党的工作局面，从而实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　，推动抗日向前发展，摆在了当时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面前。

二、周恩来大后方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式与策略

周恩来认为，要把知识分子争取过来，就要做细致的工作，在大后方特殊的环境下，需要新的策略和方式来打开局面，把大后方广大知识分子团结、组织和发动起来。

（一）利用合法机构，把广大知识分子组织起来

一是通过文化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开展大量工作。1940年9月，国民党以改组政治部为名撤销第三厅，准备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但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意图把文化人士圈住。对此，周恩来向大家做工作，他指出：一方面，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通过合法机构来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要不受他们的束缚，跳出圈子，以个人身份到社会上进行活动。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文工会汇聚了比第三厅更广泛的各界知识分子代表，皆为一时之选，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声望。文工会利用合法地位，以富有战斗力的文艺创作为武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联系群众，教育群众，反对、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倒退、分裂政策，是党在国统区工作的重要战线和革命文化基地，被誉为“第二红岩”“第二(八路军)办事处” ，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二是通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等团体开展工作。在周恩来的指导和帮助下，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了文艺界的大团结。“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文协成立后，“第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穷”，“‘弄钱去’乃成为口号”。

周恩来多次表示要设法为文协筹款，使大家能更多地创作，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后来，他还在自己担任国民党政治部副部长之时，让政治部每月拨款五百元给文协。在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发起募捐时，周恩来给予支持，并捐款一万元。对大后方广大文化人士来说，周恩来的这些工作不仅有着经济上的意义，更具有政治上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中苏文化协会等团体，周恩来同样高度重视，派人参与其中，大力支持他们当中有利于团结和抗战的活动。

（二）采取新的形式，把知识分子发动起来

一是借助重大纪念日或与名人有关的活动打破封锁。在五四、七七、九一八、辛亥革命纪念日等重大时间节点，周恩来除指示尽可能组织相关活动外，还多次撰文，宣传坚持抗战，呼吁民族团结。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显著的是与鲁迅和郭沫若二人相关的活动。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他的许多话，至今还活着，做我们的指针”。

1940年，在一心饭店举行的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聚餐会上，周恩来指出，鲁迅是“中国二十年来最伟大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代表者”，号召大后方文化人士学习鲁迅一生中“律己严，认敌清，交友厚，嫉恶如仇”的四大特点。同时，周恩来认为，纪念、学习鲁迅不应限于文艺界，而应争取让更多人成为鲁迅一样的“劲草”，为实现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通过纪念鲁迅的活动来做知识分子的宣传和发动工作，无疑是一个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方式。纪念、学习鲁迅成为大后方文化人的精神动力，贯穿抗战的始终。

号召大家在学习鲁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同时，周恩来明确了郭沫若作为继鲁迅之后新文化战线上又一面旗帜的地位，以凝聚和团结文化界的力量。1941年11月16日，在郭沫若创作25周年和50诞辰之际，周恩来指示举办了纪念会，文化界、学术界、新闻界、民主党派的代表 2000余人参加。

在纪念会的当日，周恩来高度评价了郭沫若在文艺、学术等方面的成就，并在《新华日报》发表《我要说的话》，指出：“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成都、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乎整个文化界、新闻界、文艺界都动员了起来。大后方组织的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不仅团结和发动了文化界众多团体，而且吸引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是通过演剧和剧评发动文化人士进行借古讽今的斗争。1941年夏秋间，周恩来在南方局文化组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冲破禁令和封锁。后经与徐冰、阳翰笙、陈白尘等研究，决定从话剧方面发起。10月11日，中华剧艺社上演陈白尘的《大地回春》，拉开了大后方戏剧运动的序幕。

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公演，将重庆雾季话剧运动推向了高潮。“在反动政府的严格检查制度之下，当代的事迹不能自由表达或批判，故作家采取迂回的路，用历史题材来兼带着表达并批判当代的任务。”《屈原》正是利用这种手法，“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借古以讽今。《屈原》的演出，在政治上、文化上突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在国统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周恩来指示和领导下发动的重庆“雾季公演”，推动广大文化界知识分子投身到这一运动中来，四年间共公演大型话剧103个、独幕剧7个，产生了一批著名剧作，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除买票到剧场观看演出以表示对文艺家们的支持外，周恩来还注重发挥戏剧评论的作用，引导文艺家们的创作，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他指出，戏剧演出需要通过评论文章才能吸引和教育观众，把观众的意见转达给艺术家，使他们得以改进。他指出，评论也是有力的战斗，在进行戏剧评论时，既要批评帮助，又不能挫伤朋友的积极性，要诚恳地帮助艺术家们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对不健康的倾向如商业观点、噱头主义等要进行批评。同时，他也表示，重庆和解放区不一样，评论标准也应有所不同，凡是描写反帝反封建这一大方向的或者是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作品都应给予鼓励；反之，若是宣扬卖国投降、汉奸特务的，一定要严肃批判，旗帜鲜明。

三是通过报刊等媒体联结起广大知识分子。在大后方，国民党当局制定了一连串法规来监视言论活动和出版事业，这“远远不是为了保障作家权益或推进出版事业的措施”，而是“热心于加强统制”。知识分子的政治生存空间因此受到种种限制。在 1941年以后的年月里，国民党的法西斯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种倾向在许多领域都可以看到，而在宣传领域最为明显。在此情况下，周恩来通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媒介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发表文章、言论的阵地，联结起大后方广大的知识分子。

周恩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群众》是联结大后方知识分子的重要舆论阵地。1942年3月 14日，在收到毛泽东来电转告的张申府“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的建议后，周恩来当即领导《新华日报》开展整风运动。四天后，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改进情况，指出有几种副刊已注意吸收外稿，第三版设“友声”一栏专门发表党外人士意见，这份报纸不仅要成为反法西斯的论坛，还应成为民主的论坛，不仅接受进步分子的文章，还刊登中间分子的文章。

是年，从9月11日至18日，《新华日报》一连八天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启事，声明“增多篇幅，邀请各界人士撰稿，以便反映各方意见”。此外，《新华日报》还先后设有“大众音乐”“木刻战线”“戏剧研究”等专刊、专页，通过约稿、组稿和邀请负责编辑等形式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发表言论的阵地。

（三）关照生活与安全，把知识分子保护起来

在大后方，知识分子们虽无与日军直接作战之忧，但却饱受物质困窘之苦，而且精神上常受压迫，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对知识分子生活上关心、安全上保护、创作上支持，成为周恩来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抓手。

一是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与人身安全。比如，在得知马寅初教书不成、投稿被拒而生活陷于困境后，周恩来立即派人登门拜访，并让《新华日报》发表他的文章，付给高额稿酬。王鲁彦贫病中逝世于桂林，周恩来从重庆发去唁电，并嘱冯雪峰给其家人送去资助费。周恩来又领导南方局向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要求给予知识分子生活上的保障和改善，“救济和帮助青年知识分子，解除他们的失业和失学的痛苦”。此外，周恩来还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等活动。

如果物质的资助对知识分子而言是雪中送炭，那么，对他们安全的保护和政治方面的关照，则让周恩来与他们建立起了生死情谊。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保护爱国知识分子，周恩来立即组织他们疏散和撤离。从确定名单、说服动员，到谋定路线、筹集路费，乃至订购车票、化装、盘查时的答话等，他都一一亲自过问。

比如，他要茅盾先到重庆郊区隐蔽，摆脱特务的跟踪后再走，并在不久后又派人护送茅盾前往桂林，最终转移到香港。他曾四次约见胡风，对他们全家离渝赴港做了周密安排。胡风后来每忆及此，总是感叹不已。在周恩来的组织安排下，仅1941年1月到6月，安排离开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士就有一百多人，撤退工作有条不紊而极有效率，保护了大批进步知识分子的生命安全。 之后，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询问重庆文化人去港情况，特地嘱咐他要支持统一建国同志会、文化协会，要多鼓励老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日军点名要梅兰芳、司徒慧敏等旅港文化人到指定地点报到，在港进步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面临生死威胁。周恩来急电廖承志等人，要求立即组织在港各界朋友转移。大批文化人于 1942年 1月初起陆续转移到内地。周恩来直接领导的这次秘密大营救，历时半年，行程万里，遍及十余省，共救出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及其家属 800余人。

在大批文化人撤回内地后，周恩来又就如何妥善安置他们作出一系列指示：1942年3月12日，致函郭沫若，约他和老舍一起共商救济办法；17日，又致电方方和张文彬，要求他们对到桂文化人的生活给予支持，并对一些人的去处作了具体指示；4月9日，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文化人分批安全撤离的情况汇报，在得知于伶、宋之的等到达重庆后，当即指示组织一个话剧团，使他们有演出的机会，也可吸收一些到重庆的抗敌演剧队成员；6月14日，复函柳非杞，称“亚子先生出险，欣然无量。……生活之维持，凡吾后辈，责无旁贷，亦义所当然也”；如此等等。

这次营救，赢得了国内外各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广泛赞誉，称“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梁漱溟1942年2月脱险至桂林后，也在家书中感慨“到处得朋友帮助，人人都对我太好”；茅盾则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二是关怀、支持知识分子的创作、研究事业。在大后方，周恩来把一群渴望为抗战出力、有志于研究而困难重重的学术工作者组织起来，鼓励大家搞点研究。在他的指导、支持下，许多学者完成了他们的代表性著作。周恩来指示筹建成立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联系、团结了大后方科技界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进而联系了科技界的专家、教授等。

1939年春，在周恩来指示下组织成立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参加者大多是中央大学的教授。周恩来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和科学界朋友谈心。为团结更多的科技工作者，1944年，周恩来又指示在“自然科学座谈会”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他还亲自向个别著名科学家做动员，得到竺可桢、李四光等百余人的响应。

被称为“文艺界知音”的周恩来，对文艺家们的创作更是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帮助。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周恩来都提出过具体指导意见；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周恩来多次观看，并对玉春这一人物的处理提出了意见；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周恩来三次观看，并约请一些中外医生观看，征求他们对剧本的意见，同时又借此剧做自然科学界知识分子的工作。

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中，周恩来致函对一些字句提出意见，从第二幕到第五幕凡 32条长达二千余字。当时的木刻协会，既无专门经费，也无专职人员，为了支持木刻协会的工作，周恩来不仅把重庆“木刻联展”的作品送到延安展出，还特地从延安把解放区的木刻带来交给木协展出，还通过各种渠道，把中国进步的木刻送到国际上去展出。周恩来的这种关心和支持使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深为感动和振奋。

三、周恩来大后方知识分子工作的经验和成效

周恩来在大后方开展的富有成效的知识分子工作，成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总结周恩来在大后方的知识分子工作，以下四个方面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周恩来大后方知识分子工作的根本思想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领导权。抗战时期，周恩来多次阐述过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应该包括“坚持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等。为此，他始终坚持原则，把争取和实现党的领导放在首位，紧密围绕抗战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

如在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成立大会上，周恩来要队员们坚持艺术为抗战服务的方向，又给演剧队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要求随队行动，深入前线，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之后，为加强对西南几个演剧队的领导，除了两次派专人到桂林，他还在柳州建立了几个队的地下党的统一领导关系，使演剧队、宣传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周恩来注意讲究策略与方法，他指出，“在斗争上，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我们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如前所述，周恩来利用第三厅、文工会、文协、中苏文化协会等机构、团体进行工作，不争名位与形式，团结、组织起广大知识分子，又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机动的方式方法，如借助重大纪念日、与名人有关的纪念活动和演剧等把知识分子发动起来，同时还注意发挥报刊等媒体的联结作用，等等。这些行动，都是他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灵活多样工作方式的体现。

（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自身的作用

一方面，注意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通过党员知识分子带动和影响党外知识分子。除了把大批党员知识分子安排到文协、文工会等文化团体、研究机构，以通过他们影响和带动党外知识分子，从而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外，周恩来还根据国统区的情况指示国统区的党员知识分子要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去积极交友，开展统战工作。如致信在云南大学社会系任教的党员华岗，指出要争取、团结像闻一多这样在学术界、青年学生中有着广泛联系和影响的知识分子。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华岗积极联络云南知名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团结、影响了包括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费孝通等一批知名的知识分子。1941年6月，在约见李亚群时，周恩来指出要组织理论、文化、文艺、教育界的党员去团结教育党外知识分子，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并保护、安置受到蒋介石迫害的一些知名人士。在与年轻的知识分子党员计苏华谈话时，又着重告诉他，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弱点，但是革命却不能没有他们，要他充分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

另一方面，善于通过对党外知识分子代表的合作与使用，来做好其他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比如，早在文协筹备过程中，周恩来就文协机构的设置和人选等问题与党内外文艺人士交换意见，并亲自拜访老舍，请他做文协的负责人，因为他无党无派，而且在文化界具有很高的威望，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老舍无党无派的身份和在文艺界的声望，他能出面讲党不便讲的话，做党在当时不便公开的事，发挥了其他人难以发挥的作用。就是由于老舍这种作用，‘文协’的领导权没有落到国民党手中，也没有变成一块空招牌”。

对云南文化教育界的工作，周恩来同样采取与民主党派合作，通过建立公开半公开的进步团体的形式开展。1942年夏，进步人士孙起孟由中华职业教育总社派往昆明任职教云南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对他提了“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独立开展团结、抗战宣传工作”，不必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的意见，并委托他在开展职业教育社工作中，做争取各界上层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的工作。同时，他指示云南地下省工委通过与民盟合作开展工作，尽量团结广大民主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

（三）从知识分子特点出发，关照知识分子的切身诉求

一是设身处地，无微不至地关心关怀知识分子。周恩来能叫得出重庆文艺界很多人的名字，知道他们的生日。有次接见文艺界人士时，他记得上次听说有个演员的孩子病了，这次一见面就问这个演员娃娃病好了吗，使这位演员感动得几乎要落下泪来。从生活到人身安全，这种无微不至地关心知识分子的事例不胜枚举。为了保护党外知识分子朋友们的安全，周恩来有时安排在天官府郭沫若的家里举行茶会或便餐，以方便聚谈。

一次，在发现漏通知了一个知识分子朋友后，他便批评负责通知的同志道：“你们该知道中国的一句古话，‘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吧，在你们，可能认为这只是无意的疏忽，是件小事，可是在对方，也许会认为这是对他的有意的疏远，那就不是一件小事了，特别是在目前这种政治斗争微妙复杂的时候。”说完后，他就派车去把这位朋友接来，并向他表示歉意。

重庆文艺界和民主党派一些知名人士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决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有平时很接近党的人却不愿意签名，一位干部对此说了一些不满的话，周恩来立即严肃地批评这样讲不对，指出要首先替对方想一想，强加于人就只会丢掉朋友，然后耐心地对“设身处地”四个字作了详尽的阐述。

二是平等相待，发扬民主，顺应知识分子特点。“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周恩来始终强调要平等相待，通过说理进行教育。南方局文委大概两周开一次会，用相当多的时间讨论文艺问题。在讨论时，周恩来从来没有不看戏就发表意见的。

对剧作家、艺术家，他从不高高在上以领导者的姿态指手画脚，而是把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与艺术家们做知心朋友，说知心话，因而在文艺工作者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在重庆的岁月，我作为一个演员，从心里感到总理真正是文艺界的知音。他懂戏，懂艺术，更深深懂得演员的内心。总理常常帮助剧作家修改剧本、帮助演员处理角色，但从来不强加于人，而是作为一个诚恳、知心的朋友，循循善诱的长者，不断指引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针对科技界知识分子大多不关心政治的特点，周恩来特地指示《新华日报》设立《自然科学副刊》，邀请他们做责任编辑，推动他们在抗战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用自己的科学知识为抗日服务。此外，周恩来还根据人才培养的规律，极有远见地安排科技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出国留学，恢复、重建美国和欧洲的中共党组织，开展留学人员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准备。

（四）“理论的斗争与批评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武器之一”

“总理对我们的关怀，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衣食住行，而更深刻的是于我们思想与品德。”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是思想上的统一战线，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引导他们前进，是周恩来在大后方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经验。

首先是待人以诚，消除疑惧。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态度应谦虚而诚恳，不要因为自己有重大的使命而自满自傲起来。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推动别人前进，减少落后的现象。”1942年 7月下旬，在夏衍去北碚前，周恩来向他指出，对过去不认识、不了解的人，第一件事就是要解除他们对共产党的疑惧，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

1943年，宗教界知识分子吴耀宗第三次在曾家岩见到周恩来，两人谈话持续了将近一天。周恩来除了宣传抗日外，还诚恳地对他说，“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共产党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但能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得到进步。但愿我们的朋友，不要看到一些问题，就对党丧失信心”，周恩来这种真诚、恳切的态度使吴耀宗消除了许多疑虑。许多文艺界人士也谈到，周恩来是真心实意地与文艺界人士交朋友，“待人以诚，友谊至真，这最能打动人心，令人终身难忘”。

其次是以理服人，以事实教育人。为澄清大后方知识分子的一些错误看法，周恩来撰写了大量文章。他指出，“理论的斗争与批评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武器之一”，“错误的思想要批判和反对，正确的思想要发展和宣传”。在武汉约见《群众》周刊副主编许涤新等时，他指示他们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反动谬论。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讲演会结束后，为听众题词“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

一方面，周恩来自己撰文，向大家阐释真伪三民主义的区别，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和国家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观点，反驳一些新闻机构攻击中共“另立中心”的说法，消除了大后方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担忧和疑虑，澄清了许多错误的认识，引导了舆论，推动了大后方知识分子的前进；另一方面，他指示《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及时回应大后方思潮，揭露伪三民主义，批驳投降妥协的舆论，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政治主张。

除了理论上的批评与团结，还要做解释和说明工作，揭露事实真相，以事实教育人。周恩来指出，要重视对中间人士的宣传解释，在事实面前，“他们是会转变的、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决定于我们耐心的工作”。比如，皖南事变发生后，西南联大的教师们最初受国民党政府报道的蒙蔽，并不了解事件的真相。几天之后，随着题为《新四军事件真相》的小册子，以及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头版上题词的发表，这一群体才真正了解事件的真相。

又如关于晋南战事一事，周恩来通过讲话、书信、声明等回应，击破了谣言，帮助人们弄清了真相，大后方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教育。“他们豁然开朗，一片欢愉之声，甚至不少人作了自我批评，表示今后再也不能风吹草动，应是‘疾风知劲草’的气概。”

再者是在思想政治上加以引导，帮助知识分子朋友们前进。随着形势的紧张，大后方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压抑，看不到前途，思想上很苦闷，想离开国统区去延安。周恩来多次和他们谈话，指出大家想到解放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劝勉他们留下来，克服困难做好工作。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周恩来又多次向文艺工作者谈到这一著作，引导大家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周恩来态度恳切的谈话，为大后方许多知识分子解决了思想上的苦闷，让他们在彷徨无路时得到鼓舞，在困难时得到力量，激励了他们前进。关于这一点，冰心曾回忆说，周恩来的谈话“在当时雾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象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像“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

（五）“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广交朋友，善交朋友”

对于知识分子工作，周恩来有过简明扼要的描述，“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广交朋友，善交朋友，在交友中宣传党的方针路线，使坚持抗战、团结、民主、进步的思想为人民大众所接受，使进步的队伍更加扩大”。周恩来在大后方总是能求同存异，充分发挥个人魅力广交朋友，善交朋友。

一是包容差异，善于将不同信仰、观点、党派、职业的各界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1941年5月7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指出“原则的问题不要放松”，但对待文化战线上的党外知识分子朋友，我们不能拿一般党员的尺度去测量和要求他们，要“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眼光、态度和尺度”。1942年夏衍到重庆工作时，周恩来同他说，在重庆的戏剧界、电影界有许多可以团结和必须团结的人，要勤交朋友，面要更广一些，即使对于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

在大后方，周恩来亲身示范，他曾就晋南战事致信张季鸾、王芸生二人并提出严正批评，但在张季鸾逝世时，他表示深切吊唁并送去挽联。在接见宗教界知识分子吴耀宗时，周恩来诚恳地说，“不同的世界观并不妨碍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工作”，不同意见的交换，不仅没有妨碍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反而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谊。

即使是对党见不同的谈判对手、当年“伍豪事件”的制造者张冲，周恩来仍能站在民族利益之上推诚相见，“由公谊而增友谊”。在张冲逝世后，周恩来亲自参加追悼会并致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又在《新华日报》发表悼文。这种诚挚、大度的精神和相容、团结的立场，令大后方包括许多国民党人士在内的人深为感动。

二是注意分清主次矛盾，善于维护知识分子内部的团结。周恩来指出，对理论学术观点可以开展必要的讨论，但不能妨碍团结抗战、争取民主的大局，要抓住主要矛盾，将斗争锋。

芒对准妥协投降理论。比如，文艺上的一些论争，从“切磋”的观点来看未尝不是一件有收获的事，但如果因此而引起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无聊的纠葛，那真是不应该的了，尤其是大敌当前，大家更应该团结起来。

有一段时期，重庆、香港的一些文化人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写真实”等观点提出批评，周恩来明确表示要维护知识分子内部的团结。再比如，雷海宗主编的刊物《战国策》对我党态度不友好，《群众》周刊主编章汉夫著文批判；孙晓邨主编的一家经济刊物有文章说了不利于统一战线的话，许涤新同理论界同志对此进行批判。对此，周恩来认为，从抗战的大局出发，这些都不是主要矛盾，他号召大后方不同学术派别的知识分子相互包容、团结起来。

三是善于利用各种身份和多种形式，充分发挥个人魅力联谊交友。周恩来强调要借助各种社会关系包括亲戚、同乡、校友等广交朋友。他曾以鲁迅同宗的身份、绍兴祖籍等关系做工作，还利用南开中学校友身份出席座谈会，鼓励和希望校友们发扬南开精神，继续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奋斗。同时，周恩来还善于利用风俗习惯、节日聚餐等形式联谊交友。

1940年9月8日，周恩来致信郭沫若请文化界人士共度中秋；之后，又多次请文艺戏剧界朋友到曾家岩聚餐，亲自下厨做家乡菜招待他们。赵丹、陈白尘、郑君里等百余人曾应邀参加。一位曾参加过这些活动的戏剧界人士后来回忆说，“我从未料想到，周恩来同志竟是如此平易近人，特别是他那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潇洒的风度和那足以装下五湖四海的胸怀，真使我对中国共产党信任、景仰、敬佩到了极点”。通过这些活动，周恩来的个人魅力令许多人折服，把各界朋友不仅处成政治上的朋友，而且在生活中结下深厚的友谊。

四、余论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文化战线要发挥抗敌功效，就需要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周恩来在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大后方的辛勤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他们许多人回忆起这段时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出现周恩来的形象”。李四光在重庆两次见到周恩来，回来后对家人说道，“我看到了周恩来先生，我在他身上产生一个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这正是周恩来在大后方所开展的知识分子工作意义与贡献的缩影和写照。

周恩来就像一个窗口，通过真诚细致的工作宣传了党的主张，树立了党的光辉形象，赢得了人心，大大增强了党在大后方知识分子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形成一支“文化的军队”，促使他们投身到抗战中来，发挥了“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成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重要力量，不仅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后来解放战争中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位外国学者这样说：“国民党的迫害和独裁行为使越来越多的非共产党人士疏远了它，周利用这一情况同许多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人士建立联系，他们后来都站到 1949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国一边，填补了共产党在行政、教育和商业队伍中的很大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