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替工人讨薪的启示

 

司马南

 

　　农民工欠薪问题已经成为痼疾顽症，几十年得不到解决，接见工会代表的时侯，毛主席会说什么呢？

 

　　他可能会勃然大怒，也可能黯然神伤，出头替农民工讨薪是一定的。

 

　　历史上，准确说建党之初，毛主席做过替工人讨薪的事情，面对反动省长大义凛然有勇有谋，他发动工人罢工，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922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在长沙县鲁班庙戏台附近的一间房子里，毛主席在和10几位泥木工会的负责人开会。决定立即举行总罢工，具体要求是:泥木工日价增到3角4分。

 

　　长沙泥木工人长年累月朝不保夕，多次要求提高工资待遇，都遭到长沙县执事的无理压制。10月6日，毛主席领导的总罢工开始。

 

　　一切公私房的修建都停工了，连省长公署，第一司令部，外交署等庆祝“双十节”的楼牌也扎不成了。泥木工人纠察员列队游行，得到各界支持。长沙县署禁止请愿，并将任树德等16名代表贴榜布告，指责为“暴徒”。

 

　　毛主席连夜找到任树德等人暗授机宜，鼓励大家要斗争到底，直至取得胜利。

 

　　10月23日这一天，毛主席亲自带领4000多泥木工人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活动。在长沙县署前，他带领工人高呼口号:“硬要3角4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工人们情绪高涨，迫使当局答应了次日下午与工人代表见面。不理解为什么文艺工作者没有兴趣将这一段生动激昂让人荡气回肠的历史复制在电视剧、电影中。

 

　　第二天下午工团会议召开，毛主席作为工人代表进行谈判，政务厅长吴景鸿指控工人请愿是违法行为。毛泽东当即翻开随身带去的《省宪法》，据理力争，毛泽东说得头头是道，句句是理，弄得吴景鸿无话应答。突然，吴景鸿问毛泽东姓什名谁，是不是工人?……

 

　　毛泽东沉着应战，不慌不忙地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说。今天我只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

 

　　吴景鸿又是一个无言以对，经过艰苦的斗争和反复的较量，历时19天的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取得了长沙工人有史以来第一次罢工大胜利，迫使当局接受了罢工条件。

 

　　历史虽然不能作简单的类比， 但坚定的站在工人群众一边，依法悍卫工人群众的权益，大道理是不会改变的。

 

　　毛主席早就指出，“工会是保护工人的堡垒”。邓小平则强调“工会是工人的组织，是工人信得过的、能替工人说话和办事的组织”。

 

　　毛主席在的那个时候，没有“农民工”的概念，毛主席在的时候，有“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工人阶级有强烈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如今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在一部分企业中，工人，包括农民工，沦落为雇佣劳动者，甚至成了社会学语境下“社会弱势群体”，但即使退一万步说，对雇佣劳动者，对弱势群体，欠薪也是大逆不道的。即使按照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资产阶级的道德资产阶级的法律，欠薪也是摆不到台面上的恶行，对欠薪者的纵容，即是对劳动者的残忍。

 

　　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无论我们怎样用诗意的语言来描述这个社会，总得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便是这个社会事实上存在着剥削，存在着社会财富的不公平的分配，存在着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剩余产品）的榨取，即使我们承认现阶段剥削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欠薪也是不能容忍的，欠薪是流氓资产阶级的行为，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正常行为。

 

　　马克思主义之所至今在全世界依然存在重要影响，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它的科学性与道义性。一个国家的底层百姓，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是社会“共同善”的晴雨表温度计，大家熟知恩格斯早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时还没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尚处于酝酿阶段，他根据1842年11月至1844年 8月在英国居住期间的直接观察和各种官方及非官方文件的材料写成一部重要著作，书中揭露了客观存在的残酷剥削，对虚伪不义的社会制度给予了义正辞严的控诉。这部著作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奠基性的著作，书中的一个重要结论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经验证明，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与社会的性质具有最大依存度关联度，恩格斯认为1842年的英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今天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背景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们不能简单复制这个结论。

 

　　之所以每年都要就农民工讨薪问题发文章做呼吁， 是这件事情扎眼睛害良心，让人看不下去，与其说这与我来自社会底层当过工人有关，不如说理性思维让我意识到，在现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样态之下，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没有那么艰深的难度，在“精准扶贫”的大策之下，将此作为子项纳入，完全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比一般的贫困地区老乡脱贫要容易得多。但遗憾的是，有关部门有关方面却把“基本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一竿子支到了到了2020年以后。

 

　　有人把这件事情纳入到了“分蛋糕”优先，还是“共富”优先，即效率第一还是公平第一的讨论之中，我认为这是一种故意把问题复杂化的，不想解决问题的“理论拖延综合症”发作。

 

　　扯什么“分糕”，扯什么“共富”，农民工干了一年，该回家过年了，拿不到工钱，孩子要读书，老人要看病，家里要盖房子，年轻人要娶媳妇，甚至买年货的钱都不够，拒绝“支付劳动力的报酬”，该给人家的不给人家，这不是耍流氓吗？什么经济理论，什么大道理，都无法遮掩这种流氓资本家的恶劣行径。

 

　　贫富差距拉大是一种客观实，拿不到工钱的农民工与那些对这些农民工抱有极大同情的人，无不认为贫富差距拉大事情让人焦虑，可一些悠闲的经济学人却在那里咬文嚼字地批评我们不懂经济学。

 

　　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就不能叫“两极分化”，如果富者愈富的同时，穷者也有些改进的话，例如白菜汤里也加了几块肉，那只能叫“贫富差距拉大”，他们认为，这是帕累托累进基础之上社会进步的必然历史进程，无需急着加以修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着的剥削， 也不必加以谴责，要对“剥削”施以大局观下的回避。

 

　　好吧好吧，就按照你们的说法。金融买办集团、地产豪强集团以及其他的什么人利用种种上得了台面的上不了台面的，可以讲的难以讲的手段实现富可敌国（中国太大了，实现富可敌国着实不易）、“富可敌省”、“富可敌县”、“富可敌镇”、“富可敌村”，人们都闭着眼睛不说了，你们发财的过程当中，帮助你们实现了发财的梦想，出卖活劳动，出卖劳动力的那些农民工朋友，你欠人家的钱，总要给人家吧？欠债还钱总是要讲的吧？

 

　　十九届二中全会刚刚开过，“中共关于宪法修正案的建议”公报也发表了，宪法具体修改哪些内容，从程序上说，要等到全国人大开过之后才能够明晓。但依我的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之第一条不会改，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体的最重要的定性不会改变，依据这一最重要的宪法原则，“流氓资本家”托欠领导阶级的工钱，无论如何说不通。

 

　　总纲第一条还有一句话:“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拖欠领导阶级的工钱不发， 拒绝支付劳动报酬，不仅涉嫌对劳动者权利的不尊重，同样涉嫌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破坏。

 

　　中国已然世界第一博士大国，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空前庞大，中国会讲道理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犹如过江之卿且话语滔滔，故而，一个简单得不能在简单的事情，因无数人对你讲道理，也会把你讲得晕死过去，但对那些因流氓资本家拖欠工资而焦虑的农民工朋友来说，这一套忽悠术不好使，说下一个大天儿来，“不发工钱就是耍流氓”。

 

　　欠债还钱，回家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