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侃陈瑾昆：一砖头把你打到延安来了

1946年10月，数月里凝神于战事的毛泽东，在延安枣园驻地的窑洞里，热情接待了自北平而来的法学家陈瑾昆。毛泽东早就听说了陈瑾昆由北平一路而来的种种遭遇，在席间风趣地说：“一砖头把你打到延安来了，还有国民党特务为你送行，真得感谢他们啊！”陈瑾昆感慨地说：“是您和共产党救了我们全家，我的这条命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

首访延安：站在中立的“第三方”角度上，为中共建言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陈瑾昆第一次来延安了，就在三个多月前，陈瑾昆就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同符定一、鲍明钤赴延安访问。在几日的走访中，他看到边区到处民主和谐、市容整洁、士气高昂，被延安军民团结、上下一心的情景深深感染。百忙中的毛泽东专门抽出时间与他们见面，还与陈瑾昆商议筹办一所新型的“法律大学”。陈瑾昆还与边区参议院副议长谢觉哉见面，两人一见如故，就政治民主与中国的前途作了长谈，《谢觉哉日记》记述了他的谈话：要使国内国际更多的人了解中共，使第三次革命成功，不要再来一个“革命尚未成功”。他还说，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中国是无党论，个人本位。五十年代之后，是有党论，社会本位。这次来延安，陈瑾昆还是站在中立的“第三方”角度上，为中共建言。

与中共领导人的会面，加上他对延安政治、社会的亲历观察，再对比北平的恶劣政治环境，使他深受触动。作为一位系统接受过现代民主法治教育的知识分子，陈瑾昆对延安以“三三制”为代表的政治民主尤为赞赏：中共标明“新民主主义”与“新资本主义”，并要求各党派无党派一切知识阶级团结合作，标明“三三制”。且严行普选，用人惟才。为征集党外贤达参加，只许本党在“各阶层”占三分之一，余三分之二则用党外人士。

返回北平后不久，陈瑾昆即写下了《延安与张家口旅行记》，记述见闻感受，并发表在报纸上，对北平、天津的法学界、知识界产生非常大的震动。1946年，正是抗战后建国的关键时期，各方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多处在矛盾和彷徨中，国民党政权实行政治独裁，加之战后腐败严重，使其已经开始逐渐失去民心。陈瑾昆对中共及边区的亲身观察，无疑增加了人们对中共的正面印象。

再到延安：中共高举和平与民主的大旗，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在北平，由于其进步的政治倾向及言论，陈瑾昆本来已经遭到监视，毛泽东笑言的“一砖头”，就发生在数月之前。当时，由文化教育团体组成的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以及北京进步学生在北平的中山堂组织了反内战、要和平的集会，邀请几位有声望的教授演说，不料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干扰破坏。作为受邀讲演者的陈瑾昆教授，上台力陈内战的危害性，博得听众的热烈掌声，在场的国民党特务为了阻止讲演，就采取吹口哨、抛瓦砾、扔砖头等破坏行动，一块砖石击中了陈瑾昆的前额，他的眼镜被打碎，脸颊渗出了鲜血。此事发生，对陈瑾昆造成很大的影响。延安访问归来后，由于发表与中共有关的文章，他受到更多的打压，这也促使他下决心离开北平。

1946年8月，利用北平地下党送来的一张通行证，陈瑾昆偕家人一起开始了前往解放区的行程，但旅途并不顺利：刚到车站，陈瑾昆便碰到一个特务，特务警觉地问：“陈先生，你到哪里去？”陈瑾昆急中生智地答道：“我要到天津去一趟。”中共负责护送的同志见状，决定马上改变计划，先送陈瑾昆去了天津。北平的特务发觉陈瑾昆离开了他们的监视，急忙派人四处搜捕。这时，地下党从天津及时派出汽车，使陈瑾昆终于脱离了特务的监视，很快到达了解放区。在晋察冀边区的张家口，陈瑾昆受到了贺龙司令员的热烈欢迎。由于战事，陈瑾昆在张家口作了短期停留，他有感于半年以来的见闻，提笔写作了长文《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全面回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认为国民党已经“决心维持专政与独裁，反对和平与民主”，这违背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固有主张，更与其作为法学家的理想信念发生了抵牾，“依孙中山先生所定建国纲领，训政原只限于‘最短时期’，应立即进行自治，进入宪政。国民党训政十九年，仍欲维持专政与独裁。而中共高举和平与民主的大旗，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该著出版后，在知识界反响极为热烈，促使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士转而支持中共。

陈瑾昆的著作很快被毛泽东看到，在给晋察冀中央局并转陈瑾昆的致电中，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赞赏：“今日阅悉尊著《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义正词严，足以壮斗士之志，夺奸邪之魂，拟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全国。蒋军正大举进攻张垣，拟请先生来延安共策工作之进行。”毛泽东还特意提“合办法律大学”的旧事，表示因战争紧张，在他访延安时曾答应同他合办法律大学暂时不能开办。这些诚恳的来信，更增强了陈瑾昆奔赴延安的信心。

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诚挚邀请和周密安排下，陈瑾昆及其家人终于在9月19日离开张家口，经过山西蔚县、灵丘、神池、陕北绥德等地，最终抵达延安，时间为1946年10月。在延安，陈瑾昆再次与毛泽东见面，这也才有了“一砖头”的对话。

当时，谢觉哉等正忙于起草边区宪法草案，而边区专业法律人才奇缺，法学专家陈瑾昆的到来，自然让谢觉哉很高兴。11月11日，谢觉哉专程到陈瑾昆住处，咨询他对边区宪法草案的意见，两人相谈甚欢，为表慎重，陈瑾昆表示要写出书面意见。次日，谢觉哉就收到了陈瑾昆对边区宪法草案的书面意见，虽然“许多不能采用”，但陈瑾昆的高效、认真，还是让谢觉哉感到欣慰。

为新中国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

1947年3月，陈瑾昆偕夫人及子女，随同谢觉哉等由杨家岭乘坐“架窝”出发，走甘谷驿，经雁门关、郭家塔、绥德等地，再由张家堰渡黄河，近半月行程后到达山西临县后甘泉。虽然战事未停，但陈瑾昆、谢觉哉他们的法律工作并未停滞。当年已经成立的中央法律委员会，开始准备全国性宪法草案，陈瑾昆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他与毛泽东有关宪法及立法的几次通信，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然而，因陈瑾昆既有的法学思想体系，加之对新民主主义法律的性质缺乏足够认识，他的意见也常常不能得到采纳。到了1948年，陈瑾昆又随着中央法律委员会经白文镇、兴县，最终到达西柏坡。5月，华北联合政府准备成立，在刘少奇的建议下，陈瑾昆担任华北人民法院院长。之后，他一边从事司法领导工作，一边继续草拟新民主主义法律，先后拟定了《民法》《民事诉讼法》，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1949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陈瑾昆还参加了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继续为新中国的民主法治贡献智慧。

（韩伟：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