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腔无声血  不朽冀东魂

——纪念冀东人民抗日暴动80周年暨13年艰苦卓绝的冀东抗战

董连辉

80年前的盛夏，以唐山为中心的冀东地区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装抗日大暴动，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抗日史诗。7月以来，在唐山，从官方到民间，召开座谈会、举办抗日烽火展、祭奠先烈……掀起纪念高潮活动。笔者有幸应冀东革命史研究会之约参与其中，无论是座谈会上倾听冀东革命后代、学者讲述、纪念碑前缅怀，还是摄影展前驻足参观，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那个激情岁月，见证整个悲壮的冀东抗战。

有史学研究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最为艰苦和惨烈的当属冀东。从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孤悬敌后斗顽敌，浴血搏杀十三载。多年来，作为一名业余关注冀东抗战史的爱好者，从一位位调查走访过的抗战“活口碑”的讲述中，从落满灰尘的档案馆史料里，从博物馆、纪念馆的一件件展品中，能够清晰闻到被血与火浸染的硝烟。

轰轰烈烈的大暴动与悲壮西撤

抗战爆发前，冀东包括唐山、秦皇岛各县及京东、津北一些县在内，共有22县，这里农业发达、矿产丰富。

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吞并整个中国，首先将魔爪伸向冀东。1933年国军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政府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国军被迫全部撤离，冀东沦为殖民地。“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国内的兵力和军用物资，几乎都是经过冀东运送，因此，这里对于中日双方来讲，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1938年，中共冀热边特委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武装暴动的指示，开始筹划起义。为策应起义，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与一二○师宋时轮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简称四纵），于1938年5月从平西出发向冀东挺进。1938年6月下旬，冀东抗日联军成立，无党派人士、民团首领高志远为抗联总司令、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为副总司令、国民党爱国人士洪麟阁为副总司令。原计划1938年7月16日在遵化、丰润、迁安、滦县等六县同时起义，由于起义计划被叛徒告密提前起义，即7月6日滦县港北起义，7日丰润、迁安交界的岩口起义。“燕山滦水起惊雷，红旗漫卷冲云霄！”短短两个月，东起山海关，西到潮白河，北从雾灵山，南至渤海滨，大暴动遍及21个县，远远超出预期。这次大暴动有工、农群众、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各民主党派武装力量达20余万，抗日联军发展到7万余人，其他抗日武装近3万人。起义军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占领了兴隆、蓟县、迁安、乐亭等9座县城，为冀东全民抗战的一次大检阅，动摇了日伪的统治。8月中旬，四纵与抗联主力在遵化铁厂胜利会师。遗憾的是，由于四纵主要领导得到敌人大举扫荡冀东的情报，过于严重估计形势，决定主力全部撤到平西整训。在西撤过程中，沿途遭敌人袭击，队员大规模牺牲、逃亡，损失惨重，抗日联军副总司令洪麟阁在蓟县马伸桥西北台头村壮烈牺牲，整个起义队伍和根据地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10万暴动武装，当时转移到平西和冀东保留下来的抗联人员只有3000人。冀东抗战形势由鼎盛时期一落千丈。

尽管如此，冀东大暴动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基础。四纵和抗联西撤时，留下陈群、包森、单德贵（后投敌）等三个支队，分别留在冀东东（丰润、迁安交界松山峪）、中（遵化北、兴隆东南洪山口）、西部（蓟县、平谷鱼子山）坚持游击战争。在西撤受挫危急时刻，李运昌等当机立断，带领余部返回冀东，恢复和重建抗日武装，坚持把抗战进行到底。1939年3月，正式建立了中共冀东地方委员会，恢复基层党组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1939年10月成立冀东第一个联合县丰（润）滦（县）迁（安）联合县起，冀东开始进入联合县秘密开辟地区的艰苦卓绝抗战时期。

地下党干部开辟地区残酷环境超乎后人想象

与全国其他地区抗战相比，冀东战场主要是中共领导下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抗战环境异常残酷。

冀东沦陷早，殖民统治稳固。1935年11月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后迁唐山）成立“冀东反共自治政府”（日伪在关内扶持建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冀东22县完全沦为殖民地，敌伪统治相当顽固。“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日军速亡中国计划破产，陷入“长期作战”，日军不遗余力培植汉奸势力，借助汉奸政府和大量伪军，实行“以华治华”方针，实现“以战养战”目的。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军先后开展“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围剿抗日基本区。

特务汉奸势力众多，给抗战造成极大破坏。地下党开辟地区异常艰难。日军扶植的治安军具有相当规模建制和武装力量，每次扫荡屠杀过程中，治安军都充当日军的急先锋，配合日军奴役占领区的民众。而且，冀东汉奸特务组织众多，如保安队、新民会、警察署、反共自卫团、伙会……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冀东，我政府地方干部牺牲惨重，如丰滦迁首任县长卢启明、第二任县长魏春波，第四任县长于沐之、第五任县长张昆山先后牺牲。1942年腊月十六，迁（安）青（龙）平（泉）联合县首任县长刘全民（原名杨希盛）等18人在宽城黑小子沟遇难，当侥幸逃生战友返回寻找尸体准备掩盖时，18位牺牲同志的衣服全部被扒光……在这些捐躯的地方干部中，很多人牺牲于汉奸告密。如1942年7月12日，迁青平三总区（辖今迁安城北数百村）区委书记李方州（化名石明）因本村反共会成员任凤楼告密其行踪，不幸在肖家庄家里被罗家屯伪治安军独立20团三营长陈玉新、反共自卫团团长秦海清（秦登波）带领伪军、特务抓捕，严刑拷打，审讯未果，敌人将李方州带回罗家屯监狱进一步折磨，四天后，秦海清等将李方州押回肖家庄及邻村王古庄游街，然后当众杀害。

在日伪档案资料里，日伪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如驻迁安罗家屯（今属迁西）伪治安军独立20团团长高首三杀人如麻，采用各种酷刑折磨被捕的地方干部，如打鞭子、灌辣椒水、灌洋油、灌尿、压杠子、用猪毛绳子捆七道、脸上蒙七七黄钱币喷凉水、滚钉板……无所不用至极。1942年夏，高首三将新店村干部王建臣带回村子，圈了全村老少百余人后，将王建臣捆在一棵杨树上，命令特务用扎枪扎王建臣，又胁迫村民上前扎，有的村民不扎，高首三威吓说：“谁不扎，就和他一块死去！”……最后，王建臣浑身上下被扎了三百多个洞，直扎得血肉模糊……

迁青平四总区（辖今青龙西部、宽城东南部）妇救会主任张兴华在回忆文章中谈到：“那个时候怕党内出叛徒暴露整个组织，所以，发展党员都是单线联系，横着不发生关系，党员入党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当时敌人如果抓住一个八路军有时还可能放出来，抓住一个共产党员就要杀头！敌人最怕共产党！”1942年任丰滦迁联合县三总区区委书记的赵光（原名康贵珍）在大型文献《史录》中披露：“那时，我地方工作人员，人人都有化名，各村也有化名。经常在一起工作的同志相互之间都不打听对方的真实姓名，哪方人士等家庭具体情况，只听口音辨别对方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党务工作者的任职是保密的，只有上级领导掌握，本人知道。其他同志即便知道也不直呼其职务。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们，早就做好了随时被敌人逮捕、受刑乃至牺牲的思想准备……”现居上海的迁安籍抗战老人原迁（安）卢（龙）青（龙）联合县第三总区区委书记王晓波说：“那时地下工作人员都是化名，即便见过面也不知道真名字，都是保密的，这是组织规定！王晓波是我的化名，我真名字叫王玉，你现在到我老家村子问王晓波是谁，没人知道。”

“一个挎包一颗章，一双脚板一支枪，早出东来晚宿西，敌来我往捉迷藏。夏天睡青纱帐，天当被，地做褥，任蚊虫叮咬；冬天睡山洞，听着北风吹，看洞外雪花飘……”这就是背包政府的真实写照。由于环境异常艰险，在全民族抗战中前期，地下党开辟地区一般采取“亲连亲、友联友”的方式发展抗日救国会统战组织进行，在冀东村一级的基层政权，多是以“两方面政权”形式出现，即明着应付日伪，实际给八路军办事。

长城沿线建立千里“无人区”，这在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中是唯一的

日军惟恐冀东八路军出关向东北发展，极力将其扼杀在冀东。为切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日军在长城沿线一带通过“集家并村”手段将百姓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百姓称之为“人圏”），从而建立起来“无住禁作地带”，肆无忌惮地推行“三光”政策。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日军残暴程度不亚于南京大屠杀，人间地狱血雨腥风……八路军在物资极度匮乏、住宿困难恶劣环境下，与敌人进行周旋。

日军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始于1939年，起初只是局部地区施行集贾并村。随着长城沿线抗日战争的深入发展，日军将制造“无人区”提高到战略高度认识，并制定全面计划。曾任日本陆军117师团长的战犯铃木启久交代伪冀东道范围：“无人区面积是六百四十平方公里，一万几千户民房被烧毁，十万人无家可归。”在伪燕京道所辖的蓟县、平谷等地区的沿长城两侧山区，日军同样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

日寇在制造“无人区”的过程中，将游击根据地划为“无住禁作地带”，实行“拔根断源式摧残。对坚持不进“人圈”的人见一个杀一个。日军搞杀人比赛，进了山区根据地就像追捕猎物一般追逐中国人，杀死后将耳朵割下，用铁丝串起来，回去可按数领赏，就连牲畜、家禽也不放过。兴隆县羊羔峪张村长家养着一只劫后余生的小猪，这头小猪对当时的战争环境似乎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山头一喊哨报警，它就从圈里窜出，乖乖滴跟在人的后头跑敌情。迁安党史内部资料《烽火满天》（4）记载：迁安县城至建昌营公路以西的长城沿线地区属于迁青平联合县所辖，早在1940年以前，这个地区就有了党的组织，抗日活动异常活跃，加之这个地区具有重要战略位置，因此，日军将其划为“非治安区”，视为制造“无人区”的重点区域之一。长城沿线迁安“无人区”内七十个村庄，数千名群众被强行赶入人圈，野蛮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四百余人，推残致病饿死的无辜群众近千人，烧毁房屋六千四百余间。仅在二百户的小关村就被烧毁近千间，整个村庄成为一片废墟。当年的儿童团员、小关老干部郭印保清晰记得，敌人扫荡过后，迁青平三总区区委书记李方州（石明）站在废墟上安慰大家：“敌人烧了草的，我们盖瓦的，烧了瓦的，我们盖琉璃的！小鬼子兔子尾巴长不了！一定将敌人赶出去！”在白羊峪村，竟被鬼子烧了八次，连一个窝棚也不留。敌人为了摧毁我军赖以隐蔽的山林，每年冬春扫荡时，就到处放火烧毁森林。几年中，长城线上遍山野火，烈焰冲天，千里“无人区”成了一片焦土。伴随杀光、烧光，还有疯狂至极的抢光，穷苦山民赖以生存的一点粮食、衣物被抢劫一空，就连半口破锅、也要抢走或砸毁。

日军对于生活在“人圈”内的群众进行无比残暴的法西斯统治，致使成千上万人被饥寒、瘟疫、酷刑夺去生命。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冀热辽被日军屠杀、虐杀的35万同胞中，大部分死于“无人区”。另外，日军一次集体屠杀千人以上的就有丰润潘家峪惨案、滦南潘家戴惨案，很多农户被杀绝。1942年9月10日，日军驻迁安县城守备队长滕川率日伪军在大杨官营屠杀三百余名抗日干部群众，幸存者回忆，滕川一气杀死18人，就连未满周岁的小孩也被拎起双腿擗成两半。屠杀现场“老牛圈”的血水溢出坑外，穿过村街，向南流出16华里……

这些迷崇天皇神道的杀人魔头，他们蔑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对待俘虏像对待动物一样处置，甚至有着食人野蛮暴行！《唐山文史资料大全<迁西卷>》记载：“爷爷王福是地下党联络站站长……1944年5月被汉奸出卖被捕。为了撬开爷爷的嘴，敌人对爷爷施尽酷刑，灌洋油、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用红烧的烙铁烙，可爷爷始终没有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半点秘密。敌人恼羞成怒，将他的衣服全部扒光，吊在炮楼外，先是砍了脑袋，续又斩断了胳膊、双腿，割掉了生殖器，最后又开膛破肚将爷爷的心肝挖出来给日本军官和他的妻子炒着吃了……”《老区之魂》记载：“1942年春的一天，冀东八路军11团战士刘贺到华尖日本据点侦察敌情，被鬼子抓住，带到华尖据点外的金牛山村严刑拷打，追问他干什么来了，是谁派他来的，八路军在哪儿。不管敌人怎么动刑，刘贺坚贞不屈，还一直破口大骂。鬼子恼羞成怒，残忍地挖了他的眼，割了他的舌，剖了他的腹，剜了他的心，鬼子将他那颗血淋淋的心给吃了……”《抚宁县志》记载：“1944年9月，驻义院口日军在下平山扫荡时，将姜永顺等3名群众抓回据点，开膛挖心，炒熟后为日军军官下酒。在大山头南曾挖我负伤战士的心生吃。”《抗日烽火在兴隆》记载：“1943年冬，伪锦州高等法院派特别治安法庭来兴隆，以‘通匪’罪名判处38名无辜群众死刑。在南土门行刑的是特邀日本宪兵兴隆派遣队准尉队长内田一平，他一人用战刀连续砍死38名无辜群众，见死者是健壮男子，便当场剥下其心脏。南土门农民刘焕田见一个日本特务吞了一个活人心，被惊吓至死。”

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是军政干部牺牲最多的根据地之一

日伪对冀东军事控制十分严密，驻防冀东的日伪军一般情况下保持在5至10万人，相当于八路军的5至10倍。而且，冀东战场作战对象多且复杂 ，主要有日本华北派遣军；伪治安军；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军北特警特种作战部队（日本特种宪兵）；坦克联队、山炮兵联队等。八路军最初两个主力团与地方武装不仅人员处于劣势，装备极差，物资匮乏。在极度恶劣环境下，他们与敌人进行艰苦周旋，牵制敌人大量兵力，破坏日军“以战养战”政策，从战略上配合其它根据地及盟军对日作战。

冀东八路军最早组建的主力团12团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抗日“旋风”劲旅，建团初期团职领导一个没活下来。首任团长陈群（又名陈德安），安徽省六安县人，1941年6月2日于玉田孟四庄牺牲，时年31岁。首任政委刘诚光（原名刘德富），湖北人，1942年4月3日于遵化甲山牺牲，时年27岁。首任团参谋长、神枪手欧阳波平，湖南人，1942年8月8日迁安彭家洼牺牲，时年30岁。首任团政治处主任曾辉（原名曾启静、别名曾从境），江西省吉安人，走出抗日战场，却于1947年1月11日滦南县前店子村牺牲，时年41岁。首任团总支书记何宜之（又名齐振铎），北京人，蒙族，于1940年7月20日遵化县东娘子庄牺牲，时年24岁。首任一营营长杨作霖，辽宁人，于1942年7月3日丰润大韩庄牺牲，年龄不详。首任二营营长江士林，安徽六安县人，于1941年5月1日丰润太字沟牺牲，年龄不详。首任二营教导员于禾（真名苏连存、另一化名洪立天），河北唐山丰润苏庄人，1942年4月3日于遵化甲山牺牲，时年29岁。冀东12团副参谋长钟奇，江西于都人，1942年8月14日牺牲于迁安县马蹄峪（今迁西），年龄不详。冀东军分区副司令、被誉为“中国夏伯阳”的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陕西蒲城人，1942年2月17日，包森所部在遵化境内野瓠山一带与日伪一部遭遇，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终年31岁。1944年10月，杨家铺突围战中，周文斌、丁振军、吕光、李杉、王少奇等430余位冀东主要干部牺牲。1942年4月，十二团团政委刘诚光率二营在遵化甲山遭日军重兵包围，激战一整天，258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冀东抗战从1933年长城抗战到1945年胜利，约有3万多战士牺牲，军政干部牺牲上千人，许多为中高级干部，其中地区级领导人牺牲30多人。

冀东抗战惨烈程度不可想象，营职以上牺牲干部有的都无法留下真实名字或籍贯，更别提普通战士了，大多数连个化名都没留下来。今年94岁的老八路刘占海说：“战场上拼刺刀，我们杀一个鬼子要牺牲七八个战士……”“死去的人实在太多了……”冀东12团一营首任副营长杨思禄现为百岁将军，忆残酷冀东烽火岁月，他不堪回首。老人介绍：“抗战初期，因坚守在敌后的平津唐地区，上级组织决定部队及部队主要干部对外都要有代号和化名。”

仰望英烈行，任重而道远

人间地狱血雨腥风，环境再残酷也不会让冀东军民屈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在统一战线凝聚下，无数抗日志士前仆后继，慷慨赴死，最终赢得抗战最后的胜利。

由于战争年代没有条件保留档案、和平时期资料整理不及时等因素，冀东抗战史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如有些军政干部牺牲干部事迹整理不够，特别没有直系后人的烈士、牺牲在冀东的外籍烈士资料整理不够，存在很多被尘封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集中征集党史资料实施属地管理，导致漏掉很多重要人物及事件，因时属联合县管理，县区主要干部牺牲惨重，任职频繁，很多地下党干部、主力部队都是流动的，并不局限一个地区活动。

在冀东军民近十三年悲壮雄浑的抗战过程中，无论是开辟地区的地方干部群众，还是部队干部战士，很多人牺牲时根本没有条件结婚成家，这些“光棍”烈士大多没有留下名字。有的虽然有名，但因没有直系后人，缺乏亲情守候，渐渐消逝在岁月长河中。他们为了抗战没有传承下来自己的骨血，以血肉之躯推动民族解放进程，成就了千家万户子孙绵延，我们有什么理由忘记他们呢！？隔断今天与历史的血脉关系后果很可怕！我们关注冀东抗战，不仅是告慰英灵，给后人一个交代，同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对我们虎视眈眈，沿海周边环境始终不太平，国人国防意识淡漠，当代青年抗战史常识缺失，历史虚无主义盛行，丑化英雄形象的现象时有发生……抗击历史匮乏症任重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强调：“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抢救性采访调查抗战老兵、知情人十分迫切，因为，我们可能是有条件接触那些抗战老人的最后一代人。

铭记抗战英烈，传承奉献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国梦，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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