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抗战时期的经济哲学思想

陈志环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伟大胜利的来之不易，“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记录了70年前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创伤与苦难，凸显了中华儿女坚韧的决心与意志。抗战时期实际上也是我们党和军队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在日军全面侵华后，中国经济几近崩溃，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国际援助极为有限。在此背景下，革命军队如何在逆境中生存发展，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突出的问题。

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和国内日益复杂的阶级斗争现实，毛泽东发表了大量文章，深刻地阐释了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为党和军队生存发展及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传统的研究往往关注毛泽东这一时期所参与制定的经济政策，然而任何具体的经济政策实际上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在实践中的具体反映，因此有必要透过这些现象从哲学角度重新认识毛泽东的经济哲学。这既有助于人们认识毛泽东的经济哲学思想对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同时对当今中国经济战略的调整和转型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所谓抗战时期毛泽东的经济哲学，是指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结合解放区的革命实际，用辩证法的视角观察和分析经济生活，进而提出的一整套系统的战时发展经济的科学方法。它系统分析了战争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做法，在恶劣的战争条件下极大提高了解放区的生产力，改善了广大人民和人民军队的经济状况，为最终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都要消耗巨大的成本，充足的经济保障向来是战争取胜的必要条件。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孙子兵法》有言，“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然而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主战场的抗日战争，非但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日本的突然侵略更是丝毫没有给中国以备战时间，加之战前中国政治环境复杂，国民党只是名义上统一中国，在军阀割据的状况下难以对国家形成有效的战争动员。

所以整个战争期间中国的经济始终处在飘摇之中，这也使得抗战过程异常艰苦卓绝。

而战前就数次遭受国民党围剿的人民军队，此时更是陷入困境，在经济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要想打赢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除了科学地分析敌我状况、合理地制定斗争战略、有效地组织资源配置之外，最为根本的则是要奠定保证胜利的经济基础。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东南沿海的城市经济破坏殆尽，希望最终落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内陆解放区，这样一来，如何发展生产力以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以及如何发展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等问题就成为毛泽东思考的主题。

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单纯经济学的界限，而是从哲学视角出发，辩证地看待和处理战争和经济的矛盾。他紧紧围绕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目标，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抗战过程中我们党和军队经济建设的重点，批判了普遍存在的错误思想，为解放区内最广泛程度上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规划和动员。他不是孤立地看待经济问题，而是坚持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来分析经济发展的现实困难与对策。以农业生产为例，一般的经济学研究会考虑劳动力的投入、土地的产出、实际的需要等问题。毛泽东也谈这些问题，但是他的思考能够始终关注战争这一变量的存在和影响，这就有效地避免了纸上谈兵和本本主义，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战争与经济的辩证统一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任何矛盾的双方都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战争和经济也不例外。表面看来，战争破坏了经济发展，因为只有相对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处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人民朝不保夕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战争的胜败又直接依赖强大的经济后盾，即战争规模越大，就越需要充足的供给。对此，恩格斯曾鲜明地指出:“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具备各种实现暴力的非常现实的前提……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就拿二战时期不断扩大战争的轴心国为例，“德国1938－1945年度的军费开支为172亿马克，占国家预算的54%;到1944－1945年度，军费增加了4．8倍，达994亿马克，占国家预算的66．5%。日本1944年的军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重高达78．8%，绝对值比1938年增加了11倍”。

既然如此，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特别是如何在艰苦的抗战条件下开展经济工作以保障战争的巨大消耗呢?毛泽东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当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认识到越是在恶劣战争条件下就越应该大力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就是说，不能孤立地处理战争和经济问题，而是必须以系统化的方式，科学分析两者的内在联系，把发展经济作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同时又把革命战争胜利视为经济发展的目的。

(一)困难状况下的经济发展仍然是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

经济基础是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战争是民族国家之间矛盾的集中爆发，抗日战争除了中日民族之间的矛盾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世界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代表垄断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其实质就是日本的帝国主义疯狂掠夺资本，推行全球霸权的战争。而这必然造成对我国经济的破坏，毛泽东正是在战争和经济的斗争性这一点上看到了抗战的长期性，认为战争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结束的，特别是在抗战初期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但越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就越不应该气馁，而是应当对自身的能力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努力寻找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契机。这样一来，加强经济建设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成为将来战略反攻的必然准备。

尽管发展经济对战争的成败如此重要，但在当时某些人却只看到了战争和经济之间矛盾的斗争性，而没有看到两者的同一性，他们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革命军人的主要职责就是打仗，把生产的任务完全推给后方的人民即可。针对这一错误认识，毛泽东指出:“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这种错误，片面夸大了对敌作战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经济发展工作的重要性。应该说，积极勇敢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正面对抗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一味地从情感出发，而不对战争从整体上进行筹划，不依靠实事求是的经济建设，那么抗战就只会成为单纯的消耗战，而处于物资劣势的我军在高强度的消耗下，最终必然难以为继，弹尽粮绝。

战争状态破坏经济生产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放弃生产，毛泽东用联系的眼光，从整体上看到物质基础对战争成败的关键作用。没有经济基础，没有充实的物质资料作后盾，战争只能成为坐吃山空的消耗战，因此发展经济在这个角度看，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与敌人围绕生存基础展开的生死之战。

既然经济基础如此重要，那么是不是应该抛开其他一切工作，而专注生产呢?这同样造成另外的一种错误认识，即只看到战争和经济的同一性，而忽视了其斗争性。毛泽东深刻意识到战争这一变量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坚决反对把经济发展理解为唯生产论。所以又特别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经济基础固然重要，特别是在和平条件下，大力发展经济不但能够提高整体社会生活水平，而且有助于为将来的战争危机积累充足物质资料，但是实际情况是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抗战的环境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绝不会给我们以和平发展的时间，客观环境不允许我们孤立地离开现实条件去发展经济。战争本身是残酷的，是与敌人你死我活的斗争过程，经济发展永远不是处于真空中的想象，它本身要为战争胜利的目标服务，要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负责。在战争条件下不把战争胜利作为最终的目标和原则，任何经济发展都将毫无意义。

(二)区分战争过程中的财政与经济

抗战过程中还出现过一种错误的观点，即孤立地看待财政和经济的关系。这种观点同样是不顾战争存在的事实，主观地认为只要处理好财政工作，就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增强战斗力，而没有考虑财政的来源和革命武装的生存基础。对此，毛泽东批判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但是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财政概念与经济概念的区分，在某些人看来并不是大问题，甚至认为两者都属于经济范畴。毛泽东对此问题的区分实际上表明了一种对待战争、生产和人民的态度。财政工作是具体而微的，关乎武装集团和解放区命脉，当然属于经济范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工作就可以成为孤立抽象的数字工作。在毛泽东看来，真正的财政工作是离不开宏观的经济背景和经济知识的。

财政工作的物质基础是实实在在的工农业产品，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这些物资是无数劳动人民用生命换来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又哪来革命军队的发展壮大。战争时期的首要问题，一直就是人民和军队的生存问题，财政的调节和分配只能在保障革命军队生存的基础上才有发挥的空间。而解决这一首要问题的关键，说到底还是要依靠经济生产。就此来说，对财政和经济概念的区分，反映了毛泽东对战争条件下解放区经济的宏观把握，反映了他对经济生活中具有根本性地位的农业生产的重视，更反映了他对特殊条件下财政工作方法的一种方向性指引。

二、依社会矛盾变化调整经济政策

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角度来理解战争和经济的关系，是从整体上对当时革命战争形势的把握，然而落实在具体操作层面，仍然有许多关系亟待厘清。这是因为抗战时期中国的社会条件异常复杂，导致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

或者说，当时的中国仍处于从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痛苦的转型中，因此各种矛盾也就异常复杂尖锐。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封建帝制已被推翻，此时发达地区的无产阶级渐渐觉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凸显。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单靠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须与当时备受压迫的农民组成工农联盟，并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武装和教育思想相对落后的农民阶级。这一理念也就深深影响了我们党和军队抗战之前在广大农村的经济政策，即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表面上是将地主阶级的土地收归公有分配给农民，实际上的效果却是一场对农民的启蒙运动。它深化了农民对自身阶级属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巩固了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帮助农民自觉地参与到构建现代国家的社会进程中来。

然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成为改变中国社会诸多矛盾的重要变量。之前的种种矛盾仍然存在，有的矛盾甚至进一步激化。作为帝国主义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经济层面上其实也是国外资本主义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只是在表现形式上，直接地表现为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战争掠夺。但是这种掠夺的效果，并不是直接作用在中国的无产阶级身上，而是整个中华民族都成为其掠夺的对象和战争的牺牲品。也就是说中国国内的一切阶级都在被动的情况下被裹挟进了战争洪流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原来国内的阶级矛盾则相对成为次要意义上的矛盾。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次要矛盾就不重要了，相反它仍然是抗战过程中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暗线。

实际上对主次矛盾的不同认识将直接导致不同的经济政策。在抗战条件下，如果仍把阶级矛盾放在首位，继续打土豪分田地，就有可能把当时具有革命需要的乡绅和进步地主推向敌对阵营;而如果不顾阶级矛盾只讲民族矛盾，就有可能忘记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而最终失去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样一来，在战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下发展经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抓住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击侵略者，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这就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待地主阶级的态度和政策;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实现与人民群众的深度融合。

认识到发展经济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基础是一回事，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社会是个矛盾统一体，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对处于抗战中的我们党和军队来说，要在这些纷繁芜杂的矛盾中发展经济，就要分清主次，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总结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

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抗战前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定位是相当准确的。也正是借助这种矛盾分析的方法，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战前后对经济政策进行了明显的调整。应该说，无论任何时候，毛泽东都十分重视民生问题，只是在抗战前后，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在具体表现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抗战爆发之前，毛泽东不但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走向现代进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渐次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且还能从实际出发，认识到当时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因此必须依靠农民阶级共同组成革命同盟军。这既是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也是广大民众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毕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与工人阶级相比农民其实遭受着更为严重的剥削。占全国人口90%的贫雇农只占有不到全国耕地的30%，却承受着高得惊人的地租，在华北某些地区的实物地租竟然达到50%－70%的水平。这种情况实际上使得农民阶级具有很强的革命要求，但是农民阶级的思想局限性又限制了这种革命要求的发挥。在此意义上，以“耕者有其田”为原则的土地革命政策无疑对农民阶级具有解放意义，这种解放意义绝不是过去封建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所能具有的，而只能是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下，借助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引导教育出来的。通过这一政策，广大解放区的农民实际上完成了一定程度的阶级启蒙，把自己与工人阶级联系到一起，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未来紧密结合。农民不再将自己理解为社会的弱者，而是开始认识到自己具有改造世界的巨大能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阶级自觉。

抗日战争爆发后，情况更加复杂。一方面，日本对占领区的殖民统治，以及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使得农民阶级成为战争最严重最直接的受害者。这样，原来土地革命的进程就被打断，阶级革命的对象从本国的剥削阶级开始转向外来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面对国外资本的掠夺和亡国灭种的危机，许多地主、资本家基于自身利益和民族大义，也同样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抗日要求。如此一来，原来的“耕者有其田”的做法不再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针对这种状况，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以“减租减息”取代“耕者有其田”的经济政策，并将其写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作为过渡政策的“减租减息”表面看来的确如毛泽东所说，是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但是应该认识到，这种让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合作，表现为另一种较为缓和的阶级斗争。这是毛泽东从抗战的实际出发，在深刻分析中国革命主次矛盾的基础上，深思熟虑的结果。一方面，这一政策暂时缓解了由于战争而引发的日益恶化的国内阶级矛盾，团结了地主阶级内部大量具有抗日要求的开明人士，使得中国在特殊情况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力量，更加有效地进行社会组织和动员。这样做并不是放弃阶级斗争，而是要在特殊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的生产能力，实现战时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聚集;另一方面，它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实际操作层面，做到了最大程度的民主，使当时解放区的各种不同阶级的代表能够有效地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共识，这一成功实践也为解放后逐步地改造和消灭剥削阶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随着这一政策的开展，解放区获得了宽松的经济生产环境，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地主阶级抗战的积极性也极大提高。

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经济动员

克劳塞维茨认为，对战争成败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和精神要素的总和，表现为对人和物的战时动员。实际上，整个抗战过程中，人民军队无论在人的方面还是物的方面都极其匮乏，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毛泽东提出了大量珍贵的战时动员思想。

所谓战争动员，就是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等为战争服务。抗战过程中我们党和军队的战争动员，其主旨在于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调动社会力量为我所用。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毛泽东的全民战争思想，是抗战时期我军战争动员的集中表现，是在思想上让人民自觉地发现自己所蕴含的创造历史和改变民族命运的伟大力量。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种动员既包含人的动员，又包含物质生产的动员。换句话说，这一动员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把人在战争中所具有的生产和战斗的两种功能发挥到极致，以较小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是对人的价值最大程度的发挥。

首先，在对待革命军队上，毛泽东强调部队既是战斗队也是生产队，鼓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人也必须兼顾生产，即使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不能放弃生产任务。表面看来，战士似乎肩负较重的战斗任务，在战斗间隙已经无暇从事生产。然而战争的残酷和革命武装的生存现实，却让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本就有意遏制我革命军队的发展，其微薄的薪饷根本不能指望。退一步讲，即使依靠了这些援助，将来也难免要受制于人，放弃自己的阶级诉求。这样，为了保证革命军队阶级属性的不动摇和有生力量的持续发展，对人民军队来说最好选择只能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因此，毛泽东格外强调战斗队的生产能力，这绝不是古代军屯思想的简单继承，而是在特定的抗战条件下，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举措。他特别指出，不仅解放区的人民军队需要发展生产，甚至游击队也应该能够从事生产。在《游击区也能从事生产》一文中，针对各种怀疑，通过分析晋察冀游击队从事生产的成功经验，他总结了游击队能够进行生产的五个条件，即:1、生产时间问题上，可以在战争间隙进行生产;2、生产用地问题上，可以通过九种办法具体操作;3、农业以外是手工业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4、军事行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上，把军事动作和大生产运动的宣传配合起来;5、生产的主体问题上，游击队的人民群众也可以积极参与进来。

通过对这五个条件的总结，毛泽东认为游击队从事生产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

事实证明，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做法，不但为革命军队积累了充实的物质基础，而且成为我们党和军队重要的精神财富。无论是大生产运动，还是解放后新疆建设兵团屯垦驻边，无不是对这一思想的践行和发扬。

其次，在对待普通群众的动员上，毛泽东看到了他们与革命战士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两者互相转化的可能。人民对侵略者和压迫者的仇恨和战争所造成他们生活的实际困境，使其革命的诉求异常强烈。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

这就从思想上对群众进行了战争启蒙，使其明白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唯心史观，根据分工不同把农民和士兵视为泾渭分明的群体，严格区分了其职业内涵。在他们看来，战争从来都是民族国家层面的对抗，改朝换代的故事自古与草民无关，似乎历史只是英雄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华丽表演。

毛泽东的思想动员坚持了唯物史观。主要体现在:一是从视野上把人民纳入了整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特别指出农民不再是原子式生产者个体，尤其是在国家危亡的战争条件下，敌人绝不会将其看作中立力量，或是因为其没有武器就能够避免遭受欺凌。实际上，任何人无法置身事外，此时的人民群众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的主体，要么选择拿起武器，要么选择当亡国奴。毛泽东的思想动员，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开始觉醒。

二是毛泽东指出从农民到士兵的转化，是绝对可能而且必要的。这种转化的实质绝不是职业身份的变化，其真正的深刻之处在于，农民超越了狭隘的经济学分工，而真正有可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参与者。这种转变，是在实践中发生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此来说，农民在民族独立的斗争过程中解放了自己，同时又超越了自身的阶级局限，自觉把这一斗争拓展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小私有者真正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七十年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深刻复杂的一段记忆，中华民族自救的斗争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被战争镌写进世界的历史的宏大进程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同样也是经济的继续，在这一阶段思想逐渐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对国民战争经济问题的解决实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实现阶级革命的关键。然而毛泽东并没因此走上一条学院派的经济学研究道路，而是能够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战争中现实遇到的经济问题，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实践中的经济生活，不断蓄积革命力量，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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