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设关卡塑家风：“三让将军”徐立清的家风故事

胡遵远

徐立清，安徽省金寨县斑竹镇人。老将军是我军优秀的政工干部，他曾经让级别、让军衔、让级别，被人们称之为“三让将军”，毛主席称他是我党我军的“好干部、好同志”。

明确提出“三不准”、“五过关”

徐立清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严格要求也是严格出了名的。他给家人定了个“三不准”：不准以我的名义办任何私事，不准搞任何特殊化，不准参与政事。对自己的秘书提出了“五过关”：政治上要强，工作上要实，不要搞特殊化，遇事要冷静，要能委曲求全、顾全大局。他对自己也提出了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徐立清的夫人党秀玉也是一位老红军。全国解放后，组织上考虑到党秀玉的职务较低，和她同期参加革命的很多女同志都比她职务高。干部部门就找徐立清商量，准备调整一下党秀玉的职务。徐立清说：“党秀玉做了不少工作，可她是我的妻子，她的职务问题你们就不要考虑了，可以挑选比党秀玉更优秀的同志。”就这样，党秀玉在团职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很多年，她从不提过分的要求。

1952年干部定级时，党秀玉也主动提出来，不要高级别，要把待遇让给别的女同志。1955年，军队要安排大量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不少人不愿离开部队，到处找人托关系。徐立清就和党秀玉商量，让她转业地方工作，党秀玉非常理解和支持丈夫，立即转业到北京市教育局幼教科，协助教育局筹办幼儿园，一干又是很多年。

1953年底至1954年初，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期间，有很多老首长去徐立清家里拜访，看到他家里坐的还是战争时期转交过来的一个旧沙发，用的是旧桌椅，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有人就建议管理部门把徐立清家的旧沙发给换了。当时的总干部部办公室主任王迪康就给他家买了一个新沙发。徐立清对此非常生气，他对王迪康说：“难道我家用的沙发还让公家出钱，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现在不是都没有换吗，就因为我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就可以搞特殊化吗？”几天后，徐立清还是坚持把新买的沙发退了回去。

徐立清唯一的女儿徐延旗，1948年8月出生后，因高烧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平时说话、走路都不方便。徐立清和党秀玉到处为女儿求医治病，花费了不少钱，也不见好转。组织上想帮徐立清夫妇解决生活和经济上的困难，被徐立清婉言谢绝了，他说：“谁家的孩子都会有个三长两短的，这是正常的事，如果都让公家出钱，国家也承担不起呀。”在给女儿治疗期间，徐立清夫妇没有花公家一分钱。徐立清最小的儿子徐秋京，1956年9月出生时，正赶上徐立清病重住院。夫人党秀玉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徐立清，有人提出来，想从其它单位给徐立清家找个人照看孩子。徐立清说：“这可不行，这个任务还是交给秀玉吧。”再次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

徐立清的两个儿子徐甘泉、徐和平正在上学读书，徐立清经常教育他们要好好学习，不要搞特殊化，在老师、同学面前不要提自己的父亲。有一次，儿子徐和平因病不能按时到校学习，想用爸爸的车送一下，徐立清说：“这样不行，车是供我工作用的。一点小病，还是坚持一下走着去吧。”就这样，徐和平还是带病步行到学校去了。

徐立清不仅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对秘书要求也很严格。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受到大家一致赞扬。

1955年5月，李刚锋从兰州军区干部部调往总干部部，曾为副部长徐立清当秘书。当时，徐立清身体有病，住进了医院，李刚锋几乎天天守在他的身边。总部经常有文件送给徐立清，让他审阅。李刚锋认认真真地读给他听，李刚锋的工作作风受到了总部机关同志们的高度称赞。到了1960年底，徐立清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时又调原总干部部统计部的杨弘为徐立清担任秘书，杨弘既踏实肯干，又有较高的文字水平。他跟随徐立清多年，受到了同志们的高度评价。跟随徐立清同志的几任秘书，都受到了各级领导部门的关注，有关领导同志找徐立清商量，想调他的秘书到新的单位去工作，委以重任。还有的想直接给他的秘书下调职命令。徐立清对他们说：“我的秘书工作很出色，这是他们的职责，是应该干的，有我在总政治部管干部，你们就不必考虑他们的职务问题。”在会议讨论时，他说：“我的秘书不要考虑提拔，可考虑别的人选。”干部部门考虑到徐立清的一位秘书，不但工作能力强，而且作风正派，具有开拓精神，很想把他用起来，况且这位秘书也到了该解决职务的时候。干部部门的同志跟徐立清商量，准备把他安排去当科长，徐立清一口拒绝了，他说：“对于这位同志的能力和水平，我比你们任何人都了解。不要说当科长，就是当部长也绰绰有余。但是，他是我的秘书，对他的要求就更严格。所以，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你们就不要考虑他的问题。等我下来了，你们想怎么重用都行。”于是，这位秘书同志一直在徐立清身边工作了9年，职务和大家一样齐步走，没有提前晋升过。就这样，在徐立清身边工作过的几位秘书，职务都没有得到特有的提升。不过，他们都无怨无悔，非常感激和尊重徐立清。徐立清对警卫员、公务员也很严格，要求他们平时注意学习，外出要请假，回来要销假；接待客人要和气，要有礼貌等等。

始终坚持“两个不”

1950年，徐立清到总部工作以后，一家被安排住在东四三条一个四合院里。他对此很不安，几次跟管理部门的同志商量，想把这个住处让给年老资深的同志住。他说：我有三间房子就行了，一间做卧室，一间接待客人，一间供工作人员住。徐立清还找到罗荣桓部长谈退房的事时说：“我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了，最好能把这套房子让给年龄大、资历深的老同志去住。”当时的管理部门考虑到徐立清夫妇有3个孩子，再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住房并不宽敞，没有同意徐立清调房的要求。

徐立清穿着也很朴素。他无论是在总部还是到基层检查工作，总是穿着一双圆口布鞋。当时总干部部办公室的一位同志给徐立清买了一双皮鞋，说让他开会或者到一些重要场合穿。徐立清对这位同志说：“我要到农村去，到山区去，那里的群众连饭都吃不上，看见我穿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皮鞋来了，人家该会怎么想；我说呀，穿布鞋最合适，一是少花钱，二是穿着舒服。”第二天，他就把新买的皮鞋退了回去。曾担任过赖传珠副部长秘书的毛华山回忆说：“徐立清在总干部部期间，他除了上班穿军装外，在其它时间穿的都是便装。到了冬天，他穿的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一件旧大衣，很多同志劝他到被装仓库换件新的，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不管是新的、旧的，穿上不冷就好。”徐立清衣不重彩、食不重味，他是南方人，爱吃辣子和咸菜，有时因加班耽误了吃饭时间，为了不给机关食堂的工作人员增添麻烦，他就随便要碗米饭，来点辣子就凑合过去了。他不抽烟、不饮酒，处处节俭。他这种艰苦朴素的美德，在总部机关中是出了名的。

徐立清的生活作风不仅感染和教育了身边工作人员，而且对其家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爱人党秀玉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她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一直非常严格。徐立清去世几个月后，她把自己宽敞的住房让给了别人，把徐立清坐的专车交还了组织，带着全家十几口人住进北京东四三条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里。她和女儿徐延旗住两间，当时已经是军职干部、挂着少将军衔的大儿子徐甘泉住两间，二儿子徐和平也是部队的高级工程师，也住两间，小儿子徐秋京住在院外。党秀玉要求儿女们一定要向他们的父亲学习，不要讲究吃穿，不要讲排场、讲阔气，要比工作、比贡献。在这个拥挤的四合院里，找不到一件高档商品，沙发、桌椅也都是过去留下来的。四合院由于年久失修，墙壁用料有些脱落，下大雨时还有渗漏，总政有关部门准备给他家装修一下，党秀玉婉言谢绝了。1998年，上级考虑到党秀玉年岁已大，住这样的房子有些不合适，按照条件她也该分一套房子了，当组织上征求党秀玉的意见时，她却说：“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上几年？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什么？我看还是把它退了吧。”就这样，党秀玉又把分到的住房退了，全家人对此毫无怨言。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转眼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很多事情都淡忘了，可当年军委总干部部的作风却一直传颂至今。当年在总干部部工作过的在京老同志自发地组织起来，每年国庆节前后聚会一次，共同回忆总干部部不平凡的岁月，畅谈总干作风，他们中间，有的作诗献画，有的慷慨放歌，还有的宣读自己的回忆文章。更有趣的是，有的老同志还举起了“总干部部作风万岁”的条幅。那场面十分感人、催人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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