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为咽，青山为证

——隐蔽战线英雄颂

于  非

毛泽东与罗青长

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每个人都有一段惊心动魂的传奇；这是一条死守信仰的战线，每个人都为了同一个黎明奋勇向前；这是一个血色惊澜的战线，每个人都做出了无悔的生死抉择。

他们是伪装者，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他们是听风者，守护永不消逝的电波；他们是利剑，用生命刺破云雾重重的长夜。他们胸前虽然没有勋章，但功勋卓著。他们就是战斗在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指示：“你们只取得了一个胜利，还有一个胜利也就是隐蔽斗争的胜利，那将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只有取得了两个胜利，我们才能说是完全的胜利。”历史充分证明，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是党和国家革命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场无形，一人可敌百万兵

党的隐蔽战线包括情报、交通等方面的工作，是一门高度科学的斗争艺术，不仅要从宏观把握战略层面，还要周密考察每一个战术环节，甚至具体到每个细节。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的孔原说过：“要做什么像什么，注重身份的掩护和隐蔽。隐蔽战线是一个系统的构成。你是个医生就得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医生才行。”

毛泽东曾评价道，“李克农单枪匹马，工作搞得很好！”那是1936年2月下旬，经周恩来部署安排，李克农单枪匹马前往洛川同张学良谈判。谈判伊始，张学良就开玩笑地说：“我是来做大生意的，小买卖我不感兴趣。”李克农机智应答，“我们之间什么生意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谈。”就以这样的话锋，李克农针对张学良提出的问题，阐明我党的政策主张，揭露蒋介石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消灭异己的阴谋，用事实说明东北军只有同我党联合抗日才有出路。这次谈判为同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的秘密会谈打下良好基础，为加强我党与东北军的联系，日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隐蔽战线随着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党的壮大而壮大。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危急关头，周恩来领导创建了我党的第一个专门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和业务骨干。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央和各主要苏区创立政治保卫工作，对配合苏区工农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发展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纯洁红军队伍作出了特殊贡献。长征途中，红军情报侦察部门及时获取敌人往来的电报，使中央指挥机关能够及时了解敌人的军事行动部署，避实就虚，屡出奇兵，摆脱围追堵截，胜利实现了伟大战略转移。红军到达陕北后，在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隐蔽战线发挥了关键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先后成立了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隐蔽战线斗争进入了专业化的成熟期。我情工人员深入日伪党政机构，获取了日伪大量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对配合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的情报保卫工作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机密决策指挥机关内，及时准确地给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提供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政情报，为中央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英雄无名，一默如雷步步惊心

隐蔽战线的特殊性、复杂性、残酷性，使他们盘桓于龙潭虎穴，时刻都是伪装者，时刻要提防被敌人发现，时刻都面临死亡威胁，如履薄冰、步步惊心，静静等待被组织“激活”的那一刻。战斗期间，不能轰轰烈烈，甚至要“沉默是金”。他们在复杂而危险的环境中隐姓埋名、掩饰身份，冒着生命的危险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或许有更加曲折传奇、动人心魄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常常连同他们的名字一道湮没在尘封的历史中，无人知晓。

获悉情报后，周恩来紧急调动部队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保卫工作者，隐蔽战线的开拓者之一李士英同志，是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的处境最为困难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又一直在最复杂、最艰难的对敌隐蔽战线进行战斗，经历了对敌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1932年5月，李士英同志在上海一次惩治叛徒的行动中，不幸被捕。他被囚禁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牢狱中长达6年，遭受了老虎凳、电刑、水牢等种种酷刑的折磨，两次被宣判死刑。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同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的机密和组织的安全，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高尚节操。他抱定“入党时就下定了的牺牲决心，一天不死，总要革命”，终于在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经过党组织千方百计地营救和他自己的坚持斗争，迫使国民党反动当局改判，于1937年8月出狱回到延安。陈云同志说：“特科出过若干个有名的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名的有功绩的同志。李士英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还有被朱德称之为“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的袁殊。从1931年10月到1945年10月，他以多重身份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达14年之久。袁殊衔命打入CC的特工组织，又凭借精熟的日语与日本方面建立了情报关系并接受其津贴。1933年后，他还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了两年。1937年后，袁殊辗转投到杜月笙门下，国民党中统和军统都来拉他入伙。经潘汉年同意后，袁殊接受了戴笠的任命，一跃成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因参与制定暗杀汪伪特工总部首脑李士群的计划，袁殊被捕，幸亏日本领事岩井英一的搭救才得免死。此后，袁殊就不仅是岩井的秘密情报人员，而且是岩井扶持的一名公开的“汉奸”了。这样袁殊成了罕见的兼具中统、军统、日本、汪伪、青帮背景的五面间谍，从各方内部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情报。据我党情报人员刘人寿等回忆，袁殊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主要有：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调动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影响。

多重角色并不是那么容易扮演的。肖云在《荣辱之间鉴真情》一文中回忆，由于长时期的“进入角色”，袁殊的心理被扭曲了，压抑的痛苦一旦爆发，就会失态。亲眼目睹袁殊嚎啕大哭的王季深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和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完全一样。当年同袁殊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恽逸群、翁毅夫、鲁风等同志，都经历过这种精神上的折磨。

忠诚无言，为信仰而战为理想献身

20世纪70年代末，杨尚昆（左二）、习仲勋（右一）等与孔原（左一）在一起

隐蔽战线斗争的胜负，关键也是人的政治素质较量的高下。周恩来对我党的技术侦查工作，曾经有过这样的总结：我们军队的技术工作，在数学上讲是正50分，我们的政治素质也是正50分，二者相加得100分。敌人技术素质是正50分，政治素质是负50分，二者相加等于零。

多少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正是凭借着对党的一片忠诚，为信仰而战为理想献身，一生无悔。朱枫，一个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献出热血和生命的巾帼英雄，因为工作在隐蔽战线，直至牺牲60年后，她的名字和她的事迹才广为流传。

1949年11月，新中国已经成立，在香港的朱枫接到党的指示，到台湾执行秘密任务。一边是与家人团聚，享受胜利的喜悦；一边是冒险犯难，深入虎穴，朱枫毅然选择了后者。她在家信里写道：“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事应该先去做。”到台湾后，朱枫很快与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方案，在基隆码头将手中一批重要情报交给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手中。不料，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叛变，朱枫在当时尚未解放的舟山定海被捕——此地距离她的家乡镇海，仅一水之隔。这是朱枫第二次被捕，她吞金自尽，没有成功。严刑与利诱，朱枫都不为所动。6月10日，朱枫与吴石将军等4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年仅45岁。

正因为心中有信仰，即便身处险境，他们仍初心不改，本色不变，能坦然面对生死，笑看风萧水寒。冷少农，原名冷肇隆，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冷少农因没有暴露政治身份，在国民党军中潜伏下来。由于长期在外，家人很为他担忧，多次来信催他回家，指责他“不忠不孝，忘恩负义”。冷少农怀着痛苦和感动交织的心情，给母亲写了5000字的长信，在信中解释说：“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受苦的人类，忠实的去为他们努力……”“我们这样的做法，自然有一般人不满意，有些是不了解，有些是对于他们有利害关系，随时都在阻碍我们，反对我们，甚至要杀害我们……”至于要不要回家，他说：“回家的事不能定的，要是革命迟一点成功，或者中间遭了挫折，我自己就死在外面，跑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更说不上回来不回来了。”1932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南京地下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冷少农被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冷少农始终坚守革命气节、坚贞不屈，最终于当年6月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

毛泽东曾经说过：今后革命胜利了应该给我们情报战线的无名英雄发一个大大的奖章。很多无名英雄没能盼来这枚奖章就早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绩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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