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前后，周恩来极为繁忙。1952年1月他自己总结说：“自从进城后，就筹备政协，建立政权；紧跟着就是树立国际阵营；等到毛主席由苏联回国，当时物价波动，必须用全力来统一财政，稳定物价。”寥寥数语，却是周恩来席不暇暖、工作连轴转的真实写照。

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3月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话中提出了“进京赶考”的重大命题。对于周恩来而言，“进京赶考”的头等大事，就是施展其卓越的统一战线工作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到达北平后，周恩来多次邀集民主人士，通报情况听取意见，着手开展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1949年6月中旬，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筹备会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周恩来亲自负责，他把自己关了一个星期左右，执笔写出全文，后又广泛吸收各方面意见。8月下旬，在讨论政协组织法草案时，周恩来说，如果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一下，建议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说，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长期存在。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初，周恩来向已到北平的代表作《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并将共同纲领草案分送代表们进行分组讨论。为什么在正式开会前先要有这样的报告和讨论呢？周恩来说，我们“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周恩来言传身教，真正践行协商民主。

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成果，它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为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作了奠基。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

建立新政府，推动工作运转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当谈到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问题时，毛泽东特别指出：“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前来旁听会议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对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上任之后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建立和健全新生人民政府的组织机构。10月初，他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多次研究并草拟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以及政务院所属各机构负责人人选问题。10月15日，在中央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周恩来介绍经广泛征询各方面意见后提出的任用名单的情况，并请大家就人选进行研究、提出意见。

10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联席会议召开，讨论并确定了政府各机构负责人名单。名单中有许多人是由周恩来提名的，有几位党外人士原本不愿意任职，周恩来进行了细致的说服工作。广为人知的是，黄炎培以年老为由，婉拒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职务。周恩来亲自登门拜访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循循善诱，最终打动了黄炎培。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副总理、政务委员及其所属机构负责人175人。周恩来一一把他们叫来，交代相关部门的任务和工作中带方针性的问题。大家无不由衷地赞叹：周总理真是“周”总理啊！考虑问题太周到了！

10月21日，政务院宣告成立。周恩来指出：“政务院是首脑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国家事务工作。”从11月1日起，政府各部门开始正式办公。自此，周恩来成为“首脑部”运转的中枢，殚精竭虑、宵衣旰食、日理万机成为他26年总理生涯的常态。

开启新外交，确立独立自主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发表公告，宣布愿意同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同日，外交部长周恩来把公告以公函形式致送各国政府，郑重声明：“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10月2日，苏联政府发来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10月4日至10月25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名义先后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其他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出照会，同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周恩来所说的“树立国际阵营”。

为“树立国际阵营”，从未出过国的毛泽东也积极行动，于1949年12月抵达莫斯科，同斯大林就签订有关条约举行会谈。会谈起初并不顺利，毛泽东希望把擅长谈判的周恩来召来，但斯大林却未置可否。经过一番折冲樽俎，1950年1月2日，毛泽东致电党中央，明确提出周恩来“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2月14日，周恩来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同苏联方面共同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条约文本，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等复杂问题。在“树立国际阵营”的过程中，截至1950年1月中旬，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英国等13个国家先后承认新中国。承认新中国是否就可以建立外交关系呢？周恩来明确回应：“首先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然后才能谈判到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后来他再次解释，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他指出，“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历史已经证明，周恩来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他是当之无愧、名副其实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外交家。

采取新措施，恢复国民经济

国民党政府败退大陆时，留下的是一个物价飞涨、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烂摊子。周恩来多次强调，人民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和保障经济建设。但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他们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经周恩来提名，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信任并支持陈云在财政经济方面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整治措施，收到明显效果。1950年3月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毛泽东高度称赞说：“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在收拾烂摊子的同时，周恩来还要求“有信心地稳步地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1949年12月下旬，他提出并阐释了正确处理新中国面临的六种主要经济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上下关系）的原则。周恩来指出：“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但是，“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他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一思想，就是后来党中央正式提出的“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这个发展国民经济方针的雏形。他强调：“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关于上下关系，周恩来说：“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统一，但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总之，这六种关系，体现了周恩来对经济工作的全盘性思考，对于指导新中国经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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