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辩证思维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党的十九大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陈云向来主张既要搞活微观又要管好宏观，做到在宏观控制下搞活经济。稳中求进、活而不乱，是他关于经济发展的一贯指导思想。早在 1956 年党的八大上，陈云就率先提出要改变某些计划管理的办法，并相应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1961年，他又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特点是不被框子框住。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方法，我们应当既有吸收，也有扬弃。”改革开放后，陈云经过对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提出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还不行，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理论上的一个突破，使人们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认识上大大推进了一步，为后来逐步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作了重要的历史铺垫。

陈云强调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1982 年底，他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与部分代表座谈时不无兴奋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 “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但同时，陈云认为经济上的“活”应当是有序的“活”， 在宏观有所控制下的“活”。他指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搞 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

当出现片面夸大市场作用的倾向后，陈云又反过来提醒要注意忽视和摆脱国家计划的问题。他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搞经济建设，无论如何不能只有市场而没有计划。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能只讲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而不讲政府的作用。1980 年，他在谈到“按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时说：“这是一种好现象”，但“在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 是必要的”。1988年，他指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改革“不 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陈云的这些思想表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对外贸体制改革，陈云主张既要促进微观搞活又不使宏观失控。1980 年，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外贸出口削价竞争，导致境外国产商品普遍降价的情况，他提出批评：“这不是正常的必须的降价，而是各省市、各部门为了取得外汇自己降价。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既能出口又 不贱卖的方案。总之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1983年，在情况没有好转且愈演愈烈之时，陈云索性提出“走老路”：“这几年外贸亏损和外贸体制改革有很大关系，如果走老路，亏损不会那么多。先把它‘搞死’，‘先死后活’。”“走老路的办法无非是省里吃亏，部门吃亏，油 水少了，积极性没那么高了。但他们那种积极性高了，中央的钱就少了。”陈云讲这些意见绝不是反对改革，他支持的是符合实际、对国家有利的改革，强调“对外贸易工作既要调动各方面 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这是外贸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

再来看陈云关于农业改革的思想。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打破集体土地只能由集体统一经营的僵化认识和体制后才取得突破的。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陈云就赞成在一些地区实行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做法，甚至提出在个别农业落后的山区和偏远地区可以实行分田单干。改革开放之初，当农村又出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时，中央也并不赞成。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提出，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使得一些已经推广包产到户的地方如安徽等感到压力很大，争论激烈。 1979年6月，陈云率先表明了支持的态度：“我双手赞成。”邓小平也表明意见：“不要争论， 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不久，中央明确了包产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土地承包在全国范围逐渐推广开来。包产到户推广后，有人误以为农业“一包就灵”，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致使粮食生产计划得不到落实，城市粮食价格出现波动、农副产品供应发生困难。1981 年 12 月，陈云指出：“搞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包产到户以后，计划并不是不要了”，“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农 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1985年 9 月，陈云进一步指出：“‘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实践反复说明，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粮食生产仍是政府要高度重视和下大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政府的调控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说，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也是搞活微观与管住宏观的关系。早在1957年， 陈云就指出“扩大地方的职权是完全必要的”，但“必须加强全国的平衡工作”。扩大地方自主权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一项重要内容。陈云从搞活经济出发，曾积极主张和推动，还提出“要 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但他同时认为地方自主权的扩大，一定要放在国家整体利益之中，不能损害大局，必要时还要服从中央做出的集中力量的决策。他认为中国没有集中 是不行的，“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1983 年 6 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 “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看问题，大家一齐来支援重点建设，支援骨干项目”。他后来多次强调中 央要有权威，并指出政治权威要有“经济权威作基础”，“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 事，社会也无法稳定。”

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陈云有一个非常形象、贴切的比喻，就是鸟与笼子的关系。他说：“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要使“鸟”很好地飞起来，“‘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 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

这个比喻绝非陈云在改革上“保守”的体现，而是具有十分深刻的内涵。延伸到今天，除了经济上的指导性计划，法律、规章、制度等也都可以看作是经济活动的“笼子”，没有“笼子”的控制，“鸟”必然就会飞得无影无踪。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

一方面，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大改革力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完善市场机制，打破行业垄断、进入壁垒、地方保护，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提高企业资源要素配置效率和竞争力，增强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和调整能力，让发展活力竞相迸发、社会财富充分涌流。

另一方面，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 情。”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下行政命令，而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

二、关于改革开放方法论的辩证思维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一方面，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直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大胆试验、大胆突破，必须勇于开拓、坚定前行，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须要反复考虑、全面论证，必须把准方向、稳妥推进，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句话，处理好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很重要。

对改革开放的方法论，陈云一贯主张既要积极推动又要稳步前进。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就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 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在改革全面推开后，他高度评价改革的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因为改革“是要打破‘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 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强调：“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

据文献记载，陈云在有关批示、谈话、讲话中多次用过“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为什么改革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呢？陈云给出了原因：一是“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 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二是“工业、财贸的体制改革比农业复杂。内部的相互关系，外部的关系，都比农业复杂。因此，工业体 制改革的步子要稳”，“要有意识地分一分，哪些先搞，哪些后搞”。三是“改革必须经过试点。因为试点而使改革的进度慢了，与为了加快改革的进度而不经过试点，以致改得不好，还要回过 头来重新改，这两种损失相比，前一种比后一种要小些”。所以，他认为，对改革“既要积极， 又要稳妥。只要这样做了，这次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这表现在很多方面。

比如关于吸引外资问题。资金不足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我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关系后，陈云率先提出对资本主义要研究、要利用的观点， “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改革开放后，他充分肯定了利用外资和引进国外新技术的做法，肯定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 新形势”，“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认为“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一定要， 而且还要充分利用”。但针对当时通过借外债大规模引进设备、用外资弥补基本建设资金缺 口的倾向，他就要“敲敲警钟，提醒那些不很清醒的干部”。强调“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 “对所借外债要加以分别”，“把期限延长一点”，“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陈云还率先提出向国外投资的主张：“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 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陈云的出发点是搞建设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借外债， 要用得好，还得起”。他认为无论对外引资还是对外投资，都要看是否符合中国实际，看是否合算。

比如关于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物资的丰富，国家有了较好的条件来理顺价格、减少补贴。1984 年，陈云表示： “现在进行价格体系的改革，确实是有利时机。”他主张改革，但要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不降低人民的生活，不引发社会动荡。比如，“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这“似 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1988 年，当时正在酝酿更大幅度的价格和工资改革，以期用5年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陈云明确表示不赞成：“物价每年要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对此我打个很大问号。”“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 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在改革方案一经公布引发全国性抢购风潮后，陈云再次强调：“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可以逐 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实践反复证明，在价格改革时，务必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权衡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利弊得失。

再比如经济特区问题。陈云的意见是“特区要办”，但“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 好”。这个意见主要是指：“各种经济犯罪分子会针对我们工作的不断改善而不断变换手法， 因此不能满足于总结一两次经验，必须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拿出新办法。” 他不赞成发行特区货币，如果一定要发行，必须坚持发行权在中央和不能在内地流通这两条，以防止包括特区在内的国家经济由于流通两种货币而陷于混乱。在特区发展方向上，陈云主张在取得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要由进口型逐步变成出口型，搞“拳头”产品，逐步形成自己的名牌和优势产品，“要使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地进步，达到先进的水平”，“自己必须发展而且正在发展的 东西，不要被外面进口的挤掉了”。这些意见是很富有远见的。

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稳步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新的时代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蹄疾而又步稳地向前推进。对符合实际的、经过了充分论证和评估的、必须要做的改革要大胆推进。同时也要看到，胆子大不是蛮干，必须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特别是对于一些攻坚难度大的改革，很难一招制胜、立竿见影，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方能见效。

面对繁重的改革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局、结合实际，坚持分阶段、有步骤地推进改革，确保改革稳步有序推进。比如，对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采取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的方法，重视发挥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发挥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看准了再推开。再比如，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研究改革方案和改革措施时同步考虑所涉及的立法问题，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成果及时上升为法律和国家意志，对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及时修改和废止，等等。

三、关于防范改革开放风险的辩证思维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是有风险，也会带来弊端的。比如，经济体制改革很重要的是要逐步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市场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使得改革也有弊的一面。再比如，对外开放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外的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但“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 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有效地防范化解改革开放带来的风险挑战很重要。

对改革开放带来的风险，陈云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一方面，他指出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一些消极现象是必然的，“这是不奇怪的”，“不必大惊小怪”。他认为要改革要竞争就会出现“种种 为谋取小公和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正当手段”。而对外开放也“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 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 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对此，绝不能视而不见、麻痹大意，要认真防范、坚决克服。

首先，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 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 自我完善和发展”。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呢？因为从改革之初，就有人借改革开放的名义把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拉。还有一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 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针对这些理想信念动摇、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主张全盘西化的现象，陈云作了坚决回应。1983 年 10 月，他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说：“中国现在还很穷，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根本制度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资 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1985 年 6 月，他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 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同年 9 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他还特别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第二，改革开放必须从严治党。陈云认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面临改 革开放的考验，“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一段时间以来，“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钻改革的空子，买空卖空，倒买倒卖”，“‘一 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对此，陈云一方面认为如果我们“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 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并不可怕。”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 民心。”因此，陈云强调必须从严治党。当时，有人认为过去的许多制度、纪律，束缚了改革开放的手脚，提出要给干部“松绑”。陈云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也有人提出要选拔开拓型的能人担任领导干部。陈云强调说： “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

第三，防范风险要有具体举措。在改革推开后，有人把农业包产到户的办法机械地搬到工矿企业，提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从而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工资奖金提高过快、成本上升等现象。早在1981年9月，陈云就强调推行企业责任制要抓住几个要点：搞平均先进定额，促进生产；质量不能下降，否则害民害国；单位成本只能降低，不能提高，否则还是国家吃亏；增加的收入要从全局出发合理分配，既要提高工资、奖金，也要增加技改和大修基金，做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1988 年 10 月，陈云再次强调：“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近年来安全事故增多，恐怕与此有关。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四个九不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还指出：’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 当引起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初，针对当时沿海各省都想开口子搞经济特区情况，陈云指出 “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他主张“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否则“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 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

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今天，我们所进行的一切改革，都是在既定方向上的继续前进，而不是改变方向，更不是要丢掉党、国家、人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更是死路一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这里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 南辕北辙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规定了改革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方向指引下的鲜明指向。改革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根本性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改。

要把握好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完成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对党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是前所未有的，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为此，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全党要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思想再解放、改革再出发，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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