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而屈人之兵：鲜为人知的瓦窑堡谈判

魏建国

2011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422页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中共中央还派员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工作，高表示赞成中共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写信赞扬高桂滋的爱国热情，同时提出了作为双方谈判的八项要求。”这段史实，在当时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北线统战”，对象是驻在陕北根据地北面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师部驻绥德）和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师部驻榆林），其中又以八十四师为主要统战对象。具体从事北线统战工作的我方人员是赵通儒，也就是史书中讲的中央所派之“员”，时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北路工作处处长。

一 

赵通儒，字仰普，陕西安定（今子长）瓦窑堡人。1910年生。1924年在绥德四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党。大革命时期，历任中共绥德地委常委、青年委员兼团地委书记等职。大革命失败后，主动工作，恢复、重建了绥德、榆林、延安、安定等陕北近20个县的党团组织。1928年初，全面承担中共陕北特委筹备工作，组织召开了中共陕北各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任农运委员兼绥德县委书记。秋，米脂中秋节事件后，沉着应对，恢复了特委工作。1929年初，筹备、参加了中共陕北各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任特委职委、南路特派员，领导清涧以南13县工作，兼任清涧中心县委书记，负责清涧、安定、延川、延长、延安5县工作。1930年初任陕北特委赴河北代表，恢复了陕北与北方局、中共中央的关系。在北平的公开身份为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学院学生，先后在中共顺直省委、河北省委、华北赤色互济会党团工作。1932年初，北方局迭遭破坏，很多党员同志向河北省委、北方局建议，由赵通儒负责北方局工作，并派人当面征求意见，被婉言谢绝。1933年，先后参加冀东抗战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后促成谢子长返回西北。1935年春，任中共北方代表派赴陕北特派员，回陕北苏区，传达了中央《关于将土地革命与抗日运动联系起来的决议》，留苏区任陕北省苏维埃国民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成立了财政部、贸易局和银行，发行了钞票，推动苏区经济战线工作进入正轨。

中共西北工委与国民党军八十四师的统战工作，在中共中央到达之前就已经创造性地开展了。在瓦窑堡城下，西北党政军全权代表赵通儒与驻防瓦窑堡的八十四师二五○旅五○○团团长李少棠举行了一次面对面的谈判。这一西北党史上鲜为人知的谈判，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1935年5月8日，在安定马家坪战斗中，西北红军在刘志丹领导下，第一次运用人民战争的战术，取得了巨大胜利，消灭国民党军八十四师一个完整的营，即八十四师二五○旅五○○团第三营，击毙营长左象亨，俘虏450余人，缴获长短枪450余支，轻机枪20余挺，迫击炮2门，骡子200多匹，单军服2000余套，银圆2万余元，医药和医疗器械8大驮及其他辎重。马家坪战斗和5月7日进行的吴家坪、吴家寨子两个战斗，两天三个胜仗，壮大了西北红军，扩大了苏区，锻炼了全体苏区人民，彻底改变了西北根据地的形势。5月9日，西北红军在秀延县玉家湾召开了盛大的祝捷大会。会后，由刘志丹亲自负责，将缴获的军服发给红军战士，西北红军从此有了统一的服装。赵通儒负责释放俘虏，不愿当红军的俘虏，每人发三块银圆当路费，给瓦窑堡与清涧各放回二百多名。红军还用缴获的医疗设备与医务人员，办起了西北红军的第一所医院。用缴获的缝纫机与裁缝，办起了红军被服厂。马家坪战斗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俘虏中有三个女人，一名是驻防瓦窑堡的五○○团团长李少棠的老婆，一名是该团一营长叶英贤的老婆，还有一名是该团医官冯某的老婆。冯医官夫妇都在此役中被俘。战后，冯医官作为技术人员受到红军优待，留在红军中当了军医，待遇按原薪支给，一次性发了三个月薪金。我方先把冯医官太太无条件放回瓦窑堡，李团长和叶营长的老婆，等谈明“共同抗日”之后再行释放。

李少棠看到冯医官太太释放回来，就派我方外号“冲锋老阎”[1]的阎应娃和阎红彦二人的母亲，带着写给赵通儒的信，到苏区去找陕北省政府和赵通儒，要求释放他们的家眷。之后，李少棠又两次打发两位阎老太太出城送信，要求放人。赵通儒和两位老人仔细研究了城内郊区人民和敌军内部的一切。敌人原想利用这两位红军的老妈妈，反而被赵通儒巧妙地利用了，给我方提供了宝贵的消息和材料，掌握了敌人的心理及其动向。

西北党政军领导人朱理治、郭洪涛等和赵通儒开会研究。朱理治提出，根据中央和福建人民政府谈判的三条件，和敌人谈判一次再说。另一名同志则比较实际，提出：“给些短枪及子弹；给些长枪子弹，不得少于一千发；给些迫击炮火帽和药包。这三条做到，可以释放。”郭洪涛提出：“派一个小游击队做谈判的保护武装。这支部队有五十来人，二十来条枪。”

会场之外，干部、战士、群众议论纷纷，担心不已：一、人家佯许谈判，暗伏兵马，把我方同志哄骗捉去怎么办？二、把女人哄回去，越反革命怎么办呢？三、假借谈判，哄得把我方干部、群众，抓去一批又怎么办呢？四、两家作战各为自己，明明互不容让，一家抓住杀一家，还谈什么？谁敢赴宴呢？当时，确实再没有一个人敢承担这一任务。

会场上，赵通儒主动请缨，自己愿意去谈判！与会者一致同意了他的意见。

为了表示我方的郑重态度，我方以“国书”的形式通知了李少棠。“国书”写道：“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全权代表赵通儒，前来全权代表党政军民和你们谈判抗日……”李少棠收到赵通儒要来瓦窑堡谈判的复信后，考虑到国民党驻五○○团政训员、蒋系特务徐克钜也在城里，进城太危险。最后商定，以瓦窑堡东郊成功寺庙旁西瓜地里的一孔旧石窑，作为谈判地点。

二 

谈判之前，赵通儒做了许多秘密和公开的侦察工作，暗中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他找的中间人叫郭五则，表面上替敌人穿针引线，实际上是我们的忠实同志。给李少棠当中间人的马复祥，其独子被我方事先扣为人质，要李少棠向马复祥立誓，绝不失约。

会谈之日，赵通儒只带郭立本和艾印三两个人。艾印三是省保卫局派来专门保卫他的。郭立本是瓦窑堡人，西北红军最著名的战斗英雄和神枪手之一，与阎红彦是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在战场上救过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人王世泰的命，先后给西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贺晋年等当过警卫员。当时他正在家里休养，被赵通儒动员出来，保护赵通儒去谈判。赵通儒还安排另一位红军老英雄、神枪手侯凤翔，带领游击队埋伏在附近，人枪虽然不多，但都非常顺手利手，闻声即可下手。敌人则从瓦窑堡东门至距会场一里处，布置了4个步兵连，架起了30余挺轻机枪。

会谈中，赵通儒首先向李少棠提出了我方的三项主张：一、不进攻苏区和红军；二、允许人民有抗日之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三、抗日。李少棠答复说：“抗日是全国大政，不是我一个团或者八十四师一个师这点力量可以谈的。只要上级不下令，我自己不主动进攻苏区或红军；如果有命令，我可以提前通知贵方或延缓执行，或量力而为。至于允许人民抗日言论等，更不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接着，赵通儒劝说李少棠起义。李少棠推脱说：“我驻在这里的只有5个步兵连，不到全团人枪的三分之一，其中还有蒋系特务。贸然起义，会把我的基本力量全部拉垮，太可惜了，对革命的作用也不大。高桂滋和蒋介石矛盾很深。你们去绥德向他活动，劝他与红军合作。只要高桂滋起义，整个就有办法。”赵通儒又谈到红军缺乏枪弹时，李少棠说：“子弹倒有办法，我给两千发。枪支都在连内，调出实在困难。我有一些私枪，回头都送给你们。”谈话至此，二人握手告别。

关于这次谈判，当事人赵通儒与李少棠后来都写过回忆文章。赵通儒遗文中多次提到这次谈判，并且是只有这一次当面谈判。李少棠则回忆有两次当面谈判。从情理分析，正式谈判应该只有一次，通过中间人互传消息则不止一次。可能是李少棠记忆有误，把某次与中间人的见面错记成与赵通儒会面了。

1957年5月10日，赵通儒在《解放瓦窑堡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对这次谈判有详细的回忆：

敌驻瓦窑堡团长又来信，要求释放其被俘的妻子。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2]等人和我共同会议，由朱理治提出，根据中央和福建人民政府谈判的三条件，向敌团长先去谈判一次再说。三条件为：“一、不进攻苏区和红军；二、允许其所在地人民有抗日之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三、抗日。只要他允许这三条，我们可以释放其女人。”还是戴季英较实际一些，提出：“一、给些短枪及子弹；二、给些长枪子弹，不得少于一千发；三、给些迫击炮火帽和药包。这三条做到也可释放其女人。”洪涛提出：“用一个小游击支队作会谈时的保护武装。该支队人五十余，枪二十余。”

距瓦窑堡二里，成功寺下，一个照庄稼破石窑，是双方会谈之场。我方用了国书通知敌人。国书原文：“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全权代表赵通儒前来全权代表党政军民和你们谈判抗日……”

会见之前，我做了许多秘密和公开的侦察工作，布置了许多向敌人方面的暗防工作。……在会谈之日，我方埋伏在谷地中，近在咫尺，人枪虽不多，均极顺手利手，闻声响即可下手。当时，敌人从瓦窑堡东门至距会场一里处，共布置四个步兵连，架起轻机枪三十余挺。按人数敌十我一，按武器敌百我不及一。

……这次会谈，只得到敌团长“抗日是全国大政，非自力及全部之可言。只能上级不下令，自己不主动进攻苏区红军；有令，可通知或延缓或量力之所及。允许人民抗日言论等，更非自已职权范围……”的言词，幸而未演成金沙滩不可收拾之败局。

……这时，敌人送来四支驳壳枪，二百粒驳壳枪子弹，八支捷克式步枪，二千粒步枪子弹，十个迫击炮火帽，三十个迫击炮药包。我们党政军一致同意，将两个女俘释放回去，告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

1957年2月1日，赵通儒在《警卫团》一文中，也写到了这次谈判：

和瓦窑堡驻军李少棠团长，我俩人演了一出金沙滩。在瓦窑堡城东二里多的成功寺滩，李仲英[3]家地内一孔照庄稼的破旧石窑内，是我俩会晤之所。为了便于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党政方面向李写了“国书”，介绍我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全权代表。”……

在人民向我请缨、我向党政请缨期间，敌军为要我方在马家坪战争中俘虏的敌人团长及营长的家眷，曾派冲锋老阎阎应娃母亲和阎红彦母亲，三次来找省政府和我，要求我方释放其女人。……在我们释放女俘之后，得到四支驳壳枪，二百粒子弹；八支捷克式步枪，二千粒子弹。

1959年3月20日，赵通儒在《意见说明书—关于1935年（处分）是错误的说明》中，也提到了这次谈判。

另一个当事人李少棠也有详细回忆，他在1964年写的《1934—1936年高桂滋部进犯陕北根据地概况》[4]中写道：

当瓦窑堡孤军待援的时候，赵仰普[5]与我来信联系，要回瓦窑堡和我交谈情况。当时我想，蒋介石的政工人员徐克钜尚在，来此危险太大，遂约他在河滩瓜地相见。我俩首次见面时，他劝我起义。我说：第五○○团在此的只有五个步兵连，占全团人枪不到三分之一，其中还有蒋的特务和蒋的亲信学生，平时也没作过工作，起义只恐人数不多，那就把我的力量完全拉垮了，我认为有些可惜，对革命的作用也不太大。我想高桂滋与蒋仇怨很深，你派人去到绥德，向他进行活动，劝他与红军合作，创造西北革命根据地。只要高桂滋起义，那时就有整个办法。赵亦赞成我的意见。不久，赵仰普二次来与我见面，他说，红军还希望你起义。你的家眷由我负责，红军一定优待。可是要求你不要出城胡乱杀人。我说：阎红彦（陕北红军负责人之一）的母亲和红军家眷，瓦窑堡住的也不少，我都从未过问，岂能随便出城胡乱杀人。当赵谈到红军枪弹缺乏时，我说：子弹倒有办法，我给两千发。枪支都在连内，调出实有困难。我有私枪五支，全数送与红军，随后叫阎遂遂（红军队长）之母送去，决不食言。谈至此，二人握手告别。

赵仰普和我订立了口头协定，均未敢对官兵言明，只说我们是孤军待援，补充不易，决不可“浪战”。红军不到城下我们决不开枪。数日后，把枪弹如数送去，可是当地赤卫队、游击队在瓦窑堡周围日夜鸣枪叫骂，但未接近城下，守兵亦置之不理。

关于这次谈判，还有相关人员的回忆可为佐证。参加过马家坪战斗和掩护赵通儒谈判的开国少将陈克功，1979年曾回忆到：

马家坪战斗俘虏的敌人，后来交由县上处理，被俘的敌军官的老婆，成了红军与瓦窑堡敌人交换的条件，也就是红军还他们的家属，而他们送红军枪枝弹药。这是由于红军当时武器、弹药没有来源和得不到及时补充的缘故。这个谈判和交换由陕北省政府派赵通儒同志执行。上级指定我们赤卫队担任掩护任务，防止敌人变卦并保护赵通儒同志的安全。交换地点在瓦窑堡郊区张家沟岔上一个菜园子里。由于敌人要人心切，谈判和交换非常顺利。他们派人送来了枪枝和弹药，以后又送来了烧酒，这对当时进一步武装红军是有一定作用的。[6] 

三 

赵通儒与李少棠的这次谈判，是西北革命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由于事先做了周密部署，加之客观上敌人有求于我，谈判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谈判得来的军火，把瓦窑堡周围三万多群众和战士团结和动员了起来，敌我双方都没有想到，这点军火在当时能起到这么大的作用。有了这点军火，我们每晚敢到城下喊话，对瓦解敌军，又起了双方都始料不及的作用。

通过谈判，我方了解和掌握了瓦窑堡守敌的真实情况，西北工委终于同意了赵通儒第三次请缨提出“围困解放瓦窑堡”的建议，成立了瓦窑堡革命委员会和瓦窑堡围城总指挥部，任命赵通儒任主席兼总指挥。他组建了西北军委警卫团，灵活运用人民战争的方法，经过三个月的严密围困，终于迫使敌人弃城逃跑，解放了西北红军主力都无法强攻而下的陕北军事重镇瓦窑堡，壮大了西北红军，筹款10万余元，取得了与劳山战役齐名的空前大捷。

同时，这次成功的谈判，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形成，也起到了积极的尝试与探索作用。

与北线统战相对应的是南线统战，对象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长期以来，在涉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南线统战因西安事变而闻名中外，北线统战则鲜为人知，逐渐被历史所湮没。同时，从事北线统战的当事人赵通儒过早地离开政治舞台，致使他所从事的事业与他本人一起被历史所遗忘。因此，这段历史的史料极少，对研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北线统战作为一段真实的历史，曾经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值得我们挖掘与研究。 

注释：

[1]阎应娃，瓦窑堡人，陕北红军中最著名的勇士之一，每战必带头冲锋，遂得绰号“冲锋老阎”。劳山战役中牺牲。

[2]此处疑有误。戴季英是1935年9月15日随红25军到达陕北永坪的，而这次会议是1935年7月初，朱理治刚到陕北，戴季英尚未到来。待考。

[3]李仲英，瓦窑堡人，历任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二四三团团长、红二十九军军长等职。

[4]《陕西文史资料》第20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220页。

[5]赵仰普，即赵通儒，字仰普。

[6]《马家坪子战斗和红二十支队的成立》，载《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页。

（作者为陕西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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