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永放光芒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概述

卫  鸿

4月24日，北京，春雨淅沥，春树葱茏。老中青三代学者聚集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发表讲话。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彭光谦、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周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储著武、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杨毓康、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作重点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主任王广提交书面发言。

与会学者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畅谈自己研究五四运动的心得。会议自始至终洋溢着严谨、求实、热烈、轻松的气氛。

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讲话

张全景作为我们党组织战线上的老领导，总是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在讲话中指出，正是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为鸦片战争后积贫积弱的中国注入了奋发图强的强大动力，以前所未有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使国民经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一次伟大的觉醒。追根溯源，中国共产党从五四走来，新中国从五四走来，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一切辉煌成就都是从五四走来。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就是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就是要继承、弘扬五四前辈那种舍身忘我的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就是要坚定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永远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使我们党永葆革命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就是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掌握这个战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强大思想武器；就是要增强“四个意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听从指挥。实践证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制定的政策和策略都是正确的，我们要坚信不疑、坚定不移，这是党的力量之源，是团结的基础。只有全党一条心，才能勇往直前。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姚有志发言

姚有志从人类文化数千年的大视野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他说，我们不能否认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对民族生存延续的支撑作用与同化力量，但是当西方陆续启动并完成了以文艺复兴为旗帜的思想文化革命，以工业主导取代农牧渔主导的产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登上统治舞台的政治革命的过程中，独领风骚越千年的中华文明却日渐进入病入膏肓的危重期。近代以来，西方政要和学者对中国社会有数不清的贬损、挖苦和讽刺，唯有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出中国已经全面落伍于时代潮流的同时，预言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迟早将爆发革命而开创光明的未来。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强分赃、出卖中国而引爆的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既是此前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文化运动变为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更是把新文化运动转向面貌为之一新的中国革命的枢纽和桥梁。以毛泽东为主要创立者的中国共产党人构建的红色文化大系，贯通革命与建设两个时期，链接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三个历史节点，擘画出红色文化向前延续和发展的中轴线，架设起通往未来思想文化建设的桥梁。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我要从文化层面为五四运动正名和点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周群发言

周群站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还要纪念五四运动的问题。他说，五四运动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其是一场到那时为止最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在于其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有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在于其是一场以文化运动为先导，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它宣布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和纪念。五四运动所创造的五四精神，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相号召，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最深沉的追求、最热烈的企盼、最正确的方向。尤其是到了五四后期，五四精神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芒，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认识到，不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不会有前途、人民不会有希望。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继续弘扬伟大的五四精神，发挥青年的作用。必须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学术委员会原主任彭光谦发言

彭光谦单刀直入，把话题集中在民主问题上。他说，就在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弘扬五四精神的时候，有人乘机肆意歪曲与阉割革命的、进步的、朝气蓬勃的五四精神，极力鼓噪资产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民主人权”，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在阶级远未消亡的今天，民主从来就不是超阶级的。在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政权掌握在资产者手里，权力是按资本大小、财产多寡来分配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资本金钱关系在政治上的反映，是钱袋子的民主，是富豪的游戏。他们所谓的民主，是资产者之间如何进行分赃的民主；他们所谓的自由是资本扩张与增殖的自由，是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自由；他们的所谓人权，是资产者压迫劳动者反抗的特权。他们在“西进运动”中烧杀抢掠，何曾想过印第安人的人权？他们把成吨的炸弹投向伊拉克、南联盟、阿富汗、叙利亚的时候，他们何曾考虑过当地老人、妇女、儿童的人权？他们在攻击中国政府限制了“第五纵队”一些人的所谓自由的时候，何曾想过13亿中国人追求和平安宁生活的自由？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劳动者的民主， 99%的人的民主，而不是仅占人口1%的富豪的民主。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储著武发言

储著武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介绍了70年前我们党领导的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活动的盛况，给人以诸多启发和感悟。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纪念五四运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我们党与青年及各民主力量的团结，引导更多的学生与青年支援战争以及创建新中国。五四的诠释离不开爱国、革命、科学与民主、青年、学生、社会主义等关键要素。一方面，由于受到现实政治、思想文化氛围乃至价值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五四内容的诠释会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贯穿于其中的精神传统并不会改变，经过时代变迁又会重新焕发出时代光芒。归结到底，只有发现五四的当代性，五四纪念本身才有意义。随着新时代到来，人们对于五四的诠释还会进一步丰富。可以这样说，如何纪念五四，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杨毓康发言

杨毓康作为在校研究生，自然关注青年运动的问题。他重点研究了五四运动对“精英”与“大众”关系变化的关键作用。他说，在五四运动以前，社会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是伟大的五四运动，造就了一批新的社会精英。他们从原有高高在上的牧养民众、教化民众、启蒙民众，到贴近民众、赞美民众甚至于崇拜民众。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及其他先进分子。接受大众教育、与大众结合、和大众一起为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奋斗，就是这些新的精英所新之处。当代青年知识分子只有继续走这样的路，才能有所作为。

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发言

董学文独辟蹊径，从不同时期、不同人群对五四运动的不同评价切入，爬梳寻绎，发现历史真实，揭示五四运动的本质，明辨思想理论是非，明确前进方向。他说，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是以多维视野来寻觅救国强国之路的。但是由于实践的教训和真理的感召，这条道路的主线便由传播“民主”、“科学”转到重点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上来，因而大大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并揭开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它不是“文化大破坏”的“预演”和“滥觞”，也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一种新的文化建设的壮丽起点。如今我们纪念五四运动，是要发扬五四的爱国和革命精神，继承和研究它的思想文化遗产，寻求启示与借鉴，以便在日后的文化建设中走上更健康的坦途，而不至于重蹈历史教训的覆辙，甚至“把早已被前人所超越的东西重又当成珍宝供奉起来”。倘若反思五四就导致“儒化中国”，“儒家马克思主义”，让“儒学”成为当今代表中华民族生命和民族精神的“正统”；或者“全盘西化”，“民主个人主义”，依然以所谓“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为宗旨和目标，排斥唯物史观学说的指引作用，那就不是什么“道与世更”，不是真正继承五四传统，而是与历史的必然要求南辕北辙了。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发言

刘润为用简短的语言阐述了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批孔”的问题。他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确有偏激之处，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本质方面。如果没有这种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国传统文化就有可能因为毒素的持续扩散而趋于消亡。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破坏而是挽救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占居主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文化，腐朽的封建主义文化早已被赶到边缘地带。中国人民正在朝着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这样的文化环境、这样的文化使命，使得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以五四前辈不可得的从容态度去对待儒家文化，比较地侧重于对它的继承、消化、再创新的方面。总之，批判地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传统文化的总方针，但是具体到实践中，批判与继承并非刻板的半对半的关系，这一时期可能是批判上升为主要方面，那一时期可能是继承上升为主要方面。我们必须根据文化环境和文化使命的不同而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这是历史辩证法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基本要求。

王广的书面发言表现出了大眼界。他说，研究五四运动必须坚持大历史观，舍此则难以正确认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由于历史观的差异，自五四运动爆发以来就存在着几种完全不同的评价，但究其实质，毕竟不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旧时藩篱，只不过其中又添了一些文化史观、后现代史观的碎屑而已。真正科学揭示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样一种概括，就不是局限于文化、思想或政治算计等狭隘的领域，而是立足于唯物史观，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从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前途命运出发而作出的光辉论断。没有唯物史观的历史穿透力和宏大视野，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只能抓住历史的一鳞半爪而自鸣得意。五四运动是一个光辉的起点，是一个光荣的开端，是构成中国共产党人“初心”的蓓蕾。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正是为了回望起始，不忘初心，面向未来书写更加伟大的新诗篇。

王本周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秘书长，始终在为会议服务的同时认真聆听各位学者的发言。他在会后说，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对于它的评价，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文化斗争的一个焦点。今天我们举办这样一个研讨会，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声音，非常及时、很有必要。听各位学者的发言，如行山阴道上，如闻逸响笙匏，有美不胜收、动心惊耳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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