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

周恩来

按：1949年5月5日，为了团结和组织科学界、学术界的民主人士，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召集科学界、学术界和大学教授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座谈会。与会的学术界人士共有二百余人，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盛会。周恩来亲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时候，本网特重新发表这篇讲话，以飨网友。

一

今天军管会商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及学术工作者协会召集这个会，邀请各位参加，商讨科学界今后的工作。周扬同志事前通知我，要我借此机会向各位先生报告共产党对学术界、科学界提出的意见。这个问题范围很大，说来话很长。恰当这次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民主与科学这两个课题更加重视，我就这个题目谈一谈。

在报上，各位先生写了好些文章谈到“五四”及民主与科学的问题，刚刚沈志远先生也谈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在座的很多朋友在“五四”时期是共同奋斗的，是在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下共同奋斗的，三十年后的今天，对它重新估价是更有意义的。

“五四”不是一般的纪念日，它是划时代的，尤其在民主与科学上。三十年前中国许多能人智士，无论是改良派也好，革命派也好，都是走的旧民主、旧科学的道路，而“五四”以后则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正因为“五四”是划时代的，值得区别一下新旧的问题。

为什么在“五四”以后中国能走上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不是偶然的。“五四”以前民主与科学的运动是在怎样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在座的许多位都做过很好的研究，例如范文澜同志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上就作了解释。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之战以后，无论是革命派与改良派，总是追求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民主主义，也就是英国、法国、美国实行的旧民主主义。从形式上看，在历史上，这是需要的，而且也只能是这一种。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祈求的，也就是这样的旧民主主义。因为政治方面如此，所以使科学研究工作者，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只能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解释，为资产阶级所用。不管是当时的新政抑或是以后的革命，科学的观点都是这样。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方面，是应该接近真理的，但由于世界观的不同，因之也有了区别。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很明显。当时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受了时代的限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而无产阶级还很弱，在整个的世界环境中，也只有英、美式的旧民主政治，这种政治在十七、八世纪确也有它的进步意义。因此，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只能循着这条道路前进。虽然有着改革和革命的区别，但总的方向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一直到“五四”以后才有所改变，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的环境都改变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产业界得到发展，官僚、民族资产阶级抬头了，无产阶级也壮大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德、奥、俄三个帝国主义失败了，而且出现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在资产阶级世界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证明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死亡。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这不仅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而且也鼓舞了各被压迫的弱小民族，鼓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在名义上是参加了世界大战的协约国方面，而实际上是受了帝国主义的打击。中国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五四运动，广大民众觉醒、工农也参加了这一运动；不久中国共产党诞生，更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这口号不久就成为大革命的实际行动。

从二七大罢工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这一连串的民主运动中，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这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旧民主运动的失败。鸦片战争以后，有太平天国革命、戊戌政变、义和团农民暴动、辛亥革命，其中有的是改良，有的是革命，但总是为了实现旧民主。在中国封建社会基础上，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资产阶级受两者的打击而无法发展。历史证明：不是两者中任何一个窒息了中国的革命，就是两者勾结起来，或者由帝国主义直接操纵，共同镇压革命，甚至连戊戌变法这样温和的改良，也是不被允许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很弱，在洋场、商埠中大都是帝国主义的势力，农村中则是封建地主的势力，资产阶级对这两者都没法抵抗，因之不能领导这一革命运动，旧民主运动就这样地死亡了。

在中国，很早就有人想发奋图强。士大夫如林则徐，起之民间的如义和团，还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的志士都流了血，但是都失败了，既没有达到英、美的旧民主政治，也没有达到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今天纪念“五四”，应该感谢先烈们，但更要接受经验教训。“五四”青年奋斗的道路区别于过去八十年先驱者的道路，也解决了知识分子要革命该依靠谁的问题：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与广大的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农民，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结合才能发挥力量，这是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这新的道路、新的力量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通过了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因之，革命的阵容壮大了，能抵抗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双重压迫。没有这个力量，中华民族是不能如此翻身的。三十年来，多少人流血倒下去，三十年后的今天，在“五四”发源地来纪念“五四”，是更加有意义的。

由此更可以看出，今天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是接受了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来的。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不但从政治上表现出来，在思想上也教育了知识分子，使科学工作者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看问题，为人民服务。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也如此。过去三十年中，自然科学方面是弱一些，因为革命运动多，不免偏重于社会科学方面，但政治局面打开了，这就使科学有新的发展的可能，使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为人民服务，使科学工作者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

二

最后，谈一谈新科学观点问题。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很多先生在纪念“五四”的文章上都谈到这一问题，谈得很对，所谈的立场、方向也都很对。但这不仅是观念和方法问题，还有政策问题。事实证明，过去依靠反动统治阶级发展科学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将科学变为装饰品，到外国去骗钱，“学以致用”，但是在旧中国，很多学科学的学生毕业后不得不改行，中国旧知识分子对反动统治者早就不存幻想，只有胡适之、傅斯年之流甘心附逆。过去，人民的军队是在农村，中心问题是如何打胜仗，党、政、财经都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今天，局面已经打开，科学可以一显身手，不过这仅是一个开始。

今天，我且不说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阐明科学的观点、立场，对此，学术界的朋友比我更清楚，我只就“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谈一些。毛泽东同志最近谈到“四面八方”，就是劳资、公私、城乡、内外，每一面都有两方。今天致力于学术及科学研究的工作者仍用得着这句话。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为人民服务的总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实行起来政策是怎样的？我觉得不妨用这句话。我们的科学是对劳资两利的，如一切发明当然是以国家为前提，总的方面是为国家的，但是私人企业也需要科学家的帮助，但为他们必须是劳资两利。旧社会科学使工业合理化，但结果是工人受到更大的剥削，资本家增加利润，新社会人民科学家的发明是要使工人生活更加改善，同时资本家也增加了利润。帝国主义使科学为战争服务，而我们则使其为生产服务。科学不仅只供给国家，也可以供给资本家。中国目前是一切为恢复生产，一切为如何增加生产着想。公私兼顾这方面也是一样。一切科学的振兴靠国家。过去国民党不办的研究室我们打算办，并且希望在八、九月间召开全国科学工作者会议，组织起来，大力开展科学工作。一切科学发展是为了公，也是为了私。工农业的进展对农民及企业主都有好处，整个生产提高，工人工资也可增加，大家生活都好，这是为国家服务，也是为了个人利益。城乡关系也是如此，城市工作是重点，但乡村也要照顾到，例如棉、粮都是农产品，需要科学的帮助。至于内外关系，如果解释为国内外，那么学术界内部关系先要弄好，然后再与外国联系，像居里这样的科学家是应该去联系的，而且联系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是首先要自力更生，才能争取外援，否则是依赖外援。中国知识分子有他们的优点。在这四面中每一面都要抓紧一方，否则便没有重心。工作有重心与依靠什么力量常常是相同的，但也不一定都是相同的。如劳资问题是依靠工人，但首先要说服资本家，使其生产；公私是先由公家带动，推及私人；城乡中重点是城市；内外中重点是靠自力更生。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大家共同努力。

（原载《周恩来文化文选》第480-4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储著武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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