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斯特朗眼中的八路军

武盼盼

抗日战争初期，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专赴山西访问了八路军司令部。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开展的一系列抗战活动，她发现中国共产党是一群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有卓越的领导人，以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紧密联系广大群众的行为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继而迅速发展壮大，最终赢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斯特朗，著名美国女记者、作家、伟大的革命观察者、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她一生6次访问中国，并于1958年定居中国，直至1970年过世，她的一生与中国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结。1937年12月，斯特朗从香港辗转到汉口，并深入山西抗日战场，访问了在晋西北的八路军司令部。这是她第3次访华之行。飞抵汉口时，这里的政府正在积极组织人民武装起来“赢得胜利”。斯特朗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然而这位追求真理的记者并不满足于此，她说：“要认识新中国，不仅要看汉口。”1938年1月初，斯特朗搭乘阎锡山的专列前往山西，去采访“早已闻名的西北战士”。通过对山西战场的亲身考察与采访，斯特朗对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行为表示肯定与支持，她认为，八路军在山西抗战取得的成绩为中共提高了威望，是中共获得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并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斯特朗记录山西八路军司令部之行的文字，使全世界人民得以正视中共与八路军，也为研究山西抗战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朱德总司令与斯特朗合影

共产党人的信仰

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为纽带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灵魂”。

斯特朗在山西战场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府军中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同日本人作战”。在她访问八路军总部期间，那里正准备召开军事会议。山西各地的八路军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都集中在这里，斯特朗在回忆录中感慨而言：“我真走运。”作为一名记者，斯特朗认真了解并分析了每一位八路军指挥官加入中共前后的经历，眼前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令她意识到，共产党人在过去10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背叛他们的信仰在政府军中获得高官要职，“然而谁也没有这样做”。她看到这些中共高级军事将领“全部过着艰苦的生活”。为了进一步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的关系，斯特朗采访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你们是在政府统一领导下作战呢，还是作为政府的盟友战斗的？”朱德回答：“我们是蒋介石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政府军队。”

在斯特朗看来，毅然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女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具有勇气以及忍耐力的妇女。在采访经历过长征的女共产党人时，斯特朗深切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信仰力量。邓颖超向斯特朗讲述了妇女们在长征途中的生活情况，她回忆说：“只要我们一停下来，放下背包，妇女们就在人民群众中召开会议，告诉他们日本人正在侵略我们的国家。”她还告诉斯特朗，是愉快使得她在长征途中消除了肺病。斯特朗询问她在艰苦条件下还那样高兴的原因，邓颖超回答：“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团结一致，并且认识到，我们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相信，我们能克服一切困难。”“你现在感到像那时候一样高兴吗？”斯特朗进一步提问，邓颖超告诉她：“我认为更高兴些，因为现在事情更有希望了。”

人民军队在战火硝烟中成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积极号召全国上下投入到战斗中，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从全国抗战形势的战略高度，阐述了共产党军队之于山西战场所扮演的角色：“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性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秸决定作用。”通过在山西八路军司令部的观察及采访，斯特朗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了深刻的认识。

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绩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带来新的希望。早在日军攻占南京时，斯特朗就注意到了山西境内的反侵略战争。南京陷落之后，多数人认为这场战争将以中国的失败告终，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斯特朗深刻洞察造成这一局势的主要因素，是两个月前八路军与日军在平型关进行的一场战斗。平型关位于大同市灵丘县与忻州繁峙县的分界线上，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得极少有外国记者能关注到它。斯特朗以敏锐的观察力意识到这场战斗的重要性，她认为，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对于拯救中国，甚至比后来较为人所知的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意义更大。据斯特朗分析，一方面，平型关大捷在军事上打乱了日本的推进计划，拖延了日军进攻华中的步伐;另一方面，平型关大捷在政治上使蒋介石看到了新的抗日力量：“中国未来的长期抗战的胜利基础，并不在南京或其他大城市，而是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在中国甚至世界人民认为这场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斯特朗道出了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战斗才刚刚开始”。八路军灵活利用游击战术扭转了山西的抗战局势。斯特朗对于山西抗战的形势十分关注，在抵达临汾不久，她就向当地的一名面粉厂经理了解了山西当时的情势。在这位主人的描述下，斯特朗发现：山西的部分重要城镇与交通要道虽然在名义上已为敌军所侵占，但在面积上只占据了全省100多个县中的14个。彭真在1937年底对山西抗战最新形势的分析，证实了斯特朗的看法：“晋察冀边区20县以及晋西北、晋西、晋东、晋南的广大领土，已先后收复，仍保持在我们手里。”采访了当地老百姓之后，斯特朗对山西的战局有了全面了解，她发现，位于山西境内的敌人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被他们攻占的城镇，如果不是几个人一起，并且拿着武器，日军是不敢随意外出的。反之，当地人民却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在全省穿梭自如，要是有中国游击队一站接着一站的护送，甚至可以横穿日军声称已经占领的地区。在与斯特朗同被称为“3S”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回忆录——《中国在反击》一书的序言中，斯特朗给予了八路军以极高的赞誉，她称其为“世界上最有经验的游击战士”。初到山西的斯特朗看到，当地人民在八路军的帮助下顽强与敌人抗争，守住了自己的家乡。

中共领导人的人格魅力

领导人是一个政党、国家的灵魂所在，一支钢铁般的军队同样少不了优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以英勇、顽强的特点声名远播的同时，其背后的领导人也吸引了无数中外记者的好奇心。美国作家休梅克在整理西方记者于1927-1945年期间对中共的报道时发现：“共产党的领导人给西方客人留下了持久不能忘怀的印象。差不多每一个较有声望的共产党官员都成为这位或那位记者好奇心的对象。”采访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指挥官之后，斯特朗对中共领导人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她认为，正是中共领导人独特的魅力，为这支队伍赢得了力量和声望。

斯特朗对八路军指挥官的第一印象是“朴素和直率”。抵达八路军司令部的第一天，斯特朗就发现他们是一群完全没有“架子”的领导人。据斯特朗回忆，她搭乘的汽车抵达山西北部一个小村庄时，当地老百姓与八路军纷纷出来迎接。在他们中间有一个穿着灰蓝色的衣服，满身尘土，很像农民的人俯身与坐在车里的她握手，用德语向她打招呼。斯特朗惊讶地发现这个在漫天灰尘中和农民们一同迎接她的人就是中国“传奇式的英雄”——朱德。斯特朗认为，再没有哪个中国军事领袖会像中共领导人这样不拘礼节地跑来迎接她的汽车。

八路军及其领导人身上“廉洁”的品质也使斯特朗记忆犹新。在她采访期间，政府分发了45000人份的给养和薪金，但八路军全体战士通过缩减开支与粮食，将这些战争补给与新入伍的士兵共享，使当时的军队扩充了将近一倍。斯特朗就八路军指挥官的工资数额进行了调查，贺龙师长的工资为人民币5元，朱德司令为6元，她直言不讳地说，八路军将领的薪金与其他中国指挥官平时的工资相比，只算是“少得可笑的零头”。

八路军指挥官与士兵之间深厚的友谊给斯特朗留下了深刻印象。细致观察，斯特朗察觉这支军队不存在内部隔阂、争吵或者暴力行为，每一位战士在提到他们的长官时，脸上都会露出喜悦的神色。通过采访八路军，斯特朗意识到，每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宝贵的。她观察发现战士们会不辞辛苦的用担架抬着伤员长途跋涉，她说，再没有哪个军队会如此关心普通的士兵。

在与八路军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斯特朗意识到中共领导人十分注重培养战士们的主动精神。斯特朗的翻译员告诉她，在他与这些中共领导人多次的相处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些人身上完全不存在官僚主义。翻译员向她解释说：“过去我从未见过把下属训练成和他们一样出色的军人的将军。”斯特朗发现事实就是这样，例如朱德总有时间同农民、外国记者还有普通士兵谈话，几乎看不到他下命令，但军队完全不见混乱涣散。斯特朗对中共领导人注重培养士兵主动精神的行为评价极高，她认为，在运动战中发挥主动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是部队于大区域内分散活动的同时保证协调合作的重要环节。

人民军队为人民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卓越的军事能力，更在于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抵御外敌入侵，形成了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始终坚信，抗日民族革命战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朱德就这一抗战形式分析并指出：“持久抗战与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去团结这庞大无比的人力，并很好地运用它。”访问八路军司令部期间，斯特朗通过对八路军动员群众的行动的观察采访，对中共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群众投入到抗日战斗中。亲自考察山西当地的人民武装情况后，斯特朗认为，八路军在努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自卫这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成为所有其他中国军队的楷模。通过对当地人民的采访，斯特朗了解到，当地人民在八路军的动员下被组成了民众团体或战斗小组分别向军队提供援助。战斗小组由拥有武器的青壮年组成(虽然几个人才有一支步枪)。在斯特朗看来，“他们是八路军一支巨大的后备力量。”据斯特朗观察，这些战斗小队在没有任何指导与建议的情况下能够自发地派出岗哨，排查陌生人;在没有步枪的情况下发明出有效的土武器;在夜间奇袭日军兵营，为正规部队提供武器与物资援助。贺龙向斯特朗表达了他对农民武装队伍的高度认可：“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农民们体现了非凡的智慧和组织才能。”刘伯承也给予人民武装队伍以极高的评价，他们是“一切游击队及一切基干队扩充的源泉，同时也是动员供给抗战资财的源泉”。人民自卫团由没有武器的群众组成。斯特朗了解到，这些人表面上仍做着日常生活中的工作。但实际上，他们承担着巡逻、传递情报、照料伤员、在敌人靠近时迅速转移当地人民，并破坏敌人必经道路等艰巨任务。中共领导人对斯特朗说，八路军与老百姓的关系，就像鱼儿和水一样。与斯特朗一样认可中共与人民之间紧密关系的，还有美国军官卡尔逊。他在考察新四军时，为这支军队体现出的强烈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感到震惊，他谈到：“很多迹象都表明了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密切合作。”

在团结起来投身战斗的群众身上，斯特朗看到了中国人民昂扬的斗争气势。正如一位从山西前线归来的妇女说的那样：“中国人愈战斗，斗志愈旺盛。”对于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获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斯特朗本人给予了肯定与支持：“五分之一人类的解放是本世纪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因为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赢得自由之时，世界解放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共产党密切联系人民的行为，是赢取革命胜利的关键所在。任弼时在接受斯特朗的采访时说：“我们的军队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的工作，只有人民参加抗日，我们才能胜利。”他分析并总结了这一行为的长远意义：武装动员群众是取得抗战胜利的保证，也是战争过后顺利推行民主政策的保证。相对于共产党积极团结人民群众，提倡民主的行为，斯特朗认为，蒋介石统领的南京政府是对伟大的人民力量的严重歪曲。1940年底，第四次访华的斯特朗，对中国政治的情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她在《中国的国共危机》一文中，报道了蒋介石对于民主的态度：“如果让人民做主，那我如何统治人民？”这篇被发表在《美亚》杂志的文章中，斯特朗清晰的表达出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民心：“拯救中国从来不会太迟，她会生存下来。中国人民将在某些旗号下组织起来驱逐日军，即使它可能不是重庆。”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斯特朗第四次来到中国，回忆起这次采访山西抗战之行，她已然看到国共两党未来的命运：“这场伟大的战争对每个人都是一次机会……不论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共产党以大无畏的精神发挥了人民的力量，而蒋介石却压制人民。”由此，共产党顺应了人民的意愿开展革命活动，“进而取得胜利”。

斯特朗对山西八路军司令部的短期采访，使她看到了中国的抗战取得胜利的光明前景，也使她相信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一定会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这种坚持，使她向美国以及全世界进行了及时地、客观地传播与报道，从而令全世界进一步关注及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正如斯特朗在1932年1月11日，致陈友仁的信中所说：“我到中国以后，会尽力做好介绍共产党的工作，而使其受到公正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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