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季春芳 李正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百年动荡。在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新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能给人民带来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心揣愿景，在探索契合新中国国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上付出了巨大努力，促进了新中国的安定团结与恢复发展，亦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启示。

一、边稳定边发展：稳定新中国政权，发展新中国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然而，这个新生政权能否经受得住各种挑战的考验、实现平稳过渡并发展壮大，是当时不少国家及人士质疑并观望的问题。从革命战争中一路走来的毛泽东，一边稳定新中国政权，为发展创造安全环境；一边发展新中国事业，为稳定提供可靠保障，实现了稳定与发展的双丰收。

（一）稳定新中国政权，为发展创造安全环境

历经战乱的中华民族，无比渴求一个平稳安定的环境来休养生息、恢复发展。为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

为巩固新生政权，在毛泽东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军队，并和平解放西藏。在新中国宣布成立之时，国民党大量残余军队还占据着湘南、两广等地区，云、贵、川、藏亦尚待解放。1949年下半年，在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思想的鼓舞下，人民解放军采取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战略，追歼了退守在湘南等地区的白崇禧集团。

同时，人民解放军挺进贵州，解放重庆和成都。云南、西康两省通电起义，和平解放。1950年春，随着解放全国大陆的战斗的基本结束，中央军委部署了解放海南岛和东南沿海诸岛的战役。此外，毛泽东还深刻洞察到印度、英国、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同心态，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指导了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和平谈判。1951年 5月 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截至 1951年底，除台湾及少数几个岛屿外，全国各地均获解放。

为巩固新生政权，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1950年 6月，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战争。美国立即进行了武装干涉，同时侵入台湾海峡，阻挠中国统一。

针对美国的嚣张气焰，基于国家安全的战略立场，10月 8日，毛泽东作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要指示。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并最终迫使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停战。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同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进行军事较量并取得胜利的一次保家卫国战争”，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镇压反革命是巩固新生政权的又一重大举措。1950年 3月 1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随后的一系列行动，清除了盘根错节、长期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匪患，稳定了全国的社会秩序。此外，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和时代环境的变化，有的党员干部滋长了腐败风气，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形象。1951年底至 1952年 10月，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应对执政考验的必要之举。正如毛泽东所说：“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

（二）发展新中国事业，以发展推动稳定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发展是历史和时代给新中国提出的重大任务。只有实现各方面事业的发展，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影响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迫于当时物资短缺的普遍现象，工农业生产显得尤为重要。

四万万人的吃饭问题，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本领。长期以来，封建土地所有制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和农民生活的困苦。新中国成立时，除老解放区外，全国尚有约三分之二的农民受制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为适应形势发展，解决广大人民迫切的吃饭问题，1950年 6月 28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30日，毛泽东签发《关于实施土地改革法的命令》。

按照“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新中国开展了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从 1950年冬到 1952年底，人民政府从地主手里没收了约七亿亩土地，无偿分配给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的农民欢欣鼓舞，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作物产量大幅增加。

农作物产量的快速增长有效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显著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此后，为应对“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的情况，毛泽东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一步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社会主义工业化能否实现，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治国能力。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过去工业基础薄弱，加之战争破坏，工业发展举步维艰。据统计，在生产方面，1949年较抗战前最高产量相比，生铁只占 23.9%，钢占 17%，煤炭下降了 42.4%，发电量下降了 28.3%，水泥下降了 71.2%。交通运输方面，当时仅铁路就有 2万公里路段、3000多座桥梁及 200多个隧道因遭受战争破坏无法继续使用。

要想从根本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物质基础，抗击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打压，防止反革命分子对新中国的颠覆，就必须大力发展工业。

在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了工业建设。1949年 11月 17日，全国煤炭会议确定了以恢复为主、新建改建以东北为煤炭主产地的生产方针。12月 16日，全国钢铁会议部署了 1950年钢铁生产的计划工作。在一系列安排指示下，新中国顺利接管了东北、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地的厂矿，并迅速投入生产。由于废除了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改善了工人的政治地位，鞍山、本溪、沈阳等多处厂矿创造了新的生产纪录，钢铁、煤炭、机械制造等产业取得了重大成就。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毛泽东作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安排。

从 1953年开始，新中国实施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助中国的 156项工程为核心，涉及能源、军工、化工等多个方面。在苏联的援助和自身的努力下，我国逐渐形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为建设独立、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边学习边创新：既学习苏联，又反思苏联模式弊端

新中国在探索国家治理时，面临着选择方向、开创道路等重大问题。作为新中国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担负着时代和人民赋予的艰巨任务，在边学习边创新的过程中披荆斩棘，使新中国的国家治理道路逐渐明朗化。

（一）创新始于学习

基于多重复杂原因，新中国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选择了学习苏联模式。在旧中国积贫积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存在着先进政治制度与落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如何妥善解决这一矛盾，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十月革命后，苏联（苏俄）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迅速汇集全国人、财、物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给新中国诸多鼓舞和启发。

正如毛泽东在谋划新中国建设道路时指出的，“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因此，“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毛泽东的上述观点表明了新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

建设经验的缺乏，也是中国选择苏联模式的重要原因。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物质基础上，国家治理经验也相对不足。立足新中国客观情况，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无疑是初次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良好选择。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重任之后，新中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1953年 2月 7日，毛泽东根据发展中的问题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针对当时对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存在疑义的人，他指出，“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此外，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政治打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选择可靠的同盟军，是当时新中国选择苏联模式的又一重要原因。

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体现在新中国事业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政权体制上，新中国按照苏联政权的组建方式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体制上，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类似，新中国依靠政治力量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后，又积极着手“一化三改”，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同时，以 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基本建设也主要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完成的。

（二）在反思苏联模式弊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也是推动他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国际方面，苏联模式弊端逐渐显露。1956年 2月 24日，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当夜，赫鲁晓夫抛出一份全面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震荡。其后，波匈事件和我国接连出现的一些不安定情况，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警惕和深思。

毛泽东就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彰显了毛泽东突破历史藩篱，探求新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强烈意愿。

毛泽东对突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国家治理方式作出了诸多努力且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中，《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典型代表。

为准备中共八大会议报告，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苏联模式弊端的基础上，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于 1956年 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毛泽东反思了苏联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教训，提出要适当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合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反思了苏联把地方卡得过死的教训，提出要合理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反思了苏联一党制的教训，提出要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的关系；反思了苏联大俄罗斯主义的教训，提出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反思了苏联过度发展军事工业的教训，提出要增加经济建设费用。

此外，毛泽东也依照中国的客观实际对其他方面的关系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建议，在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理论创新的重要一步。为团结人民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毛泽东于 1957年 6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毛泽东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指出要合理解决这些矛盾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发展。

在灵活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且处理这两种矛盾的方式也要有所区别；在合理把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此外，他还就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巩固工农联盟，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提供了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

三、边探索边总结：艰难中探索，行进中总结

为不断推进新中国的稳定发展，毛泽东以高度的责任担当，在历史的行进中边探索边总结，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推进了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思想积累，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艰难中探索

毛泽东对新中国民主政治进行了艰辛探索。作为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为发展道路的新中国，其政治体制的建构既不能沿袭旧中国的封建皇权制，又不能仿照西方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既要满足人民意愿，又要考虑实际国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毛泽东以苏联经验为借鉴，开始了对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预见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概念，并对其阶级构成状况进行了详细阐释，体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体制建构深入而细致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既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又体现出人民当家作主的强烈意愿，还显示出对敌对阶级的严明立场。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局部执政时期我们党先后有过农会、工农兵代表会、参议会、人民代表会议等权力机关。1949年 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1954年 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以最高法的形式再次确定了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毛泽东探索新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成果，是我国国家性质的重要体现。

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等制度都是毛泽东在民主政治领域探索的重要成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

毛泽东对新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大力探索。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他积极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确保农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从 1949年 10月始，新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

至 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胜利结束，实现了农村从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而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变也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巩固了新中国政权。对于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亦进行了深入思考，“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为适应新中国恢复发展形势的客观需要，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将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当时国家经济工作的重心，并配合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一体两翼”之势。

同时，毛泽东既参考苏联工业发展模式，又不断创新中国独有发展道路，提出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要处理好农轻重、沿海和内地、国防与经济、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等关系问题，积极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有计划分步骤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于商业问题，毛泽东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还不能过早废除商品生产，且不能将其与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在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泽东要求扩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资需求。

毛泽东对新中国思想文化、社会治理等方面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探索。在思想文化方面，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同时，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推进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繁荣。

同时，毛泽东还提倡大力兴办教育，在推动创建中小学和高校之外，还针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着重解决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文盲问题。在社会治理方面，毛泽东在指导保障救济、促进就业、卫生防疫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前后，毛泽东要求救济城市和农村中的缺粮户，领导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保障丧失生活来源人员的基本生活。新中国刚成立时，为数不少的旧社会遗留的无业人员，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为此，毛泽东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技能培训，并创造各种机会促进就业。

卫生防疫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产生活直接相连。因此，毛泽东将其上升到国家政治任务的高度。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部分厂矿相继建立了一些卫生行政和医疗机构，配备了一定数量的医药卫生人员，有重点的降温设备和安全装置，对增进和保护工人身体健康、提高出勤率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毛泽东的上述探索，是对当时国家治理中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为国家的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行进中总结

在认知上，毛泽东高度重视总结经验。长期的革命实践，深化了毛泽东对及时总结经验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在毛泽东看来，善于总结经验是领导者的一项基本素养。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表示，“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强化了党的领导同志对于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视。在新中国发展建设中，毛泽东更加强调要总结一切有益经验。

1956年 9月15日，在中共八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中的各项得失。他指出，“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对于总结经验的方法，毛泽东也作出了具体指示。他认为，总结自己的经验固然重要，但“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

同时，毛泽东务实地指出，不能“坐着不动”，要通过实践获取可靠有效的经验，避免主观性和随意性，且以实际事件为案例，指出：“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此外，毛泽东还指出总结经验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这对于我们根据现实需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来推广有益经验、减少错误具有重大意义。

在实践上，毛泽东及时总结了正反两面的经验。毛泽东善于总结正面历史经验。由于我国缺乏建设经验，毛泽东提出，“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学他们的好经验，学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充分利用后发展效应，帮助新中国建设发展。虽然苏联模式也曾带来一些弊端，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岁月里，苏联经验对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建设还是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当然，毛泽东也不囿于仅仅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还积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显示了他的宽广胸襟，也给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启迪。

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毛泽东还积极推广在各项工作中总结的有益经验。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就曾以杭州为例，鼓励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自做基层工作，为改造社会多作贡献。同时，毛泽东也理性分析了反面历史教训，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指出了失败教训对党所起的镜鉴作用。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下，他认为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且发展变化的，当人的思维跟不上客观实际的时候，错误就在所难免，但“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

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慎重反思了苏联模式的利弊后，毛泽东指出，“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认识是否定之否定的迂回曲折的上升过程，毛泽东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理念，体现了其作为一代伟人的大格局与大智慧。

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是历史发展的必由选择，同时也烙上了时代的深刻印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特殊年代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劈山开路的过程中，边稳定边发展，边学习边创新，边探索边总结，为国家的建设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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