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红安的“红色”密码
解读红安的“红色”密码
张 艺 雷 宇
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内悬挂的第一次称“红军”的对联。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罗伊璠/摄
“说红安为什么这样红,首先不是要讲这里出了200多位将军,而要说为革命牺牲的14万英雄儿女。”8月1日,面对“再走长征路”的全国媒体记者,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的开场白让人动容。
红安,曾名黄安。中国工农红军两支长征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从这里走出,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23名将军,被称为中国第一将军县。
在七里坪镇长胜街深深的街巷里,在红军纪念馆一幅幅黑白照片上,在红军家属真切的讲述中,80多年前红旗漫卷、风云激荡的场面恍若就在眼前。
这是一片鲜血染红的土地
资料显示,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列里,每3人中就有1个红安人,每4名英烈中,就有1名属红安籍。
走在红安县七里坪镇的长胜街头,随便问一个街坊,你会发现,这里几乎家家有红军,户户有英烈。
“七里坪镇100多个村庄在战争中消亡。”镇宣传委员肖晓红介绍,1932年年底,红四方面军撤离后,国民党在当地实行惨绝人寰的屠杀,当时下辖的紫云区人口从6.5万骤减到1.6万,被称为“死人区”。“80多年过去,这里的人口仍未恢复到上世纪30年代的规模。”
红安县内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名,这些姓名被镌刻在烈士陵园一面巨大的弧形黑色花岗石墙上。在这块弧长62米、高4.6米的“红安革命烈士纪念墙”的正中央上方,赫然刻着数字“140000”,密密麻麻的名字常让驻足的人视线模糊。
发生在179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故事,32岁的程星已经讲了10年。作为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的讲解员,革命英烈的事迹,她早已熟稔于心。
“高山岩洞是我的房,青枝绿叶是我的床。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被称为红二十五军“军魂”的吴焕先,早年在家乡发展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组建农民协会,宣传革命思想,得罪了当地的地主恶霸,一家六口惨遭杀害。
劫难过后,吴焕先继续投身革命洪流之中。1927年他领导黄麻起义取得胜利,后红二十五军重建,吴焕先任军长。母亲和身怀有孕的妻子听说部队军粮短缺,将婆媳二人乞讨来的“百家粮”送到军营,而她们自己却饿死在乞讨路上。吴焕先自己后来也在长征路上牺牲,年仅28岁。
七里坪镇张李家村的村民也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和最小的儿子都献给了红军。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撤离大别山时,张李家村有60多名青壮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仅有张天伟、张天华、张天恕三兄弟幸存。
曾任红一军第一师政治委员的戴克敏,全家14人参加革命,11人牺牲,满门英烈。还有夫妻烈士王鉴和夏国仪,程启宗、程启波、程启东和程训宣烈士四兄妹,巾帼英雄闵丹桂,少年勇士林清芝……
80多年后,今天的青少年无法想象,当时16岁的肖国清在即将被活埋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唱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他们或许同样无法理解,“长征路上的七仙女”——7个十几岁的姑娘是哪儿来的力量,忍受饥饿、躲过追兵,日行百里,立下 “宁死在长征路上也不当逃兵”的誓言。
毁家以纾难,青山埋忠骨。实际上,22552名在册有姓名的烈士之外,更多无名烈士的名字,则浓缩在大大的“14万人”里,默默无闻的革命者及他们的家人将全部的热血洒在了革命的征途中。
在红安,流传着一句“一要三不要”:“要革命,不要家、不要钱、不要命”,这是对革命年代红安人的真实写照。
曾任红安县政研室副主任的刘晓军说,红安人常自嘲为“山民”,这里的人耿直、倔强、认死理。但也正是这种犟脾气,使得他们在长征路上、在革命路上不管是遇到自然艰险,抑或与敌人激战,都始终一往无前,不胜不休。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革命的红旗不倒”
饭堂合作社、苏维埃银行、经济公社、中西药局、革命法庭、十月门、正红街、列宁小学……这些代表共产主义新世界的符号,都曾在“列宁市”里实现。
这个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集镇,就是如今的红安县七里坪。
1930年2月,七里坪改名为“列宁市”,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七里坪工会旧址的大堂里,悬着一面犁头旗,墙边竖着一把老旧的铁犁。
红安县档案馆馆长辛向阳介绍,这面1平方米大小的犁头旗,是当地农民协会的旗子。它见证了当时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
1923年,革命元老董必武在武汉召集红安籍党员学生开会,亲自组建了红安历史上最早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黄安工作组。随后将工作组派回黄安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7年11月,“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精神在七里坪文昌宫筹划落实,“黄麻起义”打响了鄂豫皖边区的第一枪。黄麻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农民政府正式成立。
“痛恨绿林兵,假称青天白日,黑暗沉沉埋赤子;克复黄安县,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 县城一位有名的书法家吴兰陔写下这副对联表示庆祝,联中以“红色”象征起义部队——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据考,这是第一次出现用“红军”一词称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这支只有300人的“农民自卫军”,是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的前身,后来它经历了鄂豫皖的革命武装4年的烽火硝烟,于1931年11月,发展成为总兵力达3万人的红四方面军。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今天在列宁小学旧址的黑板上,可看到这首广为传唱的红色歌谣。1932年以前,鄂豫皖曾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1932年7月,列宁市的宁静祥和被彻底打破。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被迫西征。红二十五军的主力师七十三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一同撤离鄂豫皖苏区,其余的七十四师被编散,七十五师的剩余部队仍然留在鄂豫皖坚持斗争。
红四方面军一走,鄂豫皖区的革命形势变得十分严峻,为了坚持根据地的斗争,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留在根据地内的5个红军团统一组织起来,于1932年11月30日在红安县北的檀树岗村重建为红二十五军。
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了两年的艰苦斗争,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开始长征。这支由吴焕先、徐海东带领的红军部队最迟开始长征,却最先到达陕北,出发时人数不足3000,至永坪会师不减反增,并于途中开辟了一块有50万人口的鄂豫陕根据地,毛泽东称它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向导”。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新四军敌后抗战的重要支撑点。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又成为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重要战场。
“黄麻起义后,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这里的)党的组织不散,武装斗争不断,革命的红旗不倒。”鄂豫皖红军发展研究专家李敏说。
而红色革命政权之所以能始终延续,离不开老百姓的积极拥护和支援。
“从这里走出的红军是大别山土生土长的农民自卫军,他们是当地老百姓的儿子,血浓于水,真正的人民子弟兵,所以老百姓都豁出命来保护红军,有一点粮就送给红军。”李敏如是介绍这里独特的军民关系。
“妈妈告诉我,红军到了,我们要去拥护红军。”这是8月2日记者在列宁小学看到的初级国语第一册上的课文内容。纺线、织布、做草鞋、打掩护、送粮食、救伤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遗余力地帮助红军。“我问妈妈,为什么要拥护红军?妈妈说:红军是我们自己的军队。”
“不图名、不图利、图贡献”的红色精神永流传
红安县李先念纪念馆内,一个花瓣形子弹的照片引人注目。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李先念在子午镇战斗中中弹。60年后,他的遗体火化,家人从骨灰中找到那颗已熔成了花瓣形状的子弹,这颗子弹伴随他走过60年的战斗人生。
讲解员介绍,夫人林佳楣将这颗子弹珍藏起来,“什么都交给了党,这个留下来教育子孙,告诉他们先辈走过的道路。”
103年前,当红安人董必武走上革命道路时,曾写道:“重违庭训走天涯, 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目,神州遍种自由花。”
百余年过去,这座共和国著名的“将军县”,至今依然保留着质朴的革命情怀,这就是“不图名、不图利、图贡献”的红安精神。
在红安,红军团长方和明的故事广为流传。
曾经翻越雪山、三过草地、七次负伤、十五次立功受奖的红军团长方和明,放弃在延安休养的机会,毅然决定回乡当农民。
家乡七里坪柳林村的村民不解,问他为何不要荣誉要种田?
“出门打仗是革命,回乡种田也是革命。想想为革命英勇牺牲的71个同村后生,只活了我一个,我么能享清福呢?我不回来把家乡建设好,不除掉家乡的穷根,怎么对得起烈士们哟!”方和明曾对党旗宣誓,“不是为做官,而是要革命。”在他心里,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
全国开展“捐献群众运动”时,方和明打了三天短工,将挣来的两角四分钱送到乡政府;生产队里修厕所没有砖,他把自家盖猪圈的石头和土坯献了出去;队里建仓库,他把自己做楼板的木料先用上。
方和明的孙女,而今年近六旬的方保红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在民政局当打字员,有时抱怨工作太累。爷爷对她说,“只有病死的人,没有累死的人。单位里你年轻,多吃点苦,累不死。”
不只方和明,在整个红安县,“不图名利图奉献”已内化为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精神底色。
据县统计局记录,从1955年到1983年,红安共上交公粮189546万斤。这是一个苏区上交给国家的粮食,而按国家有关规定,苏区可以免交公粮。
对于这组数字,当地干部和农民都给出了相同的解释:红安出了两任国家主席,作为主席的同乡,有责任作出表率,为他分忧。
1964年晋升共和国少将的秦光远,出生于七里坪观音阁村,参加过长征,曾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等要职。
秦光远的侄子秦秋平如今担任观音阁村党支部书记。27年前,他高中毕业,想找伯父照顾一份工作,被他拒绝。
秦秋平拿出两封珍藏的家书,是伯父秦光远上世纪80年代写给父亲的——“村里和组里同意给你家免交提留,不能这样做。万一交不起,我给你想办法。遵照党章规定、发挥支部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作用,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自己首先做到,要求群众不能做的事,党员自己首先不做。”
而今,这位带领全村69户贫困户209人全部摘掉了贫困帽的村支书渐渐理解了昔日伯父的苦心,更牢记了伯父的嘱托:“自己的路要靠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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