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新闻宣传工作

严 帆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红军长征途中新闻宣传工作的研究一直甚少;尤其是长征途中红军和党中央机关坚持创办报刊报道军情消息、作战动态和政治鼓动宣传，坚持设立新闻电台抄收外界新闻消息，播发我党我军宣言文告、战绩战果情况;并根据形势发展和变化积极开展各项方针政策宣传与鼓动等方面的工作，都一直鲜为人知。因此，笔者试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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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夕的宣传动员工作

许多苏区史料表明，为了有利于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为了造好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声势，做到红军突围西征“师出有名”，党中央利用新闻报刊和文告宣言等在红军突围转移的前夕开展了相应的政治宣传和动员工作。

在长征出发前三个月，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中指出：“高举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而行动的七军团，……必须最广泛通俗的与不倦怠的解释党的三个基本的口号，即：1、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保卫中国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2、推翻国民党的卖国统治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3、只有苏维埃和红军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这就要最广泛宣传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所提出的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三个条件及中共中央最近所提出的反日作战的五大纲领……”

作为抗日先遣队的红七军团，在沿途英勇对敌作战的同时，也积极贯彻党中央的上述指示精神，广泛开展了政治宣传工作。

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共同颁发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向全国民众阐述了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

7月26日，党中央在《关于红军北上抗日行动对各级党部的工作指示》中指出：“对于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各级党部的工作尚有下列的指示，各级党的组织应该经过各种文字与口头的宣传，在群众中最广大的解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的政治意义，证明中国工农红军与苏维埃是中国惟一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一贯的彻底抗日的政策。”

对于主力红军长征后的政治宣传工作，党中央也在这个文件中预先作出了安排：“就是中央分局在主力红军突围以后，应该适时的在党内干部中进行重大的解释工作，解释主力红军突围而向敌人后方去进行反攻，与保持和扩大有生力量，将要极大的壮大中国的苏维埃和红军，这个力量不仅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因素，而且是正在成熟的世界革命危机底重要成分。”

“解释主力红军在敌人背后的反攻是可吸引极大部分的敌人离开中央苏区，而有利于苏区内部的红军游击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这些方针政策，后来成为苏区留守党政军组织宣传动员工作的依据。

在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夕，工农红军机关报红星报、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和党中央机关报斗争报等中央级报刊，也为配合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1934年7月25日，红星报发表了题为《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的社论，指出发展游击战争“是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条件。”“假使我们的游击运动能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广大的开展起来，将决定敌人在五次战役中的悲惨的命运。”这是红星报向苏区军民宣传游击战争的重要文章之一。

9月4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了《要在9月27日以前动员三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的社论。9月14日，陈云在斗争报第72期上发表《游击区域的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一文，提出游击战争的有关准备工作。

9月29日，红色中华报第239期发表了张闻天的署名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指出：“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斗争方式，必定要是对于敌人最有损害，对于我们最有利益的。”还指出：决不能把“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当时中央红军要突围西征、要离开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10月3日，即红军总部突围转移的前几天，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在红色中华报第240期上发表了《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指出：群众“游击战争是每个苏区工农群众保护自己的生命、儿女、土地、财产的自卫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是牵制、扰乱、疲惫和分散敌人、帮助主力红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最重要工具之一。”

号召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起来“最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以武装自卫，以扰乱和牵制敌人，以帮助和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使他容易取得最后的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这是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发表的最后一个文告，也是红色中华报在红军主力长征前夕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

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下达了《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其中明确对红军部队突围转移途中的宣传与动员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即要“根据张闻天同志《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兴奋全体战士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精神与对胜利的信心，反对一切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动摇。应分别召集干部会与连队军人大会作报告，并应与目前整顿补充部队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

同时“应从政治上发扬部队的攻击精神，充分解释行动的意义。加强对战士的军事教育”。对于如何开展沿途群众动员与宣传工作，总政治部也有具体要求：“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尽量的召集伙食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的进行口号(居民的和告白军士兵的)，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尤其是要“加强部队中关于苏维埃政策与群众工作的教育……尽可能的应在沿途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与党的支部”。

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前夕的宣传与动员工作，对于提高广大苏区军民对敌作战并夺取胜利的信心，同时对安定军心和民心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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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坚持创办的红星报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军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瑞金。它在中央苏区时期发行量曾达1.7万份，是发行量仅次于红色中华报的中央级报刊之一。

苏区时期的红星报迅速及时地宣传了党中央、临时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所作出的关于苏区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战略决策和方针政策，指导了红军的行动;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教育训练、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情况，总结交流了经验，有效地指导了红军队伍的建设，促进了红军战斗力的提高。

另一方面，红星报通过批评栏目的设立，揭露批判了红军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贪污浪费、贪生怕死等不良现象，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同时，它还传播了军事知识、文化知识、生活知识，活跃了红军文化生活。

1934年10月上旬，红星报社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由于当时处境非常困难，原有中央级报刊如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青年实话等相继停办(红色中华报后来又由中央办事处续出了数期)。但是，为了适应政治宣传工作的需要，原由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机关报红星报仍然坚持编辑出版。

长征路上，“红星报的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四个铁皮箱子，随着中央军委昼夜行军。他们挑的铁箱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一台钟灵牌油印机(为了轻装，走到湖南时扔下，另外买了一个手滚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几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他们一到宿营地就支起铁箱子做办公桌，常常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下坚持写稿编报。”

据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载，“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红星报又出版了七八期。由于红军开始了长征，所以改为手刻蜡板油印。这一时期，也就是从1933年8月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的这70多期红星报，就是由父亲主持编印的。”该书还说，“红星报在遵义会议后又继续出版了10多期，到1935年8月3日后停止。停止的原因可想而知，红军已踏上了更加艰苦的长征道路，继续办报已不可能。”

长征途中冒着枪林弹雨继续出版的红星报，虽然由先前的铅印报纸改为手刻蜡纸油印，但每期也要印七八百份，都发至连队。遵义会议后，由陆定一主编红星报。“它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文章，及时宣传了争取主动，攻击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的正确方针。它通过简短新闻和通讯，及时报道了红军胜利的喜讯和国民党军队被动挨打的消息。”

长征途中出版的红星报，广泛传播了党的政策主张。主要是关于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武装抗日救国的主张;传播了红军军纪严明、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信息。从国内目前现存的极少的红星报上，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红军攻占遵义，抢渡大渡河、突破天险腊子口等英勇战斗的真实报道。因此，这些珍贵的革命报刊成为长征这部光辉宣言书中出色的篇章。

1934年10月20日，红星报出版发行了长征途中的第1期油印报纸，并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的文章，说：“我们红军在最近为着准备反攻曾经集中进行了整理与物质的补充，现在是实施反攻的时候了。”

指出：“首先是消灭南面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此外这期的红星报还发表《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一文，提出“为保证各兵团行动之协调及同时动作”，野战军同司令部确定10月“21日夜及22日晨举行”突围“总攻击”。这即是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征即长征出发。这篇文章中的有关统计数据对后来研究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历史起了重要作用。

11月7日，红星报出版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张“号外”。这张号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报道重大新闻和消息，而是刊登了宣传加强组织纪律的内容。标题为：“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全文如下：“为着保持红军的阶级纪律和与群众密切关系，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实现赤化白区的任务，本报提出下列号召：(1)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3)损坏了群众的东西得赔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屙屎，宿营时掘厕所。我们要求各连队用革命竞赛的方式来完成上列各项工作，创造争取群众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模范连队;大家起来向破坏红军纪律的坏蛋作斗争。这是在保持红军纪律上争取群众工作上最低限度的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负责组织和领导这一竞赛，并向本报经常通信”。

这一特殊的号外，如今已经成为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事例之一。

10月27日，红星报加强了维护纪律、严格执行纪律的宣传，在当日出版的报纸上发表了《消灭一切脱离群众破坏红军纪律的行为》的文章，文中“要求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坚决保障一切红军战士充分了解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斗争的意义，自动遵守纪律，不侵犯群众丝毫利益”。

针对当时红军沿途依靠打土豪解决给养的情况，文章还指出：“打土豪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反对私打土豪、乱打土豪等。”本期红星报还发表了《加强连队的地方工作》一文，强调指出：“现在应当了解我们所经过的地区，是游击区及广大的白区，我们的群众宣传解释的方法应当适合这种环境。……我们要做到红色战士在宿营的短时间中，以自己遵守纪律和坚决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模范，给居民一个强有力的现实的亲眼所见的经验——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这是多么细致的红军纪律宣传工作!

11月10日，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六师攻占宜章城，冲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14日的红星报便迅速报道了这一战斗捷报。在《我们在反击中的胜利》(讨论题纲)中指出，“自从我们渡过于都河开始反攻以来，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第一条是广东敌人古陂、新田(信丰境)的封锁线。第二条是湖南、广东敌人的汝城、城口(仁化境)的封锁线。第三条是湖南敌人的宜章、郴州的封锁线。”“这些胜利一方面表现了蒋介石、陈济棠、何键的堡垒政策，不能阻止或限止我们红军的活动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另方面表现出转移地区争取有利条件同敌人决战的党的决定的正确。”

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在江界河渡口英勇地突破了敌人防线，渡过了乌江，1月15日在遵义城出版的红星报便发表了《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军委奖励乌江战争中的英雄》等前线通讯。红星报生动地报道了红军突破乌江的详情和经过，还介绍了军委奖励乌江战斗英雄毛振华、罗有保、杨尚坤等几十位红军指战员获嘉奖的情况。

遵义会议后，2月10日，红星报第9期发表了重要社论《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宣传红军转战云贵川边的重要性。社论在谈到创造新苏区的任务的艰巨性时指出：“我们的斗争是残酷的，实现我们的任务，绝不是一种无阻的，而要遭到一些阻碍和困难，所以，需要我们根据于某一时期的情况与主客观的条件来灵活的提出我们的斗争策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处处站在主动的地位寻求广大的机动去消灭敌人，达到我们创造新苏区的目的，不顾任何环境，死守一个公式，是不会收到好的效果的。”

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召开的军委纵队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央的指示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19日，红星报第10期上便刊登了《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这一期红星报的出版，对于向全党全军宣传遵义会议正确决议，振奋军心，鼓舞军心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5年2月底，中央红军取得了回师遵义战役的伟大胜利。3月4日，红星报便对此战役作了具体报道，发表了《模范的“勇”部红五连五个子弹夺取一个重要阵地》、《啊!!!你是红军!我缴枪!》、《英勇的“九堡”三营走一百里路，没有一个掉队落伍的》等通讯文章，详细报道了这次红军打胜仗的经过。其中生动的描写，准确的数据和英雄人物的记录，对后来研究这一战役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

4月间，红军长征到达了贵州省的彝民聚居地区。为了维护红军和彝民的团结，不出现侵犯彝民利益的事件，红星报又专门发表了《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一文。文章特别要求红军指战员：一、不打彝族的土豪，对于彝民群众痛恨的彝族土豪，也要发动彝民群众自己动手来打。二、用写标语、口头宣传等形式，向广大的彝民群众说明红军关于解放彝民的主张。由于宣传工作认真及时，红军在彝民区通过时未发生摩擦事件。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途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艰难险阻，红星报于是加强了红军战斗情况的报道，竭力为红军指战员鼓劲，鼓舞军心和士气。5月2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我军渡过金沙江后方针任务的训令》，决定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并指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22日，红星报在第17期便发表了题为《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重要社论文章，对红军指战员进行战前鼓动。

1935年6月15日，为了庆祝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红星报在第21期发表了《伟大的会合》的重要社论和《向全野战军介绍一下红四方面军》等文章，称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这些宣传鼓动，如战鼓般振奋着广大红军官兵的军心。

1935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红军所处危险的境地，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北进，向夏河流域发展。由于此时红军作战频繁，战情紧急，加之印刷材料缺乏，长征途中断断续续坚持出版了八九个月之久的红星报终于停刊了。但是，红星报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所起的重要的宣传、动员和教育作用，却被永远载入史册，并成为中国革命史和新闻宣传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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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出版的其他有关报刊

在充满千难万险的长征途中，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有关单位也编辑出版了一些油印的报刊，作为部队的宣传工具，它们也是红军长征途中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将查到的6种报刊分述如下：

《战士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出版，油印小报。在长征途中先后出版了200多期。现仅发现其中的3期。1935年12月30日出版了第206期，本期刊登了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写的政论文章《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此文如一篇歌颂长征胜利的雄壮激昂的史诗，充满了伟大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读者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邓小平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工作期间曾领导过该报刊的出版工作。

《战士》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出版，创刊于1930年底，当时由张际春(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主编，一直为油印小报。原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曾回忆：“为了办好报纸，张际春经常深入基层和干部、战士聊天，了解群众对这张报纸的意见和想法，及时改进工作。”

长征途中《战士》报继续坚持不定期出版，其中1935年5月26日出版了第184期，发表了一篇战地通讯，详细报道了红军抢渡大渡河的英勇事迹，十七勇士坚决勇猛、迅速抢渡的动人情景跃然纸上。9月20日，《战士》报还编印了一期“快报”，刊登了舒同写的通讯《英勇顽强的‘勇部’》，短短700余字，及时生动地报道了红军攻夺腊子口的战斗的经过。

《健康报》原由中央苏区前敌委员会总军医处主办，1931年底后改由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编印出版，1931年秋创刊于瑞金。为四开油印单面报纸，不定期出版。《健康报》起初印数仅几百份，一般发行到红军团以上单位。以后向地方发行到乡，印刷量相应增加。该报的内容小而精，通俗朴实。红军长征后该报继续坚持出版了一个时期，并自制油墨蜡纸印刷。

《红炉》、《红炉副刊》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编印出版，油印小报，在长征早期出版了若干期，不久停刊。

《前进》工农红军总前委编印出版，油印刊物。出版期数不详。据《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一书介绍，该刊由“中央总政治部出版”(实际应为总前委编印——引者注)，“中央总政治部的《前进》报第3期的纸张用的是灰、粉红、深黄的各色杂纸，有的还是利用旧废纸的反面来刻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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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的红色中华新闻台

红色中华新闻台，其前身为红中社新闻电台，1931年底创办于瑞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立的以收发报新闻材料为主的早期文字广播电台。王观澜、王诤、刘寅、曾三、宋裕和、伍云甫、唐明、李一氓、杨尚昆、沙可夫、任质彬、瞿秋白、罗若遐等同志曾先后领导或参与过新闻台的宣传业务工作，现已知有王诤、刘寅、罗若遐(又名岳夏)等三人先后担任过该电台台长。

新闻台完全是白手起家的。早在1931年初，中央苏区红军著名的龙冈大捷之后，毛泽东和朱德在签发的两个作战命令中，特别强调各部红军在胜利之后必须注意收缴敌人无线电设备，不得破坏;并须收集整个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和报务员。因此，当东韶战役又缴获敌人一部电台之后，立即被完整无缺地送到了宁都小布红军总部。

此时，红军依靠一部半电台和近十名无线电技术员，建立了红军第一支无线电大队，不久又升格为无线电总队;还创办了红军通信学校，培养了一批无线电专业人才，从而为后来建立和发展苏区无线电通讯事业以及文字广播电台奠定了基础。1931年底，为了更好地对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政治宣传攻势，并同其它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交流新闻材料，繁荣苏区新闻事业，拓宽宣传渠道，充分发挥广播电台特有的宣传作用，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了红色中华新闻台，行政上受军委通信局领导，业务上受红色中华(通讯)社领导。

据当年新闻电台负责人刘寅回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期间，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了。我们党第一次越出了敌人的“铜墙铁壁”，向全国人民传播了胜利的佳音。苏区首次播发新闻的广播电台，仍然是公秉藩“送”的那部机器”。

原红色中华新闻台工作人员、苏区老干部雷良荣回忆：“‘九一八’至‘一二八’我们抄收了不少苏区以外的明码新闻提供中央研究时事做参考，并对外发出新闻稿件，扩大宣传。电台对外的呼号是R·C·I(红色中华第一台)，后改为C、S、R(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播送过中央的重要的宣言文告，电台功率是50瓦的。”

红色中华新闻台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广播电台业务工作：一是抄收白区和海外播发的明码文字广播，将其编成国内外新闻参考资料，即《无线电材料》、《每日电讯》等内部简报;二是通过新闻电台，以文字广播的形式播发本台编辑部或红色中华(通讯)社编写的重要新闻稿件;有时也播发党中央、中央政府或红军总部的重要宣言文告、或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三是同时监听敌台明码通讯情况，也破译其密码文稿，掌握敌军动态，供我方参考决策;四是沟通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省苏区党政军组织及白区地下党与进步组织的联系，抄收他们发过来的消息稿件，也向他们播发苏区新闻材料。

总之，红色中华新闻台克服重重困难，用简陋的设备宣传和报道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区域的各项建设成就，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讴歌了苏维埃军民团结一心，粉碎敌人“围剿”，开展各项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英勇事迹，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革命政权，以及搞好苏区的新闻宣传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4年10月，红色中华新闻台和红中社一道被编入“红章纵队”，随中央党、政、工、团机关和后勤部门一道行动，在长征途中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继续开展新闻电台的各项业务，主要是收报收听抄收国民党统治区和海外有关新闻电台播发的新闻消息。

据原红色中华新闻台台长岳夏回忆：“‘新闻电台’的工作，在当时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年在红四方面军担任宣传部长的刘瑞龙，后来就多次对我说过，那时‘新闻电台’所抄收的新闻，特别是苏联塔斯社的英语新闻和东京的日语新闻，对长征途中与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红军统帅机关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当时领导机关的同志，在过雪山草地前向部队作动员讲话时，经常引用我们抄收的国际新闻，来鼓舞全体指战员革命斗争必胜信念，去战胜面临的艰难险阻，以争取胜利。”可见，在红军长征途中，红色中华新闻台仍然以“新闻电台”的名义开展新闻抄收工作，并起了重要的宣传作用。

另外，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创建者之一、红军无线电总队政委伍云甫在他的日记中也记载了长征途中新闻电台和军委无线电总队各分队继续坚持工作的具体情形。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宣告了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此后，党中央在陕北苏区又重新恢复了红色中华社和新闻电台，不久改名为新中华社，新闻台改名为新华社新闻台。原在瑞金出版的《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继续出版发行。同时创办了《解放周刊》，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论机关刊物。

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条件的改善，我党又创办了大型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筹建了新华广播电台，于1940年开始口语广播，通过广播发射机对外广播宣传，为中国革命新闻宣传史谱写下了更加辉煌壮丽的篇章。